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能的美国梦

文佳筠

今年5月底太湖蓝绿藻爆发引发的无锡水危机,再一次为中国环境敲响了警钟。一时间, 网上的愤怒和指责铺天盖地。 矛头无论是指向作为不够的政府官员, 还是指向污染厂家, 常常有这样的责问：“美国欧洲做到了,为什么中国做不到?”

经过20多年的积压，目前在国内有全面爆发趋势的环境危机，做为直接责任人的污染厂家和政府官员，当然难辞其咎, 但在这一问题上做如此简单的类比,可能反而掩盖了中国现在此起彼伏的环境问题下的深层原因。 可以说，中国环境问题，不单是主流发展模式下的一个必然产物，而且沿着这一主流路径，我们甚至找不到如何根治的答案。

或者说，此前的中国经济发展路径，已深深陷入了一个被全球化理论包装成“后发劣势”的选择陷阱，这一理论核心诉求之一，是说后发国家发展产业，需要“努力寻求全球产业转移机会”，由此，西方高污染企业被作为享受优惠待遇的“引进项目”，在国内各大开发区着陆，而由于要“保持比较优势”，很多地方还几乎省略了这些污染企业的“环境成本”。“环境”成为保持成本优势的一个重要代价被各地政府默认甚至纵容，直接导致了今天中国的环境危机，同时满足了发达国家对后发国家的掠夺。最为严重的是，经过严格的经济学核算，这一模式完全是不可持续的。

美国欧洲是可持续发展吗？

针对中国当前的环境危机，“美国欧洲做到了”这样的简单论断,是对全球环境问题的误解。表面看, 欧美日发达国家的人们在享受高收入高消费的生活的同时, 相当程度上也保持了青山绿水。 所以, 我们只要继续跟在他们后面亦步亦趋, 努力做到“科技一样发达, 法制一样严明, 官员们一样清廉, 人民一样高素质”(套用这些年中国努力接轨的某些说法), 那我们也能够高消费的同时不破坏环境。 可是, 美国欧洲真的做到了可持续发展吗? 他们的模式是可复制的吗? 让我们先从地球生物承载力和生态足迹这个宏观角度来看看是否有这个可能。

地球的生物承载力是指能满足人类需求的、可用的、具生物生产力的土地面积，包括农田、牧场、森林和渔场。生态足迹是按照生物学上一个地区的生产性土地和海洋供人类使用和吸纳人类产生的废物所需要的资源，来衡量人类对大自然的需求。生物承载力和生态足迹通常以地球公顷为计量单位；全球平均1公顷土地所能生产的资源和吸收的废物，就被称为“1地球公顷”单位。 下表中的数据来自于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伦敦动物学会（Zo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ZSL）、全球足迹网络（Global Footprint Network）联合发布的《生命行星报告2006》(Living Planet Report 2006)。

从上表可以看出, 从全球来讲,把饼做大的空间已经不存在了--人类的生态足迹已经超出地球的负荷25%，我们早已不再依靠自然的“利息”生存，而是在消耗大自然的“本金”。照目前这种消耗生态资源的速率走下去，发生生态系统全面崩溃的可能性不可避免。 而超载最严重的, 不是人口众多的中低收入国家, 而是科技发达, 人口密度相对较低的高收入国家。 尤其是美国, 由于历史上的殖民抢占了印第安人的北美大陆,资源丰富,但却仍然超载100%以上。 美国人口不到全球人口的5%, 从生物承载力来说,占有全球资源的12%, 但却消耗了25%。 中国印度等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是无法复制美国模式的。利用上表中的数据可以算出, 哪怕我们突然有了美国现有的“高科技”和“先进制度”, 如果每个中国人都要过美国人的生活, 同时可持续，我们需要1.12个地球。很显然，无论是接轨, 还是发挥比较优势，或者无论什么主义和办法,都不可能变出1.12个地球资源给中国。

所以, 所谓科技发达制度进步的西方,本身恰恰是不可持续发展的罪魁祸首,他们自己的饼都很难永远维持下去。而做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 人均资源不到全球人均的一半,真正是地大物“薄”, 就更加不可能沿着西方的老路把饼做大了。我们需要的,是变换思路,探索如何把饼做好利用好,如何分享。

发达国家利用“全球化”进行掠夺

从上表同样可以看出,高收入国家人口只占全球人口的15%左右,其本土生物承载力是全球28%,但却消耗了全球55%的生物承载力。 这是如何实现的呢？毕竟,过去几十年中第三世界国家中民族独立运动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西方不能再像从前那样赤裸裸从殖民地掠夺廉价的原材料。可是,政治独立了,经济上的独立依然还是遥遥无期。在全球化国际分工下，第三世界国家依然处在全球产业链的最底端,为发达国家的过度消费提供着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如果没有便宜得让人心痛的中国制造，没有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同样廉价得惊人的农产品(中南美诸多香蕉共和国就是最好的一例)，美国欧洲的人们是不可能在如此高消费的情况下同时享受山清水秀的。

一位来自菲律宾的原住民领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经济全球化,不过是殖民主义的最新表现形式。”我的一位德国朋友也说，“过去的殖民是直接的掠夺,殖民者不得不直接面对被殖民者的不满和反抗; 现在的经济全球化是联手的骗局, 老主子和第三世界国家精英阶层合谋, 第三世界国家继续廉价输出农产品、原材料和劳动力(以来料加工等方式),而换取的,往往是和大多数人利益无关甚至负相关的奢侈品和武器之类”，我当时评论说，“你这看法可真够激进的”, 他回答,“这一点也不激进,不过是常识而已。”他举出一个例子,在六七十年代, 通过贿赂收买决策层, 德国长期向某些连雪都没见过的非洲国家出口所谓世界最先进的街道除雪机器。如此荒唐的事情,直到被新闻界揭露成为大丑闻, 才不得不中止。

这些主要是针对前殖民地国家的说法，不能直接套用于中国,但同样非常值得我们深思。 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走到今天,已经到了该反思的时候了。 以纺织品为例,中国竞争力超强,横扫全球无敌手。但是,中国的纺织工业只从巨额出口中得到不到10%的利润，而其他都流入到了那些拥有品牌的西方公司手中。 布料的制造与染色是高耗水和高污染的，棉花的生产也是如此。生产一公斤棉花大约需要使用大约四公斤杀虫剂和农药，还要11立方米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极度缺水的新疆是中国的产棉大省。新疆及西部的沙漠化是否与不恰当地将河水分流用来种植像棉花这样的经济作物有关呢？目前对此还没有结论性的科学研究，但已有不少证据支持了这一说法。如果将这些环境成本包括在内，那么中国纺织品出口工业原本已经微乎其微的利润率恐怕会是负值了。除了纺织品,更多高耗能、高污染的制造业也被发达国家转移到了中国。 中国在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也成了世界的厨房, 下水道和垃圾堆。 这当然是中国原本脆弱的环境不可能承担的。 我们付出了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以及环境污染的代价,换来的只是小部分利润以及全世界对过于便宜的中国制造的不满甚至围追堵截, 真是吃力不讨好。

对西方环保运动的反思

不可否认,过去几十年的环保运动, 在西方国家取得了不少局部的成绩。在中产阶级聚居的大部分地区, 空气污染、水污染的治理以及绿地保护都做得不错。 可是,这些成绩的取得,治理只是一部分,更多是转移。 尤其是美国的环保运动,当年有一句著名的口号“不要在我家后院”(not in my backyard)。 于是不少中产阶级发动起来,把污染产业和垃圾填埋点、焚烧厂等赶出自己的社区。可是,不改变生产生活方式,垃圾和有毒废物还在源源不断地产生, 不在我家后院,在谁家后院? 结果, 不过是把最严重的污染外部化到了其他地方,比如有色人种聚居的低收入区或第三世界国家。以位于旧金山的猎人角(hunter’s point)为例, 旧金山市大约1/3的有毒废物排放都集中在这一小小的黑人聚居地, 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内该区的婴幼儿死亡率和孟加拉一样高。 美国向中国、印度等国大量非法出口电子垃圾,更是以邻为壑的恶例。

所以,西方真正进步的环保主义者对过去几十年环保运动的总结反思是“我们赢得了一些战役,但我们正在输掉这场战争”(we are winning some battles, but we are losing the war)。 中国如果简单照搬“不要在我家后院”这一套的话, 打算把污染外部化到什么地方眼不见为净? 何况, 比如温室气体排放等问题, 现在还没有科技把它外部化到月亮上去。 毕竟, 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 让人担心的是,污染转移（而不是治理）正在发生。 比如, 到2007年上半年为止, 北京已经把将近200家工厂迁移出了城市。许多城市不是对污水进行处理，而是从越来越远的地方引水,同时将沟渠挖得更长来将污水排送出去。一位农妇对污染企业上山下乡如此评论“在城里是污染,搬到村里来难道就不是污染了?”

无锡人的困境,许多农民早就经历

中国水污染,农村人深受其害,其实已经很多年了。

农村有超过三亿人饮用水受到不同程度的粪尿污染, 工业污染也越演越烈。 随手百度一下癌症村，连接之多以及连接背后的故事，更让人触目惊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无锡水危机的爆发，可以说是一件好事：问题已严重到城里也开始受到了影响， 也许大家就不得不重视了， 农村一个接一个的癌症村所引起的关注， 比不上让城里人喝几天臭水——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具体到太湖，农民吴立红为了太湖污染的问题奔走呼吁十余年， 直到今天还因为被人诬陷身陷囹圄，甚至有当地的环保官员也为他鸣不平。

两年前，我和一位在北京的农民工闲聊中，提到有人攻击环保组织是拿了外国的钱，试图阻止中国发展(国内环保组织过分依赖国外资金确实是一个问题)，他吃惊地瞪大了眼睛，“这么说话的人疯了吗？中国环境还经得起继续糟蹋吗？” 他以无限怀念的口气谈到当年村里的河水如何清澈见底，抓鱼摸虾乐趣无穷，从十七八岁出门打工，他已经在外漂泊了十几年，至今的收入也还只是每月几百元——在北京如此高消费的地方，如此工资早破灭了他的“发财梦”，但故乡也回不去了，从前山清水秀的小村，已经不能提供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干净的饮用水。

我小时候，常被父母送到乡下外公外婆家，这样的“度假”经历，是我童年难以忘怀的美好回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许多农村成了不适宜居住的地方，中国过去十几二十年高速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是以广大农村为壑的。

这是一个正反馈的恶性循环：由于农村环境的破坏，加上教育医疗体系的衰败等，越来越多的农村人不得不涌到城市讨生活，由此增加城市的环境负担，比如城市人口，单是平均生活用水就是农村的二十几倍——被外部化到农村，进一步造成农村环境恶化。无锡水危机的爆发，标志着外部化的过程已经快到一个尽头，现代水处理技术也不能让城里人隔绝于我们自己生产生活所产生的污染，继续按照这种模式发展下去，类似的危机爆发只会越来越频繁。

中国城市中产阶级的环保意识越来越强，这是一件好事，但同时他们往往意识不到自己对环境污染的”贡献”。当中国入世的时候，多少城里人为了汽车会因此降价而欢呼？中国越来越多的城市为了给小汽车开路，把主干道对自行车封闭。推动这一政策的出笼，当然是买车的城市中产阶级以及代表他们的利益集团。一个朋友一面抱怨着北京的空气污染，一面说“打算对自己好一点,买了一辆车”。当我们用消费主义填补我们生活中的不满意时，有没有想到，每多一辆车，要增加多少能源消耗，废气排放？有多少土地会被铺成马路？多少农民会因此失去土地？大自然因此失去多少自净化能力？不是我危言耸听，中国过去十余年农用耕地流失上亿亩，速度惊人，已经超过政府2010年的农用地转化规划，危及中国粮食安全，更不必说总数已超过4000万的失地农民。

中国经济的出路在哪?

行文至此，可以用一位美国朋友刚送我的一句话来总结：“一个地球已经不可能再负担富人”。他是一位志愿简单生活运动(voluntary simplicity)的实践者，而这一已经有着上百万人参与的运动，还在不断壮大。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加入到这一似乎带着“仇富”色彩的运动中？那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在满足了基本的温饱需要后，物质的增长往往并不能带来更多的幸福感；与其成为金钱和物质的奴隶，不如满足于简单的生活,同时把精力投入到其他层面的追求中。而且，如果中国人以美国人的生活为富裕的标准,而美国人又以比尔盖茨的生活为富裕的标准,那有限的地球,绝对不可能承担我们被消费主义调动起来的无限欲望。所以，志愿简单生活运动还有另一句著名的口号：“简单生活，让其他人能够生活”(Live simply, so others can simply live)。

只是，这许多人自发降低自己生态足迹的努力，比起美国政府和大公司所主导的主流经济发展模式所带来的巨大负面环境影响来说,只能抵消一小部分。因为，个人的选择和行动固然重要，但它的影响力根本不能和制度、规划比拟。比如，美国的许多城市是为小汽车设计的，而不是为人设计的，没有小汽车简直寸步难行。这为人们选择环保的出行方式带来了巨大的限制和困难,很显然,这类问题必须要靠政府和制度来解决,单靠个人选择是不够的。

那么，从国家层面来讲，有可持续发展的例子吗？成功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全球总体最低限度地满足两个标准：人类发展指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制定的一个指数,包括对教育医疗等人类福利的综合评估）高于0.80，同时人均生态足迹低于1.78地球公顷（全球人均可利用生物承载力）。同样来自《生命行星报告2006》的下图表明,只有一个国家——古巴达到了这个可持续发展的最低要求。按照其报告给联合国的数据，人类发展指数为0.82，人均生态足迹为1.5地球公顷。

古巴的发展模式,对于我们如何实现“科学发展”和“以人为本”有相当的启发。比如,九十年代，在中国大规模进口汽车以及汽车生产线的时候，古巴从中国进口了上百万辆自行车,同时引进自行车生产线。我曾听到某位刚访问过那里的博士很不屑地说，“古巴太破烂了，跟中国七八十年代似的”。是的，古巴大概没有什么让人眼晕的高楼大厦，没有川流不息的小汽车。可是古巴已经消除了文盲，平均教育水平达到九年级，人均寿命、婴幼儿死亡率等可以和美国媲美。其医疗体系的低价高效更是让许多美国人眼红——美国著名电影制片人Michael Moore 最新纪录片<>里就有例子。所有这些,比高楼大厦以及小汽车之类更“以人为本”吧？以中国的资源条件，哪怕中国农民把土地都捐出来给城市人口修马路，中国的环境也不可能承受美国式的过度消费。何况，在钢筋水泥的森林里穿行，开着车到健身馆踩自行车锻炼身体的生活，真的就那么值得人神往吗？是我们真正想要的还是被消费主义倡导出来的？政府现在提出“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包含了对此前发展模式的反思。那么，中国的大众，是不是也该反思所谓“有房有车式”的美国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