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农业中的粮食革命放弃培育当地品种，改种几种高产作物，正在把世界人口置于危险地带。如果新品种受到病原体的危害，后果是全球性的灾难，因为届时再培育新的品种可能已经来不及了。由于高产杂交品种的排挤，对自然种子资源带来很大影响，很多老种子终止了几千年的遗传连续性，它们借以保持种质互换的很多野生亲缘已经不复存在。由于种子储存工作并不足以对付遗传损失，它的后果是人类有可能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失去食物系统的关键性进化环节。作物由于遗传的单一性，极易遭受病害，而抗病害的新品种研制又是需要成千上万的天然种子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生物的多样性资源继土地和不可再生的矿物能源之后，成为被资本掠夺的新的自然资源，“基因是未来的货币”，它将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在业已完成土地垄断、能源垄断之后发展新的垄断阶段的特点，因此所谓“新经济”的核心并不是信息技术而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的重要性在于它提供了资本在新的阶段攫取自然资源的可能性，而生物技术正是为资本掠夺新的自然资源提供科学支持的，犹如当年的航海术、造船术、地理学、天文学和洋枪洋炮之于殖民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因此，今天的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无硝烟的基因大战”[1],它正在把人类共享的基因、细胞、器官、胚胎、微生物、动植物等变成专利的对象，变成私人和企业的产权。而挑起这场战争的正是以美国孟山都（Monsanto）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跨国企业，生命公司（life industry）代替了当年英国的西印度公司。研究者把它称为“新世纪的圈地运动”，新世纪的殖民者和“生命海盗”，是非常准确的。犹如当年国际法的诞生一样，这种掠夺同样依赖的是“合法”的专利制度，1985年美国专利局宣布植物种子可以获得排他性专利权，1998年欧盟通过《关于生物技术发明的法律保护的欧洲指令》，重新解释动物和植物的品种概念，生物和生命开始被专利化。只是这次生物技术领域充当了资本的武器，对基因的垄断替代了西进运动中土地公司对土地的垄断，美国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在把农业工业化之后，现在轮到把自然界的生命工业化、私人化和垄断化了。拥有专利的跨国企业种子公司不允许农民自行交换种子，为此甚至使种子绝育，剥夺农民自行交换和保存种子的权利，以迫使农民必须购买贵得多的专利种子，而农作物的品种本来是农民世世代代自由交换种子的结果。今天十家跨国公司已经控制了全球种子市场的32%以及全部的转基因种子，市值达230亿美元。孟山都是第一家大规模销售转基因农作物的公司，也是全球第三大化工农业跨国企业和第二大种子公司，它为了垄断全球种子市场和保证转基因种子的销路，在1995到1998年化了80亿美元收购各地的种子公司，已成功地控制了北美，并逐步攻占发展中的国家和地区，巴西和印度的最大种子公司已经归它所有。它在中国也已经建立了分公司，2000年孟山都公司在中国的转基因棉花已经达到了200万亩。目前，全球的谷物贸易也已经为五家跨国公司所垄断,其中最大的卡吉尔公司（Cargill）在1998年底收购了仅次于它的大陆谷物公司（Continental），从而成为超级垄断巨头，控制了全球过半的国际谷物贸易。这场对自然资源掠夺的新的世界“战争”已经和将要给第三世界的农民和农业带来怎样的影响，是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的。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这种在美国创造的转基因农业技术已经越来越被广泛使用，从1996年至2001年，全世界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由170万公顷到3570万公顷，增长了30倍，其中美国占了68%。[2]现在，美国国内约80%的大豆、75%的棉花和40%的玉米都是转基因作物，转基因产品的出口已经占了美国农业和食品出口的35%，年出口额达120亿美元。[3]这里的重要原因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美国政府针对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有所减弱的局势，一方面主导关贸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推行自由贸易政策，主张降低和取消各国农产品关税，以解决美国农产品占领世界市场的障碍；同时引导在世界上占绝对优势的生物技术应用到农业，以提高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保持世界农业强国和农产品第一出口大国的地位。1991年，“美国竞争力委员会”在《国家生物技术政策报告》中提出了“调动全部力量进行转基因技术开发并促进商品化”的方针政策，并且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措施。美国著名的孟山都、杜邦等化工、医药公司因此开始转向生物技术领域，并成为商业性开发利用转基因农业技术的主角，生产和销售转基因作物种子，利用20年的转基因种子的专利保护，通过技术垄断来获得高额利润。目前，转基因农业技术已经向世界扩散以实现在全球范围内的利益最大化，这其实是美国国家农业转基因战略的一部分。这些垄断农业生物技术企业与巨型谷物流通公司相结合，形成转基因农产品研究、开发、销售的一体化和网络化。1999年5月，孟山都公司与卡吉尔公司联合，共同投资1·5亿美元建立生物农产品开发公司，已开发转基因大豆、玉米等15个品种，通过卡吉尔的全球客户信息网生产和销售转基因农产品，孟山都公司还收购了卡吉尔公司在中南美、欧亚非的营运权。通过转基因技术和生物遗传技术不断形成新品种、新食物、新饲料、新农药、新化肥、新兽药，美国的生产和贸易不断扩大，与计算机网络通讯技术联系在一起，有效地控制了二十一世纪世界粮食农业与粮食的流通主导权。1996年美国从转基因农业中得到的净利润为9200万美元，1997年净利润上升为3·15亿美元。转基因技术因此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了一大批新产业。在过去两年的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中，与农业技术关系最大的生物技术类指数上涨了330%，市值已经达到3000多亿美元，是第二大高新技术产业。美国在80年代后半期，为了加速高技术产业风险投资特别进行了税制改革，使风险投资税率从49% 降低到2%。[4]如此这般，农业岂是农业自身的问题？农业又怎么可能轻言放弃？！

然而，迄今为止，转基因技术食品到底是否会对人类产生怎样负面的影响，是谁也不敢保证的。生物技术工程以在二十一世纪解决人类的食品短缺和饥饿问题为合法性幌子，但是生物技术行业的目标其实是利润，目前的生物技术类行业的投资已经达几十亿美元，主要用于具有高商业价值的转基因开发，而不是去投资研究转基因的危害，这些投资都受到严格的专利法的保护。“现在还很难预料将一种转基因生物放到一个生物物理环境中会发生什么问题，因为这种生物一旦被释放，它的生长、进化和对其他生物的干扰与影响就无法控制。问题是搞错了就不能退回来，因为转基因是个不可逆转的过程”（着重号系笔者所加）。[5]“由于转基因食品不同于相同生物来源之传统食品，遗传性状的改变，将可能影响细胞内之蛋白质组成，进而造成成份浓度变化或新的代谢物生成，其结果可能导致有毒物质产生或引起人的过敏症状，甚至有人怀疑基因会在人体内发生转移，造成难以想你的后果。转基因食品潜在危害包括：食物内所产生的新毒素和过敏原；不自然食物所引起其它损害健康的影响；应用在农作物上的化学药品增加水和食物的污染；抗除草剂的杂草会产生；疾病的散播跨越物种障碍； 农作物的生物多样化的损失；生态平衡的干扰。”[6]完全有理由说，资本主义现代化农业是在用人类的命运和上帝打赌。问题是，我们是否就这样心甘情愿被押在这个叫做“全球化”的赌台上呢？

在各种社会压力下，美国以及很多发达国家已经立法在食品上必须标注出是否含有转基因成份，中国在2002年3月20日也开始宣布实行转基因生物标识制度，但迟迟没有被真正实行，就是标注出来又能怎么样？消费者的选择权是否能因此得到保证呢？美国的有钱人热衷于去购买贵得多的“有机食品”(organic food)，但是第三世界传统的“有机食品”生产体系却正在被美国的现代农业体系所摧毁，这是怎样荒诞的一个悖论! 谁活该吃转基因食品呢？对于普通百姓和穷人来说，其实已经不存在其他的选择。否则，美国生产出来的那些巨量农产品给谁消费呢？目前，不知不觉中进入中国人食物链的转基因食品已经超过了2000万吨，摆在中国人餐桌前三位的转基因食品分别是：大豆、玉米、油菜。转基因食品对于中国人已经“防不胜防”。[7]中国(香港)绿色和平组织从1999年9月24日起，分7个批次，在香港、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对近60个著名食品品牌进行采样并检测，结果发现：16个样品含有转基因成份，包括6种雀巢产品，品客洋葱口味薯片、日清鸡味方便面、麦当劳汉堡的面饼以及肯德基的薯条和面饼等。在这种防不胜防的背后，是怎样的秘密呢？为了向中国出口转基因大豆，美国总统布什2002年2月21日、22日两次访问中国期间，与中国最高层谈及大豆问题。上海APEC峰会期间，他又与中国领导人就转基因产品问题进行磋商。2002年9月25日到27日，美方在北京办培训班，专门讲标签问题。他们表示，标识制度对企业伤害很大。这些利用转基因技术赚取百万厚利的公司所持的态度是：“一日未能证明它是不安全的，它便是安全的。”这一年，华盛顿由美国农业部、国务院和美国贸易谈判代表组成的谈判代表团也一批批来到中国，希望说服中方简化转基因条例规则。“据一位了解内情的专家说，中国政府制订相关法规的智囊团也成了美国农业部游说甚至收买的对象。美国农业部甚至提出，为这些专家提供上百万美元的研究经费”。为此，中国农业部颁布的190号公告《转基因农产品安全管理临时措施公告》一再被推迟正式执行，法律的严肃性受到挑战。这其中，农业科学家的作用也颇为可疑，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章良积极反对标识制度，认为将使生物技术的发展受到影响，但是质疑者指出他除了担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一职外，还担任深圳科兴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深港产学研基地创投有限公司董事长，北大高科董事长，这些公司都跟生物技术有关，而且陈章良的转基因西红柿，甜椒，矮牵牛花都已经投入商业化生产。原中科院生物科学与技术局局长钱迎倩认为：“在转基因标识问题上，政府官员、公司企业、科学家，都有各自不同的利益，搞生物安全并不是要把生物技术给扼杀了，而是看到在生态安全、人体健康方面存在有这么大的风险，在问题没有解决以前，决不应该拿人们的生命安全冒险，而现在，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被冒险。”[8]
现在必须让大家都知道自己的生命正在冒险，才能形成反对的力量，阻止这样的反人类行为在中国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