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到底该怎么走？
我这个人可能比较保守一点，我一直不愿意谈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大概念，我总认为，虽然中国现是富了一点，但真正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差距很远，我对动不动就拿个大概念出来吆喝总有些不自在，什么叫民族复兴？是用GDP来衡量还是用侵略扩张来展示？GDP在我的印象中是不能作为复兴标志的，即便在清朝要灭亡的时候，我们的GDP还是世界最强国，象西方国家一样用侵略扩张来复兴民族也不符合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至少从目前来讲，我不认“复兴”是个好提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当你的实力足以让国际社会打内心里尊重你时，你就是强国了。
也许站在统治者立场上讲，高举复兴大旗是有助于凝聚民心和民力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现在也是基本同意举这个旗子的，但是，举了旗以后，思想就不要混乱，行为上不要急燥，切莫要病急乱投医，我个人认为，如果真要给中国一个民族复兴起点的话，我想新中国成立是一个比较合适的点位，现在有些人硬是不这么搞，非要把前几十年彻底否定掉，非要把x主导期作为复兴起点，非要把“改革开放”看成是中国的圣经，对此我不能苟同，因为这样搞会切割民族感情，会制造思想对立，会导致民意冲突，很不利于整个国家的和谐稳定，不管是政治人物还是普通百姓，客观评价历史的每一个点滴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政治人物，如果没有战略眼光，只以眼前利益为标准，那么他基本连做政客的资格都不具备，只能算是官僚而已。
提到复兴，我不得不提到欧洲的复兴，按过去传统的看法，欧洲复兴有三大动力：科技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在我看来，除了这三大革命以外，还必须加一个“侵略扩张”，从十六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欧洲国家一直在奉行侵略和殖民政策，欧洲的复兴浸染了亚非拉人民的斑斑血泪。当然，如果撇开欧洲复兴的消极面不谈，更为积极的是其“三大革命”，科技革命保证了工业革命的顺利推进，工业革命的快速推进促进了社会政治的革命性转变，几大革命交织进行的结果就是欧洲整体的强盛发达，当一个经济强盛的大陆再辅之以“基督教”的共同信仰以后，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它的前进步伐和扩张能力，欧洲的复兴是建立在“自动自发、自强自立”的基础之上的，是欧洲人民智慧的一个大爆发的累积结果。
现在，中国把“改革开放”作为民族复兴的动力和基本指导思想到底对不对，我认为是值得商榷的，我当然知道欧洲的复兴是离不开改革和开放的，但是，归根结底源动力在于欧洲内部，如果没有看到这样一个核心因素，以为开放能解决一切问题那就是缘木求鱼，最后，肯定实现不了民族复兴，反倒会葬送民族前程。
我今天想就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具体谈几个问题：
1、中国强大的“核心元素”是什么？
2、改革开放为什么不能成为中国的复兴教义？
3、我们在经历一种什么样的复兴歧路？
一、中国强大的“核心元素”
所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归根到底还是中国的最终强大，那么我们必须要思考中国强大的核心元素，我个人认为强大的“核心元素”包括：人口因素、军事保障、科技实力。
欧洲虽然经历了几百年的复兴繁荣之路，但不可否认的是，困扰欧洲的一个重要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得到解决，那就是人口问题，“人丁不旺”是欧洲的死结，如果没有改变这个局面，欧洲的衰落也为期不远了。中国为什么在反复兴衰更替之后仍然能独立于世界文明古国之中，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人口因素，这是一个民族延续并创造持续文明的一个最核心元素，海量的人口基数是任何战争都无法抹去的。当然如果只有人口数量，没有人口质量，我们仍然无法创造文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得到了快速发展，人口质量也得到了快速提高，人口因素就变成了人力资源，中国现在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就是人口红利，比较“改革开放”前后各三十年，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人在前三十年文化水平低些，但创造力却高些；前三十年教育普及率比后三十年低很多，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和文明素养却高很多；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的道德水准也是普遍比改革开放之后高；改革开放之前，人的劳动力素性是自动自发的，而改革开放之后，人的资源属性是被压榨式的展现出来的；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是为中国服务的，而后三十年基本是为外资或者外资代理人服务的。当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源逐步演变成一群没有信仰、没有道德、没有前途的“动物群体”时，那这个国家一定是要出问题的，中华民族要复兴什么？我想如果民族的灵魂都缺失了，复兴一个躯壳有用吗？没有灵魂的躯壳就算镶上了金身，又能保持多久呢？迟早还是要被掠夺者抢去的，躯壳的复兴不是真正的复兴，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堕落。
改革开放如果把中国人的思维搞乱了，把中国的灵魂弄没了，那就不是一个好的路线，当年提出这个口号本身没有大错，但是，选择的路线错了，现在还是在继续执行着那种迷茫的虚无主义的路线，既不搞社会主义，又不承认资本主义，搞的是“模糊主义”，在“模糊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的大部分所谓的改革都是在瞎折腾，改革的目标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另一部分人永远也富不起来。中国的开放是不穿底裤的开放，新中国建立起来的所有工业体系基本都被开放了，都被外资化了，中国如果出现大部分人抵制或者质疑改革开放了，问题肯定不是出在人民身上，而是出在执政者身上，不及时反思和纠正，改革开放的口号不但不能让中华民族复兴，相反，它会令这个民族的精神衰落。
军事保障能力是中国强大的第二个必备条件，西方国家喜欢用“军事威慑力”这个提法，我想中国不是侵略性国家，所以提军事保障能力比较合适一点，纵观新中国成六十多年来的历史过程，我们想想中国的军事保障基础和保障能力到底是靠谁打造出来的？是改革开放打造的吗？别看“神七”上天，没有当年的基础，恐怕现在连发射台都没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谁会白手起家搞那玩意？没有原子弹、氢弹，美国在中国恐怕已经把军队驻到金门马祖了，恐怕不仅仅在黄海转悠一下的事情。改革开放只相信“白猫黑猫论”，谁会关注国家安全？某领导人不是说战争打不起来吗？不是把军工核心企业都转民用了吗？不是把“运十”、集成电路、大型计算机等项目给停了吗？如果不是九十年代中后期又捡起来，恐怕中国早就没有军工企业这一说法了。韬光养晦能帮助中国复兴吗？不可能，想埋头增加GDP是不行的，人家西方不答应，你低头做孙子可以，想不接受人家呵斥是不行的，增加了GDP又怎么样？被一个巨额GDP包装着的孙子仍然是孙子，不可能成为老子，永远做孙子的复兴叫什么复兴？没有“两弹一得”作保障，中国领导人在世界上连放响屁的权力都没有，还敢提复兴大计吗？如果新中国一成立就按“猫理论”，中国到现在都不可能有“两弹一星”的。
我们可以强调改革开放的某些正确决策，但决不能象某些政治人物那样，全盘否定毛泽东时代，不能把改革开放神化，不能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而装失明，否定了前三十年，中国就一片光明了吗？不见得。
科技实力是现代国家强大的另一个核心力量，西方国家的强大取决于他们的科技强大，中国目前的被动也是因为科技的倒退与落后所致，尽管提出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但也就是限于口号而已，科技的春天没到，反倒迎来了科技的冬天，中国目前的“科技发达”不是真的发达，是人类科技进步的外向输入，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创造使然，这不是一个强大民族的应有的现状，为什么会这样？不是说改革开放为科技工作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吗？三十多年过去了，这种机遇又变成了什么？取得什么科技创新？我们不防来看看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中国在理论和工程领域取得的重大有国际影响的成就吧：
理论贡献：（所有成就都是改革前所作）
以我国数学家华罗庚与王元命名的“华——王法”
以数学家陈景润命名的“陈氏定理”
以数学家熊庆来命名的“熊氏无穷极”
以数学家侯振庭命名的“侯氏定理”
以女医学家修瑞娟命名的“修氏定理”
以作物育种专家、生物统计学家王绶命名的“王氏大麦和南京大豆”
以化学家侯德榜命名的“侯氏制碱法”
以著名工程热物理学家吴仲华命名的“吴氏通用理论”
以生物学家冯德培命名的“冯氏效应”
以生理学家蔡翘命名的“蔡氏核区”
以中国科技大学副教授龚立之命名的“龚氏物质”
以生物学家童第周命名的“童鱼”
技术贡献
两弹一星（1964-1970），人工合成牛胰岛素（1965）；歌德巴赫猜想证明到“1+2”（1966）；袁隆平杂交水稻（1973）；核潜艇（1974）；激光照排（1979）；运十大飞机（1980）；银河巨型计算机（1983）；载人航天（2003）；歼十战机（2006）。
大家看看上面的成就，会作何感想？改革开放的科学春天结了什么样的硕果？未来还能结什么样的果实？不靠改革开放前的成就，六十年中国能做什么？如果不调整国家的指导思想，谁能奢望科技工作者们能在民族复兴之路上干点什么？
二、改革开放为什么不能成为中国的“教义”？
——没有人能够否定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新变化，没有人能够忽视一个时代，没有人能够否定历史功绩，但也没有人能够省略问题，对一个时代作出总结是为开创另一个时代作准备！
从过去到现在，我个人从来都不反对改革，也不反对开放，因为，无论是从新中国历史的哪一个阶段来看，还是从人类历史的进程来看，我们都是在设法践行改革和开放，即使中间因国家战略的需要有过曲折经历，也不能说新中国领导人有意抵制过改革和开放，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现在，中国社会有些不可理解的是：有些人想把“改革开放”这个词当作其护身符，当作中华民族永远的“宗教教义”，当作西方基督教的“圣经”，以期其成为中国人未来永世不变的信仰体系，这就有些说不过去了，现阶段把“改革开放”定为“教义”的几个主要原因：
满足西方社会的需要。中国人在毛泽东时代取得了自己想要的核威慑和自己想要的航天成就，为中国人独立自主地与世界各国打交道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武装基础，也为后来与西方人打交道奠定了安全保障，根本性解决了中国人接触西方人的恐惧心理，但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随着一种变形的“改革开放”的向前推进，面对西方，中国人从“不恐惧”又回到了“怕得罪”的历史循环，“改革开放”成了中国讨好西方政治势力的一种承诺、一种口号，也成了中国人给自己戴上的一副沉重枷锁，哪一天不喊“改革开放”的口号，政治人物好象心里难受一样，国内要喊，在西方国家更要喊，感觉如果不喊的话，西方人就会抽我们的鞭子、打我们的屁股、抢我们的政权一样令人害怕，这种思想牢牢地掌控了一大群中国政治人物和民间亲西方势力，“改革开放”现在成了不是为中国而提、是为西方而设的特殊礼品，它已经不是政治口号，而是中国人对西方的“保证书”和“宣誓词”。
为满足国内资改派的需要。中国经过近几十年的变革，已经由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向类似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反跨越”，从而也顺其自然地产生了中国式资产阶级阵营，这个阵营还在不断地扩大，这个阵营对于中国政治的影响力也是与日俱增，很有可能将中国带入到“官僚政治”和“寡头政治”阶段，这个阵营现在已经基本控制了中国的方方面面，普通人民群众对于国家的政治影响力接近于一种摆设，普通百姓对于自身权益的保障权力也接近于完全失守，资产阶级要维系其政治和经济目的，最有效的“教义”是什么？现阶段毫无疑问是邓小平同志所提出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在提出这个概念时未必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但是，资产阶级却聪明而高调且不时失时机地将其神化成了中国式的“基本教义”，因为它带来了看得见的“物质享乐”，这种“教义”短时期内具有相当强的传播优势和接受普遍性，对于普通的人民群众来说，被洗脑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总体来讲，资改派可以说已经完全掌握了把“改革开放”当作维护他们自身利益的绝对控制权，谁不推行，谁可能就失去了资本和政治的支持，谁就有可能失去一切。我不是一个100%排斥资本家的人，我比较能容忍部分行业的私有化，但是，我不太赞成全面私有化，如果中国不能在整体上保持社会主义属性，中国共产党最终就会面临合法性挑战的问题。
政治方向的迷失。中国现在形式上已经处在了类似资本主义阶段，尽管官方不愿意承认，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宣传中必须强调中国社会主义特性是出于对宪法的“尊重”，因为宪法明文规定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制度，在走什么样道路的问题上中国已经处在十分难以决择的情况下，口号也就成了一个难题，不提“改革开放”好象满足不了资改派的要求，不提社会主义又满足不了国家大法的强制束缚，但是，变了味道的“改革开放”又不能代表政治现实的真实面貌，所有的中国政治人物都在徬徨，再提毛泽东思想又担心自身利益受损，显得是提心吊胆的，左右权衡，他们最后还是选择了把“改革开放”作为基本教义，因为这至少能保证他们自身的利益不至于尝失，政治的迷茫不必由某一个人来承担责任，历史和人民终究会承担的。
实际上，中国根本不需要把“改革开放”作为中国的“教义”。
改革的历史永恒性。人类历史的任何一个阶段都处在时时刻刻地改革进程中，尽管不同的阶段叫法也许不一样，有时叫“变革”，有时称“革新”，有时又叫“变法”等等，但是，本质的意义就是我们现在挂在嘴上的“改革”，如果人类没有改革，怎么能进步到现在这样的信息社会呢？中国这样一个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国家更是沿着这样的路走过来的。即使是新中国成立以后、1978年以前，中国也同样是在尝试着不同的改革方式，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但从来没有停止过改革的步伐，把1978年以后作为中国改革的起点是经不起推敲的，抛开远的历史不谈，从最近的时代来说，华国锋执政后，实际上也加大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力度，甚至有人批他是“唯生产力派”，“两个凡是”的政治口号成了他下台的一根导火索。
改革的普遍性。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不是边前进边改革吗？有哪一个国家是原地不动的过日子吗？不管是西方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做着推动社会发展的改革。然而，我们没有看到哪一个国家以某一年作为其“改革的起点”来纪念的，因为改革是普遍的，是无需纪念的，中国为什么就要例外地纪念呢？我们到底是为了纪念人？还是为了强调1978以前中国没有改革？如果说纪念邓先生在某些方面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中国人应当都没有任何非议，但是，如果是为了纪念一个人而刻意否定新中国的改革，那就很容易引起不必要的争论，于国于民都不利。
改革的历史侧重性。不同时期中国面对的国内和国际形势都不一样，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也不一样，采取的改革手段不一样，改革的侧重点会不一样，最后产生的后果肯定就不一样，当历史条件和历史人物出现变化，社会局面可能也会产生新的不同特点，改革就必须从解决一种主要矛盾转化为解决另一种主要矛盾。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很难从“第三世界和社会主义的利益捍卫者”角色上挣脱出来，新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第三世界大国，选择了当一面旗手的角色，不能随便倒下；因为我们要进联合国，离开了同一社会阵营的帮助，我们将毫无作为。当中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最大战略问题解决以后，中国与西方的意识形态的斗争明显减弱，国内经济建设的步子也明显加快，与西方的接触也明显起步，我们可以翻开中国的历史年鉴找到答案。从国际环境来看，毛泽东作为当时世界上唯一个敢与美苏交恶的领导人，西方不可能希望在毛的晚年帮助他解决国内问题，毛泽东是一个让他们既恨又怕的人，所以毛泽东时代改革的艰巨性可想而知。当中国进入另一个时代以后，中国放弃了独立自主的国家战略，“市场换技术”的思维对任何西方国家来说都是一种挡不住的诱惑，中国的改革阻力大为减小，资金推动力明显加大，所以，从物质的丰富程度来讲，改革的进步性很快让人民忘记以前的一切，“物质欲”一直伴随三代人走到现在，不过，单用物质来考察改革的成果还为时尚早，等待检验的东西还很多。只要中国愿意敞开市场，谁领导中国谁都会得到西方的物质，换一种改革模式中国是否就一定不如现在好呢？很难说，把现在的一切功劳记在某一个决定上好象有些牵强，把现在一切问题都推到一个人身上也不客观。历史的进步是积累而成的，不是一蹉而就的。
开放的主动性与被动性。因闭关锁国导致清王朝的灭亡，这一点新中国的开国元老们不可能看不到，他们从内心肯定是渴望开放的，希望在尽快的时间内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如果有人否认他们的主动性，是不客观的说法，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了适应当时的恶劣的国际形势，最终选择要上马“两弹一星”，就注定要遭到西方的围剿，但是，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又不可能不搞核威慑，要搞就必定会遇到困难，开放自然会遇到阻力，在西方阵营对中国采取封锁的情况下，中国对社会主义阵营，对第三世界国家尽了最大程度的开放，即使在西方阵营内部，我们也选择了一些突破口，以求赢得一些西方国家的理解和合作，瑞典、法国也比较早地与中国建立了关系，毛泽东时期对外开放的主动性是不容质疑的，但是，外部环境的恶化、西方世界的封锁又使当时中国开放的被动性显而易见。到了1978年以后，中国在“两弹一星”作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也才有了更大胆开放的勇气。八十年代初，中国采取讨好西方人的口味来扩大开放，当然阻力小多了，中国基本上抛弃了国家的非物质战略，转向了物质决定政策的战略阶段，只要有物质上的满足，什么样的开放都可以实现，超乎想象的主动性让西方世界调整了对华政策，由单纯意识形态的围剿转向到以经济围剿带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围剿，也就是说通过对中国经济的控制实现对中国的“和平演变”，根据中国目前的现状，应当说西方国家的基本目的已经实现，唯一还没有达到西方彻底满足的领域就是：军队还没有完全西化。但是，如果不改变思路，最后的防线也有被突破的危险。
开放的广泛性。有人说1978年以来，中国成了世界工厂，中国成了世界的中心，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空前的提高，这些评价，从表面上看都是可以成立的，没有人能否认三十年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中国人所付出的代价也是空前的，因为中国几乎所有的产业都被西方控制了，除了一些技术含量较低的传统产业幸免于难以外，中国很难看到没有向西方开放的领域，现在，连一向被视为弱质产业的农业也基本被跨国集团操控，“中国人挖资源，西方人控技术”成了中西方打交道的铁律，科技、文化、经济、价值取向完全置于西方的无形和有形之手，讨好西方人的认同感和赞美是当前中国一部分精英的主流心态，谁反西方谁就是封建思维的代表，谁不融入洋人的价值轨道，谁就是没有文化和教养的落后群体，处于集体阿谀奉承心态的中国完全没有活在自尊状态之中，“只要能过腐朽的生活受辱也值得”成了一种上、中、下层中国同胞的共识。“裤档开放”其实只是中国最广泛开放的一个小部分，比“裤档开放”更可怕的是中华民族处于一种向“大脑动物化”发展的趋势，完全失去了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民族应有的气质和内涵。
开放的阴谋性。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必须处于相对的开放状态，但是，涉及到不同领域和层面的开放，各个国家会大有不同，有些国家的开放领域和开放程度会以国家利益为重，而中国有很多领域的开放则完全是被阴谋者所利用，有些领域是中了外国阴谋者的圈套，有些人是中了国内汉奸的圈套，传统产业和国家高端产业的西化可以说是因无知和目光短浅而中了外国人的圈套；而金融、军工等涉及国家安全的产业的沦陷则完全是国内汉奸内外勾结的结果，因为两方面的失败均不同程度的因为阴谋的存在，所以挽救起来极为艰难，最后就只能是：国家的损失人民承担。中国年年喊大发展，喊了几十年，大部分人民却处于世界平均水平之下，有人说是中国人多的缘故，其实是胡说八道，中国正是由于庞大的人口优势才保证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拥有象中国这样的独立的完全流通的单一系统，这样的系统能量是任何一个经济体也无法比拟的，一个固定的系统，分子越多，能量越大，人口多绝不是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的借口，更确切的原因应当是：高速发展的经济，快速集中到少数先富起来的人手中，更广泛的人民群众得到的是经济成果的残羹冷汁。
“改革”和“开放”是人类发展过程中无时无刻存在的一个中性词汇，是人类进步的动力，不同的历史阶段其任务和方式可能有别，但是，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国家稳定的人民幸福，把“改革”和“开放”独立于某个时代过度解读，其实透露出的不是“科学的发展观”，而是“人治的发展观”，为了政治需要，为了造神需要，我们把“改革开放”价值绝对化了。 中国必须尽快走出“以个人需要决定历史”的人治主义思想，尽快走上“按实事书写历史”的科学道路上来。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信仰体系？如果中国不把“改革开放”作为中国人的信仰体系，那么有没有合适的能够让中国保持可持续发展的信仰体系呢？有没有让中国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的信仰体系呢？我看是有的，并且也很简单：共产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从人类历史来看，共产主义作为世界性的信仰都是可以的，从新中国的历史来看，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信仰也是没有什么疑问的，邓小平理论及其它理论都在毛泽东思想中有明确表述的，基本上是毛泽思想的一部分，没有必要另立更多的所谓思想，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很难在几百年以内再出现能与毛泽东思想同样伟大的理论，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共产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可以作为几百年内中国人的信仰体系，现在就只差形成共识了。
三、我们经历一个什么样的复兴歧路？
现在的中国，肯定没有人敢于公开反对中华民族的复兴大计，因为如果被扣上“反民族”的帽子就太可怕了，那比死罪还难受，不管你是否赞同官方的复兴计划，支持复兴是不二选择，我也只能随大流，但是，我可以质疑复兴之路的正确性，我可以质疑复兴口号的提法，我基本认为中国正在走一条与复兴大计南辕北辙的不归之路。
为什么说中国的改革和复兴走入不归之路呢？重要有三点依据：一是不能客观对待历史，否定历史，制造民族内部思想分裂，国家道德严重缺失；二是不尊重宪法，不坚持走宪法规定的基本路线，全盘西化的搞资本主义、搞私有化；三是主动接受并靠拢西方的和平演变。一个依托于其它民族主宰的中华民族不可能实现自身的伟大复兴，历史上从来也没有这样一种复兴方式。
下面具体分析一下中华民族面临的三大险境，或者说三大歧路：
1、国家道德的缺失问题。
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再坏再无能，在清史中他也得被记为一朝皇帝，尼克松即使是因“水门事件”下台，也不可能让他从美国的“第N任总统”中划掉，戈尔巴乔夫把苏联给分裂了，他仍然是苏联的最后一任总统，怎么记载是历史问题，记好记坏是功绩问题，切割历史、混淆历史则是道德问题。政治家和政治参与者的廉洁程度决定了一个政府和一个国家的政治操守和道德境界，如果官场腐败、吏治混乱就表明“国家道德”的沦丧，如果政风清廉、官民和谐则表明一个国家的“国家道德”处于盛世年华，在很长时间内，陈希同、陈良宇、胡长青、成克杰等等高官腐朽堕落，各层地方官“无官不贪”已经成为百姓共识，决不是所谓的“大多数领导干部是好的，腐败的只是个别极少数人”，是不是个别现象，人民群众心中有杆秤。
从经济上讲，我们只有把案例展示一下才知道是多么的可怕！湖北大冶及全国其它地方某些私企业主将智障人员活活埋葬制造矿难以获取保险陪偿金，山西黑砖窑事件，三鹿毒奶粉事件，无法计数的煤矿矿难，稀土精矿以白菜价出口，一家三代的幸福被栓在“一套房子”上，国有资产被少数人用银行的钱步步私分的实事，外资的“超国民待遇”现实，一切的一切，无不是在“依法行政”的口号之下达成的交易和制造的人祸，挖光、用光、分光成了某些势力粉饰GDP数据的最灵便的“三光政策”，从现实来看，今天让很多不明真相的人在高GDP盛世下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但是，他们都没有从内心反问过自己是否对得起子孙后代，郎咸平说近几十年的中国是处在5000年中道德最败坏的一个时期，可吴敬琏不答应，他说是最好的时期，我不得不承认我只能站在郎咸平一边，因为现实就摆在面前，根本无需咬文嚼字的去深究什么“特色论”和“初级论”，再好的理论，如果它是为道德沦丧作后台支撑的，那么一定要被淘汰的，因为长期下去，它会让整个政府的形象彻底丑化，让政府的公信力彻底丧失，一个没有道德支撑的政治基础一定是最薄弱的，最经不起风雨的。
从社会生活来讲，那就更加可怕了，甚至是触目惊心，有几个数字中国可能让世界汗颜，中国从事色情行业的女性可能是世界同行的总和，中国盗贼人员数量也可能是世界同行的总和（偷盗人员有大偷和小偷之分，偷私人财物的小偷不贡献GDP，偷国家财产和资源的大偷也是要贡献GDP的），中国二奶、三奶的数量还可能是世界同行的总和，不可小看这三个“总和”，对GDP拉动效应绝对不亚于某些大行业，从产值上讲，早已经超越农业了，妓女和二奶的社会地位正常化到底是道德的进步还是道德的倒退？人民自有公论，无论如何，发展到中国这样如此庞大规模的地步决不是人民可以承担责任的，更不是一件光荣的事业，出现如此局面的最大责任要归咎于某些时期的错误的上层指导思想，“猫论”和“金钱崇拜论”不是人民的创新，更不是人民的决定，八十年代中期，中国人习惯于把道德败坏归咎于西方腐朽思想，认为改革开放初期，带来一点腐朽的东西是很正常的，后来，随着老百姓跨入西方腐朽社会的机会越来越多，我们发现西方社会也并没有比中国的某些人更腐朽，更没有中国妓女多，远没有中国盗贼多，贪官那更是没办法跟中国叫板，老百姓容忍着有关方面可能通过自身的“改革创新、反腐倡廉”还中国一个清新的世道，然而，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并没有等来设想中的道德回归和清正廉洁，等来的却是更加腐烂不堪的社会面貌，是更加触目惊心的道德沦丧。
中国精英对历史的否定是中国的另一个危机，刚开始很多人都没有重视，即使是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都被欺骗了，篡改历史的第一步是修改中小学教材，九十年代轰轰烈烈的教改中，有一个致命的教改是教材改革，有人认为，一个教材改革能改变什么历史？我说教材的力量可大了，它承载着全民族的教育功能，一个人的思想和历史观是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的教育过程中形成的，无论是语言还是地理、历史，都是中国历史的最好载体，也是中国人认识“中国核心价值”所在，在新的教材中，新中国成立以来讴歌的英雄人物越来越少了，新中国反对的人物开始占据阵地了，清朝遗族开始成为“无辜”的人了，袁世凯、李鸿章慢慢接近成为历史英雄人物了，日本侵华历史及南京大屠杀开始变成“日本不得已”的事件了？国民党开始慢慢被某些人扶正了，而共产党在某些理论家和历史学家的眼中开始反面化了？有些人还试图抹杀和丑化共产党的历史贡献，恨不得把共产党“彻底扔掉”，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以前很多人没有看清，现在应当不能再迷糊了，尤其是执政当局不要再任由他们胡作非为了，民主不是乱来，民主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改革不是借口，改革不是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教育部要尽快清醒过来，不要被某些人利用做出有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事情。
精英篡改历史不仅仅是把眼光盯在教材上，而且开始利用影响力同样巨大的网络、电视等现代媒体，更广泛地颠覆历史，从目前表现的现象来看，南方系媒体（包括凤凰系）是冲锋陷阵的前锋，而东方系（长三角一带）是遥相呼应的另一个阵地，北方系因为首都的敏感性，一部分媒体虽然有所收敛，但是，那里集中了相当多的精英份子充当各分裂集团的枪杆子，他们用智力武器去弥补各亲西方体系的火力保障，尤其是值得警惕的是，一部分军中将领也开始为西方摇旗呐喊，为美国干涉台湾事务开脱责任，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讯号，吴建民甚至认台湾借美国搞分裂是因为恐惧大陆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完全是没有了解到台湾的现实，那如果香港、澳门也说恐惧大陆，是不是也可以借美国搞分裂呢？如果上海、广东也说害怕中央政府投靠美国行不行呢？分裂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岂可以把分裂责任推向大陆呢？有些人误认为“民主旗帜”下的西方社会是中国最可靠的朋友，他们认为美国永远也不会同中国再干一仗，一部分喝过洋墨水的人也开始陆续加入到亲西方集团中，他们用所谓的“现身说法”来歌颂西方的优越性，来证明中国走美国式道路的可行性，他们甚至认为中国和美国就是一个“中美国”，是不可分离、谁也离不开谁的利益共同体？
无论中国还是世界上其它国家，一个集团想篡改历史决不是简单的行为，他们必定是有大想法和大动作，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颠覆现政权。如果共产党的政权都被颠覆了，还谈什么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
2、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的第二个歧路——否定宪法。
亲西方势力为什么现在不敢象格鲁吉亚、乌克兰一样搞大张旗鼓的闹事，是因为他们深知：西方人是尊重《宪法》的，任何西方国家的公民活动都必须在《宪法》的约束下进行，无论多民主的社会，都不会容忍破坏《宪法》的行动。精英们这一点不会犯错，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而罢休，他们长期以来一直想找到突破口，他们制定一部新宪法的想法和行动一直都在进行，《08宪章》只是他们的第一步，尽管他们受到了挫折和打击，但是，他们并没有死心，高尚全、贺卫方、张维迎、茅于轼等不会就此罢休，有些人还比较年轻，并且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影响较广，从目前来看，资改派也并非没有取得成果，至少，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中央基本不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了，这可是《宪法》里明文规定要坚持的，但现在不坚持了，毛泽东思想更不提了，现在的基本表述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刻意回避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理论——毛泽东思想，这就是资改派和亲西方势力的一部分胜利；社会主义的提法也不够理直气壮，只能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些人可能认为，本来就是中国的特色嘛，为什么不可以提？如果从社会制度的具体内容来讲，每个国家确实有自己的特色，但是，基本社会制度是统一的，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美国跟法国完全一样吗？不一样，那美国会不会要反复强调“美国特色资金本主义”？英国与德国又不一样，那英国是不是也要反复强调自己的“英国特色资本主义”？世界难道有二百个社会制度吗？没有必要，任何制度下，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独自特色，这是无须讨论的实事，反复强调特色是为了什么？当然是有目的的，如果不提“特色”，一部分人是不答应的，“特色”是什么？“特色”就是模糊社会制度，“特色”就是为某些人的西方化改造提供平台，否定社会主义就否定了《宪法》的根本，《宪法》无根也就名存实亡，从心理上讲，人民还是拥有《宪法》的护驾，但从实质上来讲，宪法已经被某些人虚化。一个国家，如果根本大法被漠视，一定会出现无休止的混乱，任何其它法律都只能是摆设，一个缺少法律根基的国度如何复兴？
中央一系列理论创新和研究，一方面是在尽力挽回中国在局部领域的损失，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危险局面，如果不能尽快还《宪法》的尊严与权威，那么再多的理论研究与创新都将会流于纸面，不会落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根本大法的动摇注定会导致国家执政根基的动摇，捍卫《宪法》的社会主义属性不仅仅是执政党的责任，也是全民族的责任。
3、中国主动接受西方的和平演变。
古今中外的历史告诉我们：要改变政权的性质，要么是战争，要么就是政变，而不会是选举，选举是在不改变性质的前提下进行的。历史又告诉我们：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主自立，那么它注定是被奴役的对象，不可能实现复兴大计。古今中外都出现过不流血的政变，进入二十世纪后，政变这种夺取政权的方式越来越流行，有流血的，也有不流血的，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中国共产党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不存在有哪个集团能用任何方式非法夺取政权，未来只要防范得当，仍然会保持稳定，但是，不可不提醒的是，亲西方势力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聪明，他们现在既不会闹事，也不会政变，更掌握不了军队，然而，他们有一个很可怕的招数——渗透（美国讲“和平演变”）。目前西方及亲西方国内人士的渗透力度大致可以包含以下一些领域：工业基本完全渗透，企业领导人基本完全西化；农业已经开始渗透，农民的生活越来越拴在外资手中；文化接近完全西化，祖宗留下的文化当前是看不到多少了；金融能参股的都参股了，外资只是等待时机如何壮大的问题了；宗教如同一醉毒品，大多数精英已经开始在“欧洲教宗”面前顶礼膜拜；军队渗透相对困难，但也开始松动，有不少军人开始为西方唱赞歌，时间有可能消蚀他们的一切；政治这一点我不大敢讲，问题可能也不小吧。
如果上述所有的领域渗透到无孔不入的地步，那么大家可以想想看中国会是什么状况？中国会发生什么样质的变化？到那时，谁是主人谁是仆人，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其实，如果中国人还保持清醒的话，西方的渗透与和平演变未必能凑效，但是，如果是中国主动接受并参与到他们的演变计划当中，那就另当别论了，中国政府正在加大国有资产的外资化，正在加大开放中国所有行业对外资的开放力度，包括军工行业，中国的工业体系和人才体系已经彻底沦为外资的“包身工”了，在“改革开放”大目标的指引下，所有令西方满意的事情都必须要做，不做就是抵制和反对改革开放，做了就让某些政治势力称心如意，中西方之间的这场攻防之战还用打吗？根本没必要，未战已经先降了，何必浪费资源？
结束语：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是每个中华儿女的共同选择，包括政治人物在内的所有同胞，没有任何人有包藏私心的权力，复兴之路必须取得共识，复兴之计必须共同商议，复兴之责必须共同承担，复兴歧路必须及时纠正，中华民族不缺智慧，缺的是取智于民的政治环境，五千年中华文明已成过去，五千年未来文明还要我们来创造，有全体同胞的齐心协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实现！
中南大学孙锡良（转载须署名）2010年8月22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