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开放经济的真正起点是何时？

梅新育

新中国开放经济的真正起点是何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对“开放经济”内涵的界定。如果将这个词汇定义为对非特定国家的经贸往来，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直就是开放经济；如果将这个词汇定义为与世界主要经济体——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大规模经贸往来，那么新中国开放经济的起点就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只要我们以不带偏见的眼光审视较长的历史跨度，我们就不难发现，尽管中国独立自主的开放经济建设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取得了崇祯十七年（西元1644年）满清入主中原以来前所未有的成就，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开放经济实践自有其历史传承，它是在建国后前29年建立自主工业体系和打破外部封锁的基础上进行的，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以中美贸易突破为代表的对西方贸易迅速发展是改革以来建设开放经济的起点和序幕，也正是建国前的革命战争和建国后前29年的努力才为我们赢得了独立自主建设开放经济的前提。在一个政府主要财源被外国使团控制、政府支出需要西方使团一致签字同意的国家，所谓“发展”云云不过是天方夜谭而已，而这恰恰是中华民国可悲的现实。

由于现实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本身就可以总结为“赶超战略”，其目标本身就是在国际背景下选择确定的，社会主义经济本质上就必然是一种开放经济。在实践中，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在社会主义政权建立之后，最高领袖都非常重视发展对外经贸，取得外部资源和市场，推动国内经济发展。现代发展经济学在二战之后方才兴起，在此之前几十年，列宁便第一个系统研究了经济落后国家如何依据自身经济状况，采取适宜的对外贸易和外资政策，以便加速本国经济发展，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新中国的缔造者们也不例外，无论是在为红色根据地生存而战之际，还是在逐鹿中原大局已定、以胜利者的姿态准备着手建设这个国家时，他们都以开放的态度看待对外经贸，希望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尽可能广泛地利用国内外资源促进本国经济发展。他们反对的是在不平等基础上的外国商品和外资控制，但支持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发展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从毛泽东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到中共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的“工业问题”一节中毛泽东就引进外资专门作的一段论述，都体现出了这一点。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经济开放度较低，并不符合我国意愿，而是西方集团、国民党军队和后来苏联集团封锁所致。且不提美国操纵的巴统对华禁运项目竟然多达对苏禁运项目的两倍，[1]就是中国沿海南北航运，也被截断达20多年。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军队便开始在美国支持下利用其海军优势封锁沿海，从每一港口败退之前都有计划地炸沉或劫走船只，华北的航海船只全部被劫掠，上海原有90万吨位船只，只留下14.5万吨位可航行。[2]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又与台湾当局签订了双边军事协定，以美军第七舰队与台湾当局海军共同封锁台湾海峡，将此前台湾当局海军独力进行的贸易封锁行动变成了美台联合行动，致使中国沿海南北航线彻底中断。仅1949年8月至1954年10月，就有228艘次中外商船在航行台湾海峡时遭到台湾当局武力拦截、追踪和炮击。直到1972年10月，广州远洋运输公司才绕航台湾以东太平洋海域，实现了南北沿海航运复航；1979年5月实现台湾海峡通航。

在这种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发展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不断打破外界封锁的历史。打破封锁，首先是打破政治封锁，与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在平等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打破封锁也是打破外界经济封锁，在西方国家对华贸易封锁已经成为现实之后，我国政府除了大力发展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贸易之外，又千方百计努力打破封锁，进入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市场。从1957年开始，我国年年举办广交会；到1973年底，同中国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已有150个，中国在亚非拉和欧洲共25个国家举办了贸易展览会，与世界上550个港口开展了贸易往来，并参加了国际博览会。对亚非国家的援助除了开辟、巩固外交阵地的政治意义之外，事实上也是一种开辟市场的办法。而且，此时我国对外贸易区域分布与1960年代以前已经反转：1960年代以前75%贸易额面向苏联东欧，25%面向资本主义国家，1970年代则相反。

正是由于我国在重重封锁中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依靠外交和军事努力打破了东西方对自己的包围圈，西方国家对华政策不得不改弦易辙，中国对外经贸的发展环境由此大幅度改善。由于美国是西方世界领袖、全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又是对华贸易禁运的发起者，包括经贸关系在内的中美关系正常化对中国建设开放经济的外部环境具有关键意义。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明确指出：“双方把双边贸易看作是一个可能带来互利的领域，并一致认为，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的，……对于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将予以便利”；同年11月，美国宣布允许美国飞机和轮船停靠中国港口，标志着西方全面对华贸易封锁正式解除，中国从此开始得以全面利用被隔离20余年的世界市场。公报发表当年，美国商人就参加了春、秋两季广交会，中美贸易额从1971年的零跳跃至1288万美元，1973、1974年分别为2.6亿美元和4.76亿美元。我国抓住这一机会大量进口了美国的废钢、民航飞机、农产品，这两年进口的13套大化肥装置（其中美国鲍曼·凯洛格公司提供了8套制氨生产成套设备）更与自主研发的良种技术、水利设施等共同奠定了1980年代以来中国农业起飞的基础，同时也揭开了中国建设开放经济新时期的序幕。换言之，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在建设开放经济方面实际上处于蓄势待发状态，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不得不承认现实，相继与我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国际市场向我国开放之后，我国抓住机遇，开放经济建设实现飞跃，自是顺理成章。

（2008.11.17，仅代表个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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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志平编著：《美国巴统是怎样进行出口管制的》，第213页，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2年。

[2] 吴承明、董志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卷（1949—1952）》，第702—703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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