前几天在《自由时报》上看到龙应台部长批评太阳花学运，说它“思想非常薄弱……充满矛盾跟没有想透的东西”，好比说，学生宣称捍卫民主却破坏法治，嘴上说坚持程序正义，但却又以行动颠覆了他们自己的坚持。这个批评立即招来了运动指挥者及多名绿委的反击，异口同声指责龙女士昨是今非，且谓真正思想薄弱的恰恰是龙女士自己。[1]　

　　《自由时报》把这个消息置于头版，并且搭配了一张网络上署名“热血时报”对照今昔的讽刺图文，意欲对比出昔者龙女士野火燎原何其粲然，今日龙女士堕落反动一至于斯。“热血”对此“堕落”的“解释”是八个大字：“通匪令人神经失常。”[2]

　　记得看了这篇报导，当时的立即反应只能说是“哑然失笑”。龙女士是否真的“神经失常”，不是“热血时报”说了算，若依我“个人看法”，应该是没有的，我有过好多论敌，其中包括龙女士，但我从不认为对方是“神经失常”，但当然我说了也不算，按照此间流行的说法——这种问题必须经过“专家确诊”。

　　但若是悬置确诊，只就“通匪”这一“病因”而言，以我对作家龙女士的理解，我愿意挺身而出，作如下之证词：龙女士是台湾这十余年来在文化战线上克绍冷战遗业反共不懈的先锋战士。长期以来，她以“民主”、“自由”、“多元”的台湾文明论，批判“专制”、“落后”、“野蛮”的现当代中国及其共产革命。在入阁当官之前，她以此为志业密集著书立说，曾发表了喧腾一时的著名批判中共与当代中国的文章《请用文明说服我：给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而前几年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更是她在这方面的持续战斗的攀巅之作。说龙女士“通匪”，反映的是当今学运以及其后的这整个时代精神状态的一个核心病象：为了我们的“正义”，我们可以完全粗暴地对待历史。“未来”，于是仅仅是吾人的意志对象。出现了这样的一种“去历史观”，难道不该刺戟吾人严肃思想吗?

　　作为龙女士的一个长期批评者，由我来为她洗刷“罪名”实感荒谬、无奈，甚至悲凉。然而，我并非徒为龙女士悲，所加于彼之罪固然无稽，但奈何其半自取。听清楚，我是为当前学运的一种几乎可说是界定性的状态而痛心：凡是批评这个运动的，就必然是心神丧失的不正常之人。若问何令致之?答曰，一切唯因“通匪”，而匪即是马即是中，三位一体。于是，整个岛屿就只存在两种人了：那光明的道德的不通匪的，与那黑暗的邪恶的通匪的。后者合当引入历史灰烬之中，不只是因为“通匪”，还更因为他们只有百分之九。这里有一种流行已久但再攀新高的族类主义、排他主义，以及众暴寡主义。从这个视角看，于是“反服贸”其实不过是另一个验证敌我的准军事口令而已，连我们很多“左翼的”、“批判的”朋友如今也接受了这样的口令，以之质疑昔日战友，遑论其余。“通匪”这个冷战话语竟然能够在解严与全球冷战结束近三十年之后，再度成为此间学运的一个日常语词。光是这一吊诡事实，难道不就该刺戟人们严肃思想吗?在沸腾的热血中，是否蓄积了大量不为我们所意识得到的冷战残余。

　　但是当一切复杂的现实与争议都可以如此义无反顾地简单一刀切时，历史和思想又如何能找到它们在运动中的位置呢?学运从来没有比此时更需要自我批评与外部批评。但是学运在面对它的批评的当儿，却又只能自我演出它所极力否认的那个病征——血气亢奋，思想薄弱。几乎没有看到学运领导本身或是支持学运的“学界”对两个浅而易见的现实问题，提供过他们的反思。这两个问题是：一、此刻正在岛屿上酲醉狂飙的这样的一种族类主义与排他主义，是之前的蓝绿撕裂的救赎呢，还是变本加厉?二，如果这样的一种极端善恶二分的“正义感”，再在将来添加上权力之翼的话，那么是否宣告了一个结合内在恐慌与体制暴力的新白色恐怖时期的降临呢?古人说，居安思危，那如果居不安尚不思危呢?

　　直接说吧：台湾人民万万不可沉溺于一种仇中的感情网罟中。我们不仇中，不是由于惧怕或是贪利，而是因为唯有不仇中，台湾人民才能在这个岛屿上真正相亲相爱，才能免于新白色恐怖或新法西斯主义的崛起，而才能够真正地实践“爱台湾”。经常，“仇中”是伪装成外部因素的内政问题，是伪装成道德问题的权力问题。台湾人民一天不能实事求是地讨论时代所规定于吾人的具体问题(从小处说是“服贸”，从中处说是两岸关系，从大处说是世界和平)，就一天无法摆脱族类主义政治对我们的绑架与勒索，并拉着我们螺旋下沉。我的一个青年批评者说我一点儿也不在意台湾正在形成的“共同体”。错了，我异常在意并欲提出贡献!而我所能贡献的方式是提出一连串的质疑：如果这个共同体的认同打造是以这个共同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为代价呢?如果这个共同体是建立在对十三亿人的仇视上头呢?以人类中的13亿人为歧视与仇视对象而建立的共同体本身会是道德的吗?如果这个共同体概念从李登辉开始到今日已有二十年，而带来的一醒目现实是社会的更彻底的撕裂，与人心的疲惫焦躁敌意怀疑，那么为何还不开始反省它的限制与代价呢?我们除了做一个鼓动者或跟从者，是否可以暂停一下，抽离并冷眼凝视这个洪流呢?

　　这就是为什么方才我在为龙女士申辩她不应得“通匪”之名的同时，也不得不指出她的自遗其咎。龙女士是被她自己半生戮力参与编织的“反共/亲美”绳索给反扣住，并将这个绳索的另一端交给了她的起诉者。龙女士如果能够有一丝类似商先生在绝境中的苦笑感，那将是她重新反思她的“思想状况”的一个珍贵起点。我期望，但我怀疑，深刻怀疑。龙女士向来不就一直是她自己的不变的信念的忠实使徒吗?龙女士是一位极具才华的作家，但思想非她所长。

　　不妨就近以龙女士对太阳花学运的批评为例。她说学生“思想薄弱”，说一套做一套，颠覆了法治与程序正义。当她这样说时，她的确是指出了学运所体现出的某些自我矛盾。但是，把论述停留在矛盾的指认而不思深入，其实是思想的怠惰。马克思曾说，就算是一个寻常小店主也能分辨出他的顾客的自我宣称与实际状况之间的落差或矛盾。但是，小店主并不见得是一个思想者——如果他或她只能停留在这样或那样因他的职业、癖好或见识而形成的一种指认之中。但龙女士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店主，她只着急于指认学运违反了她的终极价值(或长期库存)：法治与程序正义。当龙女士指认学运思想薄弱时，她并不曾以身作则地展现她正在思想，她似乎仍然只是依旧奋力舞动她的“普世价值”落日大旗。或许，一个真正关切这些“普世价值”的“思想者─行动者”，在此一时刻理所当然要进行思索的反而是：何以“法治”与“程序正义”竟是如此脆弱?

　　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我和龙女士先后都曾批评过这个学运有“思想薄弱”的问题，但她和我对这个运动的批评或是肯定，无论是就立场角度或就实质内容而言，都有巨大差异;她的肯定不是我的肯定，她的否定不是我的否定。望文生义地把这两种不同的批评混为一谈，本身就是“思想薄弱”的征候。在思想薄弱的黄昏，所有的牛看起来都是黑的。

　　先说说龙女士对这个运动的“肯定”吧。根据报载，这次学运“无论就组织、分工，国内外宣传或形象营造上”，都让她“叹为观止”。她要为这个行动“打一百分”。不改其龙式风格，她甚至如此造作地说：“这些表现优异的人，可不可以考虑到文化部来工作。”但这样的肯定，说来也不意外，恰恰反映了龙女士，今日作为文化部长，所看到的学运殊无异于一场大型演出或是形象工程;她是在一种文化经济的技术层次上肯定这个学运。她完全无视于在这样的一种组织与分工之下，所形成的深刻民主问题：场内菁英与场外学生民众的决策与服从的层级化，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形成的个人突出与个人英雄主义。会发生个人崇拜的现象(这个神那个神!)，是根源于这个运动打从开始就没有想要面对，遑论解决，群众参与的问题。天地不仁，运动也不仁。当然，这是历史的问题，不应由这个运动本身负全责，但是，如果我们把眼睛蒙上一块时宜的黑布，硬说这个太阳花学运是“进步的”乃至“革命的”，我认为可能并不适宜。龙女士给这个运动打了一百分，其实只是泄露了藏于她掌心的主观的、片面的“标准答案”而已。

　　但龙女士之所以肯定学生的行为与行动，并非仅仅是批评之前故作的修辞客套，而也是因为它们正好也符合了她一贯对台湾与中国大陆这“两个文明”间的对照兴趣，因为她在这个运动中看到了某种“秩序”、“组织”、“分工”，其间汩汩然地流淌出她一贯颇为之倾心颇为之自豪的“台湾文明性”。的确，以我自己的观察，运动场上的一般学生群众和以往的运动是有一个显著的不同，那就是他们超级自觉地，几乎是出之以一种虔敬态度而为之的资源回收。但是，一般的赞美者很少把这样的一种“礼节”(也就是人们对于自己的欲望与行动的节制)和另一方面展现在青年学生甚至广大社会里的传统“礼节”的快速流失，放在一起观察思考。几乎没有人会否认，网络上的言语已经越来越不堪。连一向同情台湾的BBC记者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说“不堪入目、甚为恶毒，三字经、国骂，省骂纷纷出笼，所谓的‘台湾人有礼貌’在此完全不见”。[3]

　　要如何理解这个矛盾呢?为何一方面，人与人之间出现了如此巨大的裂痕，情绪与语言失去了必要节制，如同脱缰野马任意冲撞——只要我高兴有何不可，但另一方面，在人与物的关系上，却展现了几近恋物癖的对于物的秩序、对于回收、对于洁净的着迷?而这些对于物的自我文明感，竟然又能“有机地”和学运的政治语言结合起来。据报导，立法院议场内挂着许多标语，好比“线都卷不好，还谈什么程序正义”，好比“懂得物归原位，才能改变社会”，甚至于把人与物的关系凌驾到人与人的关系，于是有了林飞帆在脸书上的“霸气”分享“如果你看不清垃圾该丢哪，我就把你塞进去”。[4]在这个饶富深意的矛盾中，我们又该当有什么样的思索与理解呢?我认为，这或许是进入学生参与者的某种主体状态的一个重要契机，它或许反映了某种深层的自我认同与道德焦虑，反映了某种透过物才能获得的确定感(小确幸?)，当然以及同一枚铜板的反面的那不言而喻的失落感与失序感。这值得重视。

　　任何一个社会运动，就像任何一个个人一样，不可能全好，也不可能全坏。有些人读了我前一篇文章《思想与学运》，看到里头指出了运动在思想上的薄弱，就说我是完全否定这个运动。这是不确的。这个运动并非铁板一块。从一些意义其实还颇含混的语言或姿态中，我愿意高度乐观高度善意地对这个运动保留期望之处有四。首先，“自己的国家自己救”，可以是一个具有强大主体性潜力的宣称。要救国，所依赖的必然是自己，而非他人，这即是革命前辈章太炎先生所说的“依自不依他”，同时也是从1910年代的五四运动到1970年代的保钓运动的一贯精神。其次，这个运动对台湾社会的诊断，至少就病相描述而言，是成立且要被认真对待的，而现任政权当然是要负责且要接受批判的;台湾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都有深刻的危机，不然也不会召唤出这么巨大的能量。其三、这个运动，至少在表层话语上，经常试图从一种庶民角度对体制进行道德评价，这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发展出一种已经消失甚久的、新时代的“左眼”。其四，这个“体制外的”运动一定程度地冲击了原先的体制化蓝绿对峙。它巨大裂毁了国民党是明显的，但也不是没有冲击到民进党，从而给台湾的政治板块造成了一种松动——虽说碎片最终将如何坍落并如何重组不容过分乐观。就目前看，的确没有可靠证据说太阳花学运是民进党所策动，但它与民进党又的的确确在分进合击。这里头有一种泥沙俱下彻底撕裂社会的可能，但吾人也不能先验主义地排除一种“超克”旧政治的可能。

　　恰恰就是在这个诡谲复杂的历史地景上，同时也是学运正在前所未有地需要思想与论述时，学运却面临着深刻的思想与论述的贫困。但真正更让人忧虑的是，这个运动并不以这个问题为问题——这征候性地展现于他们驳斥龙女士或任何批评者时所展现出的那种绝对正确的姿态。我曾指出，这个运动吊诡地恰恰以拒绝思想为其动力。我愿意再度重复这个诊断。您听了就马上不高兴吗?但是，这并非来自笔者的“邪恶之眼”(或笔者本来也就是另一个“神经不正常”之人)的观察，而也是来自高度支持这个运动且政治色彩极右的闪灵乐团主唱Freddy，以“相信直觉吧，不懂服贸又怎样!”这样的口号所作的证言。[5]这个运动所大部凭借的是一股自许的正义感与正当性，即，一股血气。一个运动若没有一股血气就不成其运动，但是一个运动如果仅仅是凭血气而行，那不但是注定走不长久，并且可能落得一个虚无主义下场，什么都没改变，只造就了一些新的政治神祇，甚至，带来了灾难性的社会与政治后果。世界历史里的殷鉴可谓历历在目。

　　如何避免成也血气，败也血气，那就必须要把思想的任务拉到运动的课题里来。一般来说，思想不是学术，不是学者的专业;大多数学者其实只是熟稔于之前的思想者所遗留下来的思想的工具(不管是马克思的还是哈耶克的还是史密特的)或糟粕，但并不是直接从事思想。思想是历史的承担者在面对历史与今日之要求时，对现实与未来的思考与筹划，同时又是对自身的情感、知识与行动，所进行的反身性思考与诘问。因此，思想正是学运参与者无从切割且无可让渡的自身职责。表面上看来，思想的对立面是体制或霸权，也就是那“已经在那儿”并且强大到不需自我确证的庞然大物。但是思想假如简单地把自身当作是体制或霸权的对立物，那么在如此对立时，思想已经吊诡地失却了它的主体性了，彼恶故我善、彼正故我负、彼东故我西。这是霸权的最有力的整编方式，因为所谓的社运处方其实仅仅是霸权公式的另一种因式分解罢了。思想的最大敌人恰恰是塑造一个简单化的乃至卡通化的敌我关系，因为如果、“他”、“我”、“敌人”、“同志”、“是”、“非”、“善”、“恶”……都如水晶般地清晰，那又如何还需要思想活动呢?马克思也曾说，如果事物的表面就是它的真实的话，那还需要科学吗?思想不是抽离于身体之外的知识活动，行动中的人当然有意义感、有道德感——有血气，但我们不能一任它之指使而行。反过来说也成立，我们也不能脱离身体与行动空言大道。血气与思想要结合起来，而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尼采之言：“偕我血气而思。”

　　吾人应严厉质疑那些仅仅是揣着一个明确的是非善恶框架(或，普世价值)，跑到街头给学生“授课”的教授们。教育者自己其实更需要教育。以前的大学老师被批评为拿着“发黄的讲义”混日子，但现今的教授把二十年如一日的“发黄的政治正确”当学问，就不算混吗?而学生如果又真的欢迎且需要这些其实需要被教育的教授的教育，那又意味着什么呢?是否学生只在乎一种与他们有相同意见，共享一种“正义感”呢?如果今天的学运展现了思想薄弱的状态，那教授学者们是至少要负七分责任，而学生自己也应承担三分责任。

　　自古以来，批评老师最常用的语言就是“误人子弟”。我想，那还不只是知识上的传递错误或失职的问题，或许更是指其以腐朽之怨戾之气误人子弟之青春之气。议场外的学生群众们所顶着的那块炯炯然的是非善恶框架，纵然粗疏简化，但犹然血气沛然可爱可敬。相较之下，某些大学教师们所带给他们的又是什么呢?写到这里我想到前阵子朋友传来的一篇据说是网络上疯传的文章，是某位中研院人类学研究员的一篇算是对“中国”的亲身证道之言吧。我看了，很遗憾，不只是对它那也未免太不人类学了吧的内容，而是这样的“证言”所能提供于运动的是什么呢?它提供的是运动核心本就库存过量的隐藏在“普世价值”卷标后头的仇中戾气，而非运动所较缺乏的价值与手段之间的论证，以及运动者本身的道德伦理反思。在这次学运里，如此这般的曲学阿世并阉然媚俗的“知识介入”可谓车载斗量![6]台湾的知识界如此易燃，而功能又是如此迭架(redundant)，或许是吾人开始讨论学运思想贫困时所不能绕过的第一个关卡罢。

　　【注】

　　[1]《龙应台：学生思想薄弱 林飞帆：龙昨是今非》，《自由时报》2014/4/3，A1.

　　[2]同样的批评亦见，陈师孟《昔日放野火 今日为马作伥》，《自由时报》2014/4/5，A21.

　　[3]《BBC：辩服贸 台湾人变无礼》，《中国时报》2014/4/6，A2.

　　[4]《鸡婆又霸气 李郁欣管控物资》，《自由时报》，2014/4/3，A18.

　　[5]向前、伍逸豪《“不反服贸的反服贸运动”——试论三一八学运的性质及其可能的启示》《批判与再造》2014/4/4

　　[6]当然，一定有少数学者教授是带风，而非跟风，是策略的，而非情绪的，简言之，他们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这些人是谁，我并不清楚，但要知道并不难，只要追索野草莓以来的论述系谱即可略知梗概。但这对于现在所讨论的思想大问题而言，并不重要，我一点也不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