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楼继伟先生的《关于效率、公平、公正相互关系的若干思考》

奚兆永

《学习时报》6月19日发表了楼继伟先生执笔写的一篇题为《关于效率、公平、公正相互关系的若干思考》的文章，读了以后，觉得作者不仅没有“进一步解决有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反而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对此，我认为，很有提出质疑、进行讨论的必要。

一、从十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央政治局会议提法的倒退

读楼文，一个突出的印象是，作者对于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并且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新提法或政策调整似乎不感兴趣，对于前不久（5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分配体系”，“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社会部分成员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似乎很不理解；整篇文章一味为过去的旧提法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进行辩护。这一点从其提出的“政策建议”和“总体原则”——“坚持效率优先，注重社会公平”可以鲜明地看出来。从表面上看，十六届五中全会及最近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楼文也提出“注重社会公平”，似乎差别不大，其实，两个提法相去甚远。关键在于，十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央政治局会议没有再提“效率优先”，而楼文的提法却突出地提出了“坚持效率优先”。本来，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问题，公平和效率是一致的，二者并不矛盾，但是从西方经济学的观点看问题，二者却是对立的，既然要“坚持效率优先”，那么所谓“注重社会公平”就只能处于服从的地位。显然，楼文的提法和十六届五中全会及最近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提法是大相径庭的，其提法不是对十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央政治局会议提法的向前发展，而是从这一提法的严重后退。应该指出的是，理论上的失误，必定会造成对实践的危害。如果我们按照楼文提出的“总体原则”去做，不仅不能解决目前已经相当突出的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而且会导致这一过大的差距进一步扩大，给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

二、 关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提出的历史背景问题

楼文认为，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制度”是有历史背景的：“一是1992年十四大刚刚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而“选择了市场经济就必然选择了效率优先”；“二是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讲话，明确提出了沿海和内地关系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但在当时，相当一部分地区和行业中，绝对平均主义还很有市场，这样一种社会倾向阻碍着市场体制的建立，同时也不公平，干好干坏一个样就是不公平。”

我认为，楼文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提法的历史背景所做的这两点说明是经不起推敲的。

首先，说“选择了市场经济就必然选择了效率优先”并不正确。在这里，楼继伟先生显然忘记了我们所要建立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就可能出乱子。”（《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最近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也强调，“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以事业的全局，必须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为了社会的稳定，他们也不能不考虑社会公平的问题，一般也并不主张“效率优先”。在西方经济学界关于效率与公平问题的争论中，一部分学者如琼·罗宾逊、勒纳、罗尔斯、米里斯等主张“公平优先”；还有一部分西方学者如凯恩斯、萨缪尔森、伯格森、布坎南、奥肯等主张“效率与公平兼顾”；只有一部分属于新自由主义派的学者如罗宾斯、哈耶克、弗里德曼、科斯等是主张“效率优先”的。（参见方福前：《西方经济学关于效率与公平的争论》，《教学与研究》1995年第1期）搞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怎么可以强调效率优先而把公平置于“兼顾”的、次要的、服从的地位呢？

其次，说邓小平关于“沿海和内地关系的两个大局”是“1992年南巡讲话”时“明确提出”的，并且认为那时“绝对平均主义还很有市场”，还是“一种社会倾向”，也不符合事实。实际上，邓小平提出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再帮助其他人和其他地区共同富裕的时间要早得多，而“明确提出”“两个大局”的时间应该是1988年9月12日，也不是1992年的“南巡讲话”。这只要看一看《邓选》里的《中央要有权威》一文就很清楚了。在那里，他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的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7-278页）至于说反对平均主义和吃大锅饭问题，时间还要更早。我们在《邓选》里可以看到，其时间大体上是从70年代末到80 年代的中期。这以后，他更多的关注的不是平均主义，而是如何防止两极分化的问题。这一点，在“南巡讲话”里也是很清楚的。他说，“如果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页）而到1993年9月16日，在与其弟邓垦的谈话中，这个问题就讲得更加尖锐了。他说，“分配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他提出，“要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邓小平年谱》，第1364页）邓小平这些非常清楚而又明确的讲话难道不是针对两极分化问题而是针对所谓“绝对平均主义”说的吗？楼文讲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背景，为什么要讲以前许多年的情况而不讲当时正在发生的真实的历史背景呢？如果从邓小平1993年9月谈话的真实内容和真实态度这一真正的历史背景出发，显然是不应该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样的“提法”的。

三、“效率和公平关系的变化是符合倒U型曲线的规律的”？

在谈了所谓的“历史背景”以后，楼文又说，“另外一个背景，就是效率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在国际范围的讨论。”文章特别谈到了所谓“库兹涅茨假设”或所谓“倒U形曲线”。我们知道，俄裔美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195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提出，自1929年以后，美国贫富之间的收入是缩小的，而在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可能不是这样，因此从长期来看，在增长的早期阶段，不平等扩大，以后是一个稳定时期，而在增长的后期，则是不平等缩小。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倒U形的曲线。对这样一个假设，甚至连库兹涅茨自己都说，“这篇论文大概是5%的经验资料和95%的推测，其中也许还可能有痴心妄想之嫌”（见周肇光：《关注警戒线，证伪洋教条——访经济学家王振中》，载《海派经济学》2004年第6辑）这一假设提出后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也受到了人们的批评。在我国，有不少人将其奉为经典，对其深信不疑，但也不乏严肃的批评者。王振中同志在上面提到的那篇访谈里就引用了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的数字和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的数字说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虽然有了很大的增长，但是，它的贫富差距也扩大了许多，“市场经济本身并不能自动缩小或解决收入差距问题”。前不久，另有一位作者在网上发表文章说，加尔布雷斯（Galbraith）及其合作者 在2001年发表的文章中，对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1969年到1992年的吉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s）数据进行了筛选，并对数据最完善的英国，美国和日本的吉尼系数作了回归分析，得出了越是经济增长的后期收入差距越是扩大的结论。并指出：“收入不平等的演化趋势在OECD国家中并不完全符合库兹涅茨假设。人们必须去解释收入不平等在经济增长的第二阶段扩大并在最富裕的（英国，美国和日本这三个）国家里急剧扩大的事实。……对发达国家来说，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一个U字型关系，而不是一个倒U字型关系”。最近一位学者（Chulhee Lee）对美国1968-2000年间的数据进行了研究，证实了此间美国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的事实。之前及随后的诸多实证研究也证实了以英国、美国以及其他一些经合组织成员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自1970年代以来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现象。（见杨英杰：《收入差距拉大是一个全球性问题》，《经济学家》网，2006年6月12日）但是，楼文却要把这样一个未经证实的假设说成是一个“规律”，并且在明知存在许多“反例”的情况下，还要坚持说，“多数发达国家历史上，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变化还是符合倒U型曲线规律的”，这就很令人不解了。

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这个问题，其实是很清楚的。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库兹涅茨说的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事实上，苏联在上个世纪30年代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中国在上个世纪50年代由农业国发展为工业国，都没有出现贫富差距拉大的现象。问题的关键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的过程中，通过资本的原始积累，用暴力使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大规模地剥夺建立在自己劳动基础上的小私有制，一方面形成了拥有资本的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形成了没有任何生产资料而只有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阶级。这样，就产生了一富一贫的两个阶级。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之后，资本家对雇佣劳动者的剥削和资本的不断积累，更使这样的贫富两极永久化和扩大化。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的产品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资本论》第一卷，第708页）当然，马克思的话是一百多年前讲的，不能说一百多年来在这方面没有任何进步。应该说，由于工人阶级的斗争，特别是由于世界上出现了社会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确实做了某些改良，比如缩短了工作日和工作周，增加了一些社会保障的措施，这对于贫富的差距当然起了某些缓解的作用。另外，发达国家在世界范围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也使他们有可能从剥削所得的超额利润中拿出一部分来和工人阶级特别是他们中的上层分享。恩格斯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已经注意到这一现象，他说，“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还保持着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沾过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这些利益在工人阶级中间分配得极不均匀：取得绝大部分的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但广大群众至少有时也能沾到一点。而这就是自从欧文灭绝以后，英国未曾有过社会主义的原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30页）后来，美国取代英国的垄断地位，情况也是这样。这恐怕也是在一段时期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受到一定程度遏制的重要原因。但是，这些起相反作用的因素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事物发展的方向，只不过是延缓一下其发展的势头罢了。从历史的长时期看，随着经济的增长，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差距总的来看不仅不会缩小，而且还要拉大。因此库兹涅茨的倒U形曲线假设是不能成立的。当然，加尔布雷斯提出的正U形曲线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没有根据证明，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贫富差距有一个缩小的过程。

实际上，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说，经济增长和不平等的关系应该是一条向右上方走的斜线。当然这条斜线要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有的时候可能陡峭些，有的时候可能平缓些，甚至还会出现向下的情况，但是从长期看，总的趋势是向上的。对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来说，这一斜线是不适用的。但是，由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还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且这样的生产关系在一定时期还会有所发展，因此，这个表现贫富差距的斜线也会在一定时期存在，不过，只要我们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个问题就不会发展为突出的问题，而从长期的发展趋势来说，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终将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取代，其对贫富差距的影响也将不复存在。

四、要全面正确理解邓小平关于“发展是硬道理”的论述

坚持“效率优先”的人，往往把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作为他们的理论根据。他们还进一步提出，“只有蛋糕做大，才可以更好地分配蛋糕”。楼文也是这样说的。

应该说，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里有一个如何正确理解的问题。

恩格斯说，“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有多少产品可供分配，而这当然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从而分配方式也应当改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1页）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极不发达，可供分配的产品数量很少，为了生存，不使有人饿死，就只能实行平均分配。同样，在战争环境下，可供分配的产品极其匮乏，为了生存，也只能实行平均主义的配给制。人们批判平均主义，但是，在特定条件下，平均主义也是有其存在的理由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只能实行按劳分配，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由于可供分配的产品数量还没有达到极大丰富的程度，还不可能实行按需分配。可供分配的产品数量当然与生产的发展有关，而为了增加可供分配的产品数量自然要发展生产。这个道理是很清楚的。不过，也不能认为只要发展了生产，可供分配的产品数量就必定会增加。这里还有一个生产关系的问题，也就是恩格斯说的“社会组织”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邓小平也有很精辟的论述。在这方面，人们往往喜欢说他讲的“发展是硬道理”，其实，他对这个问题还有一句与之密切相关的话：“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邓小平年谱》，第1364页）这里说的问题就是“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的问题。可见，并不是只要坚持讲“发展是硬道理”，把生产搞上去，分配问题就自然解决了；只要“把蛋糕做大”，就可以“更好地分配蛋糕”了。情况远非这样简单。事实证明，发展是硬道理，但还是要分清是什么样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的发，还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发展，“蛋糕做大”，就会给广大劳动群众带来共同富裕，而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发展，即使“蛋糕做大”，其获益者也只是少数资本所有者，而广大劳动群众并不能从做大的蛋糕中受益，带来的却是“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

事实再一次验证了马克思所说的一条真理：“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的性质。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是:生产的物质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而人民大众所有的只是生产的人身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么自然就产生现在这样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如果生产的物质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么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6页）当然，我们今天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要要发展多种经济成分，但是，正像邓小平和党的历次文献所一再讲的，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绝对不能动摇的；如果动摇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两极分化的出现就会成为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现象。可以说，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我们要解决“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问题，不能只是着眼于结果，仅仅局限于分配领域，特别是仅仅局限于再分配领域，而要着眼于原因，从所有制关系这个根本和源头上去解决问题，否则是很难奏效的。

五、市场经济并不万能，它本身并不能解决公平问题

楼文说，“要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它既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也是基础性的收入分配机制。在商品和价格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如果价格不能自由，商品是垄断的，比如导致行政分配资源，对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是不平等的。”

这是一种非历史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我们说，只要有人类生产，就有资源配置的问题，但是资源配置的方式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却是不一样的。马克思说，“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人人都同样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而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劳动按比例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281-282页）可见，通过价格信号来配置资源，只是特定条件即商品生产条件下配置资源的一种历史形式，它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万古长存的。楼文说它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其实是没有看到它的历史局限性。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调节。合理的和自然必需的东西都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而实现。”（同上，第282页）由此造成的社会劳动的巨大浪费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主张要消除水平生产，其原因也正在这里。当然，要消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并用自觉的计划比例取代市场机制需要具备相应的历史条件，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肯定也是错误的。

楼文还大讲市场经济对收入分配是有正作用的，其实，市场经济对收入分配的作用恰恰是负面的。列宁早就说过，“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列宁全集》第13卷，第124页） 表面上看，在商品和价格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但是，一方是资本的所有者，一方是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工人，他们之间能真正平等吗？能说工人不受资本家的剥削吗？针对巴枯宁的“各阶级的平等”的“理论”，马克思在致拉法格的信中写道，“一方面要保存现在的阶级，另一方面又要使这些阶级的成员平等——这种不可容忍的荒谬见解一下子就表明这个家伙的可耻的无知和浅薄，而他却认为自己的‘特殊使命’是在‘理论’上开导我们。”（《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309页）

在这方面，楼文还说，“市场的自由，劳动力的流动，它们有助于收入分配的改善。”我们并不反对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因为迁徙自由也是一种人权，应该给以保障，但是，这和收入分配的改善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在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是平均利润形成的一个条件，但是它并不会提高劳动力的价格，改善劳动者的收入状况。在我国，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虽然可以使农村劳动力转为城市劳动力，但是，由于劳动力供给的增加，也增加了他们之间的竞争，这只会有利于资本所有者，并不一定有利于劳动者收入的改善。

总之，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以为市场经济本身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包括社会公平问题的想法，是一种天真的不切实际的想法。我们现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利用“看不见的手”，但是，仅仅有这一手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要运用另外一手，就是“看得见的手”。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和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的优势，发挥政府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的重要作用，弥补和克服市场经济的不足和局限。

六、余论：关于基尼系数的分别计算和“第三次分配”问题

楼文说，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6，但从城乡分别来看，城市是0．34，农村是0．37，都不是很大，“冲击力相对来说还不是特别大”。我认为，这样说是很不科学的，也是非常有害的。各国计算基尼系数都是把城乡综合在一起计算，这样才能真正看出社会分配不均的情况，如果把社会的不同部分都分别计算，哪里还能说明社会的收入差距呢？这样的分别计算，掩盖了事实的真相，使人们看不到问题的严重，觉得反正冲击力也“不是特别大”，因而思想麻痹，不去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解决问题，一旦问题爆发，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当然，城乡差别是历史上形成的，解决它需要一个过程，但是，新中国成立已经57年，我们显然不能再把它当作旧社会遗留的问题。现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发展如此之快，标准如此之高，建设中的浪费也非常严重，而城乡居民的收入差别也越拉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统筹城乡，以更加积极的态度，用更大的财力、人力和物力去解决它才是，岂可以分别计算的基尼系数“冲击力相对来说还不是特别大”而自我安慰、掉以轻心？！

最近，还有人鉴于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5，而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收入和最低收入的20%人口收入的差距已经达到33倍，主张用“慈善事业机制”作为“第三次分配”来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应该说，这是符合邓小平提出的“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邓小平年谱》，第1364页）的精神的，应该大力提倡。但是，对此不应该寄予过高的期望。不管怎么说，这一做法还是治标，而不是治本本。正像本文前面所说，要从根本上、源头上解决问题，应从生产条件的分配、从所有制问题入手，即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遏制私有化的倾向，非如此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还要看到，通过捐助来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有钱的捐助者成了慈善家，而受捐助者的工农群众成了被救济的贫民，这会造成人们政治思想上和心理上的不平蘅，不利于工农基本群众发挥主人翁的积极性。从理论上说，初次分配是指生产领域的分配，二次分配是指在初次分配基础上进行的再分配，其内容既包括通过财政进行的分配，也包括通过其他形式（捐赠是其一种）进行的分配，把捐赠说成是与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并列的“第三次分配”是说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