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N连跳”之后，我写了几篇文章。一些读者的跟帖以及一些媒体的采访要求，使我发现，我对这个问题的阐述还有不清晰的地方，使得一些读者对我想表达的含义有些误解，或者被主流媒体的舆论导向牵引，分散了注意力，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真正本质。富士康“N连跳”的悲剧，主要根源在于“廉价劳动力”，它并不是富士康一家独有的，而是当今全中国共有的。富士康的悲剧，只不过是表现较为突出而已。我希望用更加通俗易懂的方式，让普通读者能够清晰地理解这个问题。同时，对于经常看我文章的朋友，也能进一步理解我的一贯主张。
19世纪初，英国出了一个名叫大卫-李嘉图的人，他是一个犹太人，也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年纪轻轻就赚了很多钱，然后开始研究经济学理论，被称为“大器晚成”的业余经济学家，在古典经济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大卫-李嘉图的理论之一，叫做“比较成本”，后人也将其称为“比较优势”理论。这个理论广泛应用于国际贸易领域。比较优势理论简单说，大致就是，各国有各国的相对优势，在世界贸易中，各国应该出口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自己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用日常生活的例子，理解起来更容易些。比方说我是一个县长，本县地处偏僻，与外界联系较少，相对独立和封闭。于是，我给各个村分配任务，张村种粮能手多，那就负责种粮食；李村养猪能手多，那就负责养猪；赵村铁匠有传统，那就负责制造农具；等等，如此一来，全县各村互相交换产品，大家什么都不缺。这就是比较优势理论的应用。看起来挺好。
比较优势理论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理论，学术上对它也有不同意见，但是，它确实是大英帝国以及西方殖民地时代广泛使用的理论。如今，很多前殖民地国家被称为“香蕉之国”、“咖啡之国”、“橡胶之国”等等，都是当年殖民地时代“比较优势”理论应用的结果。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说西方经济是自由市场经济，其实，比较优势理论下的经济形态，更像是计划经济。这就带来几个问题：一、所谓比较优势是谁定的？二、比较优势会不会转变？能不能转变？就好比一个人，如果我的数学运算准确，便安排我当会计，是否我永远只能当会计？这也就成为“比较优势”的陷阱。
1949年以后的中国，与欧美世界联系较少，因此，也就没有进入欧美经济圈的“比较优势”框架。前苏联形成的阵营也想推行比较优势理论，毛泽东不愿意。毛泽东认为，凭什么你苏联叫我干啥就干啥？中国今天某个方面不行，比方说重工业，没有比较优势，你苏联就不让我干，中国岂不在重工业方面永远就没发展？不要发展？正是因为在某个方面没有比较优势，中国才更要在这个方面投入，如此，才能全面发展，才能在今后具备全面的竞争能力。然而，这种状况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发生了改变。中国那时候决定改革开放，这没错。要改革开放，就要进入新的欧美经济圈，在欧美经济圈中，中国应该成为怎样的角色？说实话，我认为，当时很多人对此并没有清晰的认识，也没有长远的目标。当时中国的现实与欧美相比，的确很穷。因此，为了尽快摆脱贫穷，我们心甘情愿地接受了欧美经济为我们制定的“比较优势”。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西方世界经体系中的比较优势，就是“廉价劳动力”。在刚刚起步的时候，它似乎很好，因为，虽然拿不到100元，但是，能拿到10元，总比只有1元好。我倒不认为当时把“廉价劳动力”当成中国的比较优势，是某些中国人的故意。因为，从那时开始的舆论宣传，都告诉中国人，只要我们努力，就能像西方国家一样富裕。但是，稍微多想一下，你是否发现，这两者是有矛盾的？如果“廉价劳动力”是你永远的比较优势，你怎么可能像西方国家一样富裕？如果你要像发达国家一样富裕，你怎么可能还有“廉价劳动力”这个比较优势？我始终反对盲目崇拜西方，这就是一个事例。我认为，当初把“廉价劳动力”当成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比较优势，是太信任西方，结果中了一个圈套。如今，我们发现，中国已经很难摆脱“廉价劳动力”这个比较优势了。以前殖民地比较优势留下的“香蕉之国”、“咖啡之国”之类的称号，用在当今中国的身上，就只能是“廉价劳动力之国”。当初李嘉图的理论还只是说，各人生产不同的东西，然后交换，交换是否公平，这是另一个问题。如今，比较优势理论发展了，不用各自生产不同产品了，而是全部交给中国生产，因为，中国只是一个廉价劳动力。我不知道比较优势理论的这种发展是否算先进，至少，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真的可以算是先进。
如果说，当初以“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进入世界经济体系只是权宜之计，那么，等我们发展了以后，我们是否可以换一个其他的“比较优势”？前面说过“比较优势”的陷阱：谁定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能不能改变？至今，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还在跟着西方说，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比较成本优势，还将延续很长时间。这不完了吗？也就是说，按照发达国家为我们确定的比较优势，我们还将长期肩负“廉价劳动力之国”的角色。富士康是代工企业，其主要客户都是“引以为荣”的世界一流企业，例如苹果、惠普、戴尔等等。富士康“N连跳”发生后，一些人把矛头指向富士康企业本身。虽说富士康本身也不是完全没问题，但富士康本身不是问题的关键。与富士康相比，苹果、惠普、戴尔等等，都依靠富士康年轻的中国打工者，谁赚得钱更多？是富士康，还是苹果等？所以我才说，富士康只不过是一个包工头，不是真正的老板。换句话说，以“廉价劳动力”为中国的比较优势，等于宣布，中国永远只能是一个廉价的打工者，不可能成为老板。

我们本来可以奋起直追的领域，都在“廉价劳动力”这个唯一“被认可”的比较优势下，大大萎缩了。我们尚未失守的领域，也遭到比较优势理论的进攻。茅于轼说，中国不用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中国的粮食如果不够，可以到美国去买。茅于轼的这个观点，同样是比较优势理论的结果。我们现在说中国内需不足，原因是农民收入太低。农民收入为什么低？还是反过来看——如果农民收入高了，农民就都呆在家里种地了，谁还离乡背井地外出打工？如此一来，“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岂不没了？因此，为了配合西方国家为我们制定的“廉价劳动力”这个唯一的比较优势，我们就要开放农产品市场，用国外廉价的农产品，压低中国农民的收入，逼迫他们走出土地，成为给西方资金优势、技术优势做代加工的廉价劳动力优势。
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能够改变吗？那么，我们反过来问：除了“廉价劳动力”，中国还有什么其他优势？大家是否还记得，改革开放之初，有一本书风靡中国，至今还被很多人津津乐道，并把这本书的精髓当成绝对正确的结论。这本书名叫《丑陋的中国人》。当“丑陋的中国人”成为对中国定性的结论，当中国无数美奴精英都接受了这种观念，并在中国大力宣扬这种观念，结果是什么？中国的历史一团漆黑，中国的文化无比落后，中国的人性无比丑陋，甚至中国的人种都很糟糕。那么，在这种结论下，中国除了“廉价劳动力”这个唯一的比较优势，还能有什么其他比较优势？一无所有。于是，“廉价劳动力”真正成为全体中国人摆脱不掉的宿命。因为，在文化谋杀的配合下，除了“廉价劳动力”，我们在西方国家面前，根本不可能还有什么优势。我们如果同西方不一样，就是落后与野蛮，我们如果与西方一样，就只能是跟着人家学习的小徒弟。
在这里我必须指出，《丑陋的中国人》虽然是某一个文人的作品，但是，把这种观念推广到全中国，并在几十年里成为中国舆论的主流，绝不是这个文人自己能够做到的。正是这种逆向种族主义的泛滥，使得中国在几十年里无法打破“廉价劳动力”这个唯一的比较优势的宿命。我不想说造成这种局面是有人故意还是无知，我只想说，这种局面对于中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就算当初把“廉价劳动力”当成比较优势是无奈的临时性选择，我们也不应该从文化上盲从西方，断了自己改变比较优势的后路。从文化上把自己说的一团糟，一无是处，然后老老实实地接受“廉价劳动力”这个唯一的比较优势，才是真正的愚昧。

我在以前的文章里说过，如果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充满自信，至少我们可以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国的茶叶是世界上最好的饮料，比可口可乐强100倍！全世界最有智慧的人都应该喝中国茶，只有无知的家伙才喝可口可乐。那么，加工中国茶的工人，就应该比可口可乐流水线上的工人有更高的待遇和收入。如今，我们有说这种话的底气吗？我们甚至连说这种话的念头都不会有。盲从西方发达国家，自我贬低自己的文化，危害太大了。“廉价劳动力”的宿命，就是这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