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叙事/天命所归/政治合法性/家庭价值
司马南/文
无论我们需不需要全球化，我们都需要“全国化”。现在，这个问题别人没有讲，《环球时报》讲了，讲得好。所谓“全国化”，在我看来，就是当我们被迫地接受全球化的时候，怎么样努力争取中华民族利益最大化。
全球化的真实含义：你从不从、服不服、亏不亏都必须接受这个由美国主导的并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体系；但“全国化”不一样，它不是被动的、屈从的，而是自信的、主动的、自觉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兴利除弊以求正气充盈邪不可干的。
因此，着眼于全国化，应该在国家主权、意识形态、军事战略、经济态势、社会发展等所有的方面，努力实现系统内的结构序化优化，即保证其具有很强的“自组织性”，拒绝其“他组织性”。这与什么传统计划经济模式无关。我们专注于形成国民默契的国家利益最大化总原则，各系统各部门各组织乃至个人各尽其责，又协调地自动形成平衡的有序化的结构。
刚刚我开玩笑地说，“全国化”不能止于歌厅、桑拿、洗脚房的“全国化”，也不能止于腐败行为模式“全国化”，贪官其实是很全国化同质化的：傍个大款，有个“小三儿”，藏几套房，最后被“双规”了事。
“全国化”是在“与狼共舞”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列宁当年说，只有利用资本主义才可能最终消灭资本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改革开放的一个基石性论断。邓小平的基本思路是，我们只有学习资本主义，才可能赶上资本主义。赶上资本主义悉自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自组织功能增强，而非失却自我陷入“它定义与它组织”。
下面我试图从意识形态和舆论话语权角度扼要地讲几句关于全国化问题。
一是历史叙事问题。对中国复杂而宏大的历史进程，我们现在摒弃了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的叙事，等于放弃了历史叙事的道德高地，哪来哪里去的问题基本说不清了。30多年来明明有许多精彩正面的故事可以讲，许多知识分子受自由主义影响日深说的却是泄气散摊子的话。如果我们在历史叙事的问题上继续不能解决自圆其说现状的话，“全国化”就没根没魂，整个社会的发展就会继续魂不附体。恕我直言，只靠些边边角角、技术层面的构建不足以实现全国化。
二是政治合法性问题。一些人鼓吹“民意是执政党唯一的合法性的根据”，这是来源于政党分赃制与机会主义政党策略武库的伪善理论。但看今天某些人作秀式的亲民表演，即知其断掉了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正根与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民本老根。民意往往是具体的、短视的、多变的，也是常常相互矛盾的，更是易于被操控的，故而民意要听，但须知，民意并不等于民心。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的大问题上不能迁就流水民意，一俟迁就，就不可能实现有效的全国化。
三是所谓天命问题。王小东有本新著叫《天命所归是大国》，讲得是中国这个国家应当恢复到与自己当年历史地位相称的那种地步，所有中国人事实上都有这种心气儿，这件事必须要由共产党领头来完成，这是全国化的政治基础。国外调查机构来中国反复调查，发现中国老百姓虽然骂娘，但对未来的期望最高，幸福指数也不低。这跟欧洲调查结果是反着的。所以“全国化”我们就要借着这样的心气，找回5000年之均衡大势，要清晰地告诉人们，至少近200年来亚洲各国力量对比态势是不正常的。
四是“全家化”问题。现在人们都在讲个人，讲自己的权利，讲成功学指导的个体实践，什么都是“我的、我的”，“我要、我要、我现在就要”。这套时髦的东西与民族传统文化相悖，与共产党的革命文化更相悖。蔑视集体，忽视家庭，摒弃传统，藐视权威，却只把个人价值顶到最高位置，还美化其具天然道义，这样的人生境界没有办法实现，也没有办法适应全国化。“全家化”你都做不到，奢谈什么全国化。“全家化”就是你拉我、我帮你，富亲戚接济穷亲戚，哥哥照顾妹妹，兄弟挣钱赡养父母等等温馨的记忆传统美德，亦即知识分子不可或缺的家国情怀。
“全国化”特别需要执政党指导思想统一。和谐乃为多样性的统一，而具有行动力的执政党，更需要指导思想明确。因为一个价值观念分裂指导思想不一的组织，不会有协调一致的行动。这在舆论上表现得尤其明显，以民族问题为例，汉、蒙古、藏族都是古老的民族，但是“中华民族”磨合的时间还不长，就像一锅老汤，鸡是鸡，姜是姜，还没有熬到浑然一体不可分的程度，所以“欲全国化，必须讲中国话”，不讲中国话就会闹分裂。现在有许多地方有反“全国化”的言论，不和这些言论做旗帜鲜明的斗争，“全国化”的道义基础就会在舆论上被逐渐稀释掉。
最后是关于社会仇恨问题。其实“全国化”没有那么多仇恨，许多仇恨是“煽”起来的，有人专于此道，有人精于此道，有人在各种基金会拿了钱专门制造不幸和仇恨。过去各单位贴自己的大字报，现在天下的大字报都在一个地方贴：互联网。互联网具有工具性价值，可以体现主体的多面性，在人家制造分裂的暗流涌动，颜色革命之祸到处肆虐的时候，“全国化”的舆论基础，就是多发表理性健康的声音。
（2011年2月15日星期二，此文是情人节前两天在《环球时报》全国化问题研讨会上的一个发言提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