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的政治危险是“右”而不是“左”
在当代中国，政治上“左”与“右”的问题已经突出摆在了人们的面前，一部分人“左”的倾向与特点越来越明显，而另一部分人则是“右”的思想与行动越来越激烈。无论是“左”还是“右”，都日益表现出要引领中国未来发展的强烈冲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左”与“右”堪称是当今中国最大的政治问题，是当代中国政治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方面。驾驭和处理“左”和“右”这样两种倾向、两种力量，将给今后的中国刻上深深的历史印痕，一条“中国道路”究竟是怎样一种路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左”“右”治理的成效。因此，对于“左”与“右”如何看待、如何处理，就是一个不能回避和无法逾越重大问题。
一、“左”“右”之争是客观而长期存在的历史现象
自从开始中国现代革命的进程以来，中国政治舞台上就一直上演着形形色色的“左”“右”之争。仅以共产党和国民党为例，在共产党内部，建党以后一直存在 “左”“右”两种倾向，彼此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严重的时候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国民党内部也有“左”“右”之争，同共产党不同的是，国民党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右翼势力当权，彼此之间的斗争带有鲜明的军阀特点，动辄诉诸武力、兵戎相见。新中国建立后，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怎样建设中国的问题，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内部延续着革命时期的“左”“右”之争，最终演化成为一场空前巨大的社会波澜，名之曰“文化大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把“文革”仅仅说成是某个人错误发动，被某几个人利用了的结果，肤浅至极。把一场深刻复杂的社会历史运动简单地归咎于个人原因，要么是无知，要么就是为了某种目的而避重就轻。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后，“左”“右”之争以新的面目出现。必须承认的是，在开始阶段，“左”与“右”虽然有思想观点上的分歧，但大致上局限于体制之内，基本上没向广大社会层面扩散。随着改革进入所谓的“深水区”和“攻坚阶段”，在崛起中国与霸权秩序矛盾日益突出的大背景下，“左”“右”之争把中国社会各阶层都卷了进来，体制内的“左”“右”两派迅速蜕化为基于社会土壤的新兴势力，成长为与执政集团鼎足而立的政治力量。
从简单的历史轨迹和基本的经验出发，我们认为，
第一，“左”“右”在中国是客观存在的，不能避而不谈，这是一个“绕不开”的现实问题。
第二，“左”“右”不是暂时现象，将在中国长期存在，很可能将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这是一个“躲不过”的政治问题。
第三，“左”“右”之争必然引发广泛的社会冲突与矛盾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是一个建设“和谐社会”也“捂不住”矛盾问题。
二、“左”“右”两种力量与执政党构成当代中国的政治 “大三角”，同时也是一个矛盾的“三角”
当今的中国社会如同一块营养丰富的沃土，各种力量都在其上滋生发育、成长壮大。“左”“右”也是这样。以往人们习惯上往往把“左”“右”视作思想舆论看待，但是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真切地感受到， “左”“右”都已超越思想舆论而成为一种政治力量，都具有相当的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现在，“左”“右”都信心十足，认定自身的力量还将日益成长壮大，因而其政治诉求与日俱增、与时俱进，改造中国的公共权利结构，推动中国按照自己意愿前进的要求日益迫切。正因为这样，所以二者都在不同程度上与执政集团发生冲突，加上彼此之间天然性质的矛盾，所以“左”“右”两种力量加上执政党，三种力量之间了演绎出一个错综复杂的矛盾“三角”：
解析起来，可以用文字这样描述：
右翼力量与执政集团有矛盾——它不认可“中国梦”和“中国道路”，认为中国必须遵循“普世价值”，走西方的民主之路，而并没有什么“中国道路”;
右翼力量与左翼力量有矛盾——二者之间完全是水火关系，互不相容;
执政集团与右翼力量之间有矛盾——“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就是说右翼听的;
执政集团与左翼力量之间也有矛盾——一句“不走封闭保守的老路”就是说左翼听的;
左翼力量与右翼力量矛盾激烈——左翼力量坚定地认为，右翼所谓的“普世价值”与西式民主之路，其实就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降服中国之路，走这条道理，将使中国沦为资本的附庸，将就此分崩瓦解，中国人民和中国历史将陷入空前的灾难。
左翼力量与执政集团之间也有矛盾——他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总的说来严重倒退，偏离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因而必须加以纠正，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但是，这样一个三角关系所具有的不仅仅是矛盾的属性，三者之间还具有合作的要素于其中。
执政集团与右翼之间有合作：在发展市场经济、改造国有企业、壮大私有资本等方面彼此之间有许多共同语言和共同利益，互相借重形成支持;
执政集团与左翼之间有合作：在弘扬民族精神，抵制普世价值，倡导共产主义理想目标等方面，彼此之间有许多共同语言与共同利益，互相借重形成支持;
左翼力量与右翼力量之间没有共同语言，但客观上存在把攻击矛头一齐指向执政集团的实际。比如在腐败问题上，比如在反对利益集团的问题上，比如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等等。虽然二者对问题根源的认知迥然不同，但矛头所向却高度一致，事实上是一起给执政当局施加了强大的社会压力，这也让执政者集团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将二者一视同仁，一概视为不稳定因素，经常左右开弓，各打五十大板。
显然，这是一个复杂的三角框架。冲突与勾结，矛盾与合作，都正在这一框架中演绎发酵，因而矛盾三角同时也构成一个巨大的政治三角。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社会未来的政治就将在这一三角框架内展开，左翼力量、右翼力量、执政集团三方博弈将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
三、当代中国的主要政治危险是“右” 而不是“左”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政治三角格局中，可能的危险究竟来自哪个方面，或者换句话说，究竟哪种矛盾才有可能构成当代中国政治的主要危险呢?
我们说，向“右”转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要危险，今后一个时期将更加严重。这是因为：
第一，右翼是“颜色革命”在中国的带路党
世界范围内“颜色革命”波涛汹涌，而中国则是这一普世大潮最后和最重要的目标，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将因此出现根本性的改变，这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危险。
尽管此前的一个时期，右翼与执政集团双方之间有较多的合作共识，但这只是互相利用的露水之欢。从实质上看，中国的右翼力量是西方主导下“国际社会”的宠儿，也是在他们扶持引导下发展壮大起来的，能够也必须为他们所使用、所利用。对西方实际而言，中国右翼的根本价值就在于“不同政见”，丢掉这一点，他们便毫无用处。所以，无论从理论逻辑还是从社会实践上看，整个中国的右翼力量都具有“带路党”的性质，并不仅仅是其中若干极端人士，其所作所为，客观上等于在为普世大潮修渠开路，里应外合，内外配合，以期有朝一日彻底淹没中国。这大概也是右翼往往被许多人骂为汉奸卖国贼的重要原因。
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右翼是执政当局不可驾驭和不可把握的力量，也是一支非常危险的政治力量。
与此相反，中国的左翼力量却是阻挡普世大潮和“颜色革命”的中坚，其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属性，决定左翼力量的所作所为等于是为中国筑墙叠坝，是自动地在协助执政集团抗衡西方的战略攻势。可悲的是，这往往倒成了一些人指责其保守封闭的借口，被贴上各种落后顽固的标签，甚至被骂成“爱国贼”。但是，这一事实也恰恰说明，尽管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与执政集团意见相左，但左翼与执政集团二者之间并没有根本性的冲突，在大方向和长远目标上是完全一致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左翼力量对执政当局而言，其实质是一支可靠的同盟军，是能够驾驭和可以把握的政治力量。
第二，右翼所谓的“改革”实质上也是一种革命，其最后的目标就是改变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政治的核心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一切政治斗争都是围绕着国家政权问题展开的，改革也不例外。“改革”一词在中国被人们习惯地当成了“进步”、“向上”的代名词，“改革就好”成了一种习惯思维，其实，剥下罩在外面“改革”的面纱，“改革”的本质不过渐变的不流血的革命，其最终目的还是政权问题。右翼高举改革的旗帜，表面看起来有与执政集团“同呼吸”的样子，但实际上二者根本无法“同命运”，因为二者的根本目标截然相反：执政集团要通过“改革”巩固和加强执政地位，发展壮大中国的力量使之能够抗衡一切霸权帝国主义的挑战，而右翼的“改革”则是要取代中共的执政地位，至少要达到轮流执政，并且还要通过这种“改革”使中国融入西方主导下的“国际社会”，使中国成为西方主导下的一部分(有关这个问题，可参加笔者《右翼力量在中国的影响及今后出路》一文)。
让我们把话说的再直白一些。中国右翼有体系完整、逻辑鲜明的政治纲领：在国家政体上，他们要用宪政民主代替共产党执政;在意识形态上，他们要用普世价值代替核心价值;在经济制度上，他们要用全盘的私有化与全面的市场经济取代中国特色的混合经济，铲除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在历史地位上，本着欲灭其国者，必现去其史的原则，他们要彻底否定共产党领导的那场革命和革命的结果，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就是最近一个时期掀起歌颂中华民国甚至赞美北洋军阀而全面否定新中国这一风潮的缘由。
说到底，中国右翼所倡导的改革，其实就是一场空前的大革命，他们在这场渐变性质的革命中的真实角色，是核心价值的挑战者，执政宝座的觊觎者，经济体制在再造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掘墓人。现如今，任何睁开眼睛看事实的人都不能不承认，在上述四个方面，中国的右翼已经发起了全面和持久的攻势，并已经表现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决姿态。
与执政集团能够“同命运”的恰恰是左翼。坦率地说，对执政集团一些改革措施，左翼有不同的主张和意见，彼此之间甚至有激烈的冲突，但这种分歧只是方法和途径的不同，并没有根本目的上的不同。相反，双方在核心价值、执政地位、经济体制与历史评价等各方面的观点主张都有相当大的重叠交合(有关这个问题，可参加笔者《关于中国左翼民众力量的若干错误倾向》一文)，中国左翼对执政集团最大的威胁，是来自左翼阵营有关“锄奸”与“纠偏”等具体政治诉求，所谓“锄奸”，大致上等同于中国历史上的“清君侧”，所谓“纠偏”，就是纠正当前改革开放的方向，大致上类同于过去中共历史上的两条路线之争，这些要求，威胁的不是执政集团的执政地位，但确实威胁到了一些当权派的切身利益。
由此看来，右翼与执政集团之间的矛盾说到底是死与活的问题，而左翼与执政集团的冲突则是对与错的分歧。
第三，中国未来的政治危机将主要因右而起，“右”的倾向有可能再一次引发中国的政治风波
能不能摒“颜色革命”于中国之外，这是关系中国政治前途的重大问题。现在看来，这取决“中国梦”与“宪政梦”斗争的结果，斗争取得胜利，“中国梦”好梦成真;如果失败，“中国梦”注定要变成一场黄粱美梦。
目前“宪政梦”还处在思想舆论阶段。但是，今后会不会向纵深发展，成为一种政治行动呢?这在所难言，因为任何人都不敢排除这种可能性。如果“宪政梦”演化成为一个政治运动，则意味着“颜色革命”中国化的时刻已经到来，这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切入点，通过宪政改革这一切入点，“颜色革命”的诸般要素在中国发酵，必然要演绎成为激烈的政治危机。这其实并不是宪政本身对与错的问题，所谓的“宪政梦”，其实不过是一把政治榔头，所要打砸的，就是当代中国的政治架构。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无论从国际大气候还是国内小气候来看，“普世价值”与“中国道路”的交锋现在还仅仅是开始，谁胜谁负问题远远没有解决。中国的右翼力量在国际国内都有强大的支撑。从既有的历史经验看，他们不会满足于纵横网络空间，局促教育及思想领域，只做舆论奋斗，而一定要试图将思想引申为运动，将运动引上街头，引进广场。所有发生颜色革命国家的经验都证明，任何思想舆论无一例外地都以走上街头为转折，否则一切都是空谈。这样的道理，国际社会完全懂得，执政者完全懂得，“左”与“右”的哪一个方面也都一概懂得。
中国的左翼力量也不是没有引发街头运动的可能，钓鱼岛争端引起的民众游行事件就是一个例子。类似的事件很可能给稳定与秩序带来一定程度的冲击，某种意义上也是执政者必须面对的挑战，也有相当的压力，但与右翼所不同的是，这样的街头运动很难造成一场权利与政治危机，更不会出现改朝换代的政治诉求。民族主义浪潮固然是一把双刃剑，但只要执政集团不缨其峰，顺势而为，就能化消极为积极，变化被动为主动。当年蒋介石集团之所以总在民族主义运动前狼狈不堪、焦头烂额，完全是其买办这一阶级本性的结果，今日中国的执政党无论如何也不会堕落到这一地步。
腐败与贫富差距是另外两个可被政治化从而引发风波的问题。“左”“右”两个方面对此都不会放过，都在拿这些话题做文章，其中右翼主要指向前者，因为贫富差距问题他们也是始作俑者，不好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他们将腐败与民主政治联系起来，将矛头指向执政集团;左翼主要盯着贫富差距，并将这种差距与市场经济联系起来，把矛头指向“右”的路线倾向，据此要求纠正改革开放的诸多具体政策。两个方面的思想舆论战早已硝烟弥漫，声势也相当惊人。这情形看起来有些危险，但只要执政当局切实加大反腐败力度，遏制腐败蔓延的趋势;加大财富再分配的力度，缩小贫富差距，遏制贫富不均的恶性发展，左翼力量固然不会挑起事端，而右翼也无法在这些问题上掀起大政治风浪。也就是说，无论“左”还是“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都只能在思想舆论领域打转转而已。
第四，主要是防“左”的论断已经过时
曾几何时，“主要是‘防左’”的论断成为毋庸置疑的权威说法，也是政治决策的基本依据。以至于时至今日，仍然有人拿所谓“重庆模式”、 “离二次‘文革’一小时”这类危言招摇惑众，似乎防“左”仍属迫在眉睫。笔者以为，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首先，主要防“左”的论段是特定时期特定条件的产物，当时主要是针对体制内的政治经验而提出的，是为了解决体制内对改革开放不同倾向而做的政治定位。这是过去的经验，也是过时了的经验。现在，中国社会结构已经发生巨变，政治格局相比过去已面目全非，“左”“右”早已脱离了体制窠臼而扎根社会，过去主要发生在执政党内部的“左”“右”之争，现已病灶转移。再拿过去的药方治疗过去的病区，显然是医错了位置。也就是说，“左”“右”问题过去可以在执政党内部的会议上甚至只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加以解决就是了，但现在如果再这样办理已经文不对题，说得难听一点是驴唇不对马嘴了。
其次，现如今是右翼高潮而左翼相对低潮。尽管从根本上说，右翼在中国不可能取得主导地位，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右翼的势头将相当猛烈。考虑到国际国内思想与政治环境的现实状况，总体而言，中国右翼的力量现在几乎可以与执政集团分庭抗礼，而左翼力量还很难做到势均力敌。如果把中国的右翼比成一个诡计多端的老狐狸，那么中国的左翼充其量也即是成长中懵懵懂懂的一个少年。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但也是一个不能不承认的现实，如果不是这样，所谓的“重庆模式”也不至于被人搞得那样一败涂地。以为右翼即将土崩瓦解，要么是急性病导致的盲目，要么就是不顾实际的一厢情愿。
说到“重庆模式”，有人据此哪里说事，说这就是“左”的结果，是左翼制造的政治危机。这其实是一种误解。笔者以为，“重庆模式”不是也代表不了左翼政治运动，尽管其当红之时，左翼对这个模式给予了很多赞美与肯定，原因更多是这一模式的许多举措合乎左翼的胃口而已，但其本身实在构不成政治运动，充其量也就是一场“政治秀”。一些左翼人士对此投入了太多的情感与希冀，恰恰说明他们不成熟。表面上看，“重庆模式”似乎演绎出一场政治风波，其实说到底，其操纵者不过是想借此玩一场权力游戏，它所引发的只能是权力危机，而不可能上升成为政治危机，所以这个所谓的“模式”就难免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了(有关这个问题，可以参阅笔者文章《薄熙来的倒台到底是谁的失败》)。
最后，右翼有可能在中国引发新的政治风波。
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社会总体上将平稳过渡，不会发生大的政治风波，而这恰恰是右翼所不允许所不甘心的，因为无论民主也好，还是宪政也罢，要想在中国着陆非有一场大的政治运动为铺垫当载体不可，否则就只能在空中飘荡。为着这样的目的，他们必然要组织动员内外力量极力促成一场政治运动，只要中国能出现俄罗斯那样的广场集会或者突尼斯那样的街头抗议，他们的路线纲领就魂有附体，就有付诸实践的可能，否则依然虚无缥缈。所以，仅仅从维稳的角度而言，所主要防止的政治危险也必然是“右”。
相比较而言，左翼现如今在政治上还达不到这样的高度。除了一些动人的口号与高尚的理念外，它还没有发展出可以全面替代现有政治、经济体制框架的成体系的政治纲领与治国方案。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左翼只能充当具体政策上的反对派，比如抵制日货、收复钓鱼岛、反对瓜分国有企业，反对茅于轼讲座之类，造不出有多大冲击力的政治波浪，更不会产生什么的颠覆危险。
说到这里也不能不说说再次“文革”的问题。有人造谣说，左翼的而目标是要中国回到“文革”时代，在中国再现一次“文革”，甚至危言耸听地说什么离“文革”只有一个小时。
笔者以为，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任何稍有一旦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像“文革”这样浩大而影响深远的政治运动，其产生发展有复杂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造就这等庞大的历史工程，主客观条件非常苛刻，仅就主观条件而言，欲行非常之事，必得非常之人，不是谁想发动就能发动起来的，也只有像毛泽东那样的伟人才能设计驾驭，现如今再也不找不出第二个人，没谁有这样的本事韬略。
今日中国还有这样的人等吗，振臂一呼就可让全国行动起来，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
不客气地说，如果今日中国真有这样的人，那么中国也决不会是这个样子的中国了。今日中国不是没有出现大动乱的危险，但不会出现当年的“文革”。不要说什么离“文革”一小时，离“文革”简直有十万八千里。
四、用好“左”，防好“右”。只有这样才能走好“中国道路”
上述事实说明，“中国道路”只能与“左”“右”相伴偕行，在此过程中，或者左右开弓，或者左右逢源，或者左冲右突，不同的选择将有不同结果。到底怎样才是正确的历史抉择呢?
有人说，消灭右翼，把他们当做汉奸或者人民公敌一概予以铲除。
我们说，这是极端主义的想法。事实既做不到也不应该这样做。
所谓做不到，是说站在政治和历史的角度看问题，在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土壤下，在当代世界环境的大背景下，在中国大量滋生右翼是一种必然的现象。连小生产都是“经常地、每时每刻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那么国际化的资本大生产在中国如此茁壮，催生出右翼集团又值得什么大惊小怪的呢?这就如同春天里的荒草，即使怎样铲锄，也总要滋生蔓延。
所谓不应该，是因为发展中国需要在政治、经济上有一定的让步政策，因为中国毕竟生存在霸权主义的包围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发展中国的经济，为了与霸权帝国主义和平共处，不能不让步，不得不让步，历史需要让步也需要迂回，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必须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搞好政治治理，“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政治也是这样，社会更是这样。何况有右翼存在也并不是一无是处，他们在推进中国社会民主化，制约官僚主义，反对腐败等方面还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执政集团不能过于激化同右翼的矛盾，更不能因此演绎出一场新的社会革命，需要在总体上维持看起来稳定和谐的大局。
还有人说，消灭左派，他们都是新时代的极左分子，是一帮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暴民。
我们说，这也是极端主义的做派，同样是不可为也不能为的。
所谓不可为，是指如果执政集团这样做，等于是自毁长城自断臂膀，因为左翼力量是抵御霸权主义和普世潮流最坚定的同盟军。面向未来，执政集团将越来越离不开这支坚强的支持力量，将越来越依赖这一坚定的同盟军。
所谓不能为，是指左翼所倡导的理想信念代表着中国的未来与前途，这是中国左翼力量政治与历史价值之所在。当今中国社会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只能是作为迈上理想的台阶，而引领中国人民从现有台阶迈上更高历史阶段的达到更理想境界的，只能依靠两个主义，一个是理想主义，一个是爱国主义。或者换句保守消极一点的话说，当代中国出现了整体性堕落，“道济天下之溺”的希望与寄托，只能依赖上述两个主义。西方模式对中国人民已经没有吸引力，因为它本身已经弊端百出，如果美国把国土让出，三亿中国人挪到美国生活，也许干得比美国人更加出色。所以，左翼所体现出来的价值、信仰，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贞、热爱，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中华民族得以生生不息、远远绵长的历史盾牌。否则，按照普世价值的路线发展下去，中国公民就可能蜕变成世界公民，中华民族就有可能湮灭在历史的波涛之中。所以，任何残虐左派的行为，都是对民族和历史的犯罪。
由此而来，“中国道路”的正确的选择是，必须对中国的右翼严密限制严加防范，限制与防范应该成为对待右翼的基本政策。
由此而来，同时还必须对中国的左翼加以扶持和引导，因为只有扶持他们才能造就强大的政治同盟军，同时也只有引导他们才能发挥其积极作用避免其消极影响。
限制防范“右”， 扶持引导“左”，这是相辅相成的两项政治任务，只有完成好这样两项任务，“中国道路”的路况才可良好顺达，“中国道路”才能走好。
结尾的话：这还是一篇关于“左”“右”的文字。这样的文字，笔者此前已经写了两篇，一是《右翼力量在中国的影响及今后出路》，一是《关于中国左翼民众力量的若干错误倾向》。写了第一篇文字，右翼有人骂我是脑残、弱智的东西;写了第二篇文字，左翼有人骂我是汉奸、卖国贼，这篇文字更加拙劣不堪，我还不知可能被骂成什么东西。
那么，我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也许，我就是吃饱了撑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