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感言

——兼评温总理最近的讲话

奚兆永

国庆上午，中央领导人和首都各界举行了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的仪式。如此高规格地举行仪式，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对此，当然应该给予积极的评价。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自1958年4月人民英雄纪念碑建成以来，革命的人民（包括国际友人）以不同方式来人民英雄纪念碑进行纪念和凭吊先烈的活动却一直是有的。人们深知，新中国来之不易，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先烈们永远值得我们景仰、学习和纪念。

本来，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决定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初衷，就是为了“纪念死者，鼓舞后人”（周恩来语），就是要通过纪念碑，使人民不忘革命先烈的伟大历史功绩，鼓舞他们继承先烈遗志，完成先烈遗愿。就此而言，敬献花篮只是一种形式，其真正意义应该是继承先烈的遗志和革命传统，继续完成先烈所未竟的事业。但是，从新华社报道敬献花篮活动的标题“鲜花敬献英灵，伟业告慰先烈”来看，此番活动的着眼点显然不在这里。此举与其说是为了纪念先烈的历史功绩，不如说是为了展示今人的丰功伟业。

“伟业告慰先烈”，似乎先烈的理想已经实现，现在已经不是继承先烈遗愿继续为伟大理想而努力奋斗的时候，而是用伟业告慰先烈的时候了。这样的认识显然是不正确的。邓小平曾说，“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但是，在今天，共产主义几乎已经被一些人束之高阁，甚至有人公开在党报上撰文，说共产主义理想“太远了，大家够不着，从文化的角度上来说，就很难说那是个好文化”，主张用所谓“务实的理想”来代替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显然不能说，革命先烈的这一伟大理想已经实现了，我们今天已经可以用与之相应的伟业告慰先烈了。

当然，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所纪念的先烈中不仅有共产主义者，还包括一些并不是共产主义者的爱国主义者。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的人民英雄里，不仅有碑文所说的 “三年以来”（即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以来）和“三十年以来”（即五四运动或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牺牲的人民英雄，而且还有碑文所说的“上溯到一八四零年”（即鸦片战争以来）牺牲的人民英雄。就是说，这些人民英雄不仅有共产主义者，而且还有许多非共产主义者的爱国主义者。他们的奋斗目标是反帝、反封建，是为民族的平等和自由，是为国家的独立和统一，是为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虽然新中国的成立已经基本上实现了这些目标，但是，如今的世界，帝国主义仍在称王称霸，欺侮弱小，我大使馆被炸，我战机被撞毁，中国人还没有真正扬眉吐气；第三次国内战争遗留下的台湾问题至今还未解决，国家统一还没有最后实现，而藏独、疆独还在伺机进行破坏活动，先烈为之奋斗的目标并未完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大讲“伟业告慰先烈”是不是为时过早了？

还值得一提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主客观的原因，西化的倾向日趋严重，一些人以美国为榜样，以美国的是非为是非，他们主张淡化意识形态、否定革命传统，他们不仅否定社会主义、否定新中国的历史、否定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就是对鸦片战争和五四运动以来的革命历史也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在他们看来，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所做的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是有害的。更有甚者，有人竟然主张放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行民主社会主义，用社会民主党的名称来代替中国共产党的名称。这不仅是对宪法的公开挑战，也对革命先烈所为之奋斗的目标的公开背叛！但是，这一切却没有受到权威方面的有力还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够说现在已经可以用“伟业告慰先烈”了吗？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9周年，国庆节本来应该历述新中国成立59年来的伟大成就，但是，从领导人的讲话到媒体的有关报道，却只讲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好像不是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59周年，而是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颇有些让人感到文不对题。这显然是一种错位，表明一些人对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缔造的新中国其实并无真的感情，他们所感兴趣的只是与他们自己直接有关的改革开放。他们把改革开放与新中国前29年对立起来，看不到新中国前29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甚至不惜用否定新中国前29年成就的办法来突出改革开放的成就。这是一种非历史的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在这方面，温家宝总理在国庆前夕的几次讲话表现得非常突出。如9月27日他在天津举行的第二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年会上说，“３０年前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那时，我们刚刚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整个国家处于封闭半封闭的落后状况，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摆在了中国人民面前。我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选择了改革开放的道路，这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他还说，“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长期闭关锁国和沉闷僵化的状况，打破了束缚人们的思想和体制桎梏，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给中国大地带来了蓬勃生机和活力，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大发展。中国经济连续３０年保持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比重由１９７８年的１%上升到２００７年的５%以上，对外贸易总额占全球的比重由不足１%上升到８%左右。广大人民群众真正从改革开放中得到了实惠，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转变。更为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使整个社会活跃起来了，人们能够自由地依靠自己的勤劳、节俭和智慧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

作为一个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用如此这般的语言来形容和否定30年前的新中国，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对于文化大革命，“决议”指出，“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批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三中全会以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94、816页）

温总理所言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所论相差又何止十万八千里！由于“决议”是1981年通过的，那时离文化大革命结束还不远，一些同志由于在文革中曾受到冲击，难免还有一些情绪，“决议”的某些措词容或还有不够准确之处，但是，“决议”的精神应该说是客观的，正确的。而温总理的那些说法，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又完全背离了“决议”的精神，是极不郑重的，也是极其错误的。

必须指出，所谓“封闭半封闭的落后状态”，并不是我们要实行什么“闭关锁国”的政策，这种状态恰恰是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造成的。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指出，“生意总是要做的。我们只反对妨碍我们做生意的内外反动派，此外并不反对任何人。大家知道，妨碍我们和外国做生意以致妨碍我们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不是别人，正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团结国内国际一切力量击破内外反动派，我们就有生意可做了，我们就有可能在平等、互利和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之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3页）事实也正是这样。新中国成立后，美帝国主义继续支持蒋介石的所谓“中华民国”，拒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通过其所控制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项目多达500多个。为了打破内外反动派的封锁禁运，新中国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在建国初期，我们实行了“一边倒”的政策，和苏联东欧国家建立起了经贸联系。仅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就帮助我国建立了156项大型骨干企业。与此同时，新中国还利用香港作为自由港的地位广泛与世界各国进行贸易往来。60年代后，由于苏联撕毁合同、撤回专家，新中国又把对外经济联系的重点转向西方，从西方引进了大小20余项设备，合同金额约3亿美元。70年代后，由于外交工作打开了新局面，新中国与美国、日本、英国等国的关系都有所发展，对外经贸也出现了新局面，经毛泽东批准，引进了大型化肥设备13套，乙烯设备4套，1.7米轧机1套，耗资43亿美元之巨。还从英国引进了斯贝发动机制造技术。怎么能说当时的中国“处于封闭和半封闭的落后状态”、说“中国长期闭关锁国和沉闷僵化的状况”呢？

至于“选择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之说，我认为也不确当。我们的道路是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道路是早在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就已经确定了的，因为新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必要准备，而社会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必然趋势，不存在什么再选择道路的问题。按照邓小平的说法，“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页）而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这一解释又来自于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的论述。毛泽东在1956年6月28日对罗马尼亚驻华大使尼·乔洛尤谈话时说，“在我们的社会里，一定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有好人，也有坏人，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正因为是这样，我们才要进行改造，把坏的东西改造为好的东西。”（《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9页）而在1957年2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他又将这个问题提高到理论的高度，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劳动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的情况。……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同上，第215页）而在此前，他还在1956年4月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在总结苏联和自己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具体地提出了十个方面的改革意见。这说明，改革并不是1978年才选择了的一条道路，而是社会主义本身的应有之义。事实上，恩格斯早在1890年8月5日写给康·施米特的信里就已经批评了当时一些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不断改变，不断进步的东西，而是稳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的看法。(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1页)总之，社会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需要通过改革不断完善，但是，改革决不是与社会主义不同的另一种道路选择。

说到改革开放的成就，我们当然希望它的成就愈大愈好，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任何生产力都是既得的力量，都是以往活动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2页）事实也正是这样。我们正在庆祝我国载人航天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但是，这一成就难道仅仅是最近十几年取得的吗？显然不是。我们知道，早在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1号”就发射成功，只不过一年时间，在1971年4月，代号为714工程的载人航天工程就全面启动，当时不仅征召了航天员准备进行训练，而且还开始了出舱宇航服的研制。遗憾的是，因为有人反对，这一工程在1972年就不得不下马了。这一项目一停就是20年，直到1992年，有关载人航天的工程才重新上马。试问：如果没有上世纪70年代在卫星发射和回收方面所打下的基础，没有启动过“714工程”，一切从零开始，我国的航天事业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吗？航天事业如此，其它事业也莫不如此。我国大型飞机的研制，早在1970年代就以“708工程”的名义上马，经过10年的研制，于1980年在上海试飞成功。后又曾在各地试飞，并7次在“空中禁区”、“世界屋脊”的西藏飞行，证明性能稳定可靠。但是由于一些人的崇洋媚外，此项研制在1985被莫名其妙地宣布下马。20年后，大飞机项目又重新上马，这新上马的项目可能会取得较快的进展，但我们能说，这只是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吗？

温总理的讲话还具体列举数字说明改革开放前后经济的变化：“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比重由１９７８年的１%上升到２００７年的５%以上，对外贸易总额占全球的比重由不足１%上升到８%左右。”我要指出的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和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增长是不同的：国内生产总值（GDP）里包含有外资在我国投资的工厂的产值，但是其收入的大头并不为国人所有，外国资本家将这些巨额收入汇回本国，成为这些投资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而与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却并无关系。由于大量地甚至是盲目地引进外资，中国只是在表面上增加了国内生产总值（GDP），而实际上并未从中得到实惠，还造成了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许多问题，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至于外贸总额的增加，表面上看是一件好事，而实际上，我们所得到的利益却非常有限。应该说，在对外贸易上，我们是受发达国家的剥削的。特别是一些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如服装、玩具等行业），我们付出的很多，而换回的却很少。比如我们要用五千万件衬衫才能换回一架大型飞机；我们生产的芭比娃娃，售价的十分之九被外国人赚走，我们只能获得其中的十分之一。这样的外贸增长，究竟是对发达国家有利，还是对我们有利？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把它作为成就来炫耀显然是不应该的。

至于说“改革开放使整个社会活跃起来了，人们能够自由地依靠自己的勤劳、节俭和智慧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我们要问：是“整个社会活跃起来了”，还是社会上某一部分人“活跃起来了”？我们看到，并不是“整个社会活跃起来了”，而是一部分所谓的“新阶层”——他们是资本家，各色各样的经纪人，以及人们所说的“社会精英”们。他们究竟是“依靠自己的勤劳、节俭和智慧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的，还是依靠其它手段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的，人们也是非常清楚的。与这些人相反，人们看到，工人、农民的地位是大大地下降了。工人阶级本来是领导阶级，是“老大哥”，但是现在社会上有谁还把他们看作是领导阶级和“老大哥”呢？在一些人看来，工人、农民都不过是“劳动力商品”而已；而情况再差一些的，他们只不过是一些需要救济的“弱势群体”，还有什么社会地位可言？

温总理喜欢讲“民主”，他在最近的讲话里又讲到了民主。但是，民主是有阶级性的，有资本主义民主，也有社会主义民主，不能认为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有民主，而社会主义社会没有民主。应该说，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发扬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方面也是有很大成绩的。就以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一事来说，该碑于1949年9月30日在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通过决议修建，随即由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向全国建筑设计单位、大学建筑系发出征求设计规划方案的通知，先后共收到240多种设计方案。然后又成立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从240多种方案中精选出8种广泛征求专业人士的意见，再从其中选出3种意见比较集中的方案做成1：5的模型在天安门广场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最后又根据这些意见进行集中得出最后的方案。即使这样，在施工过程中还又根据不同意见进行了修改，将原来作陈列室的基座又重新改为实体基座，以体现纪念碑的庄严肃穆。由于充分发扬了民主，广泛征求了广大群众和专业人士的意见，整个纪念碑的设计施工过程一共用了8年半的时间。人民英雄纪念碑建成虽然已经过去五十年，但是，它经受了唐山大地震的考验，毫无损伤；即使在今天来看，它仍然是一座一流的纪念性建筑。当然，这还是一个比较具体的事例。就大的方面来说，那时的领导人非常相信群众。群众要通过集会或示威游行表达自己的意志，也并不需要批准；而且领导人也非常懂得群众的感情，常常是在群众还没有提出集会或示威游行的要求时就已经做好了组织的工作。因此，那时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是比较多的。人们通过这样的活动，表达了自己的意志，心情感到非常舒畅。直到今天，当我们看那时的新闻记录电影时，心情仍然非常激动。毛泽东在1958年写的一篇文章中说，“从来也没有看到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红旗》1958年第1期）人们的感受也确乎如此。但是，改革开放后的情况就不同了。现在的领导人似乎很害怕群众的集会和示威游行，不仅从不组织这样的活动，而且当群众要进行这样的活动时，还学习西方的做法，提出进行这些活动要经过公安部门的事前批准，实际上是加以限制。这样一来，这类活动就大大减少了，而实际上是已经绝迹了。而且，许多城市原来可以进行群众集会的地方，现在都改成了绿地或休闲场所，不再适合群众集会了。大字报本来也是一个很好的发扬民主的形式，但是，现在也不让使用了。当然，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现在有网络这一很好的形式。但是，限于主客观条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上网发表意见的，中国网民尽管已经上亿，但是在整个人口中还是只占一个很小的比例；而虚拟空间和现实社会的集会、示威游行等形式相比，其效果也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人们感到，在一些重大的问题（包括国际问题）上很难通过一定的形式表达自己的自由意志和喜怒哀乐，以致人民群众感觉不到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政治积极性受到很大挫伤，心情很不舒畅。不知现在的这些做法是发扬了社会主义民主，还是限制了社会主义民主？

温总理讲话可评之处还有，限于时间和篇幅，暂且就写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