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快“赶超”中的问题

商务部研究院 梅新育

由于表现出了较强的宏观经济稳定性﹐一场危机不仅没有迟滞﹑反而加快了中国“赶超”的进程。新年前后公布的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将2008年中国全国GDP总量提高了1.34万亿元至31.4045万亿元﹐在国内外引起了一阵波澜﹐更成为日本社会舆论新年焦点。而根据2010年1月21日公布的数据﹐2009年我国GDP达到33.5353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8.7％。此前国内外已经普遍认为中国GDP规模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只是时间问题﹐这次经济普查和2009年经济数据发布之后﹐认为中国GDP至迟2010年间便可超越日本者显著增多。2009年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2.20727万亿美元﹐其中出口1.20167万亿美元﹐超越德国跃居世界头号出口大国亦成定局。

两次经济普查都大幅度提高了中国GDP统计数据﹐这一点在情理之中﹐“中国崩溃论”者章家敦（曾在上海工作数年却不会汉语的华裔美国律师）之辈和某些日本网友对中国高估统计数据的怀疑站不住脚。因为与经济社会形态相对定型的美欧日不同﹐中国近年来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社会形态变化都非常急剧﹐日常统计遗漏之处在所难免﹐经过更全面﹑更仔细的经济普查﹐上调GDP数据实属正常。考虑到中国收入最高的南方地区至少20年来便盛行瞒产低报以求藏富于当地之风﹐日常统计程序下GDP低估程度就更可想而知了。按原来初步核算的数据﹐2008年中国GDP总量与日本的差距仍有10％以上﹐但此次经济普查结果把中国2008年GDP数据提升了4.4％﹔而且中国在此次全球经济金融危机中表现堪称大国之中最佳﹐日本经济却在2008年第四季度﹑2009年第一季度连续两度刷新经济萎缩“战后最恶”（引用日本说法）纪录﹐GDP降幅折合年率均超过10％﹐2009年二三季度虽然重回增长轨道﹐但增幅较低。因此﹐即使最终统计结果表明2009年中国经济总量仍未赶超日本﹐2010年赶超也是十拿九稳。依靠中国的广大国土以及毛泽东时代遗留的人口红利（包括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我们对国家经济规模上升至全世界数一数二有着充分的信心﹐未来的汇率变动还将进一步加快中国GDP“赶超”的步伐。

在更长历史跨度上考察﹐至少从春秋战国以来﹐中国农业﹑制造业便持续领先世界两千年之久﹐经济规模和人均收入均长期占据世界榜首。甚至到满清入关后中国逐渐丧失科技优势时﹐中国仍然继续保持GDP总量优势近两百年﹐中国在某些制成品上的优势一直保持到鸦片战争后一段时间。据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的《世界经济千年史》（The World Economy﹕A Millennial Perspective）所述﹐鸦片战争之前20年的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中国GDP比西方及其衍生国的总和还高30％﹔西方入侵中的政治军事瓦解﹑掠夺摧毁了中国自主经济体系﹐中国被强行纳入西方主导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不利地位﹐经济持续衰败。到解放战争已大体结束的1950年﹐中国人均GDP尚不足1820年水平的四分之三﹐仅相当于同时期西方及其衍生国人均GDP的12分之一。[1] 但这仅仅是历史偏离正常轨道﹐而1949年以来我们正在向历史正常状态回归﹔当志愿军将士将美军赶到三八线标志着中国的独立自由经受住了最严峻的军事考验﹐当新中国在西方﹑东方集团重重封锁下独立自主建立起了大体完整的全民教育体系和工业体系﹐尽管还会遭遇这样那样的波折﹐但已经没有什么外部力量能够将中国经济推下回归历史常态的轨道了。

尽管如此﹐我们对前途的信心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会忽视面临的问题﹐对困难障碍的战略藐视与战术重视是应当﹑也完全可以统一的。面对日益扩大的国家经济规模﹐我们需要注意到这样几个问题﹕

首先﹐我国GDP总量虽然已经非常巨大﹐东部大中城市居民实际生活水平在一些方面更是已经与发达国家不相上下﹐但人均GDP和收入水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将需要继续赶超发达国家﹐而这种赶超越来越需要建立在自主创新先进制造业基础之上﹐我们需要超越此前二三十年行之有效但正越来越难乎为继的模式﹐至少是超越这一模式的某些方面。否则﹐我们的命运将不可能是成功实现对西方国家的“赶超”﹐而是“被赶超”﹐即被西方霸权刻意扶植的其它发展中国家所赶超。回顾历史﹐“赶超”者“赶超”不成反而“被赶超”﹐这样的悲剧屡见不鲜﹐我们不要扮演类似悲剧的主角﹐赶超大业﹐我们依然任重道远。

让我们看一看我们正在努力“赶超”的日本。日本从明治维新起确立赶超欧美﹑富国强兵的目标﹐虽然历经周折﹐但到1968年明治维新一百周年之际﹐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越联邦德国﹐跃居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1980年﹐日本政府《8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构想》满怀豪情地昭告世人﹕“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把追赶欧美发达国家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这一目标已经达到﹐追赶型现代化时代业已结束。”但1991年5月﹐日本开始滑入“泡沫经济”破裂后的经济衰退泥潭﹐程度之深﹑历时之久﹐均创战后之最﹐迄今未见根本起色。日本奇迹之所以黯然失色﹐从人口老龄化﹑战术能力高强而战略决策能力低下﹑既得利益群体掣肘到外部势力（主要是美国）处心积虑压制﹐所有这些教训都值得我们深入观察﹐细心体味。

而且﹐中国经济继续持续发展有赖于经济增长模式转型﹐而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和社会稳定又越来越有赖于公正的收入分配。正如我所敬重的国际关系学者张文木兄所说﹕“研究国家发展及相应国力的关键不在于研究其GDP或GNP的指数表现﹐而在于研究其利润的归宿及其对社会劳动者反哺程度”。[2] 在收入分配失衡已达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地步的时候﹐重新审视以“打破大锅饭”为开端的改革﹐适度纠偏﹐势在必行。无论改革的成就多么巨大﹐当改革积累的问题已经无法回避漠视之时﹐我们必须对“改革”进行改革。

其次﹐随着中国GDP和人均GDP水平的大幅度跃升﹐我们对上述目标的追求需要适度调整。就GDP指标而言﹐一个发达的大国人均GDP应当是位居世界前列﹐但不可能也不应当追求人均GDP位居世界第一第二﹐那只能是小国追求的目标。按照安格斯‧麦迪逊的估算﹐西欧人均GDP在14世纪（即中国元末明初）已经超过此前领先上千年的中国﹐[3] 但考虑到价格差异等因素﹐彼时西欧居民实际生活水平显然不如明王朝走上正轨后的中国居民﹐以至于直到16世纪中叶及末期（明朝中后期）﹐从葡萄牙人伯来拉（Galeote Pereira）的《中国报道》和克路士（Gaspar da Cruz）的《中国志》﹐到西班牙人拉达（MarDin de Rada）的《出使中国记》和《记大明的中国事情》﹐[4] 在几乎所有具有代表性的来华欧人的中国见闻录中﹐仍都不难读出作者当时那种类似“乡巴佬进城”的艳羡感慨﹐更不用说当时中国人作为和平稳定的大国国民比动荡小国国民享受到了不可比拟的荣耀与影响力了。在今天﹐相信也不会有人认为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列支敦士登之辈是比美国﹑日本﹑德国更重要的国家﹐虽然前者的人均GDP明显高于后者。

就整个社会而言﹐作为人﹐在具备了一定物质基础之后﹐我们又需要适度超越对GDP∕GNP的狂热追求﹐对环境﹑家庭﹑社会等给予更多的关注。从一国国民真实所得而言﹐GNP显然是比GDP更为恰当的衡量指标﹐因为前者从GDP中剔除了国外要素支付﹐增加了国外要素收入﹔对于中国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已经占据重要地位﹐他们虽然构成了中国的GDP﹐却不属于中国的GNP。而即使是一味追求GNP也受人诟病﹐何况一味追求GDP﹖1968年肯尼迪第一天发表总统竞选演说时就曾说过﹕“空气污染﹑香烟广告和救援车辆都纳入了GNP。GNP的计算甚至包括监狱和门锁﹐汽油弹﹑核弹头和警察平定城市暴乱的装甲车﹐以及砍伐红杉林木﹑破坏自然景观的开发项目等等。但是﹐GNP的计算没有包括儿童的健康﹑教育及娱乐﹐也没有考虑生活是否美满﹑婚姻是否牢靠以及政府官员是否清正廉洁。GNP无法衡量我们的趣味和勇气﹐也无法衡量我们的智慧和学识﹐更无法衡量我们对祖国的热爱和忠诚。总之﹐GNP可以衡量许多东西﹐但是惟独无法衡量美好的东西。”[5] 难道我们今天的认识还赶不上40多年前﹖

第三﹐随着我国国内经济规模﹑换言之就是国内市场规模的日益扩展﹐我们越来越有条件超越单纯“与国际惯例接轨”﹐越来越多地依托巨大国内市场取得国际市场定价﹑标准和规则的主导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可持续地提升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在全球竞争中赢得稳固的主动权。

第四﹐中国经济增长和增长模式转型意味着广泛而深刻的调整﹐这种调整将波及许多人的生活方式﹐在这场调整中很多人有所得但也会有所失﹐我们对此需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高收入阶层固然不应指望永久维持对自己绝大多数同胞的惊人的收入倍数﹐就是所谓的中产阶层﹐也不要不切实际地期望在调整中只受益而不付出。举个简单的例子﹐现在中国城市中产阶层居民雇佣钟点工服务和外出就餐司空见惯﹐成本也不很高﹐但这种“司空见惯”的背后是劳动收入过低﹔当我们提高劳动收入以推进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时﹐特别是当毛泽东时代遗留的“人口红利”因计划生育而不可避免地日渐耗竭之时﹐请我们的中产阶层不要不切实际地企图维持这种目前“司空见惯”的便利与享受。

为了避免我们的社会陷入“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把调整中要付出的代价说清楚是必要的﹔特别是掌握着话语权力的阶层﹐不要自以为从自己利益出发的要求就是“人民的呼声”﹐就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公利﹐要知道在自己之外还有个“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权利同样不可漠视。之所以要特别提出中产阶层的认识问题﹐是因为这个阶层因人数不少且不位于财富金字塔塔尖而往往使得其要求﹑主张貌似拥有天然的“政治正确性”﹐是因为这个阶层聚集于中心城市而拥有与其人数不相称的潜在和现实政治影响力﹐是因为这个阶层由于其成长道路和生活环境而往往对经济地位较低阶层的疾苦﹑情感所知无几﹐也必然会有人认识到上述几点和这个阶层的弱点并企图加以利用。在实践中﹐一些明显荒谬的主张得以流行﹐重要原因也不过是投合了这个阶层相当一部分成员的某些自私动机﹐但这些他们追捧的流行主张却有悖全局利益﹐最终也可能反过来伤及这个阶层自身。古人云﹐爱之深而责之甚﹔良药苦口﹐忠言逆耳﹐愿诸君思之﹗

收入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同样也在考验我国国民观察﹑处理对外关系的心态与智慧。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经济规模和综合国力的相对提升具有强烈的“溢出效应”﹐周边国家和与中国经贸往来较多或发展潜力较大的国家对此感受尤为显著﹐与中国拥有共同文化传统而又不无“瑜亮情结”的日本社会感受最甚。而对于自明治维新以来便当惯了东亚经济老大的日本国民而言﹐这样一个近在咫尺的结果令他们心中五味杂陈﹐自是理所当然﹔他们在赶超进程中处理对外关系方面的得失成败值得我们借鉴汲取﹐妥善处理中日关系也是对我们的考验。

日本崛起的脚步曾经震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激荡了东亚各国和地区人民的心灵﹔“日本奇迹”不仅造就了一个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还在相当程度上激发了东亚各国和地区人民奋发进取﹑赶超欧美日的凌云壮志﹐为人类经济发展史写就了“东亚奇迹”的光辉篇章。然而﹐帝国主义时代崭露头角的日本在崛起之初便充满侵略压迫邻国的原罪﹐在掠夺基础上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日本又以此对亚洲邻邦满怀鄙视。直到1980年代中期﹐日本知名评论家长谷川庆太郎所作《别了﹐亚洲﹗》一书仍然风靡日本﹐而此书在宣扬日本与亚洲国家的悬殊差距时用了这样不堪的比喻 — 日本是高耸于梦之岛（东京的垃圾场）上的霞关大厦（日本政府机关的高层建筑）﹐给彼时的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我也不希望我的同胞在富裕之后如此骄人。

与此同时﹐面对不可遏止的中国崛起之势﹐面对少子化带来的日本经济社会活力衰退﹐面对中国早在2006年度已首次跃居战后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的机会﹐尽管处心积虑企图继续唱衰中国﹑遏制中国﹑搞乱中国之辈仍不乏其人﹐但日本社会开始正视现实者越来越多﹐放弃争夺亚洲领袖地位的不切实际梦想﹑追求成为“小而美”国家﹑寻求对华互利合作的思潮正日益上升﹐这将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创造更加坚实的基础。2009年12月10日﹐日本民主党政府“幕后将军”小泽一郎率领六百名国会议员﹑经济界精英组成的超大型团组访华﹐在启程前会见杨洁篪外交部长时如此表述﹕“日中两国将在21世纪迎来人类历史上的伙伴关系时代﹐将继续先人（指其政治导师田中角荣等）们的政治功绩。”在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的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对美式资本主义﹑美国霸权主义的抨击﹐对日本明治以来军国主义和目前在援助名义下干涉的反思﹐以及对中日韩东亚友好合作的倡导。[6]

作为永恒的邻居﹐作为一个伟大文化传统的共同拥有者﹐我们期望与日本在正确认识历史﹑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友好关系。无论历史回忆如何令我们痛苦﹐我们也必须牢记﹐目前日本还不是一个拥有完全主权的国家﹐有能力毁灭我国的不是日本﹐而是另有他国﹔而一个国家需要防备的不是历史上侵犯过自己的国家﹐而是有能力也有动机侵害自己的国家。我们不可忘记历史﹐我们更要面向未来﹔经济规模和综合国力的相对提升足以让我们更加自信地超越魇梦﹐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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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格斯‧麦迪逊﹕《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9~110页。

[2] 张文木﹕《印度国家发展及其潜力评估 — 与中国比较》﹐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4页。

[3] 安格斯‧麦迪逊﹕《世界经济千年史》第30页。

[4] 这三本书作者来华时间为公元1549~1575年间（明嘉靖二十八年至万历三年）﹐职业分别为贵族高官出身的走私商（伯来拉）和高级修士﹐在其国内均非穷困潦倒﹑孤陋寡闻之辈。三本书后由英国人C.R.博克舍编成合集《16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中文本1990年中华书局出版。

[5] 凯瑟琳‧考菲尔德﹕《世界银行的幻想大师》﹐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213页。

[6] 稻盛和夫﹑梅原猛﹕《拯救人类的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