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在中国这个历史上因灾害频仍而被某些西欧学者称作“饥荒国度”(The landof fam ine)的国家,饥荒的阴影离开我们为时并不长久,粮食安全始终是中国人必须时刻面对的重大挑战,这种挑战遍及粮食生产、流通各个环节。而在生产环节,首要的挑战又是趋利动机下的经济作物挤占主粮生产、工商业和房地产发展蚕食耕地两大问题。在开放经济环境下,由于中国连续贸易顺差近20年,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高额外汇储备的负面作用也日益显著,放松国内粮食生产、依靠进口粮食解决粮食供需缺口的诱惑力大大增强,18亿亩耕地红线屡次遭到这样那样学者抨击就表明了这一点。但粮食攸关人民生存基本需求,而且其生产受气候等影响巨大,波动强烈,不是普通商品,要求一个大国把自己的基本生存寄望于所谓“国际社会”(在现阶段实际上就是西方强权、特别是美国的同义语),甚至说出“假如人家制裁我们,那一定是我们犯了错误”这样的话,只能表明持此论者媚外而且对国家民族毫无责任心。能否有效驾驭这种趋利动机,保障和巩固我国经济、社会稳定的基础,中国决策者们面临考验。

我们对耕地遭受蚕食的压力不可有半分低估,尽管各地为了腾出足够用地指标而创造了跨地区耕地置换之类做法,即一地将耕地转为非农用地之后,向异地提供补偿整理、开发出新的耕地,从而维持全国账面上的耕地总数不变,但在这种情况下转为非农用地的耕地与新开发耕地生产能力存在差距,因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工业化侵占的耕地以水土条件较好、生产能力较强的南方居多,置换出来的新耕地却以水土条件和生产潜力较差的北方居多;城市化侵占的耕地也以平原沃土为主。

即使在没有遭到蚕食侵占的耕地上,生产者放弃粮食作物而转产经济作物的冲动也很强烈。1978年至2008年间,中国粮食播种面积年均递减0.4%。2003年,中国粮食播种面积一度下降到9941.04万公顷,是建国以来首次少于1亿公顷。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回顾新中国奠基者的睿智。改革开放前期,“以粮为纲”方针一度遭到广泛围攻,几乎被说成是思想僵化、保守、落后的同义词。其实,我们的开国领袖不是没有看到经济作物、副业能够在一时间带来更高的现金收入。1956年,河北省委向中央呈递了一份河北省农业和副业产值中各项产物所占比例的调查报告,其中显示河北省全部农业产值中粮食仅占28%强,粮食以外的农产品占71%强;毛泽东主席对此高度重视,专门下发批示《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注意多种经营》(1956年6月14日),将这份材料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参考,其中估计其他各省即使经济作物较少,农业总产值中非粮作物和副业所占比例至少也有50%,要求各地重视发展农村多种经营以增加农民收入。

但着眼于更长时间跨度上的经济社会稳定和发展,在鱼与熊掌两者不可得兼的情况下,他选择了实现主粮生产基本自给这个需要更长周期方能见效的目标。对“以粮为纲”方针的不公正非议浪潮不过是过眼云烟,事后看来,把中国与当时更注重发展经济作物取得较高现金收入流量的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社会稳定与发展绩效高下判然,粮食进口数十年来一直是这些国家国际收支危机的根源,甚至常常进一步恶化成为全面的货币金融危机、社会危机,收入分配的公正性也与中国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二战之后实现了经济起飞而跻身发达或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日本、台湾省、韩国,他们共同的特点也是高度重视保障粮食生产,不以其当前账面上的“低效益”而动摇。

好在我国2003年粮食播种面积的超低水平仅仅维持了1年,次年(2004年)就回升到10160.60万公顷,2008年进一步回升到10679.26万公顷。今天,在前所未有的城市化浪潮冲击下,我们又该如何保证比18亿亩耕地更大的安全系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