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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10月22日，观察者网发布知名“左翼”学者寒竹的《国家转型要避开民粹陷阱》一文。真想不到所谓“左翼”学者竟能发出向精英主义国家转型的、典型的极右翼宣言来。这印证了笔者一直以来的一个认识：许多所谓左派其实都是精英的奴才，为了精英们的利益，这些左派是随时可以出卖自己的灵魂，而去和资本相勾结来共同欺压民众的。

　　就像用“穷鬼”来形容“穷人”一样，寒竹先生为了把弱势的民众打入十八层地狱，就用“民粹主义”来形容一种重视民众的权利、地位的思想主张。寒竹先生说：“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标签，通常带有贬义色彩，很少有政治家和政党愿意公开承认自己奉行民粹主义”;“民粹主义的第一个特征是赋予平民大众以道德意义，把平民大众推向道德制高点。平民大众成了正义、高尚的化身。第二个特征是赋予平民大众以政治意义，把平民大众推向政治制高点。平民大众成了社会进步、政治正确的化身。第三个特征是前两个特征的逻辑结果：由于平民大众占有道德跟政治的高地，所以，平民大众的诉求和行为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和进步性，可以超越既有的法律框架和社会秩序”。

　　令我们平民百姓不解的是：我们的社会还是人类的社会吗?在一个人类的社会，以人本身，每一个人，普通的人们，平民百姓的利益为目标和诉求，难道不应该是“正义、高尚的化身”吗?如果平民百姓不是“正义、高尚的化身”，难道是少数权贵、资本家们才是“正义、高尚的化身”?为了促进单纯的经济发展，为了实现社会的所谓稳定，为了实现这些权贵、资本家们的利益，是不是就该牺牲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平民百姓们的利益?

　　同时，“法律和社会秩序”是为谁服务的?这些法律和秩序只能由社会上的精英们来制定并用来维护这些精英们的利益，而平民们就不能对这些“法律和社会秩序”有任何的挑战和质疑?无论这些“法律和社会秩序”对平民们怎样不公平，怎样导致平民们越来越弱势和贫穷，平民们都不能违反这种“法律和社会秩序”是不是?

　　寒竹先生说：“平民大众的兴起被过度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而成为少数精英忽悠大众的工具，就很容易转化为民粹主义”。我们想问一问寒竹先生：平民百姓的利益成为少数精英们忽悠大众的工具，那国家和社会就不能以平民百姓的利益为目标了吗?一旦“平民主义”转化为“民粹主义”，那么连“平民主义”也不要了吗?一旦有少数精英参与进来，人民的利益就不能成为道德与政治的制高点了?“法律和社会秩序”就不能为平民百姓服务了?

　　笔者实在想不出：“在政治上刻意迎合普通民众的理念”有什么错?怎么就变成侮辱性的“民粹主义”了?“英文中的民粹主义跟平民主义就是一个词(Populism)”，这就说明本没有什么“民粹主义”，而只有中性的“平民主义”。“民粹主义”完全是中国的一些精英与资本的奴才与走狗们为了迎合精英与资本家等精英们的利益，而凭空制造出来欺骗中国的党和人民，欺骗舆论的。

　　寒竹先生说：“民粹主义的特征显示，它跟一般意义上的平民主义有着根本区别，而且对社会的发展也极为有害。对于一个正处于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国家来说，民粹主义是一个危险的陷阱”。

　　显然，寒竹先生的这种认识完全是一种无知的表现。事实恰恰相反，“西方国家能够相对比较顺利完成社会转型的重要原因”是重视平民利益的结果，而不是“民粹主义难成气候”的结果。那一个西方发达国家的平民权利地位会比发展中国家差?就是因为民众富裕，平民权利、地位高，这些西方国家才会发达、发展起来，从而才成其为发达国家。从全世界来说，是不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平民权利、地位、待遇最高?寒竹先生只要不罔顾事实，就应该承认这一点，所谓“民粹主义是发展中国家发展障碍”的说法纯粹就是胡说八道!

　　即便从纯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说“对于一个正处于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国家来说，民粹主义是一个危险的陷阱”，也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胡说八道。寒竹先生的这种逻辑，明显是一种“贫富差距越大，越有利于资本集中，资本生产越有利可图，从而资本生产就会越发展，经济社会就会越发达”的歪理邪说，实质是忽悠中国，从而更有利于资本剥削，有利于资本主义复辟的低级诡辩。

　　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来说，这一规律并非是绝对的，只适合于不同经济体之间的竞争，却不适合于同一经济体内部。在同一经济体内部，在工资越低企业利润越高的同时，也存在工资越低社会消费就越低，从而企业利润也越低的现象。这一资本主义宏观与微观，基本生产方式与宏观经济整体之间的矛盾构成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有了足够的发展，中国经济出口有余而自身消费不足，存在严重的生产过剩现象。显然，现在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在于民众过度贫穷而导致社会消费不足而使企业利润不足上。当前中国通过降低或阻止增加工人工资与福利待遇的方法来促进出口，从而促进发展经济的策略显然是非常愚蠢的。事实与寒竹先生“民粹主义是发展陷阱”的观点恰恰相反，现在中国缺的就是“民粹主义”。中国只有通过某种形式的“利民主义”，从而让人民普遍富裕起来，中国的经济与社会才能进一步发展进步。

　　众所周知，由于产能过剩，现在中国面临一个根本的产业结构升级，大力发展服务业的问题。实际上，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大力发展服务业的我根本关键就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因为无论是产业结构升级，还是发展服务业，都是以社会需求为前提的。没有人民消费水平的提升，没有企业的实际生产需要，产业结构升级和服务业的发展都是不可能的。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根本性的制约瓶颈就在于消费不足上。只有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一个普遍的提升，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才能得到相应的提升。

　　寒竹先生把“拉美陷阱”错误地说成是“民粹主义陷阱”。实际上，拉美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普遍无法再进一步提升，无法进入发达国家那种水平的根本原因在于根源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缺陷的“饱和现象”。这种“饱和现象”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的水平提高到一定高度所表发现出的问题和困难重重，难以进一步发展和进步的现象。拉美国家由于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受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加上开放式的社会经济和经济全球化发展，国际生产竞争的大量存在，使得这些国家的社会生产水平难以进一步提升，从而才出现一种所谓“收入陷阱”的问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变的前提下，一个国家在达到这种发展水平之后，只有通过进一步的技术创新，新能源、新市场的开拓，才能进一步促进本国人民生产与生活水平的提升。但拉美国家显然没有能力实现这一点。欧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则是通过长期的殖民战争，不断的、长期的新技术积累与开发，加上以武力为后盾的不断拓展新的资源和产品销售市场才得以成为发达国家的。而韩国、日本、台湾、新加坡等相对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也是由于欧美等国家的特殊支持，由于自身的特殊地理环境和地缘政治、经济因素而发展起来的。拉美国家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由于做不到这一切，加上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因素，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误导，本国经济命脉基本掌握在国际资本的手中，同时拥有大量的自然资源，社会生产无需进一步提高技术水平也可以为资本方带来巨大利润，因此才导致一种“拉美陷阱”现象的发生。

　　显然，“拉美陷阱”本质上就是人们通常所认识到的那种“中等收入陷阱”。而这种“中等收入陷阱”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一种必然的饱和阶段，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会遇到。在这一阶段，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是否可以摆脱这种陷阱，是否可以继续发展并进入世界发达国家行列的关键是本国生产的竞争力。而这种竞争力只能来源于本国生产技术的提升，或其他特殊的方式，而不绝能以限制本国人民的收入水平为手段。成为发达国家本身就是以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为标志和目标的。如果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提高，那一国经济的发展、生产竞争力的提升就都没有意义。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雇佣特点，拉美国家所拥有的资源优势仅仅让拉美国家的资本家们有利可图，却没有让拉美国家的人民富裕起来。因此，实际上，拉美国家走出“拉美陷阱”的唯一出路就在于通过“利民主义”，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向发达国家迈进的同时，逼迫资本家们以提升技术水平的方式来实现资本的利润。无需惧怕资本逃逸。资本可以逃逸，但本国各种生产资源无法溜走。本国人民自会在现有资源、条件下，以合适的生产方式和利润要求，去创造和实现新的生产与发展。毫无疑问，应该建立一种以人为本，而不是以资本为本的经济发展方式。这种唯一可以让世界各国摆脱收入陷阱危机的人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必然是一种不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对于中国，一直以来，由于人民生活水平过低，劳动力太多而又太廉价，资本家阶级无需提升生产技术也可以盈利。因此，中国的社会生产得以长期无限扩大，出口暴涨。而一旦在世界各国经济发生经济萧条，就导致中国社会生产严重过剩。很显然，这种生产过剩就是当前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因此，当前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就是人民生活水平太低了。这在制约中国社会迈向富裕国家的同时，也在严重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关键性瓶颈问题。人民生活水平过低的问题不解决，中国经济社会的几乎所有问题都解决不了。

　　寒竹先生等形左实右的精英主义者，想以“反民粹主义”的方式来压低人民生活水平，通过降低工人工资的方式来提升经济发展速度，再以高速经济发展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的思想明显是无知和愚昧的。事实上，在当前世界经济基本已经连为一体，世界各国存在激烈经济竞争的前提条件下，一个国家依靠降低工人福利待遇来提高本国竞争力，发展本国经济的方式已经不能再提升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实在是非常愚蠢的经济政策。各个国家，特别是那些技术水平低，无力技术创新的国家，为了提高本国生产竞争力，必将纷纷降低本国人民的福利与生活保障。如果庞大中国也以降低人民生活水平的方式来提高国际生产竞争力，那只会是一种两败俱伤的结果，明显是一个非常愚蠢、错误的策略。

　　在经济上，有一种恶性循环和良性循环的问题。这种在国际竞争中，依靠降低或不提升工人工资的方式来发展经济，就只会导致一种恶性循环的经济效果。相反，一国消费的增加，其实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增加自身人民生活水平就会是一种良性循环的经济效果。遏制本国工人工资的提升，也同时遏制了本国经济发展的良性需求，从而也在根本上遏制了本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西方发达国家的发达经济，与其人民的富裕生活是不无关系的。现在欧美国家受累于高额的国民福利待遇，那也是国际竞争的结果。一方面，欧美国家缩减财政开支，降低工人福利的办法只能是一定程度上的、应急性的，这并非什么高明的经济举措。

　　真正智慧、正确、聪明的应对中等收入陷阱、提高生产竞争力、摆脱生产过剩危机的方式，在于在提升企业工人工资，从而提升社会的消费的同时，也帮助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并大力发展服务业。只有人民的收入水平得到提升，从而社会消费增加的前提之下，才能促进企业提高技术研发的投入，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服务行业也才能逐步发展起来。当然，这可能会使企业暂时面临一种企业盈利、日常经营、资本积累方面的压力。但如有政府的帮助，这种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而且，这何偿不也是一种发展的动力?

　　现在中国正致力于提高企业生产技术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发力发展服务业，以解决生产相对过剩等经济问题。在此期间如果中国通过反民粹主义的方式，抑制人民生活与福利水平的提高，虽然可以一时明显地缓解政府的压力，但却将使中国的这一切努力付诸于流水，成为无用功。以降低国民富裕水平的方式来发展经济，明显是一种饮鸠止渴的愚蠢的傻瓜式手段，对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作用是得不偿失的。中国不能因为欧美等发达国家受到来自于中国等低劳动力价值国家的生产竞争而被迫降低本国人民的福利，就也跟着通过降低人民福利的方式来来参与这种恶性竞争。中国有13亿人口，中国的优势不应再是劳动力低廉，而应是规模化效应、科研与技术水平的提升、居民福利增加而带来的服务业发展、经济发展等。

　　实现企业工资、利润与技术的同步提升似乎是艰难的。但显然，一旦我们有了正确的目标方向，就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政策选择。这包括实行免费医疗和养老保险，提高工资水平，奖励企业技术创新等等。其实，最好的、最有效、最直接的政策选择就是改变我们社会的基本生产方式。一旦把企业的雇佣生产方式变为没有雇佣的联合生产方式，这一切的问题就将不攻自破、迎刃而解。

　　显然，寒竹先生把“民粹主义”当作国家发展的陷阱，企图以降低或阻止提高平民百姓的福利待遇的方式来实现国家的经济发展，来实现什么国家转型的思想观点完全是一种本末倒置、愚蠢透顶，甚至是别有用心的主张。

　　寒竹先生说：“中国的一些政府官员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以牺牲法律原则的方式去解决社会冲突，客观上不断地刺激和鼓励民众走向民粹主义”。这种逻辑显然是莫明其妙的。面对人民群众对社会、对国家、对政府的不满和要求，我们的政府官员难道去镇压、欺骗和阻止才是正确的吗?难道把社会矛盾激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们的寒竹先生等社会精英们才会满意吗?当前中国社会的“官民对立”现象有多么严重，难道我们的精英们看不到吗?官逼民反、平民造反，对我们的社会精英们难道是有利的吗?实在想不通这些精英们的脑子是怎么发展成为精英的大脑的。

　　非常奇怪：“全民免费医疗”、“每天6小时工作制”、“免费养老保险”等怎么就是“普通老百姓不仅得不到利益，反而会因为这种拔苗助长的做法而深受其害”了?是寒竹先生等精英们无知、无能，还是把平民百姓们无知、无能了?如果精英们无知、无能，那由老百姓来自己管理这个国家好不好?

　　每个人都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天下没有免费午餐”的道理。“全民免费医疗”、“每天6小时工作制”、“免费养老保险”等，与老百姓自己花钱去养老、去医疗，实际上是一回事。都是老百姓自己的钱，只不过通过这一系列的“政府免费转移支付”的形式增加了一些对特殊人员的人文关怀，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像个“人”的社会，更加具有人情味而已。显然，这些“全民免费医疗”、“每天6小时工作制”、“免费养老保险”等怎么就“脱离中国现实”了?在经济上，这些免费是可以实行的;在人文道德上，是应该实行的。

　　在经济上，如果人们自己花钱养老、医疗是可行的，那么通过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通过税收等方式把人们养老、医疗所需要的财富集中起来，再统一支付给需要养老、医疗的人，显然也是可行的。这只不过就多了一个政府收入再支出的环节和过程而已，关键只是一个制度的设计问题而已。

　　寒竹先生等精英们反对“免费医疗”等国民福利制度，诬其为“脱离现实”，称“普通老百姓不仅得不到利益，反而会因为这种拔苗助长的做法而深受其害”的真正目的、意义，显然在于是想要更好的压榨劳动人民。通过这种让政府无视弱者的“小政府、大社会”的行为方式，强迫下层的劳动人民在降低工资标准的前提下，还可以更好为资本家提供劳动和服务。如果广大的劳动人民不好好为资本家提供低廉的劳动和服务，资本家等社会精英们就不允许下层穷苦的劳动人们获得医疗与养老服务。显然，如果说“民粹主义在本质上是少数人对普通大众的一种虚假承诺”，那么寒竹先生们的这种精英主义就是更少数人对普通大众的一种赤裸裸的敲诈和勒索!

　　寒竹先生说：“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的国家，民众的政治参与民主政治的发展、社会中不同群体的不同诉求都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中得到实现，而不是在网络的广场舆论中解决”。这意思显然就是说：平民老百姓们甚至不能在网络中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网络是干什么?在寒竹等精英先生与大老爷们的眼中，网络只能是精英统治人民的工具，是无聊人们无聊至极时的消遣场所。而绝对不能是平民百姓们表达自己的意志和需要的场所。那法律和社会秩序又是干什么?在这些精英们的眼中，显然又是只能由精英们制定，要求平民们执行的强迫手段。平民们的所有利益、权利诉求，都必须符合法律。也就是说，必须符合精英们的利益才行!否则，就应该镇压!

　　什么是精英主义?按着这位寒竹先生的说法，就是与民粹主义相对应的，在“西方国家占据主导”，并使“西方国家能够相对比较顺利完成社会转型的重要原因”。那么，在一个社会里，谁是精英，谁不是精英?显然，在现代国家，一定是有钱、有权、有势力者是精英;而无钱、无权的弱势群体是平民了。显然，精英主义的实质就是一种现代版的奴隶主义，是由精英们统治、压迫、剥削平民百姓的思想和主义。寒竹先生一定是精英，或者是为精英们服务的;只有如此才不难理解寒竹先生的思想和逻辑为什么是如此反人类、反平民的。

　　寒竹先生又说：“经济的发展必须要在整体利益和个别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经济能力和社会消费之间找到科学的平衡点，而不能被一些脱离现实，超越时代的空头口号牵着鼻子走。中国一定不能在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跌入民粹主义的陷阱”。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结合寒竹先生的上下文，这句话的意思显然就是：只有精英们发展了，国家才能发展;只有符合精英们的利益，才能符合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精英们的经济能力就是国家的经济能力。因此，不能让穷鬼们当家作主，不能让穷鬼们主导国家的发展，只能由他们精英们来牵着国家的鼻子走!显然，寒竹先生们的精英主义就是一种现代化的奴隶主义;他们所要求的国家转型，就是要向一种现代版的奴隶制国家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