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胡温新政”的突破口

作者：文/本刊记者 俞飞龙

2006年，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因为李伶的《西藏之水救中国》和四川学者集体上书反对，再次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由于工程浩大，途经地区地质地形复杂，西线调水工程所面临的环境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从世界范围看都是创纪录的，但从当前中国面临的经济困局乃至民族未来生存需要这个角度，西线调水又势在必行。

2006年，中国GDP总额超过20万亿人民币，进出口总额达到16万亿，外贸依赖度达到80%，进一步凸现国内市场需求不足。另一方面，由于近年地方政府一直施行的、以城市基建和房地产开发为龙头拉动经济增长的策略，已导致市场膨胀过度，不但引起国人强烈不满，也危及其他行业的健康发展和我国宏观经济安全，继续以此为支柱产业，无异饮鸠止渴。加之能源、就业、人民币升值、流动性过剩、三农问题等因素带来的压力，中国经济极有可能陷入一个一方面结构性过剩，一方面就业继续不足、市场购买力疲软的陷阱。

为避免这些危机全面爆发，当前中国急需掀起一场类似美国30年代在经济衰退期发起的新政，寻找新的经济兴奋点、扩大就业、刺激市场需求、拉动经济持续增长。基于这一诉求，计划于2010年前后正式启动、并被社会各界热议的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有被重新认识和规划的价值，因为该工程所蕴涵的巨大潜能，完全能在这场必要的新政中胜任急先锋的角色。

西线工程蕴涵巨大经济能量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拟采纳的规划，将分三期从四川、青海的大渡河、雅砻江、通天河调水到甘肃境内的黄河，为黄河每年增加水资源量170-600亿立方米，总投资超过2000亿人民币，“八五”、“九五”期间，引水区域的地质、地貌、生态考察及工程预算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从激发经济潜能看，西线引水工程明显优于前两个工程：东线、中线调水工程，主要目标是解决华北地区缺水问题，它的启动方向不是给这些地区增加新机遇，而在保障它们的持续发展。但西部引水工程，由于南水调入区域的现状，调水后所能激发出的经济潜能，远远超过前两者——它在解决西北部分地区缺水问题的同时，还可以掀起一场规模浩大的开发热潮。

据统计，中国沙漠总面积约为 71.29 万平方公里，集中分布在西北地区，其中新疆沙漠面积 43.04 万平方公里，占中国沙漠面积近 60% 。中国的十大沙漠新疆占有3个，它们是塔克拉玛干沙漠、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和库姆塔格沙漠。仅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面积就达 33.76 万平方公里。

此外，中国还有沙漠化土地38.57万平方公里、沙地10.3万平方公里，戈壁及风蚀劣地59.9万平方公里，总面积超过170万平方公里，它们也大部分集中在西北地区，占据超过17%的国土面积。从理论上讲，西北未开发土地面积，大致与10个浙江省陆地面积相当。已规划的西线引水工程的引水量，则相当于目前以色列农业用水总量的13.8-46倍，这两组数字后蕴涵的经济能量一旦被有效激发，将对迅速扩大中国经济规模、缓解就业压力、改善产业结构、刺激市场消费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在解决了水的情况下，这些沙漠和戈壁有可能被开发吗？答案是肯定的。

根据史料记载，1000多年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还水草丰茂、农业发达、灌溉沟渠纵横，矗立着“大城”等几个文明古国。汉唐时代，现在一片戈壁的河西走廊还活跃着楼兰等10多个国家。南北朝著名的诗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描绘的正是现在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一带的自然风光。这些史实，以及多年历史研究表明，上述地区之所以变成沙漠、戈壁，并非来自当地的土质问题，而是由于过度开发、导致水资源匮乏而引起的一个自然恶果。这意味着，将这些沙漠、戈壁改造成可耕地或草原，水是最重要的因素，如果解决了水的问题，它们完全可能再现“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富饶图景。

以引水工程为契机启动的大规模“西进运动”，还可以激活西部地区一些潜在的相关资源。比如几年前河海大学陈建生等人考察中发现的巴丹吉林沙漠中那个年补给量超过5亿立方米的地下水库，就可以正式纳入到浩浩荡荡的开发计划中。此前在沙漠中相继干枯的众多湖泊，则可以再次成为天然的蓄水工程。沙漠里的稀土、金、银、铜、铁、镍、玛瑙等矿藏，也随之有了开发条件。

事实上，即使在没有强大资本介入、缺乏整体规划的情况下，一些居住在沙漠边缘地带的农民，早在10年前就自发开始了向沙漠要土地的行动，腾格里沙漠、库布其沙漠、毛乌素沙漠周围地带，近年都涌现出一批“沙里掘金”的治沙能手，如石光银领导一个村，以原始手法在毛乌素沙漠种了２１．７万亩的树。如此看来，以西线引水工程为契机、以整体开发西北未开发土地为目标、以庞大规模的资本介入、多样化的政策配套为手段的“西进运动”，将有可能引发类似于19世纪中期美国西部开发那样的经济狂潮。

中国农副产品市场缺口超千亿

中国拥有消化西部土地开发所增加出来的产能的能力。

中国虽然是个传统农业国，但由于人口基数庞大，人均可耕地数量低，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粮食产量一直都处在安全线以下。进入21世纪，中国粮食总产量更是连年下降，2003年的粮食总产量只有4.31亿吨，加上产业的细化与需求膨胀，目前，中国每年需要进口超过1300亿人民币的农副产品，才能保持国内市场的供给平衡。

中国每年需要大宗进口的农副产品主要有：大豆、小麦、棉花、食糖、油菜籽、羊毛、成品皮革、活牲畜甚至土豆等。

资料显示，近年来，中国每年需要进口棉花110万吨左右，市值约为145亿人民币；每年需要进口大豆2050万吨左右，市值约为430亿人民币；每年需要进口食糖130万吨左右，市值为380亿人民币；每年需要进口羊毛1.2亿公斤左右，市值约为50亿人民币；每年进口油菜籽40万吨左右，市值约为11亿人民币；2004年进口的小麦720万吨左右，市场值约为93亿人民币，进口的成品皮革市值160亿人民币；中国活牲畜进口也呈高速增长趋势，2005年活牲畜进口量将增长到10到15万头。

仅上述进口需求，就已超过1300亿人民币，如果考虑到生活水平提高（法国巴黎百富勤曾在一份题为《中国消费前景》报告中指出,中国人均消费从2003年至2020年，年均增长将高达10.8%）所带来的递增因素，5-10年内这一数字将远远超过2000亿。这一绝对的市场缺口，凸显出中国掀起这场大规模“西进运动”并非一个盲目举措，而是具有非常坚实的需求基础。按高水平的人均创产值2万人民币计算，单这一庞大的需求量，就可以解决1000万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加上随之而来的相关产业（加工业、第三产业等）的发育，仅以目前低水平的2比1的比例计算，这新增的1000万个岗位，也能再催生出5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如果以10年为期全部消化，每年可新增就业岗位150万个，这一数量再加上庞大的引水工程建设队伍，每年仅“西进运动”，就可以为中国带来近200万个就业机会，一举改变中国此前预计的、每年新增劳动力就业岗位缺口高达150万的紧张状况。

西进运动： 再造2亿亩新耕地

南水北调于1952年正式提出，经50多年的发展累积，于2002年正式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

有关西线工程的调水规划，数10年来主要有黄委会大西线方案，每年调水600亿立方米；原四机部水利专家郭开的“朔天运河”方案，年引水量2006亿立方米；中科院自然资源考察委员会陈传友的藏水北调方案，调水435亿立方米；原长江委主任林一山的四江一河调水方案，每年调水800亿立方米，然后分叁路供水给西北各地；新疆八一农学院杨力行的“南水北调”方案，共调水210亿立方米。

目前初步确定的西线调水方案，是上述各方案的一个综合体，但在调水数量上做了大大的简化。

但是，基于目前中国经济环境的客观要求，如果将西线工程定义为“中国新政”的先行军，经济界和决策部门就有必要在目前技术许可的范围内，重新考虑西线调水工程的调水路线、调水规模、投资方式和开发模式。西线调水新创经济规模，至少应与当前中国农副产品硬性缺口相当。而满足这一需求（1300亿），需多少土地？按平均每亩创产值600元计算，即需2.5亿亩均产土地，相当于浙江省现有耕地面积的8倍。
2.5亿亩的土地至少需要多少水？按目前我国推行的节水农业用水标准，1亩小麦的标准用水量是120立方米，这个数据加上秋冬补灌及输送过程损耗，每亩用水量不超过250立方米，2.5亿亩新开发土地需用水625亿立方米，加之满足引水区原缺水地产土地用水，预计每年调水800亿立方米是一个比较恰当的选择，而这一调水量，与原长江委主任林一山四江一河调水方案的设计数量等同。

2.5亿亩土地计约17万平方公里，按农业用地与非农业用地1比1这一大比例计算，开发区总面积为34万平方公里，不到西北现有未开发区面积的1/3，供开发所选择的空间相对充裕。此外，它给西北地区带来的小气候变化也不可忽视，目前，西北沙漠、戈壁地区年蒸发量在2000-3000毫米之间，开发后，这一蒸发量将变为当前数据的1/5到1/10，这意味着，当地年均200-300毫米的降水，将能以愈来愈高的比例计入灌溉用水之中。

用新思路启动西线工程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对中国经济的拉动是显而易见的，但为什么迟迟不能启动？除去国内发展战略调控因素，也与此前经济界对它投资、受益模式研究不够有关。国内经济界对“南水北调”的调子，此前因为国力因素及主流经济学家狭隘的市场经济运作手段，长期局限在“谁投资、谁受益”这个框子里，这一基调直接导致了调水工程复杂、投资数额巨大、以传统方式看受益相对分散、收益难以集中的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受到重视的程度与它本身蕴涵的经济能量和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严重不对称。

即使按照严格的市场经济原则，只要转换一下它的投资和开发思路，它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安全度高、收益稳定而巨大的商业投资，能迅速、多渠道地集结和回收资金。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初步预算为2000亿人民币，2.5亿亩土地的灌溉工程及防护林的建设，需要约3000亿人民币（注：参考以色列沙漠用地改造标准），两者相加，共5000亿人民币。这一数字不可谓不庞大，但是，由它所开发出来的2.5亿亩土地，如果仅以每亩2000元出售30-50年的使用权，所收回的资金，就刚好与它持平。新开土地每年税收和出售农业用水的收入，在支出了整个引水、开发工程维护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后，还可能为国家上缴数目不菲的利润。

也就是说，如果国家通过合理的利益分配与协调，首先将西北地区未开发土地开发权集中起来（而不是由地方随意、分散地使用这一权利），成立或委托一家公司，以符合当前市场规则的方式来运作引水和开发，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优势立即凸显。

将西北引水区未开发土地剥离各自所属地，集中管理，不但可以使整个开发因为受益集中，能以市场化原则分摊、管理、支配引水和开发成本，而且有助于使整个开发大规模、有秩序地进行。由于它填补的是国内硬性需求缺口，所以这2.5亿亩土地所创造的产能，并不存在销售障碍。这也同时意味着这些新开发土地，具备了成为投资市场“抢手货”的最硬性的条件。此外，由于这一项目的特殊性，它也能从国际上一些开发银行及民间团体获得一部分无偿支助和低息贷款。在这一新思路中，开发公司受国家委托，扮演一个信托角色，通过一种整体规划和运作，获得大批量投资产品并投放市场。

对目前的中国而言，无论资本市场，还是劳动力市场，都有能力消化这一庞大的开发成果。据建设银行行长郭树清估计，目前，国内流动性过剩的规模在2.6-2.8万亿人民币之间。这一数目庞大的资金由于投资渠道不畅，正在成为威胁我国宏观经济安全的隐患。而西部收益稳定的投资，无疑为这些过剩资本打开了一个宽敞的通道。

中国经济将呈现全新图景

1933年，罗斯福实际仅执行了半年的新政，就把美国濒临崩溃的经济拉入正轨，并给美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一个宏大的梦想。目前，中国经济只是出现了当年美国经济危机产生的部分苗头，如果这时国家强力进场，挟新政之利刃，通过南水北调打开中国“西进之路”，同样将化多种潜在的经济危机于无形，为中国的发展带来全新图景。此外，它对内还可以更坚决地向发展已经畸形的房地产泡沫说“不”，对外可以彻底否定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外部分学者所渲染的“（中国）食品短缺带来的经济不稳定，对（其他国家）的安全威胁远比军事入侵大得多”等哗众取宠的论调。

1994年，针对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日益膨胀的对粮食的需求，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就发表了一篇长达141页、耸人听闻的“谁来养活中国”的报告。该报告认为，中国日益严重的水资源短缺，高速的工业化进程对农田的大量侵蚀、破坏，加上每年新增加一个北京市的人口，到21世纪初，中国为了养活10多亿的人口，可能得从国外进口大量粮食，并极有可能导致世界粮食价格上涨和供应总量不足。这篇报告首先在美国《世界观察》上发表后，1995年6月又出版了单行本，并很快得到西方舆论界大力追捧。不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华尔街日报》等纷纷报道，同时还被迅速译成中文、日文、德文和意大利文等多种文字。

这篇报告虽然受到了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弗里德里克.科鲁克、日本农林水产省农业综合研究所研究室长、中国农业问题专家白石和良和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等著名经济学家的反驳，但是，近年来中国持续增长的进口需求和耕地面积持续减少的事实，似乎在支持着莱斯特.布朗抛出的论调。而更让人忧虑的是，2006年以来，随着世界另一个人口大国——印度开始大量进口粮食，粮食似乎正在成为既能源之后，国际贸易市场又一个撬动“世界战略需求”的工具。中国经济也由此增添了一个基本资源层面的掣肘因素。

如果借助南水北调，掀起一场规模浩大的西进运动，中国耕地面积将从目前的18亿亩，一举超过20亿亩，困扰中国多年的粮食安全乃至中华民族未来百年生存问题，将随之迎刃而解，布朗之流抛出的论调也将不攻自破。

西进运动所启动的庞大需求和所产生的巨大产能，也将极大化解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多重难题：由房地产紧缩所导致的钢材、水泥的过剩，将在南水北调引水工程和中国有史以来最庞大的灌溉工程里重新找到销路；中国过剩的劳动力，找到了新的就业机会；中国庞大的民间资本，找到了一个回报稳定的投资机会；中国进入低潮期的购买市场，将再次爆发出新的能量；中国东西失衡的产业构架得到了一次强有力的调整契机......总之，由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所催生的“西进运动”，在不会给国内所有现存产业带来任何威胁的同时，将为中国的发展打开另一道壮观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