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传统工业化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失灵与危机

　　2008年世界经济遭受的是双重危机，除了被世界主流媒体关注与宣传的金融危机外，还有未被世界主流媒体与国际社会关注、甚至忽略的粮食危机。在2008年伴随着金融危机同时发生的粮食危机，对世界经济与生活造成的危害与冲击，远比金融危机要严重的多。因金融危机而倒逼出的新能源革命与低碳经济标志着又一个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事实上，目前全球性的粮食危机，也同样以报复性灾难向现代人类昭示着：粮食危机是工业化技术与生产方式在农业领域失灵的危机。无论工业化技术与生产方式在工业经济领域，引发怎样的环境污染与能源危机，但毕竟生产出的工业品，如汽车、飞机、电脑和电视机其技术含量越来越高，性能越来越好。可是，工业化的技术与工业化生产方式，推广到农业领域，却要糟糕的多。如果说工业化在工业领域所表现出的弊端主要是外部不经济，而工业化在农业领域则是内部与外部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一）工业化技术违背了物种演化具有的历史性、社会性的本质特征，导致工业化科技在农业生产领域的失灵

　　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最根本的不同，就是农业生产的对象和最终产品都是生命物，而工业生产的对象与最终产品都是非生命物。而近代以来运用到农业领域的科学技术，是起源于工业领域的科学技术或科技范式向农业领域的推广。由此可以发现，造成工业化技术在农业领域失灵的根源，就是将解决非生命物的科技简单移植到生命物领域的结果。

　　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在其基因中携带的物种信息，绝不是现代所谓的生物学所解读的那样，是一个简单生物分子结构或化学结构。而是携带着生物上亿年适应生态环境变迁、适应多样化物种之间的竞争与共生的种群关系，包含了其所进行的经过选择、试错、优化之后沉淀下来种种信息。可以说基因中携带的信息是物种演化的历史信息和种群关系的社会信息的综合。而目前通过基因来控制物种的科学技术，则是置物种所携带的历史与社会信息而不顾，把生命物当作一个非生物来对待，当作可以任人解构与组合的化合物来对待。按照人类最理想的目标，在实验室中通过基因重组造出新物种。所以，所谓的现代生物技术，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按照生命规律研究生命的科学，而是以解决非生命物的工业科技范式来解决生命物问题的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生物学，还没有诞生。无论现代的基因技术有多先进，如果不能有效解读基因所包含的物质演化的历史与社会关系的信息，我们就没有足够理由相信它的科学性和对生命世界带来的安全性。

　　目前，转基因对当代世界种植业的影响已经不是理论上的推测，而是深陷在一系列灾难之中。中国1996年开始引进转基因棉花种植，目前占中国棉花种植面积的69%。但是最近几年中国的转基因棉花问题不断涌现。中国农业部发布的消息，2009年中国棉花的生产出现下滑，面积和产量减幅均超过10%。2009年，从加拿大出口到欧洲和日本亚麻种子中检测到转基因污染，引发了市场的崩溃，造成了加拿大农民的巨大经济损失。阿根廷引进转基因大豆后，曾被既得利益者吹捧为“第二次绿色革命”。不到十年之后的结果是，单一种植大豆的农作方式迫使数十万农民离开土地，贫困和营养不良现象大量出现。统计显示，在传统农业的20世纪70年代，阿根廷全国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口比例仅为5％。到1998年，这个数字竟然陡升至30％，2002年又激增至51％。

　　（二）违背生命物的成长规律的农业工业化生产方式，是造成现代农业危机的另一根源

　　建立在分工化、专业化、标准化、市场化基础上的工业化生产方式，之所以成为引发工业革命、导致生产率持续增长的生产方式，就是因为这种生产方式最大限度地吸收了工具创新与科学技术的进步。然而，同样的生产方式在农业生产领域不仅在提高生产率上的作用是有限的，而且还为农业生产持续发展造成许多灾难性的后果。

　　其根源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因为农植物生产的过程，是一个依靠天时地力为主的过程，这就决定了农业生产，不可能像工业生产那样，可以通过工具创新不断实现生产率倍增。在人类没有能力改变天时地力的前提下，无论工具如何创新对农业生产率的提高都是有限的。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古代的传统农业的发展方向，不是把精力放在农业工具的创新上，而是放在了如何通过人类的智慧对天时地利的运行规律的认识上，如何顺应天时与巧借地力上。这也正是古代的自然观，是天人统一观的原因所在。

　　其次，生命物成长过程，虽然包含物理与化学的过程，但决不等于这个过程，而是一个基于细胞组织的演化过程。非生命物，只有在解构到原子层，才能激活其所携带的能量与信息。而生命物恰恰相反，生物大分子只有合成到细胞的层次，才能形成生命演化。而高级智能动物的生命必需依靠多样化的生物链才能生存。而导入农业的过度专业化、标准化市场化的生产方式，恰恰是让生命沿着从多样化向单一化方向发展；从生命养育生命的多元化的食物链、生态链体系，向杀死被人类认为无用的生命，留下有用生命的体系转变；从应天时、汲地力的天人统一的生物生存方式，向在人与自然对立下，把生命物纳入工厂化、标准化的生产方式转变。总之，所谓现代的农业现代化生产方式，是一个违背生命成长规律，扼杀生命、解构生命的生产方式。

　　由此就不难解答，为什么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创造出多样化为人类使用的工业品同时，这一生产方式在农业领域，却导致了多样化物种的丧失、导致了生命生存环境的恶化。为了适应农业机械化、规模化的要求，农业生产也像工业生产那样实行粮食植物专业化。这样做的结果，在短期内确实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但时间一长，同一块土地长期单一植物的结果必然导致了土地肥力衰减、抗病虫害能力的下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又按照工业科技的思路发明了化肥与农药、除草剂等各种各样的化学品。最终使土地变成“工厂”，而不再是食物生产地。我们为这种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付出的代价是，物种多元化的生态体系遭到破坏，土地肥力衰减，植物抗药性增加，地下水的污染、食物中毒，水资源匮乏等问题层出不穷。

　　三、走中国特色生态化农业的发展的模式战略思考

　　2007年以来，《货币战争》一书在国内流行。其实中国走向开放的今天，还面临着另一个正在酝酿中的战争，这就是“粮食战争”。最近几年德意志银行、高盛等公司纷纷介入中国生猪养殖业，孟山都、杜邦、拜耳和先正达等国外生物公司虎视眈眈，正在布局插手中国的种子业。以益海嘉里为代表的外资企业控制了中国小包装食用油40%的市场份额；投资基金凯雷近期也宣布进军中国饲料业。从2010年秋季开始外资已经在中国的粮食产区高价收购粮食。种种迹象表明：跨国资本在中国演绎的“粮食战争”，经过几年谋划布局后，正发起正面的进攻。

　　面对跨国资本进入引发的粮食战争，我们在应对战略选择上，已不仅仅是思考如何做大做强中国粮食企业的问题，而是如何从生态文明高度立足中国国情，思考中国的农业经济走什么路的问题。

　　（一）围绕目前中国农业发展模式，有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这就是中国农业经济，究竟是一个可以像工业品那样可走完全放开与充分竞争的市场之路？还是走有限制性的市场经济之路

　　如果认为中国粮食市场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那么应对粮食战争的战略，就不是在如何设定市场竞争的规则上做文章，而是要在既定的规则下，如何增强我们的竞争力上做文章。这也是目前国内一些学者主张的，不管我们是否欢迎，对于中国农业的“资本时代”的到来，我们只能以做大做强自己来应对农业资本的战争。如果我们认为中国粮食市场是一个有限竞争市场，那么我们应对粮食战争的着力点，就是要在如何设定竞争规则上做文章。

　　也许人们会认为，农业经济是受到国家保护的经济，自然属于有限竞争的市场经济，这是一个经济学的常识问题。但是无论从目前各级政府对待农业发展的实际做法看，还是从满足跨国资本驰骋于世界农业领域的贸易政策看，都存在一个明显的倾向，就是过度地夸大了市场化、国际化与资本化对农业经济带来的好处的同时，却低估与忽视了农业经济的市场化与资本化带来的风险。在此，我们不是认为农业经济发展不能市场化，而是农业经济所具有的独特性，对市场化、资本化、国际化的承受性比我们所预期的要低的多。

　　1. 作为生活必需品的粮食在需求弹性上的刚性特点，使得农产品的需求量并不会因为价格的变动而大起大落。由此决定了在人口一定情况下，粮食生产是一个稳定的常数。在谷贱伤农规则约束下，粮食市场很难通过产量的增加来获利。

　　2． 农产品生产是生态自然直接参与、且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活动，由此决定了农产品生产不能像工业品那样在技术创新推动下实现产量的倍增。在农业领域存在的报酬递减，使得农业经济很难像工业经济那样，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获得收益递增。

　　3． 农产品是大自然赐给人类的可以直接消费的产品，农产品不能像石油、煤炭等需要经过很长的加工链才进入消费领域。按照生态农业的要求，农产品的加工链越长，其安全性越低。由此决定了农产品无法像工业品那样通过延长产业链来提高资源的利润率。

　　在农业产品所具有需求量的刚性约束、生产过程的技术约束、产业链短所导致的增值限制下，进入农业领域的资本，要获得同工业领域的资本相当的收益，只能通过机械化替代劳动力，通过减少人数来提高人均生产率。由于受需求刚性的约束，很难通过技术进步改变天时地力，很难通过增加产量来获利，那么就只能通过控制粮食价格来获利。要获得粮食价格控制权，唯一途径就是垄断经营。这些路径确实可以使农业资本获利，但资本获利的代价，一是农业生产过度的集中与规模化导致大批农民破产失业，会酿成巨大的社会问题。二是农业产品价格一旦被大资本所左右，会造成国家粮食安全、政治与社会稳定的隐患。

　　不可否认，从事农业的跨国公司也拥有许多技术，但是集中在种子领域的技术创新，不是其利润的主要来源，只是配合资本运作实现农产品市场垄断与控制的手段而已。一个国家的农业生产一旦陷入几家大资本垄断的格局时，农业所承担的满足国民生存需求的功能，就会变成满足资本增值的功能。如果说在汽车生产领域，资本的收益与消费者的收益是正比的。因为资本收益是建立在汽车技术提高的基础上。那么，在粮食生产领域却并非如此。改革开发以来，我们消费的粮食价格提高了数倍，并不意味着小麦品质也提高数倍。恰恰相反，我们今天消费的小麦品质不是在上升，而是在下降。

　　（二）在应对“粮食战争”中，建设中国特色的农业发展模式，不能突破的三个底线

　　第一，中国的农业经济模式，绝不能简单模仿美国式放任大资本左右的资本化、市场化模式。美国农业模式是一个在政府补贴支持下的自由竞争、放任大资本经营的国际化的模式。在美国农业模式中，政府补贴主要解决的是农业资本与工业资本之间获利均衡化问题。其他问题可以不予考虑。但鉴于中国以不足世界7%的土地承担养育着世界16%人口的国情；鉴于目前中国18万亩土地还承担着中国7亿农民生计的功能，就不能模仿美国的模式。如果美国模式是野外放养模式，那么中国则是笼养模式。围绕鸟笼式的模式，在上限上，要对外资进入中国农业领域设置防线，即不能让盘旋在空中的鹰威胁笼中的鸡；在下限上，不仅需要确保目前已经出台的18亿亩红线，而且还要增加一条防线，即要确保中国农业产品的定价权不被大资本垄断与左右。要保证中国农业产品的定价权不被大资本所控制的一个前提，就是中国应出台专门遏制在农业领域垄断的反垄断法。

　　第二，通过走培育内生发展之路，使中国农业承担起中国7亿农民的生计功能。中国作为一个农业人口大国，只能走渐进式的适度城市化的道路。中国决不能走巴西式的、农民成为城市贫民的城市化道路。目前正在兴起的借土地流转政策让资本进村，让农民进城的做法值得反思。中国农业市场化与现代化必须坚持的一个底线，是中国农民作为农业经济经营主体地位不能动摇。中国农业市场化与现代化，必须立足走培育内生增长之路，不是简单的替代之路。所谓内生增长之路，就是国家的农业经济发展政策，是在帮助农民、培育农民的过程中进行，而不是简单地交给市场，让资本替代农民的市场化。

　　第三，通过走两元文明发展的新城镇化道路，使中国农业真正承担起中国五千年农耕文化传承的功能。从工业经济的财富观与纯市场化理念看，似乎中国农业与农村，处在落后、被瓦解淘汰的地位。但是，从生态文明的高度看当代中国农村与农业，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不仅与当今所提倡的生态文明相吻合，而且，还凝聚着中国传统智慧的传统农业对现代生态农业具有极高的传承与借鉴价值。在中国改革30年中，已经在新农村建设推动下形成的一大批中国新农村证明，中国传统乡村文明在生态文明时代具有城市所没有的独特价值。在这一背景下，我们不仅必须重新反思单一城市文明主导下的城市化模式，而且要探索中国城市与乡村两元文明共同发展新城镇化之路。中国两元文明之路，既是保留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结合之路，也是中国多元文化、多元文明的生态文明发展之路。

　　(本文选自《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