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协会害“中”，转基因推手露“底”的惊人证据！
吕永岩
日前，中国转基因利益集团的骨干，联合美国谷物协会北京办事处托马斯等人，召开了一次鼓动转基因主粮产业化的会议，继续老调重弹地扬言转基因主粮产业化是“必由之路”。美国谷物协会北京办事处总裁托马斯·多尔更是“言简意赅”地号召中美转基因推手们“汇聚力量，应对挑战”，找到在中国强力推行转基因主粮，戕害中国人民的“圆满的解决办法”。
现在请网友们一起在网上搜索，从网上公开的报道来看看这个美国谷物协会到底是个啥货色，看看他们过去和现在在中国都干了些啥，看看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犯下了那些罪行。这里搜索出来的报道应该只是九牛一毛。但就是从这九牛一毛，也不难发现，就是这个美国协会，充当美国利益的马前卒，给美国政府通风报信，协助美国政府对中国施压，强迫中国不检查不设防地购买他们用作“饲料”的转基因大豆，从而将中国高质量的非转基因健康大豆挤压得奄奄一息。还是这个协会，至今仍到处乱串，探取中国有关谷物种植、产出等方方面面的重要情报，并且中国有关人员也向他们提供了这方面的情报。中国大豆产业链沦陷，食用油产业链沦陷，种子市场沦陷，很难说与这个协会没有直接关联。现在，当中国人民对转基因毒粮开始觉醒，开始进行抵制，开始为种族生存和国家粮食安全奋起抗争的时候，他们又不是第一次地跳到前台，与中国转基因利益集团的推手们一道，散布虚假信息，蒙骗有关人员和机构，妄图使中国走到美国前面，充当美国的马前卒，为转基因主粮产业化鸣锣开道，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转基因主粮产业化的国家，使中华民族走上一推种族灭绝的不归路。中国转基因利益集团的推手公开与他们站在一起，再次暴露了这些人到底是哪国人，他们到底吃的是谁家饭，到底在为谁鼓噪，为谁服务。
窥一斑而知全豹。美国谷物协会在中国的所作所为，绝不仅仅是这里的小小“一斑”。请细心的网友继续仔细搜索，继续找出他们在粮食领域戕害中国的证据。但就是从这“一斑”，我们也不难看出，美国谷物协会的“民间”招牌是假的，“非营利组织”也是假的。美国情报机构惯于化装成美女，惯于打着“民间”的招牌窃取情报。这个谷物协会到底是何方妖孽，相信明眼人是不难看出的。“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今天，爱国的共产党人，爱国的中国人，都不能不擦亮眼睛，识别哪个是人，哪个是妖。奋起手中的“千钧棒”，将大大小小戕害中国，戕害民族的妖孽打他个落花流水，打他个原形毕露。
附：
美国谷物协会
美国谷物协会为美国的大麦、玉米、高粱和相关产品开发出口市场。协会认为，这些出口对于全球经济的发展和美国农业的效益，都是非常重要的。
协会于1960年建立，是一个民间的非盈利组织（为美国农业效益开发市场，能不盈利吗？谁信？），设有10个国际办事处，在80多个国家执行各种项目。它独特的会员制包括对开发出口市场有着共同兴趣的生产者组织和农业综合企业。会员提供的资金和美国政府提供的相应资金（美国政府能白白养活他？），以及外国合作伙伴给予的支持，使协会能开展每年逾2000万美元的开发项目。
协会针对适应不同国家的文化和需要开展了不同项目。我们的技术项目教给家畜和家禽生产者如何有效地使用饲料谷物及管理其农场。我们的贸易服务帮助潜在的客户和已有客户了解美国的营销制度，包括融资、政府项目、美国饲料谷物的质量和价格。我们贸易政策的出发点是识别美国饲料谷物出口的海外壁垒。
关于协会及其项目的详情见本网址其他内容。
美国谷物饲料协会寻求应对中国大豆贸易解决方案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8月19日 16:25 格林集团
美国农业网络8月17日消息：美国国家谷物饲料协会（NGFA）周一敦促布什政府，要求和其他谷物出口国针对中国在贸易方面的限制行为采取协同行动。（请注意这是2004年，就是这个协会，充当美国利益的马前卒，给美国提供情报，给中国政府施压。）
NGFA称，由于中国采取贸易限制，目前对华大豆出口已经实际停顿。
今年4月底以来，由于中国在巴西大豆船货中发现了有害的萎锈灵农药，随后暂停23家国外供货商对华出口巴西大豆。一个多月后，随着中国和巴西就大豆卫生达成协议，已经取消了这一禁令。（现在知道中国目前为啥一年进口美国转基因大豆高达5000万吨了吧？根子就在美国的施压。美国转基因大豆是作为“饲料”进口的。美国谷物协会也称谷物饲料协会。转基因大豆在美国是“饲料”，不是人吃的。但到了中国，金龙鱼等国外公司却将其用于食用油，进入市场卖给中国人食用。他们把中国人当成啥了？）
NGFA总裁肯德尔凯斯在给美国贸易谈判代表罗伯特佐立克以及农业部长安维纳曼的信中写道，过去19个月里，中国颁布的卫生以及植物检疫规定对贸易造成限制，违背了中国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中国于2001年11月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入世贸对中国老百姓是好事吗？到现在，人们看到的是美国饲料让中国人吃，美国人均收入高，物价低；中国人均收入低，物价却高过了美国。这就是加入世贸给两国人民带来的变化吗？）
凯斯称，中国在大豆贸易上的规定对进口构成限制，因为这种规定是随意制定的缺乏透明性的植物检疫规定，事先未进行通知，国外机构也没有机会进行评价。（后来就放开了，不限制了，强致癌的草甘膦杀草剂超标十几倍也不检了。中国很听话，美国政府和这个谷物机构该满意了吧？）
凯斯写道，中国方面的限制造成农产品贸易受到不利影响。特别是在今年秋季美国大豆产量可能丰收的情况下，如果不取消这方面的限制，可能会使得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受阻。（美国政府对自己的豆农多负责啊？用尽一切手段为其开辟市场。恰恰就是因此，中国非转基因大豆被挤压的逐年萎缩，奄奄一息。）由于中国方面的举动不止是影响到美国利益，因此NGFA要求政府和其他国家政府采取联合行动。（联合一些国家给中国施压，最后导致中国的妥协，直至将中国的非转基因大豆击垮。）（来源：福道网）
美国谷物协会——中国春季玉米耕种考察概要
2011年06月15日 下午 12:25
中国曾是美国在亚洲市场最主要的出口竞争对手，但近几年它却变成玉米净进口国（美国人说了大实话。中国在谷物方面，从举红旗与美竞争，到插白旗对美投降，这个变化是谁造成的？），并且多数分析认为短期内进口量将继续上涨。此种形势转变，以及中国在增产方面的潜力，成为全球玉米种植者和贸易商最主要的不确定因素。
美国谷物委员会调查小组在上周就此问题进行专项研讨，并获得有关中国农业发展以满足国内需求激增的一手资料。（谁提供给他们的一手资料，他们这不是在刺探情报吗？有人不是在出卖情报吗？）
来自七个州的代表在上周六从中国回国，他们在那里调查了玉米生长条件，了解到中国政府对于玉米种植面积、市场状况和需求方面出台的政策，（把“中国政府”的底牌都搞去了，提供给他们底牌的人不是卖国是啥？）并与当地农民、贸易商，以及黑龙江和吉林两省相关官员进行了交流。
我们的目的是评估去年玉米产量，今年玉米潜在收成，并试图得出中国在全球玉米供应链中的期望。（中国的这方面数据难道不应该保密吗？难道这不是重要的商业机密？中国健康的非转基因大豆卖不上价钱，美国作为“饲料”的转基因毒豆却卖了个好价钱，难道不与中国某些人的这种卖国有关？中国的开放难道不该设防？）
吉林和黑龙江两省2010年分别产出2200万吨玉米，大约一半产出内销，其余被销往南方人口稠密区以及作为饲料需求。
2011年普遍预期种植面积增加，因为农民在2010年玉米需求大增的情况下卖了好价钱。面积的增加主要来自小麦和大豆种植的减少，以及对近郊果蔬种植的减少。
“中国持续平衡着各种关系：诸如现代化技术、信息技术、机械化和劳动力老龄化之间的关系。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我们也目睹了由于城市化进程造成的土地流失”美国谷物协会贸易政策主管Floyd Gaibler说，他也是随行人员。
由于降雨和低温，吉林和黑龙江两地均出现生长低于常年水平的情况，部分地区出苗参差不齐，出现补种情况。
考察组（其实就是一帮美国特务）还与种植农户、贸易商和终端用户进行交流，他们参观了粮食仓储设施，他们还与小的养殖户交流，这些养殖户目前使用玉米和大豆混合饲料喂养生猪。
我们也有机会参观私人玉米仓储设施，仓储能力较好。我们预测中国政府的玉米库存水平较低，但是却无从获得证实途径（别急，有钱能使磨推鬼。拿钱就有人给你们提供情报了。中国不该缺的缺，但就是不缺汉奸。）。
托马斯“言简意赅”转基因暴露了些啥？
吕永岩
继国务院专门召集会议，听取对转基因的不同意见，也就是听取关于转基因的危害情况后，国内转基因利益相关人于近日又组织了有美国谷物协会北京办事处人员参加的鼓吹转基因在中国产业化的会议，还是老调重弹地宣扬“世界人口压力”，而危险重重的转基因产业化是所谓解决人口压力的“必由之路”。媒体报道时特别引用了美国谷物协会总裁托马斯·多尔的话：“世界人口在未来要增加到９０亿，养活这些人口要利用好农业生物技术。这样的讨论可以汇聚力量，应对挑战，找到圆满的解决办法”，并称这位美国总裁的话“言简意赅”。
我们先来看看这位美国总裁“言简”在哪里。首先他“言简”了转基因种植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大量生物异常现象；其次他“言简”了转基因食品对人的健康产生的危害；三是他“言简”了美国有关科学家在转基因大豆和玉米中发现了惊人的“超显微病原体”；四是他“言简”了美国人自己是不食用转基因食品的，并且美国人食用有机食品的比例高达百分之五十九；五是他“言简”了转基因作物并不高产，美国种植转基因其单产总体上并没有中国种植的非转基因作物的产量高；六是他“言简”了美国转基因大豆对中国的倾销，已经使得中国非转基因大豆种植濒临灭绝；七是他“言简”了转基因种植多年后，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土地上出现了“超级害虫”和“超级杂草”；八是他“言简”了转基因作物绝不是“有机”、“绿色”，也不是“无公害”；九是他“言简”了转基因作物不仅自己不吸收土壤中的微量元素，而且还能锁定土壤中的微量元素，进而造成对土地的破坏，种植过转基因作物的土地很难再种植其它作物；十是他“言简”了人类对基因的认识远没有达到能够充分认识并自主控制的程度，人类采用转基因技术对物种的“强奸”，其后果是无可估量的，转基因造成的基因污染也是不可控的；十一是他“言简”了科学家已经在加拿大魁北克孕妇与胎儿的血液中发现了能杀死虫子的转基因毒蛋白，这说明转基因推手所说的转基因毒蛋白不能被人体吸收，完全是谎言；十二是他“言简”了中国“人多地少”，与美国“地多人少”是截然相反的。美国有足够的土地能保证其人口吃上非转基因的“绿色”，甚至是“有机”食品，中国没有美国这样的条件。中国一旦搞了转基因主粮产业化，就绝没有退路；十三是他“言简”了美国在所有高科技领域都对中国严防死守，唯独对人类历史上应用最为迅速的重大技术、现代生物技术的核心转基因技术，不但不封锁，还主动拿钱来“推”，来手把手地教，甚至千方百计要让中国走到美国前面，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主粮转基因和主粮转基因产业化的国家。
再来看看这位美国总裁的“意赅”。首先他“意赅”说世界人口要增加到“90亿”，这是美国等发达国家一直耿耿于怀的一个数字，但这显然是一个推算出来的数字。这个数字包含了美国对地球承载力的担心。二是他“意赅”养活这些人口要靠“生物技术”。这里他只说了十六分之一。因为决定粮食产量有“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八个方面，而八分之一的“种”又明显地可以分为“杂交”和“转基因”两种。袁隆平的杂交稻比在美国洛克菲勒兼职的张启发的转基因水稻更安全，而且更高产。可是这些都被这位美国先生给“言简”掉了。转基因“一转独大”，闭口不谈其它，这的确是“意赅”，中国个别媒体的这个洋马屁拍得没错。还有就是“汇聚力量，应对挑战”。汇聚啥力量？当然是美国生物集团和其在中国的转基因代理人的力量；应对啥挑战？当然是应对中国反卖国、反对转基因产业化“亡国灭种”的挑战。这两句话也的确是“意赅”，中国个别媒体的洋马屁又拍对了。最后是这位美国总裁要找到的“圆满的解决办法”。按照美国生物集团过去一贯的做法，那就是走上层路线，利用生物集团的资金优势，拉拢腐蚀个别官员砖家，既夺取推行权，又夺取话语权。美国老爷们过去、现在都是这样干的，并且的确在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功，的确在中国取得了对转基因只许说好，不许说坏的权威发布，甚至取得了水泥地面和猫不仅能使老鼠“变少”，而且能使老鼠“变小”的话语权，你看他们是何等霸道！但是，就是这样强悍的推行权和话语权，世界各国包括中国人，对转基因的认同不但没提高，反而越来越下降。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对转基因产业化的呼声还会越来越高。这是因为转基因是一种慢毒，它反自然副作用的暴露需要一个过程。美国孟山都等转基因推手们是知道这个真相的，正因如此，他们才迫不及待地要在中国推动转基因产业化，让中国走上一条亡国灭种的不归路，从而达到少数人发财，阴谋国家实现既大赚特赚，又剪除“垃圾人口”的目的。
然而，时间对转基因产业化利益集团不利，日益觉醒的人民对转基因产业化利益集团不利，转基因本质的妖形也对转基因产业化利益集团不利。
等待转基因产业化利益集团的只能是失败，失败，彻底的失败。
附：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美国谷物协会北京办事处共同举办的２０１１年中美农业生物技术研讨会于６月２０日在北京举行，来自政府部门、科研院所、行业协会、中美农业生物技术和种业企业的专业人士，就农业生物技术领域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了交流和讨论，分析产业现状和社会经济环境，共同探讨中国农业生物技术产业化发展的道路。本报将研讨会的精彩内容集纳在此，以飨读者。
■关注农业生物技术■本报记者 王彧
中国转基因技术研发与世界同步，但有四大问题待解
“２１世纪是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世纪。生物技术的巨大进步，增强了人类应对食物短缺、能源匮乏、环境污染等一系列全球挑战的能力。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发展是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全球新一轮农业技术变革的重大成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在研讨会的开幕式致辞中说。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家洋在致辞中说，解决中国和全球粮食安全的根本出路在于科技进步，必须依靠技术进步来提高粮食和其它农产品的生产能力，而生物技术是提高农业生产力、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技术之一（既然只是之一，那其它为啥不提？为啥一转独大？其实转基因只是农业八字宪法的八分之零点五。）。转基因技术可打破物种界限，对基因进行定向改造和重组转移，对品种的抗性、品质、产量等性状进行协调改良，在缓解资源约束、保障食物安全、保护生态环境、拓展农业功能等方面已显示出巨大潜力。
“转基因技术是现代生物技术的核心，被称为‘人类历史上应用最为迅速的重大技术之一’，推进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和应用是大势所趋。”韩俊说。（这是片面的。生态农业才是大势所趋）
据韩俊介绍，经过２０多年的发展，中国生物技术研究得到了长足发展。在整体水平上，我国转基因技术的研发与国际基本同步。在发展中国家中居领先地位。我国转基因植物研究已经从抗耐除草剂、抗病虫等植保性状向抗逆、优质，以及双重甚至多元复合性状发展。我国转基因动物育种研究走在国际前沿，也从单一的提高产品产量和改善产品品质，向增强动物的抗病和生产特殊蛋白质方向发展。
２０１０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抓紧开发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功能基因和生物新品种，在科学评估、依法管理基础上，推进转基因新品种产业化。”加快转基因技术研发、构建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技术体系，已成为增强中国农业核心竞争力的战略抉择。近年来，中国政府农业转基因研发投入增长很快。我国生物技术研究的专利申请居世界第四位。
虽然我国在转基因技术研发和产业化方面已取得进步，但与先进国家相比，仍存在明显的差距。
韩俊说，一是，我国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上、中、下游研发机构间相互分离。目前，我国从事转基因研究的机构，多数由从事基因克隆单位承担，较少单位同时具有转基因研究和新品种选育研究的能力。
二是，虽然我国在转基因生物技术领域拥有一定的世界领先技术，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具有重要利用价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技术仍然较少。
三是，我国很多企业对转基因生物技术重视不够。研发资金的投入很少，无法与国际上实力雄厚的跨国生物公司如孟山都、先正达等相比。（又是谎言。转基因重大专项给200亿，杂交稻还不到2亿。要是没有200亿，转基因推手能这样不顾转基因危害事实地丧尽良心吗？）
四是，近年来，中国转基因作物商业化步伐较慢。中国共批准了６种农作物的商业化生产。中国的转基因作物仍以抗虫棉为主，具有较大经济意义的主要作物转基因品种仍未被批准商业化种植。所有的棉区，均批准抗虫棉的商业化生产。此外，还分别批准了转基因番茄和甜椒在北京、福建、辽宁、云南共４个省的商业化种植；批准了线辣椒在北京和矮牵牛在广东的商业化种植；２００６年批准了番木瓜在广东的商业化种植。
韩俊给出的一组数据足以说明我国转基因商业化发展的滞后，他说，２００３年中国转基因作物面积为３百万公顷，巴西为３百万公顷，印度为０．１百万公顷；而到２００９年，三国依次为３．７、２１．４、 ８．４百万公顷。
面对我国农业发展的技术瓶颈，韩俊认为，必须从保障国家食物安全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出发，迎头赶上，从技术创新的源头，加快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发展，全面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这次会议，我们听到的可能是一种声音。我们当然不能忽视另一种声音。”面对目前转基因农作物对人类和环境影响不可预见性的争论，韩俊说，转基因技术本身确实具有潜在风险，（转基因推手都不敢说转基因没有潜在风险，他们给自己留了一个退路。既然有潜在风险，为啥还要搞产业化？等把转基因彻底搞明白不行吗？）在生物安全管理领域，我们需要采用严谨、细致的管理审批程序；需要开展转基因生物技术教育和科普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转基因应用效益显著，中国农民不会陷入国外知识产权纠纷
中国在２００５年前农业生物技术投资每四年增加一倍，但近几年投资减少。在主题为“农业生物技术社会经济影响”的发言中，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焜用大量的调研数据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中国值得投这么大资金在转基因技术上吗？
中国的转基因应用主要在棉花种植领域，黄季焜的调查显示，２００９年有７００多万农民种植抗虫棉花，种植Ｂｔ抗虫棉的农民每公顷可以增产９．６％，减少农药使用３４公斤，减少用工４１天，在种子成本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增加收入１８５７元，净增收入相当于年纯收入的１４％。
黄季焜还分析了转基因玉米对粮食安全的影响以及水稻的经济影响，他的结论是：中国值得投这么大资金在转基因技术上。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可提高生产力、增加农民收入，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技术之一。（转基因水稻不能增加产量，只能杀死虫子。张启发的转基因水稻远没有袁隆平的杂交稻高产）
作物亚洲协会执行总监陈双喜博士从新一代生物技术使消费者受益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植物育种和生物技术的主要目标不仅包括抗虫、耐多种除草剂、抗病、杂交育种，还包括油、淀粉、氨基酸的改良以及营养品质的提高。
“生物技术与粮食安全”是中国科学院农业项目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段子渊的发言内容。“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世界；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他引用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话旨在阐释粮食供给面临的挑战。（搞转基因正是要控制中国的粮食）
虽然中国粮食已基本实现自给，但仍然面临粮食安全的巨大挑战，而生物技术为粮食增产带来新机遇，“随着基因组学、分子生物学、计算生物学、系统生物学等新兴学科的发展，我们已经尝试利用生物技术对农作物进行遗传改良，进行分子设计育种。” 段子渊说。
他认为，生物技术是关系粮食安全和科学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中国无论如何不能落后，更不能放弃。研发投入和产业化投入不能减少。中国应加强原始科学和技术创新，改变我国在转基因技术知识产权方面跟踪研究的局面，通过加强转基因安全性研究、加强科普宣传及加强对转基因产品的管理来打消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质疑。（研究是应该的，产业化却要慎重。要采取饿罗斯模式，搞研究，但绝不种植）
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刘旭霞的“转基因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把近期关于转基因水稻产业化中知识产权争议归纳为三个问题：中国是否拥有转基因水稻自主知识产权？转基因水稻产业化是否会使中国陷入国外专利陷阱？转基因水稻是否会使农民等主体陷入国外的知识产权纠纷？（转基因水稻的发源地，急不可待把转基因水稻推向中国公众餐桌，这样他们就能发大财了）
她通过考察认为，我国转基因水稻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水稻功能基因研究跨入世界先进行列。专利申请数量排名世界第二，在技术要素方面具有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她以通过认证的两个转基因水稻为例，从微观层面解释了我国拥有转基因水稻自主知识产权。华恢１号，其受体品种为明恢６３，外源基因为：Ｃｒｙ１Ａｂ／Ｃｒｙ１Ａｃ，均是公共品种，无知识产权问题。水稻培育方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Ｂｔ汕优６３的父本为华恢１号，母本为保持系珍汕９７Ａ，均是我国自主品种，也无知识产权问题。
“《专利法》和《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中规定的转基因作物的保护范围，《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十条中规定，农民自繁自用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可以不经品种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使用费，对农民留种权是一种保护，不会让农民陷入国外知识产权纠纷。”刘旭霞说。另外，专利侵权的全面覆盖原则、专利侵权的市值等同原则、交叉许可制度、品种审定制度、品种退出机制等也不会使我国陷入国外知识产权陷阱。
她建议，中国应注重对农民权益的保护，构建依赖性派生品种制度，国外技术需合理运用，建立转基因作物知识产权合作联盟，并建立知识产权预警机制。
中国种业的软肋
中国是农业大国更是种植业大国，粮、棉、油、糖、果、菜、茶等作物面积和总产均居世界前列。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夏敬源的统计显示，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由上世纪８０年代初的２７％提高到现在的５２％，优良品种对农作物增产的贡献率由上世纪９０年代的３０％提高到了现在的４３％，种植业持续稳定发展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他同时指出中国种业仍存在五大问题：
一是科技创新能力有待增强。跟踪性研究多，原创性研究少；培育的品种多，突破性的品种少；审定的品种多，大面积种植的品种少；高产的品种多，综合性状好的品种少；适合人工劳动的品种多，适合机械作业的品种少。原因主要是商业化的种业科研体制机制尚未建立；产学研分割、育繁推脱节；育种方法、技术、模式落后；品种选育集成度低；成果评价与转化机制不完善。
二是企业竞争力有待增强。企业规模小，研发能力低，市场份额低，销售总额少。我国有各类种子企业８７００多家，６９％是小企业，注册资本３０００万元以上的仅有２００多家，市场集中度低。９９％的种子企业没有研发能力，核心竞争力不强。前１０家种子企业的市场份额为１３％，美国的前２０强市场份额为７０％。以２００６年为例，前１０家种业的销售额为４８亿元，仅相当于全球１０强的６％，相当于孟山都销售额的２２％。
三是种子供应能力有待增强。良种繁育基地设施薄弱，抗灾能力不强；良种繁育技术研发滞后，繁育效率不高；良种繁育政策不够配套，供种保障不力。
四是市场监管能力有待增强。种子市场不够规范，违法生产经营、不公平竞争、假冒伪劣等现象时有发生。体制机制不够完善，种子管理机构不健全，７０％的县没有种子检测机构，６０％的县没有基本的种子仪器设备，并且普遍存在经费不足、队伍不稳定等问题。监督管理不够到位，执法主体多、职责定位不清、管理多头、职能交叉等，造成管理缺位、越位、不到位，政府监管与服务职能作用发挥不够。
五是支撑保证能力有待增强。法规体系不够健全，有关促进种业发展的法律、法则，以及相应的技术标准、规程，不全面、不系统、不配套、不协同。扶持政策不够有力，目前仅对主要粮食等大宗农作物实行良种补贴，覆盖面不宽、扶持力度不大。研发投入仍显不足，有４００多家公共科研院所、５万多人从事种子研发，国家对新品种研发投入较少、且分散；只有１００多家种子企业具有研发能力，多数企业研发投入仅占销售额的２％－３％，个别企业占８％－１０％。
夏敬源在建议中认为，理清发展思路是首要的，应围绕一个中心，构建以产业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基地为依托、产学研相结合、“育繁推一体化”的现代农作物种业体系。强化两个理念：种业是国家基础性、战略性的核心产业；种子企业是商业化育种的主体、种业发展的主体。推进体制、机制、管理创新，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企业竞争能力、供种保障能力、市场监管能力。
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教授Ｃａｒｌ Ｐｒａｙ从中国和印度的对比来阐述了农业生物技术规章制度带给中国农民和种子产业的隐患。（美国在所有高科技领域都对中国严防死守，唯有转基因，他们竟然如此热心）
他说，近年来，中国生物技术规章制度限制了中国主要农作物的产量和生产力，尤其是玉米、水稻、棉花、油菜籽、黄豆，还限制了中国种业和生物技术在国内外的发展和竞争力。在他看来这是“无意识结果”。（他的意思很明白，那就是中国全面搞转基因产业化，不要限制。）
除了棉花，中国在主要农作物上没有转基因品种的任何商业销售，（谎话。中国出口欧洲的主粮产品至少有一百多起，被检查出含有转基因成分，国内很少检验，就更不用说了。）且１９９７年以来无新转基因品种棉花问世。政府巨额投资集中在技术发展上，忽视了技术应用和新品种研究开发。知识产权不明确，限制种子出口和种质转让。一些法规似乎阻止了跨国公司将其生物技术商业化。（说得多清楚啊！就是要让中国洞开大门，让美国等跨国公司来中国搞转基因“商业化”。）
在回答为什么中国种业不具备更强的竞争力和生产能力时，Ｐｒａｙ教授认为，种业公司开发新的转基因品种不能增加利润，他们或其竞争对手可以从政府购买到便宜的技术，因而有限地激励本公司发展自主研发能力。另外中国种业唯一的出口方式是通过政府，所以不需要投资来面对外国市场的竞争，同时中国种业也不需要直接面对来自跨国企业的竞争。
而印度的情况正相反，Ｐｒａｙ教授说，印度正在放松对转基因棉花的生产限制，严格限制次要作物的生产及转基因产品的进口。政府研发部门减少了对杂交培育这类技术的作用，并且减少了对跨国公司的限制，种子出口限制少，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虽然印度起步晚，但执行力度较强。（语无伦次，谎言连篇）
据介绍，印度大部分植物新品种来自私营部门，其私有种业似乎竞争力更强，产能更大。虽然有接近一半的研发成果来自跨国公司，但印度种子市场并没有受到跨国公司的控制。
沟通与传播的重要性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白军飞博士针对中国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做过三轮调查，分别是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１０年，调查数据显示，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３年，平均６１％的消费者接受转基因食品，８％持反对态度。而到了２０１０年对转基因食品的接收率下降到５３％，反对率提高到１６％。（毫无疑问，反对转基因产业化的人会越来越多）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接受程度下降的原因包括：缺少公共媒体的正面宣传，网络上较多的负面宣传，公众对政府部门如何管理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缺乏了解以及收入增长。”白军飞说。（占据了话语权还说“不够”，真可耻！）
不过白军飞在调查中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虽然部分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态度不明确或表示反对，实际购买中依然选择了转基因食用油，为此他建议，应加强对转基因技术和食品的客观宣传，使消费者更加了解政府部门对转基因技术和食品的安全管理措施，优先发展消费者较为接受的转基因产品。（因为金龙鱼用欺骗的概念大字掩盖了“转基因”小字，人们不知情。）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日方说，从去年春天以来，中国对转基因技术安全性的争论突然爆发，有其必然性，也有深刻的原因和复杂的社会背景。（这是一个在转基因方面一贯照搬美国孟山都，说谎不脸红的人。）
“科学家有两种责任：一是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二是弘扬科学精神，要把科学真实的进展告诉消费者。”黄大日方说，怀抱着对社会的责任感、对科学发展的责任感，去年我们组织了大规模的学术讨论。重要的是政策制定者要了解这方面工作，政府应充分利用好宣传平台，让转基因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在黄大日方看来，尽管政府在某些时候、在某些问题上有这样那样的说法，但决策是不会改变的，转基因技术是战略性兴产业，这个大趋势已不可逆转，政府应毫不动摇地指导和支持转基因技术的发展，要有长期的计划和专业的团队。媒体宣传也非常重要，媒体要担负起社会责任。
作物国际学会农业生物技术传播总监Ｄｅｂ Ｃａｒｓｔｏｉｕ女士对农业生物技术的公众沟通与传播有很多经验，她认为，政府应对疑问和顾虑做出响应，与不同受众分享信息，包括行业、研究人员、食品价值链的利益相关者、消费者等，提供关于农业生物技术益处的可靠信息，并回答有关健康、安全和环境影响等问题。虚假负面信息来源有很多，因此可靠的正面信息同样也需要持续不断地发布，且须使用公众易于获得的渠道和方式。（这家伙敢说美国人对转基因的态度吗？敢说美国食用“有机食品”的人能达到百分之五十九这个数字吗？中国除了极少数特供，还有几个能吃上“有机”？）
“当今社会，消息传播迅速，因此需要快速反应，即在错误信息被接受前将正确的信息发布出去。”她说。
用科技的力量提高人类生活质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徐小青在总结发言中谈到两点感受：转基因技术已经日渐成熟，推广的速度也是惊人的，１６年间增长８７倍。得益于转基因技术带来的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许多国家正加快转基因技术发展的步伐。在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大背景下，作为一项非常有潜力的技术，从国家角度已经制定了战略，传统农业技术的改造已经离不开生物技术，这一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另一点感受，现在确实碰到一些困难和问题，这很正常，一项新技术在这么大人群中推广应用，与人们的健康和环境直接相关，人们的担心是正常的。中国的难事不仅这一件。”徐小青说，我们需要做两件事，首先在管理上要做仔细的分级、分组、分解工作，有很多管理上的细节现在还没有做到，职能部门的管理者对技术运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还不是很清楚。这一问题应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形成具体的建议，说服管理者和决策者。
大家都意识到中国面临资源环境约束、人口压力，新技术的应用是未来农业发展的方向，但是推动起来很难。徐小青说，其实，最有说服力的是受益者，就是农民，农民增收是国家政策的目标，如果能促进农民增收，农民愿意接受，就是有说服力的。我们不能指望说服所有人，但要向不同的受益者讲清楚，以便受益者可以接受，或可以选择，多数人接受，决策者就好做决定了。通过交流讨论，对问题的认识会越来越清晰。（为啥不提中国的人多地少？中国有那样多的人，有必要推行美国的“懒汉农业”吗？）
“用科技的力量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已经成为共识，世界人口在未来要增加到９０亿，养活这些人口要利用好农业生物技术。这样的讨论可以汇聚力量，应对挑战，找到圆满的解决办法。”美国谷物协会总裁托马斯·多尔的总结言简意赅。
关于转基因技术，的确有很多问题有待研究。但是生物技术在农业发展领域的运用已是大势所趋，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丧失在这一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附：
有机食品
有机食品是从英文0rganic Food直译过来的。在其他语言中，有机食品也叫生态或生物食品。在生产方式上，有机食品遵循以下规则：在肥料方面，完全不使用化学肥料、农药、生长调节剂、畜禽饲料添加剂等人工合成物质，也不使用基因工程生物及其产物，而是使用作物秸秆、畜禽粪肥、豆科作物、绿肥和有机废弃物作肥料。在控制杂草和病虫害方面，采用作物轮作及各种物理、生物和生态措施。在加工方面，不使用任何人工合成的添加剂、色素、防腐剂等。目前我国市场上有机食品已有100多个品种，包括蔬菜、粮食、茶叶、水果、畜禽产品、水产品、中药材、调料、蜂蜜等。在国际市场上，除了食品，还有有机纺织品、有机化妆品、有机家具等非食品类有机产品。
绿色食品
绿色食品是通过产前、产中、产后全程技术标准和环境、产品一体化跟踪监测，严格限制化学物质使用，能保障食品和环境安全的食品。绿色食品采用证明商标的管理方式，对市场秩序具有规范作用。
无公害食品
无公害食品是指产地环境、生产过程和产品质量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的要求，经认证合格获得认证证书并允许使用无公害农产品标志的未经加工或者初加工的食用农产品。
发展有机食品的好处
首先，有机食品能减少食品安全风险，营养物质含量比较高，口感比较好。简单举个例子，研究者在调查中发现，有机蔬菜汤所含的水杨酸是非有机蔬菜汤含量的6倍。水杨酸可以帮助防止动脉硬化，预防肠癌，而且是抵抗炎症的有效成分。在自然界中，植物就是用它来抵御疾病的侵袭。其次，发展有机食品还可以通过建立和恢复农业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保护环境，维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以往依靠投入大量化肥、农药的食品生产方式破坏了生态平衡，比如农药在杀死害虫的同时，也使有益生物特别是鸟类、鱼类等遭受灭顶之灾；从农田流入水体的化肥，使我国3/4的湖泊富营养化等。从已通过认证的有机食品生产基地的情况来看，农田生态环境普遍好转，各种有益生物种群明显增加，农业废弃物也得到了合理利用。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购买有机食品就是对环境保护做出贡献。从整体来看，目前我国有机食品在市场上所占的份额大大低于发达国家（2％）的平均水平，只有大约0.1％。但是我们可以预见，有机食品在国内外都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为什么要颁布《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
近年来，国内陆续出现了很多有机产品认证机构，各认证机构都有自己的认证标识，以致市场上出现了有机食品标识混乱的状态。为此，国家质检总局颁布了《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办法》规定，凡获得认证的产品，都必须在食品外包装上标注认证机构的名称，加贴统一认证标识。由于国家有机食品标志的发放工作需要有个过程，因此目前消费者只能根据各认证机构提供的标识选购有机食品。如有怀疑，可通过登录国家认监委网站进行核实。 值得注意的是，凡未通过认证而自我标榜为“有机食品”、“无污染”、“纯天然”食品者，均属违反《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的行为，消费者应加以防范。
绿色食品、无公害食品与有机食品有区别吗
在发达国家，除了有机食品，就是常规食品，并无绿色食品和无公害食品之说。就是说，所有食品都应当是无公害的。在我国，就安全性而言，目前除转基因食品（人们对此尚存在争议）外，这些食品并无本质上的差别。但是从价格上讲，由于有机食品营养和口感好，但生产难度较大，需要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因此有机食品的价格比常规食品要贵2～3倍。
什么是有机转换产品
根据国际惯例，所有有机农业基地都必须经过1～3年的转换期，即在申请认证1～2年内，农业基地场生产的产品只能叫有机转换产品。这种产品在发达国家只作为常规产品销售。在我国，由于有机农业尚处于发展初期，许多农场刚开始进入有机转换过程，不可能立即向市场提供完成了农田和管理体系有机转换过程的有机食品。面对消费者对安全食品的迫切需求，目前农场只能按规定向市场提供有机转换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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