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委三届九次全委会不久前闭幕，在这个会上做出了《关于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决定》。该文件中的“三个差距”是指：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贫富差距。重庆市委这一决定受到很多有识之士和广大群众的欢迎，但是，媒体上的评论并不很多，因为，它似乎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不吻合。当今很多“先富起来”的人，都得益于“先富起来”这项政策，他们担心，重庆提出要“缩小三个差距”，尤其是贫富差距，会不会是“杀富济贫”、剥夺富人的信号。因此，与资本密切挂钩的媒体，虽然时常把民生挂在嘴边，但对重庆的做法大多缄默不语，彷佛没有发生。
事实上，邓小平当年说“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的同时，紧接着还说：“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还说过，如果两极分化严重，改革就失败了。然而，在这几十年间，一些人只抓住邓小平的前半句话，而忽视了后面的话。这也是因为，实现前半句话对于很多人个人动力更大；后半句话如果要实现，靠的不是个人动力，而是制度安排。换句话说，大力提倡个人主义，有助于“先富起来”；大力提倡集体主义，有助于“共同富裕”。因此，当改革精英们以个人主义为重点时，“先富起来”是做到了，“共同富裕”便很难做到。
重庆市委的这个《决定》将促进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也作为“关爱”项目之一。有电视栏目想做一期关于这个话题的节目，邀我参与节目策划。但我发现，电视编导并不太理解中国农村大量“留守儿童”意味着什么，也难以理解重庆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的实质是什么。虽然我可以解释，但是，由于存在对于重庆大量带有明显偏见的报道，舆论的陈见已经影响了编导们的观念，我不知道我的解释他们能接受多少。因此，在这里写点文字，专门说说这个话题。
中国的留守儿童有多少？据全国妇联的统计数据，西历2008年，中国的留守儿童约有5800万，其中14岁以下的约为4000万。不管怎么说，这个现象对于中国社会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那么，这个令人沮丧的现象是如何形成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所谓留守儿童，绝大多数都在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简单来说就是，他们的父母都离开家乡，到东部沿海地区去打工了。那么，他们为何不把孩子一起带去，而把孩子留在西部农村，成为“留守儿童”？因为，东部沿海地区的工厂或用人单位，给这些来自内地的农民工的工资太低了。这个事实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东部沿海地区的繁荣，相当大程度上建立在来自西部地区农民工“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
按理说，东部沿海地区使用了西部劳动力，就应该给予他们相应的福利，包括住房、劳保、看病、孩子教育等。即便不直接提供，也应该使他们有相应的收入，从而能够自行在市场上解决。但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并没有这么做。只是给了他们很低的工资待遇，很差的福利，很多人只能住在集体宿舍。从更广泛的视角来看，东部沿海地区生产的产品，输往全世界，成为廉价的中国制造。在世界一体化的系统中，享受廉价的中国产品的西方人，都是造成中国大量“留守儿童”的原因。但这也不能完全怪西方人，当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廉价劳动力”为最大优势之一时，这一命运已经注定了。为了产品便宜，必须成本低，人工费是成本的一大块。压低来自西部的农民工的工资，使他们不能在城市养家，只能把孩子放在成本更低的西部农村，留守儿童就这样形成了。
因此，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的成就，相当一部分就建筑在农民工长期低工资的基础上，5800万留守儿童就是外向型模式过度之后一个巨大的代价，也是我们说中国在世界一体化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例证。要改变它，需要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是国内。从国家全局来说，如果受益的东部地区给中央多缴税，中央再将这笔钱转付给西部地区，也算是平衡的一种方式。但中国的税收和财政上并没有这笔专门税款和转付。因此，对于东部来说，他们享受了廉价劳动力最有价值的部分，却摆脱了劳动力个人必要成本之外的养家成本。东部地区的买办、代理人，或与西方利益一致的少数人都能发财，但几十年来，从西部到东部打工的农民工很少能发财的，因为他们早就被定位了，他们只是世界经济一体化中的最大竞争优势——廉价劳动力。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就这样拉开了。
而维护这些劳动力的养家成本，实际上相当一部分都在西部省份那里。对于西部地区来说，最好的劳动力走了很多，最能创造财富的生力军都为“国际社会”和买办、代理人服务去了，西部地区留下大量老弱病残。虽然前往东部为“国际化”服务的壮劳力会寄钱回家，但是，感情缺失不说，他们能够寄回的钱，加上老人孩子耕种的责任田收入，大多也只能使留守老人和孩子维持一个低水平的生活状态。另外有相当大一部分，要靠西部地区的政府来支付和承担。地方利益的矛盾，使得地区差异也加大了。当然，中央政府也要求东部富裕地区要支援西部，汶川地震后的重建工作，很大一部分就是东部省市的对口援助。但这种方式一般是临时性、阶段性的。简言之，东部沿海地区给农民工提供的工资和福利并不包含他们在城市养家的成本；东部所缴纳的税收，也没有专门一项是用来给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因此，要解决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生活待遇，必须从其他地方出钱。如果照顾留守儿童的费用由中央政府出，等于中央政府为了地区平衡和社会和谐，替东部付了一笔钱；如果由西部地方政府出钱，就等于西部地方政府被东部乃至外国人盘剥了一笔钱。
重庆地处西部地区的中心位置，是向东部输出廉价劳动力的重点地区之一。2011年，重庆全市的留守儿童数量约110万，他们的父母大多都到东部沿海地区谋生了。父母寄回的钱，实际上很有限，因为父母在东部的收入本来就不高，而东部的繁华使得生活成本低不了；有些夫妻到了东部地区后便离异了，一些留守儿童成了单亲的孩子，能够得到父母经济资助非常有限。因此，我们看到有一些爱心人士发起了给孩子的“免费午餐”慈善活动。这等于是把东部资本家或用人单位应该支付的成本，转嫁到社会爱心头上。虽说我们应该对“爱心人士”表达敬意，但是，这种状态是不合理的。重庆市“为缩小三大差距”做了很多事情，在留守儿童问题上，比“爱心人士”的慈善计划要大多了。

前面说到重庆由于各种原因，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很多，留守儿童数量也不少，那么，重庆在留守儿童问题上做的如何？去年中秋节，重庆市组织了一个“我和爸妈过中秋”的活动。由政府出钱，组织了60多位优秀的留守儿童，在中秋节期间，送他们到深圳与父母团聚，过一个合家团圆的中秋节。虽然这一行动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但是，作为享受了西部廉价劳动力、更为富裕的东部地方政府，为何不出钱做这样的活动呢？某种程度上，重庆是在倒贴给东部富裕地区，为的只是农民工的安心和一个个家庭的幸福感受。西历2011年元旦新年即将到来的时候，市委书记薄熙来和部分市领导，特地安排了与100名留守儿童一起迎接新年。他们先是在室内一起联欢，吃饺子，每个留守儿童都得到一份礼物：装着文具的书包和一些课外读物。新年快到的时候，市领导与留守儿童们一起来到解放碑广场，与十几万群众一起等待新年的钟声。当然，100名留守儿童对于重庆全市110万留守儿童来说，也只是象征性的。但是，这个举动象征了重庆是一个大家庭，重庆是一个有感情的城市，每一个重庆人都会关心重庆的孩子。除此之外，重庆还做了很多实际工作。
西历2010年，重庆市在农村新建寄宿学校480所，加上此前已建成的1600所，重庆市让100多万留守儿童都能进入寄宿学校上学，这对于那些父母不在身边的山区农村孩子来说，是一件很有益的事情。我没算这项工作花了多少钱，但我还知道，重庆市在寄宿学校内安装了2000多个“亲情视频聊天室”，5000多部“亲情电话”，目的是为了让孩子们能与远方的父母方便地沟通。此外，重庆的一些区县还组织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义务担任留守儿童的“代理家长”。还有心理专家对心理状况不佳的留守儿童免费开展“一对一”的心理辅导。2011年新春，重庆市向1万名困难教职工、10万名家庭困难的留守儿童、15万余未能回家的留校学生发放了1600多万的慰问金和礼包。今年6月，重庆市决定为110万3-16岁的留守儿童做免费体检，仅此一项就投入1000多万元。体检之后，还要为每个留守儿童建立健康档案，这会给他们远在东部的父母多大的安慰？
九年义务教育是不需要学费的，但还是有些留守儿童家庭条件较差，因此，在大部分中小学，重庆市为困难家庭的孩子提供免费午餐。全市的整体情况我缺乏数据，在重庆市渝中区，我了解到的数据是，渝中区为了保证每个孩子每天一瓶牛奶，全年花费约200万元；为困难家庭孩子提供的免费午餐，全年72万元；免除学生作业本费用，全年200万元；免费体检，全年58万元。
总的来说，重庆市为100多万留守儿童付出了大量财力和心力。事实上，其中相当一部分本来应该是由他们父母的工作单位或地区支付的。由于制度上的不协调，重庆市只能靠自己并不富裕的力量来照顾好留守儿童。这不仅仅是爱心，它还关系到这些孩子的成长，关系到整个社会的未来。因此，从全国的角度说，重庆市针对留守儿童的“关爱”工作，既是在本市范围内“缩小三大差距”的行动，也是在全国范围内“缩小三大差距”的重要举动，它完全是一种为了全局的付出。笼统地说，当东部地区因农民工的安定而获益的时候，实际上应该感谢类似重庆这样的西部地区的付出。
前文说过，尽管对于西部地区留守儿童的关爱体现了社会的善良，但是，这一现象的大量存在、长期存在，并不是一件合理的事情，它意味着还是有人在为不合理的“廉价劳动力”提供额外付出或补贴。我与电视栏目编导讨论这个话题时提到：有没有意识到富士康的一部分员工，他们的孩子可能就是留守儿童？而苹果公司、苹果手机赚大钱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不愿对流水线上的中国员工负责，只给他们很低的工资，使他们的孩子成为“留守儿童”。我们每一个购买苹果手机的中国人，实际上都对留守儿童负有责任。当然，这里的“苹果”只是外向型经济的象征。讨论当场有人反驳说：如果我们不买苹果手机，那些留守儿童更悲惨。从现实来看，这种反驳是有道理的，但是，从一个更合理的状态来说，中国政府应改变对外合作的政策，不能一味迁就外资，而应该增加中国员工与资方的谈判能力，从而集体提高中国员工的待遇，让他们能把孩子留在身边，而不用留在西部农村。
但这只是一方面。有一些西方资本的代理人常常说，如果中国提高工人待遇，西方资本家就会把工厂搬到越南、印度、非洲等地。这实际上是一种要挟，逼迫中国工人不得不接受低工资，逼迫中国不得不长期存在大量留守儿童。对此我想说，第一，印度、越南、非洲之类的廉价劳动力想同中国竞争，基本上没有优势，因为，中国工人的素质是那些国家无法比拟的。在规模上以及文化教育水平上，中国的农民工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无可取代的。制造业的熟练工人至少需要初中水平，其他国家在这方面普遍不如中国，更何况中国人自古就有的勤劳也是其他国家不具备的。因此，我们不必太担心这种要挟。其次，世界上大量中国制造的产品，贴了外国牌子后，成为世界畅销的产品。但最大的利润都被西方人赚走了，中国只赚到很小的一块，除了买办能够发财外，中国的工人很难提高收入。这一现象也说明中国的制造水平已经是世界一流，我们缺的只是品牌、设计、销售等软实力。如果中国政府改变方针，大力推动中国自主研发，我们的“中国制造”完全可以在同样质量水平下，比西方品牌价格更低，中国还赚的更多。某种程度上，这就要改变以“廉价劳动力”为主要优势的“深圳模式”。中国不光要做到“中国制造”世界第一，还要做到“中国销售”世界第一。中国要有信心和能力在世界上重新分蛋糕。只有这样，“中国制造”员工的福利待遇，更多将由中国人自己决定，在“缩小差距”原则的指导下，中国工人的待遇就能提高，避免出现“留守儿童”、“留守老人”。
我们还应该看到一个现象。西历2007年，重庆市妇联的调查数据显示，重庆市共有16岁以下的留守儿童230万人。前文说过，四年后，到了西历2011年，重庆的留守儿童减少了100万左右。这样一个数字的减少，不只是人口结构的原因，而应该理解为近几年来，重庆外出打工的农民减少了。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重庆本地的经济发展了，很多农民可以在当地找到收入不错的工作，他们便不愿远离家乡了。这实际上也是彻底解决“留守儿童”的方式之一：只要本地经济发展了，人们背井离乡的愿望就降低了，留守儿童就不再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了。在此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东西部区域差距的缩小。与之相伴的也必然是，重庆本地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的缩小。因此，留守儿童问题，的确与“缩小三大差距”有关。重庆提出“缩小三个差别”指导纲领，实际上就是改革开放的深入，它并不一定能立竿见影，但是，它的方向是正确的，因为，它符合大多数人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