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宇：水土资源匹配—战略性思维不可或缺打印页面

今天，“Chimerica”、“G2”之类喧嚣充斥着媒体，许多人为之自豪，许多人为之忧虑。却很少有人去对比盎格鲁.萨克逊人与华人走过的轨迹，思考今天中华民族面临的抉择。

19世纪初，盎格鲁.萨克逊人还主要局促在欧亚大陆西侧的几个小岛上，人口数量尚微不足道，易富贤告诉我们：

“1800年英国人口1500万左右（其中本土人口1000万左右，移民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区的500万左右）。”“现在美国人口2.957亿，加拿大3280万，澳大利亚2000万，新西兰400万，美国、加拿大人口中英国移民后裔占40%以上，澳大利亚、新西兰人口中英国移民后裔占70%以上。那么最为保守估计，1800年的时候1500万英国人现在的后裔有2.1亿，增加14倍。”（易富贤《历史表明马寅初人口论是错误的》）

而1805（清嘉庆十年）中国人口3.3218亿，2009年13.2802亿，仅为1805年的4倍。至于海外华人，缺乏准确的统计，一般估计在2千万到3千万之间。1993年11月23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曾公布过《全世界海外华人分布总表》，海外华人分布在140个国家，其中超过95%集中在16个国家之内，超过80%集中在7个国家之内，超过50%集中在3个国家之内（见表一）。

国家	华人（人）	占海外华人比重	累计比重	1994年所在国总人口（万人）	华人占所在国人口比重
合计	25,285,832
马来西亚	5,280,000	20.88%	20.88%	1,965	26.87%
印度尼西亚	5,000,000	19.77%	40.66%	19,222	2.60%
泰国	4,000,000	15.82%	56.47%	5,940	6.73%
新加坡	2,230,000	8.82%	65.29%	293	76.11%
美国	2,000,000	7.91%	73.20%	26,065	0.77%
缅甸	1,500,000	5.93%	79.14%	4,555	3.29%
越南	1,000,000	3.95%	83.09%	7,251	1.38%
菲律宾	1,000,000	3.95%	87.04%	6,704	1.49%
加拿大	710,000	2.81%	89.85%	2,925	2.43%
法国	300,000	1.19%	91.04%	5,790	0.52%
澳大利亚	300,000	1.19%	92.23%	1,784	1.68%
柬埔寨	200,000	0.79%	93.02%	1,440	1.39%
英国	200,000	0.79%	93.81%	5,809	0.34%
巴拿马	140,000	0.55%	94.36%	318	4.40%
印度	135,000	0.53%	94.90%	90,938	0.01%
日本	129,269	0.51%	95.41%	12,496	0.10%

盎格鲁.萨克逊人大力向外扩张，现在有70%的人口生存在英国本土之外；而海外华人只占全球华人的1.87%。

盎格鲁.萨克逊人主要是跨洲扩张，从英伦三岛扩张到北美、澳洲；而华人移民的80%集中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缅甸、越南、菲律宾、柬埔寨。只是近距离的缓慢渗透。

盎格鲁.萨克逊人在所到之地成了主体民族，而原住民却被边缘化，甚至遭到种族灭绝；华人移民在所到之地基本上都是边缘群体，只是在城市国家新加坡，成为了主导民族（占79.11%），在马来西亚占26.87%，在泰国占6.78%，在其余国家均小于5%，在绝大多数国家更是小于1%。

1988年，那部引发巨大争议的《河殇》，将这两个民族的文明描绘为“蓝色文明”和“黄色文明”。作者用庄子的著名寓言：黄河之神河伯与海的主宰北海若间的对话，来隐喻两个文明的对比，期望“黄河最终要汇入蔚蓝色的大海。”

22年过去了，一厢情愿地拥抱“蓝色文明”的中国发现，自己的努力无非是消耗资源、输出廉价劳力、破坏自己生态环境和社会稳定。与此同时，国民的绝大多数依然局促于日渐败落的环境中，并未能象盎格鲁.萨克逊人那样在远离故乡、远大于故土的广袤大地上，成为主体民族。中国人在“Chimerica”中的地位无非是：中国人生产，美国人消费；“中美国里东边的人（中国人）存钱，西边的人（美国人）花钱。”（尼尔·弗格森《金钱的崛起》）

观察中华民族的困境，一个重要的根源是：过多的人口拥挤在狭小的空间中。解决这个问题，逻辑上无非有四个选择：向外扩张、限制人口、压制人们的物质欲望和充分利用国土。

盎格鲁.萨克逊人是靠向外扩张来解决这个问题的，然而这条道路对中国现实吗？向外扩张，势必与各国尤其是以盎格鲁.萨克逊人为首的列强发生正面冲突，其结果必然是战争。《河殇》的作者们在主张拥抱“蓝色文明”时，不知是否思考过这个问题？

盎格鲁.萨克逊人的扩张路线之所以能够成功，有两个必不可少的前提：

其一，盎格鲁.萨克逊人当初的总人口很少，经过两个世纪、扩张了14倍之后，也不过两亿多人。而当时可供扩张的空间巨大，北美与澳洲的土著文明与“蓝色文明”间的战争能力差距，绝不下于“大刀长矛对洋枪洋炮”。

其二，当时整个人类的战争破坏力有限，尚不足以威胁到地球生态系统的生存。拥有并信仰军事实力的盎格鲁.萨克逊人可以肆无忌惮地使用武力，以达成自己的政治--经济目的。

限制人口，我们实施了三十多年，其手段可谓酷烈，真不知数代人之后的史学家将如何记载、评价之。从现在的效果看，未富先老已经引起一批学者的担忧。由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查出的人口年龄分布数据计算，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呈加速上升之势（见图一）

张柏琴等用回归分析模型预测：在2015年中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超过10%，到2020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将高达11.40%，本世纪4O年代后期形成老龄人口高峰平台，65岁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多人，比重达22%。届时每3～4人中就有1名65岁以上老年人（见张柏琴等《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分析与预测》哈尔滨师范大学自然科学学报第25卷第 3期 2009年）。

表二是穆红霞等预测的60岁以上老人比重，用的是“分区域、分性别、分年龄”的人口预测模型（穆红霞、周克元《中国人口增长预测数学建模研究》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总第112期)

这意味着，三十年后，今天出生的孩子们将背负极为沉重的养老负担。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评价我们这一代人，我只能想到一个单词：自私。站在盎格鲁.萨克逊人的立场上，一个潜在的巨大对手自我阉割，那是天上掉下的馅饼。

事实上，限制人口的政策已经走到了极限，已不可能持续下去了。我不是主张人口越多越好，但急剧的人口收缩政策必将带来巨大的社会危机。一些人口学家主张将中国人口降到“8至10亿”甚至“3至5亿”（汪孝宗《人口政策大争鸣：“一胎化”还是“放开二胎”？》中国经济周刊2009-03-25）。如果维持现行限制人口政策，直至实现他们的目标，在一两百年之内，中华民族都将是一个衰老而无活力的民族，面对勇于扩张的“蓝色文明”，这意味着什么？

至于压制人们的物质欲望，生存于封闭环境中的“黄色文明”，其核心价值观是二程（程颢、程颐兄弟）及朱熹力倡的“存天理、灭人欲”；而“蓝色文明”则是被物欲推动的文明，其核心价值观表现在薄伽丘的《十日谈》中，此书淋漓尽致地描写性欲、财欲、权欲，被视为文艺复兴的宣言。当传媒无孔不入地渲染“大款”、“大腕”、“成功人士”时，当这些“先富者”向社会炫耀“资本给我自由”（北京北四环几年前的一个巨幅广告）时，能指望国民压制自己的物欲吗？

传统的“黄色文明”是超稳定的，但这稳定建立在极端贫困的生存水准上。假如我们成功地恢复了这种稳定，相对于事实上主导了全球经济、政治、军事领域的盎格鲁.萨克逊人，中华民族将不过是一群生存在阴暗角落里的蟑螂。

可见，中华民族应该努力走出去，但它的作用有限，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应该控制自己的人口，但决不能为此造成无法处置的社会困境和整个民族的衰败，因此至少在一两百年之内，中国仍将是一个人口高度拥挤的国度；我们应该抵制无限膨胀的物欲，但社会的物质生产必须能使全体国民有健康的基本生活，受到良好的教育，保障中华民族的后代在这个被“蓝色文明”主导，因而烽烟四起的地球村里，有起码的生存能力与竞争力。

于是，逻辑上，中华民族突破困境的唯一期望只能寄托在自己的国土上，这是我们的家园，是我们唯一可以栖身的地方。

国土：胡焕庸的视角

观察中国的人口分布（见图二），可以发现，最醒目的是胡焕庸线。全国人口的95%集中在它的东南侧，而其西北侧则人烟稀少。

在农耕文明时代，农田是人口集中的基础，而平地是优质农田的必要条件。在工商文明时代，城市是人口集中的基础，而城市同样需要平地。观察中国地形图（图三），并与图一对比，容易看出，胡焕庸线东南侧最大连通的平地是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这正好是中国最大的人口稠密区。另两个人口稠密区一是东北平原，一是四川盆地。另黑龙江省东北部还有一块稍大的平地：由黑龙江与乌苏里江夹着的三角形地区。

但在胡焕庸线以西，有中国最大的连通平地：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河西地区、塔里木盆地，另一个就是北疆的准格尔平地。但这里人烟稀少。

就现状而言，中华民族的生存，主要依托胡焕庸线的东南侧，而这里已经显出无以为继的态势。

海河流域在中国最大的人口密集区内，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自1998年开始，向社会公布《海河流域水资源公报》，公开数据告诉我们:

1997—2008年，整个海河流域供水量常年超过了水资源总量。供水量平均为水资源总量的152.2%，最高年份（2002年）高达252.8%，最低年分（1998年）也为117.7%。这就是说，人类社会所需的水资源量已经超过自然界当期提供的水资源量，只有动用不可再生的地下水资源，才能维持当前社会经济系统的运转。

数据还显示：这期间年均耗水量为水资源总量的103.8%。即，社会经济系统将当年的全部水资源都消耗了，它们要么被蒸发了、要么被人畜喝掉了、要么变成了工农业产品被卖掉了。（见图四）

当年水资源被消耗殆尽，用水量居然超过水资源总量的50%，这样的态势，逻辑上只有一个前景：社会经济系统崩溃！正如水科院裴源生警告的：

按目前开采规模，浅层地下水在80年内所有浅层含水层将完全枯竭，深层地下水10年左右将会完全疏干，从而必将造成无可挽回的生态环境灾难。（《南水北调对海河流域水生态环境影响分析》在水资源及水环境承载能力学术研讨会交流发言2002年5月22日水信息网）

而这不是在边陲之地，是在国家经济系统的三个发展极之一，在共和国的首都所在地！

海河流域的生态屏障是燕山、太行山脉。据考证，太行山、燕山历史上是森林茂密之地。古籍中“林麓苍黝，溪涧镂错，内中物产甚饶”、“林木茂密，人马不通”、“蹊径狭隘，林木茂密”、“山谷幽邃，林木茂密”、“松林数百里”、“松楸茂密，足为藩蔽”、“峰峦攒列，深松茂柏”之类的记载不胜枚举。

自从明成祖朱棣将皇都迁到海河流域后，这个地区迅速发展成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商业、文化中心，巨大的建筑需求、燃料需求和国防需求，给太行山、燕山的植被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随着玉米、土豆的传入，日益膨胀的贫困人口大量入山谋生，给山区日渐脆弱的生态环境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山区植被的破坏，对海河流域的影响，最初是洪灾。明清森林遭到毁灭性破坏后，海河流域的“森林水库”消失，失去了涵蓄雨水和调节流量的作用。而作为季风区，这里的降水高度集中在夏季。于是每年干旱与洪水交错，河流由清变浊，导致泊淀淤塞，水面面积显著收缩。

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　年），因无定河汹涌无常，决口频繁，朝廷进行了大规模的治理。其后康熙赐名“永定河”。

民国年间，1939年水灾冲毁津浦铁路，淹没天津市，市中心和平区比较低洼地带水深几达2米，街道行舟将近两个月。

1963年太行山麓连下7天暴雨，衡水一带一片汪洋，为保护天津市的工业，只好在上游炸堤放水，京广铁路和京沪铁路全部停运，从上海到北京乘火车需绕行兰州。这年11月17日，毛泽东题词：“一定要根治海河”。与康熙关注永定河一样，毛泽东根治海河的决心，针对的是洪水。

治理洪水的根本在排涝，结果集中在夏季的降水被当作祸害排出，到了旱季，就只能抽取地下水。为了获取地下水，到1997年底，河北省已打机井824,704眼(《河北省水利简介》水利部网站http://www.mwr.gov.cn/dfsl/dfsl03.htm)。我们在河北采访时，老乡告诉我们的机井深度，大都在300米以上，而为防洪而建的艾辛庄枢纽管理所内，机井深达570米。

为防止永定河水患，按照百年一遇的泄洪标准，与1956年12月建成了门头沟三家店拦河闸。其蓄水能力为100万立方米，调节库容为66万立方米。而今，闸下河道滴水皆无，所有的水都被渠道引走，以保障城市之需，防洪工程变成蓄水工程。

类似海河流域的故事，在整个胡焕庸线东南侧，几乎处处都有。自明朝中叶以来，在胡焕庸线东南，大量人口涌进丘陵地带乃至山区谋生，形成所谓的“棚民”问题。“棚民”们垦殖的结果，严重破坏山区植被，导致山下洪水肆虐，冲毁田园庐墓，引发山下原住民与“棚民”的激烈冲突。清政府再三权衡利弊，最终选择了“驱棚”之策，其间惨剧难于细述。

自清雍正年间起，大量中原人口涌进西南喀斯特山地。胡焕庸线东南的山地在持续的开发过程中，原有生态系统遭到了不可逆的破坏，而这是大小江河的水源地。作为季风区，降雨集中在6-9月之间，集中在山区。山区的原生植被对水土保持、缓解江河水位波动至关重要。山区原生植被的破坏，使江河水位波动剧烈，旱、涝不断。威胁到了平原地区的社会经济系统。

人口与发展的压力，使作为生态屏障的山区不堪重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刘力群指出：

“现在暖湿型的平地全国110多万平方公里，装了9亿多人，还有2亿多人在山上，先毁山后毁山底下的河和湖，……。长远说这2亿人必须下山，得下到8度以下去，……，必须得找出有水有地的地方。”（刘力群《新疆的问题和希望都系于水》中国改革2004年第2期）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关晓岗则指出：“山区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关晓岗《山地灾害：中国山区安全的瓶颈—汶川攀枝花地震的警示与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思考》科学新闻2008年第18期）

“……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深山区、石山区、荒漠区、黄土高原区、边疆区以及水库库区。”“贫困人口在山区的基本分布态势不仅没有大的改变，山区成为全国小康社会包围着的贫困孤岛的形象反而越来越突出。换句话说，山区已成为新世纪反贫困的主战场。”（陈国阶《中国山区发展研究的态势与主要研究任务》山地学报24卷第5期531～538页2006年9月）

解决之道，刘力群主张必须让山区人口下山，然而，胡焕庸线东南侧的平地上已经人满为患。在紧缺的平原地区，城市化与耕地保护冲突激烈。成都平原是西部最优良的耕地，城市化正在迅速地吞噬当年的“吨粮田”，照此趋势，我担心二、三十年之后，成都平原将不再有稍具规模的耕地。

类似趋势也出现在长三角。鱼米之乡的苏、锡、常，已经被水泥覆盖，各城市事实上已经连成一片。行走在城市之间，已经很难看到农田。与此同时，尚有数亿农村人口急切地加入了城市化的进程。

于是，我们面对尖锐的矛盾：粮食安全要求“确保18亿亩耕地”；而城市化的压力要求提供巨量的城市建设用地；脱贫与生态环境可持续则要求山区人口下山。如果自限于胡焕庸线东南侧，这个矛盾根本无解！

症结：水土资源失衡

如果观察胡焕庸线西北侧，可发现大片的平地，包括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河西地区、塔里木盆地、柴达木盆地、准格尔盆地。其面积超过了东南侧所有平地的总和（见图三）。然而，这大片平地上人烟稀少。

这个地带在北纬35⁰至45⁰之间，在欧洲的这个纬度带上，是地中海沿岸，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甚至在北纬55⁰以南都属人口稠密带（见图五）。可见纬度高并非制约性因素。

中国降水径流分区图（图六）告诉我们，这个是个巨大的干旱、半干旱区。更严重的是，沙漠还在迅速扩张，“2004年，沙漠就已由解放初期的l5亿亩扩大到了25亿亩。还有数十亿亩天然草原生态严重恶化。”（蔡金水《“大西线”应该上》科学决策2006年12期）可见，在胡焕庸线西北，青藏高原以北的平坦国土上，制约性的因素是水。

水是生态环境最敏感的基本要素。有水，植被不种也生；无水，种也不长。缺水导致植被覆盖度下降，生物栖息地缩小，生物多样性渐失，初级生产力降低，生态系统功能失调。而生态环境恶化，又导致水源涵养功能退化，洪水蓄调功能下降，防沙治沙功能减弱，沙尘暴危害严重。这种自我强化的正反馈，使土地越来越无力养育人类社会。

从各省的情况看，平地资源丰富的省、区，大多缺水，如宁夏、内蒙古、新疆、甘肃、河北、天津、黑龙江、吉林、山东、北京（见图七）。

探索的足迹

西北缺水的根源何在？尽管主流学界似乎已有定论，但仍有不少学者试图进行更深入的探索。

很多学者都注意到青藏高原隆起对中国气候的影响：青藏高原阻隔了印度洋潮湿空气的进入，这就造成夏天印度洋季风吹不进中国的西北部，而冬季的西北季风是干冷空气，结果是风带出去的水比带进来的多。郭晓明从系统的稳定性角度观察问题，注意到中国西北地区的水汽在青藏高原形成降水，顺地势流入印度洋和太平洋，而非返回西北部。他将这一机制称为“虹吸现象”。正是这一现象使西北地区自身的水循环断裂，导致这里日渐干燥，从而破坏了这里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使其步入了衰败的进程。（见郭晓明《青藏高原的虹吸效应对欧亚大陆水循环的影响及逆转措施》南水北调与水利科技第5卷第1期2007年2月）

史籍记载这里曾存在过罗布泊、楼兰国等繁盛的绿洲文明，在80年代中科院组织的科学考查中发现，塔里木盆地内在2,000～4,000年前还存在着许多绿洲，5,000年前更有密集的河流。

在过去几十年中，罗布泊消失了，塔里木河水流量下降了近15%，在罗布泊消失后没有多久，青藏高原的北部就开始了荒漠化。郭晓明认为：高原北部几乎没有人类活动，这表明这部分高原荒漠化不是人类活动的结果，而是因为虹吸效应吸干了中国北方的水分，现在开始侵蚀高原自身的水分了。（见图八）

图八：青藏高原的植被分布格局（取自莫申国等《青藏高原的

可见，正是青藏高原对西北地区水分的“虹吸现象”，导致了西北地区生态系统的瓦解。由于青藏高原目前仍以每年3.2-12.7mm的速度上升，“虹吸现象”只可能加强，不可能减弱。要遏制西北地区的生态崩溃，逻辑上的结论只能是向西北补水，以制衡“虹吸效应”。由此得出的措施建议就是南水北调，尤其是“大西线”向西北调水。

在7月份，有67%的水汽来自印度洋，30%来自中国南海。但在8月份，有46%的水汽来自西太平洋，32%来自中国南海，而来自印度洋的水汽仅为19%。

宽达3,000公里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为4公里，接近对流层高度的二分之一。而夏季空气柱的水汽含量呈垂直分布：大部分的水汽位于3公里高度以下。这使本应北上的汽团转而东进，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海洋灾害最重的国家之一，使得亚太国家的气象变化日益剧烈。

加之从西北干旱区到华北半干旱区的夏季地面快速升温，形成强烈的感热加热的下垫面(地面的感热为5O-60瓦/平方米)，对于冷空气起加热作用，对暖湿气流起阻挡作用，迫使梅雨区局限于长江、淮河流域和东北地区，并且向日本移动。

由于梅雨期降雨次数多、梅雨云带和雨带的水平尺度长(数千公里)，每场雨的雨量大，所以，梅雨期雨量约占中国全年雨量40%，为24,755亿立方米，几乎年年造成台湾、江淮和东北洪涝，其它地区干旱，日本及其海域上空雨量丰沛甚至造成大水灾。在台湾地区，梅雨降水是最具破坏性的灾害，大于100毫米/天的强暴雨可产生严重的局地破坏。

如能使梅雨区移入西北、华北地区，年增降水量3,000亿立方米应是保守的数字。还可为台湾等地区消灾。据此，冯雷等主张用核爆炸“铲除雅鲁藏布大峡谷的7,782米的南迦巴瓦峰，并且引导雅鲁藏布江流向东北。”

“一旦疏通东线障碍，印度洋的暖湿汽流就会长驱直人，把年降水量4,000毫米的雨区从大峡谷推到黄河源青海扎陵瑚和鄂陵湖地区以及长江源清水河地区甚至柴达木盆地。实质上，这是开放西北水资源大门，使西北、华北年增降水量7,000亿立方米，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目前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的格局，并把长江中下游的洪峰在汽团阶段调到西北降雨，为长江流域减灾。” （见冯雷等《开发水汽资源造福中华民族》国土经济2O0O年第二期）

杜乐天则从地球排气的角度分析问题。1998年长江流域大洪水后，他说：

“我在研究今年大水过程中的气象变化时，发现一条巨大的降雨带在长江一带久久不散。如果只是来自印度洋的降雨云团，并不足以造成今年的超强降雨。”

究其原因，他认为：“长江是一个大裂谷，压强比大气压强大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地壳大气就从这里间歇冒出，带来水汽和热，而今年冒出的气体特别强。”

　 “今年从长江裂谷里冒出的气体在长江一带形成一道强大的气墙，阻挡了北上的云团。本来1公里厚的云团，结果达5至6公里之厚，带来的降雨大大超过了往年。”（《长江裂谷冒气墙挡住云团强降雨》华西都市报1998.10.4）

观察中国年径流深度图（见图九），可以发现，从长江口到宜宾，长江的走势大体与600mm等深线同步，而900mm以上的地区全在江南。可见长江对北上气团的阻挡，不只是1998年一年的事。

后来杜乐天报告：“我们专门去人到长江四个地段现场气体测量，证实长江裂谷是排气谷，沿江H2、CO的确强烈喷气。”（杜乐天《对当代地球科学理论的怀疑与新见》《地质哲学通讯》2006年第1期）

他还指出：“华北大平原下是相当破碎的构造盆地，是强大的排气热区，有强大的垂直上升气流阻挡南方富水云团北上过江，只能在江南堆积加厚而强降雨” （杜乐天《地球出气人类遭殃—众多重大自然灾害的统一成因》《科学中国人》2001年 12期）

于是，以华北排气热区为强大后盾，长江裂谷的强烈H₂、CO、CH₄排气带，阻挡了南来富水云团，使之在江南改为垂直运动，导致大量降水，而华北则陷于干旱。

由此，杜乐天主张，在长江裂谷的适当地点，如重庆、武汉、南京等地各打一批深钻，一方面获得天然气，一方面将“气墙”撕开几个口子，南来气流就会如“溃坝”般，在压差的作用下，由此涌向江北。杜乐天指出：目前国内已能生产12km深的钻机，并已装备了工业部门，这一构想在技术上没有障碍。

根据《中国自然资源丛书.水资源卷》，中国大陆上空年均水汽输送情况见表三：

可见，在半湿润、半干旱、干旱区，水气输入量并不少，问题在于净输入量太少，净输入量/输入总量仅为湿润区的32.2%。如果能将这一比例提高到全大陆平均水平，则净输入量将从5,587亿m³提升到14,212亿m³，为现有的2.54倍。于是，气象工作者们关注人工增雨。

新中国人工增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58年8月8日，一架苏式图-2轰炸机在吉林市北部至长春市之间的云层中一路播撒干冰，使久旱的丰满水库地区迎来当季的第一场好雨。到2003年，全国已有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862个县在开展长年的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形成了地面催化，高炮、火箭、飞机人工增雨立体网络体系。拥有人工影响天气专用飞机30架，高炮6,929门，各种类型火箭发射架3,804台，从事作业人员达3.5万余人，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规模居世界首位。

多年来人工增雨都被作为抗旱的应急之策，由各地方政府实施。每遇干旱难熬时，地方政府就拨些款，向云层开炮，喷洒碘化银，能降多少算多少，以解燃眉之急。

1972年，黄河下游首次出现了断流，90年代，断流日趋严重，严重影响了下游地区的社会经济运行和人民的生活。这期间三江源区降水量下降，冰川和雪山末端每年上升30--50cm，草场大面积退化，沙化，众多小湖泊干涸、许多河流断流，地下水位下降，湿地面积逐年缩小，沼泽地消失。草原退化、沙化最严重的玛多县平均每亩草地产草量由原来的150斤下降到50斤左右，牲畜由历史上最多的67万头(只)，下降到2002年的28万头(只)，牧民人均纯收入从全国第一变为全国末尾。1999年在扎陵湖与鄂陵湖间出现了历史罕见的断流。2002年底至2003年初龙羊峡电站的发电水位降到警戒水位，致使输电大省青海需要从外省购电。

在这样的背景下，青海省于1997年开始，连续实施了黄河上游人工增雨作业。1997—2003年连续7年在黄河上游地区累计增加降水量80.83亿m³，形成黄河径流量l8亿m³。草场增产牧草2成以上，合532.5kg/hm²：植被覆盖度平均增加15%以上。干旱地区造林种草成活率明显提高。还给龙羊峡、李家峡、刘家峡3座大型梯级水电站增加发电量l2亿kW·h.产生直接经济效益3亿多元。（见李仑格等《“三江源”空中大气水资源分析与利用》南海科技2004年第5期）

这是一次以水资源增蓄为目的人工增雨作业。作业区域为龙羊峡以上整个黄河流域，包括青海省海南州、黄南州和果洛州，甘肃省甘南和四川省阿坝部分地区。作业时段也由原来的春夏两季增加到四季。（见青海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穆东升2OO4年在全国人工影响天气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充分开发空中水资源为保护“三江源”生态环境作贡献》）

由此发端，国家气象系统在全国各地建立了一批“人工影响天气基地”，而一批学者则进一步主张将人工增雨放到国家水资源战略的位置上。

“在我区如此大面积地搞生态建设，最核心就是解决水的问题，而国家每年投入到我区的生态建设资金就有几十亿元，如果从中切出3,000～5,000万元开展人工增雨作业，对生态建设就有可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杨蓓莎等《关于开发空中水资源的调研报告》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4年第2期）

“把人工增雨提高到战略资源开发的重要位置上。”（张继群等《空中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中国水利 2004.7）

“应当在观念上把人工降雨技术从抗旱减灾的应急手段，变为开启自然生态良性循环机制的‘金钥匙’。国内外人工增雨作业的结果表明，降水机制一旦启动，在大多数情况下，就不仅是在当地下雨，降水范围还会自动适当扩展，并主要向下风方向拉长。充分利用这一特性，便是开发空中水资源战略工程在操作上的重要支点。”（王卜平等《开发空中水资源势在必行》环境经济杂志2005年8月总第20期）

地面调水，不增加水资源总量。南水北调主要是调长江水，当长江也面临缺水时，势必导致区域间艰难的协调。调来的水在江河里，可便于城市、工业和灌区使用。从国家生态环境恢复战略的角度看，关键是胡焕庸线沿线山地的植被恢复，调来的江河水对此无能为力。陕北的黄土高原，已被侵蚀得千沟万壑，即使河里有水，塬上依然干涸。只有大面积、持续降水，才可能启动面上的生态系统恢复。降水增加，植被恢复，又将逐渐提高水汽利用率，减少沙尘暴，进而提高土地的承载力。这将使生态系统步入自我恢复的正反馈循环。

研讨还是论战？

不同的分析思路还很多，无法一一列举。仔细阅读与此有关的论文，发现绝大多数不是热情地推介，就是冷峻地否定，极少看到基于实证、逻辑清晰而完整的论证。以“大西线”思路为例。无论赞成方还是反对方，都难于说服笔者。许多论文有强烈的“渲染”或“论战”气息，却缺乏完整的逻辑、可核查的证据和从大局着眼的视角。仅以可调水量而言，赞成者与反对者给出的数据相差甚远，许多论文都没标出数据的来源，笔者自己从《中国自然资源丛书》等资料中查到的数据又与他们都不同。一些论文还将干流与支流并列来统计径流量。

2006年，时任水利部长汪恕诚在香港大学演讲时称，大西线工程“不需要、不可行、不科学”。其理由之一是：“黄河流量目前为580亿m³，汛期还经常出问题，若引进2000亿m³，黄河现有堤坝和水电站将报废，沿河两岸城市随时毁于一旦。”（《水利部长否定“南水北调”大西线工程》2006年25卷A01期《四川水力发电》）

而“大西线”的各方案，其主要目标是向河西、新疆、内蒙古供水，而非统统引入黄河。用这样的理由来否定“大西线”，难于服人。坦率地说，在笔者找到的论文中，最薄弱的就是：视角、逻辑、和可核查的证据。赵南起在《西藏之水救中国》一书的序中说：

“对这样一个工程浩大的调水方案，有不同看法甚至反对，是正常的，也是好事。但不能过早地否定或肯定。应通过实地勘察，反复论证，选比择优。遗憾的是，有关部门没有经过对比论证，就轻易进行否定，这是不正常的。”

有关部门是否“没有经过对比论证，就轻易进行否定”笔者无从得知，但笔者确实未能找到“有关部门”有说服力的研究报告。

其一是戚筱俊等的《“大西线”调水的工程地质条件和问题初探》（西部探矿工程总第74期2002年第1期）。

此文讨论了拟调水地区的地形地貌条件、地层及岩性、地质构造、新构造运动与地震、地质灾害、水文地质条件、天然建筑材料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工程地质工作的建议。

其二是李伯衡的《大西线南水北调虚拟仿真方法论》（中国工程科学2003年5月第5卷第5期）

文章主张，对大西线工程，应开展调水量、地质基础、调水路线优化和战略水资源调蓄、环境效益等方面的研究。李伯衡主张：

“在不同研究内容中尽可能采用高新技术，如：多时相、多分辨率的遥感技术、多尺度地理信息系统、高精度GPS定位、卫星激光测高以及模型库、方法库、数据库、虚拟现实、空间动态仿真、电子导航、数字地球技术等。”

“为保证地球空间信息的科学性、精确性、现实性，需要研究多层面和多尺度空间信息的精确融合，快速转换、数据挖掘，为了保证地球空间信息的可视化、动态性、三维立体效果，需要研究地球空间信息各子系统的定性信息和数字高程模型的精确融合，进而完成地球空间信息的立体虚拟现实和多尺度、多空间、多方向可视变换”

要实现这样的研究平台，一方面需要“充分利用各有关单位20年来已经取得的资料与数据”，一方面需要“对典型地区和重点工作点、线，需要进一步充实外业资料，补充外业考查、测量、勘测、钻探工作，直接获得实地第一手精确数据，为研究内容的科学性和精确性提供保证”。

这样的研究路线，对青藏高原这个巨大的高海拔地区而言，很可能是唯一能取得可信结果的路线。从技术难度看，这条研究线路涉及的各单项技术均有了相当的发展，有的已经开始了商业化运用，真正的难度在于组合：如何将不同的技术手段组合成可用的研究平台，更难的在于如何整合分散在各有关单位的资料与数据。

其三是梁书民的《基于GIS的南水北调中西线联合调水工程研究》（《水利发展研究》2010年10卷3期）

此文分析比较了已有的各种方案，其比较准则是：线路的海拔高度与调水量。从自流输水的角度，需要高海拔；而从调水量和施工运行难度的角度，需要低海拔。于是方案比较成了一个“约束极值”问题：在保障一定调水量的前提下，选择较高海拔的方案。

梁书民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和径流深度分布图来计算最大调水量；利用奋进号航天飞机采集的SRTM—V3数据支撑的数字高程模型，来计算大坝和隧洞参数。在缺乏实地探测资料的青藏高原，这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手段。

这三篇文章文风平实、重逻辑、重证据，一个如此重大的话题，本应有众多此类的研究，相互切磋，方可能得出可信的认识，在此基础上，重大公共事务决策方可能作出理性的选择。

然而，在学术刊物中，这类的研究甚少，尤其是像第三篇这样正面研究备选方案的论文更是极少。原因何在？

“战略”的视野

就在“大西线”引起社会乃至中央关注的2000年，中国工程院发表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综合报告，报告称：这项研究由地理、地质、气象、水文、农业、林业、水利、土地、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城市建设、环境工程、社会经济等有关学科的43位两院院士和近300位院外专家完成，耗时一年多。

报告指出：我国水资源总量的形势是严峻的，已经接近，并将会低于国际上一般承认的用水紧张的国家标准，同时中国水资源的时、空分布极不均衡。

1、防洪减灾战略：人与洪水协调共处

报告分析道：“在历史上，我国人民为了开发江河中下游的广大冲积平原，不断修筑堤防与水争地，从而缩小了洪水宣泄和调蓄的空间，当洪水来量超过人们给予江河的蓄泄能力时，堤防溃决，形成洪灾。”

据此，报告建议：“发生大洪水时，有计划地让出一定数量的土地，为洪水提供足够的蓄泄空间，以免发生影响全局的毁灭性的灾害，并将灾后救济和重建作为防洪工作的必要组成部分。”

为此，报告要求“必须让出一部分用于农业的土地作为分蓄行洪区”，“农业土地遭受10年一遇～20年一遇或更稀遇的洪水淹没损失，即相当于90%～95%或更高的防洪安全保证率，是可以承受的”。

这就是“人与洪水协调共处”。换而言之，就是用农民的损失来保障城市的安全。人与水争地，源于人口密集和农田需求的压力。只要这样的压力不消失，“与水争地”的压力就始终存在，对政府而言，面对洪水时，牺牲市民还是牺牲农民就是一个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人与洪水协调共处”，不是什么新鲜的思想，早在都江堰的建设中就贯彻了它。都江堰工程其实是一个两级滤波系统：鱼嘴分水堤“分四六，平旱涝”，平时六成水进入内江，供应成都平原，四成水进入外江；若遇洪水，比例自动倒置。宝瓶口、人字堤、飞沙堰组合工程进一步滤平从内江流入成都平原的水量（见图十一）。

然而，这个两级滤波系统的指导思想是：内江流域的稳定供水以外江流域的旱涝波动为代价。换而言之，人类主要生活在由内江保障的区域内，而外江流域则人烟稀少，主要起着生态功能区的作用。这一思路甚至可以追溯到大禹治水：“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徳用不扰”。

在早已人满为患的今天，恢复这一原则，其结果必然是：市民居住在安全的“寝庙”（城市）里，而不得不“与洪水协调共处”的农民则处于“兽”的地位。

2、农业用水战略：建设节水高效的现代灌溉农业和现代旱地农业

农业是最大的用水户，从农业着手抓节水顺理成章。对于水资源紧缺的北部，报告提出：“北方渠灌区推行井渠结合的灌溉方式。在北方的渠灌区内打井，以渠补源，以井保丰，不但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地表水和地下水，而且可以控制灌区的地下水位，防治灌区的次生盐碱化。”

前已提到，在极度缺水的河北，为了获取地下水，到1997年底，河北省已打机井824,704眼，而今机井深度大都在300米以上，地下水已经严重超采，何能“以井保丰”？。河北早已有河皆干、有水皆污，当年为通航天津而开挖的石津灌渠，如今是图十二的景象。在此条件下，如何“以渠补源”？

更重要的是：水资源的丰度不仅影响到农业收成，更影响到植被覆盖，从而影响到整个地区的生态环境与生物多样性。在大面积出现生态环境退化的情况下，只从农业收成着眼，而不考虑整个地区的植被恢复，这对我们的子孙后代意味着什么？

3、城市水资源战略：节流优先、治污为本、多渠道开源

城市无疑必须节约用水、无疑应治理水污染。但此举效能有限。根据《中国水资源公报2008》，我国生活用水占用水总量的12.34%，工业用水占23.64%，即便将两者都算作城市用水，也仅占用水总量的35.98%。即便能节约其中一半的用水，也只能节约不到18%的总用水量。

《中国水资源公报2008》显示，生活用水加工业用水比重最高的地区是太湖流域，占到了70.55%。这是高度工业化的地区，在这个地区节水、治污无疑极为重要。但从全局看，这个地区占全国用水总量仅为6.32%。这里节水效率再高，对全局而言，作用有限，况且，这里属长江下游的江南水网地带，水资源相对丰裕，社会很难形成现实的节水动力，社会能感受的真正压力，其实是污染。

至于治污，其代价是消耗能源，而在我国，能源同样是制约性的资源。

4、防止污染战略：以源头控制为主

报告尖锐地指出：“与洪灾、旱灾不同的是，受污染的水通过多种方式作用于人体和环境，其影响的范围大、历时长，但其表现却相对较缓，使人失去警觉。水污染的危害，早在70年代已经显现出来，但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采取的措施不够恰当有力，因此出现了今天的严重局面。如再不及时采取有效对策，将产生不可弥补的后果。”

究其根源，报告指出“工业废水造成的水污染占据了我国水污染负荷的50%以上，绝大多数有毒有害物质都是由工业废水的排放带入水体。目前我国排放的污水量，与美国、日本相近（美、日还进行污水处理），而经济发展水平却不能相比，可见我国为粗放型经济增长所付出的巨大环境代价。”

据此，报告主张：“长期以来采用的以末端治理、达标排放为主的工业污染控制战略，已被国内外经验证明是耗资大、效果差、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应大力推行以清洁生产为代表的污染预防战略，淘汰物耗能耗高、用水量大、技术落后的产品和工艺，在工业生产过程中提高资源利用率，削减污染排放量。”

从工艺技术的角度看，这样的主张无可厚非。但从现实可行性的角度看，是资本利润极大化导致国内劳动者的货币收入增长与产能增长持续失衡，造成内需不足。迫使资本家转向国际市场。缺乏自主的技术能力和对国民素质投入的长期亏欠，使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只能建立在低下的环保标准和廉价的劳力之上。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推行“清洁生产”内生动力何在？

5、水资源配置战略：保证生态环境用水

报告明确地指出：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仍未得到遏制，主要表现在：森林覆盖率低，增长缓慢，部分地区覆盖率减少；草地生态破坏加重；水土流失仍然严重；荒漠化面积扩大。”

并指出，水资源涉及到植被建设、水土保持、荒漠化防治三个方面。但报告提出：“应以生态环境现状作为评价生态用水的起点，而不是以天然生态环境为尺度进行评价。因此，狭义的生态环境用水是指为维护生态环境不再恶化并逐渐改善所需要消耗的水资源总量。”

按照这样的准则，即使规划的生态用水能得到保障，我国大量的平地资源将永远不可能有“天然”的生态环境，将永远只能低水平的利用，甚至无法被利用！！

事实上，根据《中国水资源公报》，2004年，生态环境用水仅占用水总量的1.48%，2008年仅为2.03%。我们的“战略”就是这样“保证生态环境用水”的。

6、水资源供需平衡战略：以需水管理为基础

控制用水需求，基于“用水效率不高、用水严重浪费的现象也普遍存在”，作为证据，报告指出：“我国的用水总量和美国相当，但GDP仅为美国的1/8。” 这个对比暗示我们，如果像美国看齐，达到美国的用水效率水平，应有7/8的节水空间。

但这个看似有力的证据却经不起推敲。在美国的GDP中，信息、金融/保险/房地产/租赁、专业与商业服务、公司管理、演艺/娱乐/食宿服务、其他非政府服务、政府等部门占有绝对多数的份额，如2007年为65.79%。（见美国经济分析署Bureau of Economic Analy网站sishttp://www.bea.gov/industry/gpotables/gpo_action.cfm?anon=73752&table_id=22072&format_type=0）中国不可能建立这样的产业结构。美国的这种结构建立在军事霸权与金融霸权之上，说白了别人生产，美国人收获与消费，当然不需要耗水的行业。

报告对需水量的预测，重点是生活、工业、农业。可见，报告里所谓的平衡，只是人类社会系统自身的供需平衡，至于生态环境问题，不过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而已。

7、解决北方水资源短缺战略：南水北调

从中华民族的全局看，这无疑是最具战略意义的方向。但报告仅限于分析黄淮海平原的缺水状况。其结论是必须上水利部提出的“南水北调”中、东线工程。

现在，中、东线工程已经开工，规划调到海河流域的水量为271.4亿m³。据1998-2008年的《海河流域水资源公报》，海河流域年均水资源总量为260.53亿方，用水量为396.61亿m³，而年均污水排放量为50.96亿m³。水文专家指出，稀释1m³污水需要8-12倍的清水。

让我们谨慎地假设海河流域的经济不再发展，用水量不再增加，已经造成的广泛污染且不去治理，现有年均52.16亿m³的排污水平也不增加，只是简单地用下限8倍清水来稀释它，以保证环境污染不进一步恶化。我们来看这个局面是否可持续。在这个局面下，水资源的供需平衡见表思：

数据显示，仅污水稀释用量就超过了水资源总量。年均缺水高达272.39亿m³，差额为总供应量的51.2%。这意味着局面会持续恶化，这个地区最终会毁于污染。

至于“大西线”，报告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大西线”设想的一些工程没有现实的技术可行性。就我国未来16亿人口的发展形势看，也没有大开荒、大移民以至兴建“大西线”的现实必要性。”

在胡焕庸线沿线及东南侧，众多的国民生存在山地，一方面无以脱贫，一方面导致山地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可见山地问题的治本之策在移民。从短期看，不移民也能熬下去，从民族长远生存战略的尺度看，我们打算留给子孙们一个怎样的江山？

8、与生态环境建设相协调的西部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战略

报告指出：“西北地区水少地多，西南地区水多地少，自然条件有很大不同，但生态环境都很脆弱，水资源的开发利用都属于全国的后进地区，据统计，西部地区50年来的水利投资仅占全国的15%。”

在内陆河地区：“控制人口的增长。”“西部地区大开发决不能理解为西北地区大开荒和大移民。”“在一些下游生态环境已受影响的河流如塔里木河及黑河，要坚决减少农业用水，恢复应有的生态环境。”“本区范围内的跨流域调水”等等。

在这干旱之地，农业生产全系于农业用水，“坚决减少农业用水”意味着压缩农业生产，限制这里的经济发展。至于在“本区范围内的跨流域调水”，由于整个地区都缺水，在区内调水无异于人为制造矛盾。

一句话，报告给出的战略无非是要保持这里人烟稀少，生产力低下的状况。

至于黄河流域，报告指出：“大量的丘陵沟壑区依靠陡坡开荒，广种薄收，水土流失严重，生产条件极差，人民生活极为贫困，形成‘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卫星照片显示，黄土高原已被侵蚀得千沟万壑（见图十三）

其应对之策是：“对一些缺乏发展条件、生态环境十分严峻的特殊贫困地区，应下决心成建制地迁移人口到新建灌区”而这新建灌区的由来是：“引用黄河干流和大通河、湟水河、洮河、泾河、渭河、洛河等支流的水源，建设节水高效的新灌区。”

观察黄河流域降水量等值线图（图十四），黄河干流下游流域狭窄而人口稠密，没有建设新灌区的空间。黄河中游流域主要是山西、陕西、宁夏、内蒙，这里降水量极少，水资源奇缺，新建灌区，水从何来？

报告提到了“可随着南水北调东线和中线的发挥作用和本区用水的需要，首先从下游的分水指标中，调剂一部分给上中游，然后开展西线南水北调，进一步增加黄河的水量。”

前边的表三的计算表明，即使南水北调中、东线按规划实现，所调之水也不足以挽回海河流域的生态颓势。黄河下游是河南、山东两省，其水资源同样高度紧缺，黄河断流就发生在这里。河南是国家重要的粮食基地，山东既是工业基地又是农业基地，要扣除这里的黄河用水指标，势必导致区域间争夺水资源的激烈博弈。双方在博弈中的实力差距悬殊，其结果一目了然。

至于黄河上游及大通河、湟水河流域，属高寒地带，从全国一盘棋的视角看，这里的主要功能应是生态屏障，应以生态保护和恢复为主，在这里新建灌区，大量迁入移民，合适吗？

坦率地说，一个“战略”竟有八条之多，恐怕很难被视为战略，它们其实是为某个战略安排的措施。仔细品味这八条，其背后隐藏的战略思想其实就是一个字“熬”：在现有水土资源失衡的条件下，想方设法降低对水资源的需求，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以维持现有社会经济系统的运转。而非为子孙后代负责，从根本上解决水土资源匹配问题。

一个以“战略”为标题的高层次研究，就展示出这样的视野，给我们什么启示？

战略思维：到底该如何思考？

汶川地震后，鉴于当地的自然环境不适宜人居，治本之策在移民（见图十五）。中央与深圳商量，能否将震区在深圳打工的人吸收为深圳市民？在当时全国全力抗震救灾的氛围下，深圳痛快地应下了。可是等时过境迁，深圳即以一些讲不通的理由反悔，虽然深圳的繁华是建立在大量外来打工者的血汗之上。

笔者无意探讨深圳的道德形象。这个案例告诉我们：一方面，大量的国民生存于山地，他们脱贫无望，却危及整个国家的生态屏障；另一方面，胡焕庸线东南侧的富庶平原无力、也无意容纳他们。从历史上看，正是平地上的人口压力驱使国民一步步进入山区。

唯一的治本之策在胡焕庸线西北侧的广大平地，而这里最大的问题就是缺水。由此，解决这里的水资源实为民族长期生存的首要战略问题。

其一：人与大自然的关系。

长期以来，我们相信“人定胜天”。随着一个个“大自然报复”的降临，“人定胜天”被视为不知天高地厚，而单纯地适应大自然成了时髦的思潮。然而，人类与其他物种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在一步步地摆脱物种间相生相克的制衡关系，如果没有这个持续了数百万年的进程，我们至今仍是类人猿。

3、努力学习成为大自然的园丁--付出极大的努力认识自然，探索使大自然既适于人类生存，又能稳定存在之路。

极端环保主义走的是第一条道路。人类的各种社会都有其适应自然的一面，这里包含着巨大的生存智慧，对此有必要研究、吸收。但是单纯的被动适应，就将人类降到了类人猿以下。有趣的是，提倡这一道路的人，自己往往生活在现代化的环境之中，他们的主张，其实是让那些欠发达地区的人们退回到不可能干扰生态系统的状态。

而工商文明的主体走的则是第二条道路，在这个文明中，谁能最有效地从大自然中攫取资源，谁就能有效地征服别人，成为人类社会的强势者。至于生态环境的衰败，他们是无暇顾及的。

显然，只有第三条道路是人类唯一的出路。但这绝非鲜花铺就的坦途，认识自然，认识人类行为对大自然的影响，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需要艰巨的实证研究和深刻的理论探索，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但如果不走此路，人类就只有退化或灭亡的前景。而今天人们能听到的，主要是前两条道路间的争辩。

其二：国家的财富到底由何构成？

经济学界中一部分人将商品视为国家财富（如亚当.斯密），这是商人的观点。另一些人（如李斯特）将国家的生产力视为真正的国家财富，这显然比前者深刻，毕竟能力更重要。而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将GDP视为国家财富，甚至将货币积累视为国家财富，结果随着GDP迅速高攀，国内矛盾日益尖锐、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而美元贬值、两房退市，令我们积累的美元相当一部分化为乌有。社会学界则重视国民素质与社会结构，这显然比经济学界的视野更宽阔。

然而，对一个民族的持续生存而言，最基础的家当是生态环境，是适于人类居住的国土。追逐当前奢华，就要追逐商品与货币，而为子孙后代奠基则必须扩大、保护适于人类居住的国土。这其实不是什么新的思想，17世纪的英国人威廉·配第早就说过：“土地是财富之母”。看看盎格鲁.萨克逊人如今据有的土地吧！

其三：全国一盘棋还是区域间经济竞争？

在三十多年 “财政分灶吃饭”、“区域间经济竞争”的环境下，中国的各级政府最缺乏的就是全局观念。为“一盘散沙”而痛心的孙中山，向往“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毛泽东，而今已不时兴了。而今时兴的是“自我实现”、“自我奋斗”。无论个人、组织、部门、地区，人们在几乎每一个层面上都看到了不择手段的“博弈”----“争夺”的雅称。不知人们是否在意其整体后果，也不知人们是否还记得老祖先的遗训：“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我们不应忘记，社会系统是寄生于生态系统之上的。生态系统是否健康、可持续，决定了社会系统能否持续存在。事实上，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耦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超级巨系统。研究、理解这个巨系统的动态特性，是公共事务决策理性化的前提。

“十一五”规划首次将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并将实施不同的区域政策。这一思路的积极意义在于，意识到整个国土必须整体规划，不能搞割据竞争。其局限性在于，仅从“开发强度”上看问题。

从胡焕庸线的角度看，在第一层次的功能区划上，我国国土应分为三大功能区：

首先是胡焕庸线沿线的山地（含青藏高原），其核心功能是生态屏障。我国江河大多自西向东流，胡焕庸线沿线的山地是众多江河的水源地。这里的植被破坏，已经威胁到东南部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

我们的祖先和现在的西南少数民族，将许多山地视为“神山”，与其说这是迷信，不如说这是集体生存经验的积淀。在那生产力低下的年代，破环山地生态系统的行为，往往很快招致大自然的报复。这样的经验积累起来，就产生了“神山”的观念。

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基本上延胡焕庸线分布（见图十六），这已经告诉我们这类国土的功能定位：恢复这个地带的原生植被，保护这里的自然生态系统，胡焕庸线东南部的社会经济系统才可能持续存在下去。

第二是胡焕庸线东侧的平地，这是目前社会经济系统的落脚地。国家的人口与生产力绝大多数集中在此。其核心功能是维持社会经济系统运行，并尽力缓解自然资源的消耗和污染的扩大，为突破困境赢得必要的缓冲期。

第三是胡焕庸线西北侧广袤的平地，这里原始生态系统已经崩溃，并正在持续恶化，生态承载力极为低下。中华民族要在这个世界上持续生存下去，唯一的出路在于恢复这里的生态系统，方能使国土均衡地承载社会经济系统。当这里能分担社会经济系统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压力时，胡焕庸线沿线的山地才可能实现人口的疏散，东南部社会经济系统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压力才可能缓解。

这个地区问题的症结是水资源。因此为这里找到大量的、可持续的水资源就成了决定民族兴衰的战略性问题。所谓“西部大开发”，如果找不到解决水土资源匹配问题的战略，终将成为一句空话，反之则将成为民族振兴的里程碑。

其四：必要性与可能性

这是所有战略性问题都必然面对的追问。回顾历史，可看到两类错误，一类由必要性出发，不考虑可能性，导致蛮干，结果必然是失败；一类则是在躲在“不可能”的高墙背后，历史证明，这些人不过是思想的懒汉。伟大的战略家总是从别人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可能性，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巨大的必要性迫使他去寻找可能性。

当年的邓艾伐蜀“自阴平道行无人之地七百馀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山高谷深，至为艰险，又粮运将匮，频於危殆。艾以毡自裹，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先登至江油”由此一举破蜀。（陈寿《三国志.邓艾传》）

可见，可行性并非现成地摆在那里，可以轻易找到。不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就妄自断言“不可能”，这样的人根本不是战略家。

轻易断言“不可能”的依据，往往是被奉为“真理”的教条。我们三十年实践主流经济学的经验证明，主流理论中许多断言未必是真理，它往往既经不起逻辑分析，也经不起实证检验，不过是意识形态说教而已。

“最高时速100公里，百公里耗油应少于7升，可乘载一家两名成人和三名儿童，售价不超过1000马克，可以停放在露天地，发动机冬季要防冻，容易起动。”

对当时的设计师而言，这是个不可能的任务。但希特勒于1938年5月26日建立“大众汽车公司”，第二年，样车就在柏林汽车博览会上亮相。美国《时代》周刊记者讥讽其为“BETTLE”（甲壳虫），这就是大众汽车。从1945年算起，到2003年大众汽车共生产了2.15亿辆。在一项评选最具世界影响力的“20世纪汽车”的国际投票中，“甲壳虫”排名第四，仅次于福特T型车、迷你和雪铁龙DS。（见百度百科《大众甲壳虫》http://baike.baidu.com/view/342557.htm）

希特勒的“盖世功业”都因战败而灰飞烟灭，而“人民轿车”的构想却造就了无法否认的辉煌，原因何在？值得深思，其后隐藏的，是战略家与普通技术人员的区别。

商界有句名言“办法总比问题多”，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甚至以此为题，出版了一本书。在书中，作者主张要“像老鹰一样在高空盘旋，注视四面八方，高瞻远瞩”，而不要“像鸭子一样，整天除了嘎嘎的抱怨以外什么都不做。”为何这个信念出自商界，而非学界？商界每天都会遇到看来无解的问题，而问题能否解决，直接关系到公司的兴衰存亡。与之相比，学界没有这样直接兑现的压力。一方面，在争资源时可以堂而皇之地“嘎嘎的抱怨”，而另一方面，为了避免风险，遇到稍有困难的问题是总习惯性地用“不可能”来应对，还可以显得科学而理性。

从以上四个方面观察，对《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报告中，战略性思维如此稀薄，就可以理解了。

然而，中华民族的长久生存必须解决水土资源匹配这个战略性问题。问题是，所需的战略思维能力何在？

歧路之思：盎格鲁.萨克逊人与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