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山”的视野
----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
王中宇
西南少数民族与“神山”... 1
胡焕庸线：中华民族的“神山”？... 4
太行植被问古今... 7
罗康隆：“文化生态学”的视角... 11
一月八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林业厅局长会议上，中国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说：在中国，生态承载力低与经济高速发展的不协调，已成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最突出的问题之一。随着人类对森林、湿地的过度利用和破坏，全球气候变暖、土地沙化、湿地缩减、水土流失、干旱缺水、洪涝灾害、物种灭绝等一系列严重的生态危机日益加剧，成为迄今为止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由于长期忽视森林经营，导致森林资源总量不足、质量不高，林业提供生态产品、林产品和生态文化产品的能力，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当今社会，唯有生态产品是最短缺的产品。
我们与森林是什么关系？我们是怎样对待森林的？从“经营”和“产品”的视角能指引我们走出困境吗？
从事生态研究的学者无法回避“神山”，涉及“神山”的文献非常之多。
“神山”主要分布在中国的西南部，这里既有三江并流造成的深切峡谷，又有石灰岩造成的“喀斯特”地貌，生态环境极为脆弱。世代生存于此的众多少数民族从集体生存经验中领悟到，破坏生态环境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这种领悟沉淀在他们的宗教中，形成了万物有灵的观念。“神山”就是这些神灵居住的地方。
壮、傣、彝、纳西、苗、布朗、德昂、哈尼、拉祜等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的文化习俗就是祭林拜树：在人们居住的村寨附近，选一片葱绿茂密的山林作为本村的风水林或水源林，有的民族甚至把水源林当作神山森林加以崇拜。村寨中或神山上的参天古树一般称为树神，严禁砍伐与破坏。
滇西北藏族的“神山”有自己的体系，按照其影响范围或隶属关系，可以分为5个等级：家族的神山、村寨独有的神山、相邻村寨共有的神山、局部地区共有的神山、全民共有的神山。显然，等级越高，体量越大，影响范围越宽；而等级越低，数量越多，分布越广。仅香格里拉县，有名可查的神山就有200多处，至于村寨和家族的神山，多到无法统计。在这个地区生活的藏族人民把约占80%的山脉都奉为神山，每逢农历正月，家家户户上山植树。（徐宁等《滇西北藏族神山传统与持续农牧生产研究》云南地理环境研究第19卷第5期 2007年9月）
藏语称神山为“日达”，通过宗教仪式划出封山线，藏语叫“日卦”。在日卦线以内的土地，无论面积大小均得到严格的管理控制，一般只能进行轻微的放牧和采集森林小产品(非木材产品)。这很像我们的“保护区”，然而，藏民对“神山”的保护远比一般的保护区认真、严格，这基于他们的宗教信仰---核心价值观。到20世纪60年代，滇西北藏族地区还是莽莽森林，湖泊河溪的鱼多得伸手可拾。迪庆州至今仍为云南省的生物多样性富集地之一，中甸与德钦的大面积森林植被，即使在50年代末“大跃进”和80年代林权变更时也未遭到毁灭性砍伐。
生活在滇西哀牢山脉的哈尼族，创造了“谷底江河--坡地梯田--山腰村寨--山顶森林”的生存模式，他们认为“有山有林才有水，有田有粮才有命’，将位于村寨之顶的高山森林奉为神山和神林，每年开展祭拜神山森林的活动，俗称“祭寨母”。
傣族是我国历史上较早种植水稻的民族之一，西双版纳30多个自然勐、600多个自然村寨，每个勐、每个寨均有勐神林和寨神林，又称“垄林”。人们认为，垄林是寨神、勐神居住的地方，林中的一切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种借神力保护下来的森林，在整个景洪州不下10万公顷。与哈尼族类似，傣家人说：“有了垄林才有水和水利灌溉，有了水利才有水稻的栽培和年年丰收”。可见是类似的生存经验产生了相同的集体意识。
傣族学者高力士认为，“垄林”是傣家传统的自然保护区，是用之不竭的绿色水库，是热带植物多样性的储存区，又是地方性小气候的调节器，垄林还能起到预防风火寒流和抗病虫害的作用。（高力士《西双版纳傣族传统灌溉与环保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9）
有学者考察了西双版纳勐仑附近的一处垄林----城子寨“龙山”，发现它具有与当地原始热带雨林最接近的群落结构及植物丰富度。 (见表一).
表一：城子寨龙山与勐仑原始热带雨林植物种数的比较
（吴兆录等《龙山森林传统的生态学价值及现实意义》思想战线 1997，23(3)：68—72.）
西双版纳骑马地区布朗族的龙山森林是原生的，而相邻的季风常绿阔叶林却是次生林。在物种数量的比较上，龙山森林的物种是季风常绿阔叶次生林的物种的两倍之多。（吴征镒《云南植被》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
可见，由于传统的神山信仰而保护下来的龙山森林，是残存的原生森林。是“垄林”信仰在保护山地热带雨林和种质资源。
云南石林县彝族人口的比例占全县人口的33.2%，其中撒尼支系人口占到98.5%。彝族各支系均有自古传承的“密枝林”文化传统，每个村寨都在离村不远的地方封一片山凹中的树林为“密枝林”，林中选一棵较苍老的“龙树”为密枝林的神。密枝林神圣不可冒犯，不准在林中伐木折枝，不准攀爬“龙树”，不准在林区放牧。林中的动物生灵不准捕猎，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富有威严的神力，若有冒犯，不仅会受到社会的谴责，还会受到“神力”的惩治。
云南大学戴波等考察了云南省石林县中部的维则乡彝族撒尼村寨阿着底，发现这里的“密枝林”与“垄林”相似，其物种多样性指数远高于非密枝林，密枝林土壤含水量为非密枝林的145%，有机质为 115%，全氮为 120%，有效氮为133%，有效磷为 123%，速效钾为 122%，表明了密枝林由于林地植被更丰富、腐殖质更多，保水持肥能力要好于非密枝山林。(《喀斯特地区撒尼密枝林原生态文化的生态价值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5年 5月 第 l4卷 第 2期)
关于“密枝林”的由来，有一个美丽凄婉的传说：
古时候的撒尼人祖先居住在深山密林里，过着狩猎生活，后来发展到放牧时代。有一天，突然下了一场大冰雹，所有的羊被雷电击毙，美丽聪明的牧羊姑娘密枝斯玛把羊群赶进了树林，保护了羊群，而自己却被冰雹击中身亡，现在人们放牧的羊都是从密枝斯玛那里发展而来的。后人便把密枝斯玛遇难的日子定为“密枝节”。
这个传说表明了人类的生存高度依赖于于森林。石林属滇中喀斯特地貌，生态环境极为脆弱，石漠化治理为世界难题。而世居于此的少数民族从长期的集体生存经验中领悟到处理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关系的合理原则，并通过神话将这种原则代代相传。正是由于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彝族村寨拥有的森林覆盖率远远高于汉族村寨。以彝族村寨为主的北大村乡、圭山乡、亩竹箐乡、维则乡森林覆盖率分别为 41.7%、62.4%、52.9%、42%，阿着底则高达78%，而以汉族为主的村寨森林覆盖率仅为18～27% 。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欧阳志云领导的研究群体，综合分析各种关于物种的专著、论文、考察报考、动植物名录后，绘出了我国珍稀濒危植物分布图（见图一）。
图一:中国珍稀濒危植物分布图
取自欧阳志云《我国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管理研究》
图中显示：胡焕庸线的西南段，是珍稀濒危植物最集中的地带，而当地广泛存在着“神山”信仰。胡焕庸线—珍稀濒危植物--“神山”信仰，它们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
1990年，葛全胜等发现了中国的一条主要生态环境过渡带（《中国环境脆弱带特征研究》地理新论 1990，5(2)17～29）。1995年王铮等指出葛全胜等发现的过渡带是一条沿胡焕庸线分布的带状地带（见图二）
图二：胡焕庸线与生态过渡带
（取自王铮等《中国生态环境过渡的一个重要地带》
生态学报第15卷第3期1995年9月）。
2000年，北京师范大学王静爱提出了“近西部”的概念（见图三），它同样是胡焕庸线附近的带状地区。作为高原，它是东部地区的水源地；作为江河上游，它是下游的泥沙来源地；作为上风区，它是下风区的沙尘来源地。
图三：王静爱提出的“近西部”地带
取自王静爱《中国“西部区”范围及其农业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探讨》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 3期
从全国的角度观察，将葛全胜等发现的生态环境过渡带与王静爱提出的“近西部”叠加，正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中部”，胡焕庸线则是“中部”的主轴。这个地带生态环境脆弱，又是东部的生态屏障，它承担着涵养水源、净化空气、控制风沙东移、减少水土流失、减轻洪涝的功能。显然，这些功能对于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具有不可估量的战略意义，而森林是实现这一功能的关键环节。
如果从西南少数民族的视角看问题，“中部”正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神山”，这个地带从东北到西南分布着大小兴安岭、阴山山脉、燕山山脉、太行山脉、吕梁山脉、贺兰山脉、六盘山、秦岭、大巴山、横断山脉（见图四）。然而只有西南段有广泛分布的“神山”，各少数民族用他们的信仰保护着珍贵的森林。
图四：中国山脉分布
其实胡焕庸线东北段与中段两侧，依然能看到历史上“神山”的影子。
大兴安岭古称鲜卑山，有学者考证，“鲜卑山”意为“祥瑞山”或“神山”。兴安盟扎旗音德尔西北60公里处有大、小神山，山上盛产药材和山珍特产，还有马鹿、狍子、野猪、飞龙等珍稀动物。
太行山脉中段的方山，旧称福神山。唐代筑有方山寺，为佛教华严道场。济源的王屋山号称“天下第一神山”，沁源则有天神山。
然而，笔者在“中部”的中段和东北段，未发现类似西南段那样的基于全民核心价值观的，对山林广泛、持续、系统的保护。相反，早在《列子·汤问》中就有了“愚公移山”的寓言，据学者楊伯峻考证，《列子》成书于魏晉時代。与西南少数民族奉山为神不同，早在那个时代，中原汉人就已经视山为物了----看它不顺眼，搬开就是了。“愚公”想搬开的，就是“方七百里，高万仞”的“太行、王屋二山”。
如图一显示，“中部”的中段和东北段濒危珍稀植物稀少，反映了这里的原生植被已所剩无几。太行山是海河流域最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但太行山区的森林植被早已破坏殆尽。仅在小五台山和驼梁可见一些残留的次生林植被。举目所见，多是片麻岩山石上瘠薄的土壤和低矮稀疏的次生灌丛。（见图五）
图五：太行之春 摄影：陈英
河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阳小兰等，用5个剖面的孢粉分析勾画出了晚更新世以来太行山区植被演替的大体轮廓。（见阳小兰等《末次冰期以来太行山区植被演替》地理学与国土研究第15卷第1期 1999年2月）
距今10万年之前，太行山区的古植被可能基本上是草原景观，森林植被很少，只在水份条件较好的地方有少量乔木树种生长。
距今10—4.4万年间，太行山区森林植被有了较大的发展。在沟谷内和土壤条件较好的山坡上生长着松、栎、榆、桦、漆、胡桃、鹅耳枥、枫、杨、栗、臭椿等阔叶林植被，森林覆盖率比现代高或略高。
距今4.4--1.7万年间，为玉木盛冰期，太行山区的植被又向着草原化的方向发展。这一时期太行山区和山前洪积扇区发现大量披毛犀、纳玛象、野马、羚羊、驼鸟等食草动物化石，也证明了这一点。森林消失后的林地上迅速被中华卷柏等草本植物占据，森林覆盖率可能低于1O%或更少。
距今1.7—1万年间，随着气温的逐渐回升，太行山区可能为针阔混交林植被景观，森林覆盖率比现在高，约2O-30%。
距今1—0.8万年间，太行山南段是以松、臭椿为主的混交林植被，太行山中段的娘子关盆地森林覆盖率较低，估计约2O-3O%，盆地内和周边的山上仍分布着大面积的草灌丛植被。保定西部的太行山北段是以松为主的混交林景观，森林覆盖率2O-4O%。
距今8000—5000年间，为中全新世大暖期，太行山区基本上为由松、栎、榆、漆、桦、栗、胡桃、鹅耳枥、臭椿、柳、桤、榛、柿树等组成的阔叶林景观。属于这一时段的磁山文化遗址（太行山南段）出土了大量石器、陶器和窖穴中的谷物。人类活动已经开始影响生态系统，其表征是臭椿花粉大量减少。阳小兰等分析：当时的人类首先砍伐易折的臭椿树，以煮食取暖，搭建房屋，烧制陶器。故臭椿首先从林中大量消失，森林覆盖率也由原来的20—40%降为15—20%。但太行山中北段人类活动的影响还很薄弱。大部分山地仍是森林植被景观，森林覆盖率约5O%或更多。
距今5000—2500年间，太行山南段森林面积变化不大，这可能是随着气候的开始变干，人类活动的范围已开始从山区逐渐向山麓和平原区发展，人类活动对森林的砍伐与植被的自然生长处于一种平衡的阶段，因而森林覆盖率没有明显的减少。太行山中北段的森林植被没有看出人类活动的大规模破坏的迹象，但随着全新世大暖期的结束，气候的逐渐变干，森林植被也有所减少，推测森林覆盖率由原来的50%减少到20—40%。
历史传说中的尧、舜、禹的故事(4000多年前)就发生在本区附近，当时大雨漂泼，洪水泛滥，舜、禹治水，引出大禹治水的故事。殷商的国都朝哥就在太行山脉南部的淇县，能选择定都于此，显然生态环境良好。周代的诗经这样描述淇水流域的竹林：“瞻彼淇奥，绿竹猗猗”“瞻彼淇奥，绿竹青青”“瞻彼淇奥，绿竹如箦”。说明当时这里的气候仍存在着比较湿润的时段，降水也比较多。喜湿的水生草本植物花粉和其它蕨类孢子浓度有较多增加，佐证了这一点。
距今2500年至今，已有文字记载，不必单独依赖孢粉分析了。
位于太行、吕梁间的山西，出了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可见那时生态系统对社会系统的支撑能力。
后来，国都迁到了“八水绕长安”的关中平原，太行山脉南部成了边缘地带，以至于唐代边寨诗人高适可以选择隐居淇水，他眼前的“生境”是“竹树夹流水，孤城对远山”（《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三首》）。至于太行山北段，直到明代，张鸣凤在其《西迁注》中描述道：“林麓苍黝，溪涧镂错，内中物产甚饶”。
然而，当皇都从长安、咸阳、洛阳、汴京一路迁徙，将将黄土高原耗竭之后，它游弋到了海河流域。1276年元大都建成。1427年明成祖朱棣再次定都北京，此后全国性政权的首都在海河流域定居586年，其间只有22年到南京、重庆暂居。朱棣定都北京，既带来了一个灿烂辉煌的都城，也开始了太行山、燕山的大破坏。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刘洪升考证史料，分析了这场破坏的社会动力。(《唐宋以来海河流域水灾频繁原因分析》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2年第期 第27(总第107期))
首先是建筑需求。
辉煌的政府形象工程，导致大量砍伐树木。如正统初修正阳门城楼，就曾发数千军卒，“令于蔚州、保安(今涿鹿县)等处山厂采木，编筏自浑河运至贮小屯厂”。嘉靖中修建朝门午楼，又下令于“山西、真定采松木”。
在政府形象工程的示范下，达官豪商争起第宅，引起材木价格上涨，拥有大宗资本的木商一时应运而生，“大同、宣府规利之徒，官员之家，专贩筏木”，以牟取暴利。这些木商“往往雇觅彼处军民，纠众入山，将应禁树木任意割伐”，然后运贩京城，“一年之间，岂止百十余万” (《为禁伐边山林木以资保障事疏》)。
五台山在明代是林木茂盛的风景胜地，永乐之后，入山伐木者“千百成群，蔽山罗野，斧斤为雨，喊声震山”，“川木既尽，又入谷中”，致使五台山林木也被“砍伐殆尽，所存百之一耳” (《侍郎高胡二君禁砍伐传》)。到万历年间，五台山已是一片秃山光岭了。
其次是能源需求
首都的生活用能源主要是柴炭。随着政府机构的膨胀，柴炭用量巨增。明代初期，内监数目还不多，成化年间已增至一万余人，及至明亡时，“宫女至九千人，内监至十万人”，人愈众用柴益多，故“宫中用马口柴、红螺炭，以数千万斤计” ( 清朝文献通考 卷39《国用一》)。据《明会典》卷二○五记载：天顺八年岁办柴炭430余万斤，成化元年650余万斤，三年增至1740余万斤。成化三年的岁办数额，等于天顺八年的4倍。
高速膨胀的柴炭需求迅速毁灭了森林。永乐定都北京后，皇家所用的柴炭还在昌平采办，初“则于白羊口(明属昌平州)、黄花镇、红螺山(均属今怀柔县)等处采办”( 傅维鳞.明书 卷72《职官志》)。到宣德四年专项易县，置易州山厂，“专烧薪炭供应内府”。到景泰元年更转向正定一带，因易州山厂“取用已久，材木既尽，乃命移厂于真定府平山、灵寿等处采之”( 明英宗实录 卷188)。
明代的戴铣这样描述柴炭业给易县生态和百姓留下的创伤：
“民之执兹役者，岁亿万计。车马辏集，财货山积，亦云盛矣。然昔以此州林木蓊郁，便于烧采，今则数百里内山皆濯然。举八府五州数十县之财力屯聚于兹，而岁供犹或不足。民之膏脂日已告竭，在易尤甚”（《易州志》卷3《山厂》）
到了清代，宫廷所用炭材不得不“取之口外地区了”。
另外铸币、冶铁、烧砖瓦都大量消耗林木。以冶铁为例，“炭必近老林，故铁厂恒开老林之旁，如老林渐次开空，则虽有矿石不能煽出，亦无用矣。” ( 严如熠 三省边防备览 卷9《山货》) 如遵化铁冶厂，冶炼各种生熟钢铁，全部以柴炭为燃料。始建于永乐元年，停于万历九年，共存在178年。“彼时林木茂盛，柴炭易办，经今建置一百余年，山场树木砍伐尽绝，以致今柴炭价贵” ( 陈子龙等 明经世文编补 遗卷2《遵化厂夫料奏》)。这种大量消耗木炭的工业，使得蓟州、遵化、丰润、玉田、滦州、迁安等州、县的山厂林木几乎告罄。
第三是备边
为防范北方少数民族，明王朝的战略是：“御边莫善于烧荒，使胡马无水草可恃，积粮莫善于屯田。”(谈迁.国榷卷25)
“烧荒”毁掉大量的林木。万历九年七月，兵部令“蓟、辽二镇候草木林槁之时……务使焚烧尽绝，一免贼马驻牧，一便官军瞭望”，烧了多少林木居然成了干部政绩的考核指标，要求将烧过地方“草木多寡，遵例奏报，以凭稽考”(明神宗实录 卷114)。
“屯田”则让豪官权势之家乘机滥伐林木，垦荒辟地设立私庄。此种情况以山西雁门、宁武、偏头等关最为重要，但“此弊不独山西三关为然，紫荆、倒马、居庸、龙泉等关亦有之”(明武宗实录 卷123)。
到了清代，甘薯、土豆等适宜山地种植的作物的传入，太行山区迎来了以垦殖为主体的经济大开发，如获鹿(今鹿泉)，明嘉靖时户2,158，口26,091，到清光绪时户31,846，口176,021。耕地由万历时962.5顷增至道光时的1,747.1顷( 获鹿县志 卷4《籍赋》)。发展的代价则是太行山区森林植被的毁灭。翟旺在《太行山系森林与生态简史》中指出：
隋唐时期，太行山森林覆盖率在50%；元明之际已由30%降至15%以下；清代由15%降至5%左右，民国再降至5%以下。
据1949年统计，河北全省森林覆盖率仅为3.60%。孢粉分析则证明，就连森林植被比较好的太行山北段，森林覆盖率也已降到5%以下。
阳小兰等的研究告诉我们，太行山地区的生态环境受气候变迁的影响极大。在10万年的时间尺度内，可以在草地和森林间转化。这个地带是东部的生态屏障，同时又属生态脆弱带，能否保护这里的植被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在这个意义上，它无疑具有“神山”的地位。然而，我们却在千余年的时间内，将数万年自然演化形成的森林破坏殆尽。
与西南少数民族相比，中原汉族无疑更强势，然而这种强势却建立在大规模破坏森林植被之上。自诩理性的汉人将“神山”的精髓--林木化作了巍峨的宫殿。无怪乎东汉的梁鸿在他的五噫歌里唱道：“顾瞻帝京兮,噫! 宫阙崔巍兮,噫!”汉章帝听到后，非但不知反省，反而要逮捕他，逼得梁鸿改名易姓，避居于齐鲁之间，这是何其强势。但强势的结果，将而今海河流域和黄河下游置于几乎无以为继的境地。
显然，相对于生态系统的演变速度，社会系统的演变速度要快一个数量级。当社会系统将自己的作用强加于生态系统时，我们看到了生态系统无可挽回的高速退化。
这迫使我们思考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关系。
文献记载，是德国博物学家海克尔(E·Haecke1)在1866年首次提出“生态学”概念。长期以来生态学一直被视为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卡尔逊的《寂静的春天》出版以来，有关生态保护的文章和书籍爆炸般的增长，人类掌握的技术手段更是突飞猛进，全球的生态破坏却在这一时期变本加厉。显然，生态环境的保护与破坏，绝不仅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层面的问题。
从事民族文化研究的学者们给我们展示了观察问题的另一个视角。在他们的视野中，可识别出众多不同的“文化区”，如：
以蒙古、哈萨克、鄂温克等民族为代表形成了北方和西北游牧兼事渔猎文化区；
以汉族为代表形成了黄河中下游的旱地农业区；
以古代百越和今壮侗语族各民族形成了长江下游及其以南的水田文化区；
以苗、瑶、畲等民族形成了湘、桂、滇、黔山区的耕猎文化区；
以藏族为代表形成了青藏高原以耐塞青稞及畜养牦牛为特征的农牧文化区；
以维吾尔等民族为代表形成了河西走廊至准噶尔、塔里木盆地边缘的绿洲人工灌溉农业区；
还有独龙、怒、景颇、佤等民族为了适应亚热带山区环境而建构了西南山地火耕山地农业兼事狩猎的文化区。
不同的“文化区”，其生态系统相异，寄生于此的“文化”有着不同的特征。这些不同的文化与其所在生态环境间的关系，发人深省。湖南吉首大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罗康龙告诉我们：
云南哀牢山区的南坡处于海洋的迎风面，冷暖气流的交汇使这里终年烟笼雾锁。在自然状况下，这里形成的天然植被是单一的喜温喜湿的山地丛林，既不适宜畜牧，又无法建构稳定农田，更不适宜水生动植物的生长和繁殖。但当地的哈尼族居民建构起了高山梯田，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一方面，哈尼族居民获得了丰厚的经济报偿，另一方面，由于形成了常年性的固定水域，还支撑了水生动植物的生长和繁殖，从而提高了当地的生物多样性承载能力。
清水江和都柳江流域，侗族居民在森林的培育和管护上拥有独特的知识和技能，他们定植杉树苗，用火焚整地，不挖树坑，而是堆土成丘，在小土丘上定植杉树苗、林间空地要间种杂粮，而杉树苗的根部要实施“亮耕”，要确保阳光能够直晒到杉树着生的表土上。这些技术操作都与我们习惯所知的挖坑种树形成鲜明的反差，用这种办法种植的杉树苗，可以确保八年成材，被称为“八年杉”。他们还实行多树种混合种植，可确保杉树不遭受虫害，而无需农药。如果采用常规的育林办法，在这一地区森林郁蔽的时间将会延长一倍，水土流失模量要增加两倍。
在我国土地“石漠化”隐患严重的滇黔桂边区，当地的苗族、瑶族和布依族居民收集鸟粪，用人工的办法将鸟粪填入有土的石缝中，利用鸟类的消化系统不能消化马桑、构皮一类植物种子的特性，让残留在鸟粪中的植物种子在石缝中生根发芽，加速了“石漠化”地区的植被恢复，提高对大气降水和土壤的截留能力，同时又能使严重“石漠化”的土地获得了使用价值。因为马桑、构皮一类的植物，叶和果可以作饲料，树皮可以提取纤维，而若干种豆科植物还是高效的蜜源植物。利用这套办法可以在不长的时间内彻底根治已经“石漠化”的土地。
川滇黔边区的彝族则采用多畜种合群放养和多种农作物混合种植的办法，不仅使种类繁多的野生植物资源得到均衡的利用，还使农作物的秸秆获得高效的利用，并在利用的同时，确保了当地生物物种的多样并存。
在祁连山区生活着两个游牧民族——裕固族和藏族，他们在正常的生产和生活中用水量极低，对天然植被的扰动较小，有效的提高了对大气降水的截留能力，同时降低了地表的无效蒸发。加之他们的传统文化是利用干牛粪作燃料，对燃料木材的耗损几近于零，也才能最大限度的将可贵的水资源留赠给河西走廊的汉族和回族居民使用。如果这种合理的制衡格局受到人为的扰动，不管是汉族和回族深入祁连山区毁林毁草开荒，或者让裕固族和藏族居民放弃游牧改营固定农耕，甚至伐木盈利，那么河西走廊和祁连山区的生态环境将会两败俱伤。
……
（见罗康隆《我国民族文化多元并存的生态价值》实践2006年 7期）
在罗康龙的研究报告中，此类案例甚多。它给笔者的最大启发是：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耦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大系统，那这个大系统得以持续运行的关键何在？
罗康龙对贵州黎平侗族社区的“稻—鱼—鸭”的共生系统的研究，或许给出了思路。
侗族社区所处的自然生态背景气候温湿，地表起伏大，生物群落的构成极其丰富多样，但任何一种生物产品都不能形成大规模生产。为了适应这一生态环境特点，需要均衡不同生物物种产品，由此创造了颇具特色的“稻—鱼—鸭”的共生系统。
侗族社区开辟深水梯田，田中种植传统糯稻，其禾杆高达到1.5米，插秧后110天才收割，正好处于一年中最热的六七八月，禾杆高使稻田的水面避免阳光直射，从而降低水资源的无效蒸发。在稻田里，还均衡种植广菜，茭白，莲藕；还要放鸭、养鱼，养殖的动物包括若干种类软体动物、两栖动物和类家禽。这样的系统拓宽民众获取生活物质的渠道，提高抗拒自然风险的适应能力。
从生产节律看，稻、鱼、鸭既相克又相生。通过操作节律的调整，使其间的“克”降到了最低限度，其间的“生”放大到人们最满意的程度。
从物质与能量的循环看，整个生产系统构成了一个多渠道、自相循环的网络，除了为人类提供食品和其他生活原料外，整个生产环节不会出现任何形态的废物，可能导致的环境污染在整个循环回路中消除于未然。
从整个环境的自然布局来看，聚落、耕作区与周边已有的各类生态系统相生相克。农田与茂密的森林毗邻共存，稻田相嵌在森林生态系统之中，成为其有机的构成部分，使得水资源存在着诸多的内循环。随着昼夜气温的变动，稻田中的液态水资源有一部分转化为气态水资源，充满在森林生态系统中，夜间降温时再凝结为液态水回落到稻田中。
图六：镶嵌在高山森林中的水田 取自罗康龙
《文化多样性与水资源储养------以侗族传统稻鸭鱼生计为例》
农田和森林兼容并存，鱼塘和稻田连通。所有的生活废物都可以在耕作区降解掉。人们在获取产品的同时，又对整个耕作区加以宏观的调控，务使其比例协调，生长有序。调节生克关系，各方兼容，不制造任何生态环境无法处置的“废物”，这就是侗族社区得以长期生存的原因。发人深省的是，这种生存方式还施惠于下游社区。
高海拔山区建构的深水梯田和塘堰河井联网的人工水域系统，其实是高山人工湿地。在丰水季节，稻田的水位在半米以上，每亩稻田可以储水340吨以上，而每亩塘堰至少可以储水500吨以上。稻田终年储水，水资源可以透过土壤持续向下游缓释，补给下游用水。
罗康龙估算，该区域目前实际的稻田耕作面积约6000万亩，这6000万亩稻田若种植传统糯稻，其暴雨季节储洪能力将高达200亿立方米；在枯水季节，这些稻田还留有20亿立方米的水资源储备。这种“生态水坝”的储水功能接近于长江三峡，它将丰水季节的水资源转化为储存态的水资源，从而缓解对江河下游的洪水压力；在枯水季节又可以凭借储集态的水资源缓解江河中下游地区的供水短缺。而这一切是在无需大型工程、无需巨额投资、无需水库移民、没有难以预计的生态后果的前提下实现的。试想一下，如果胡焕庸线中段诸山脉能有类似的功能，海河流域和黄河下游会是什么景象？
“神山”现象告诉我们，生态问题固然与技术、工程、政策、资金相关，但其根源在于“文化”，在于如何认识、处理人类社会与生物圈的关系。正如罗康隆指出的，自然的生态系统丰富多彩，不同的民族在各自独特的自然环境中发展出了不同的文化，它一方面在满足自身需要的前提下，自觉不自觉地冲击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运行，使民族生境与所处自然生态系统保持一定程度的偏离，一方面控制这偏离，使之不至于毁灭自己赖以为生的生态系统，从而发展出了与生态多样性相适应的文化多样性。（罗康隆《文化适应与文化制衡----基于人类文化生态的思考》民族出版社）
自培根以来，人们致力于认识环境、认识自然。生态危机提示我们，人类更需要认识自己，认识我们这个物种在生态圈中的地位与作用，认识我们自己在上万年的集体生存中获得的经验。当今“主流文明”不过是人类众多生存方式之一，它虽然强势，但远未经历足够的检验，它构建的“普世价值”未必具有几何公理的地位，它制造的生态危机却已经威胁着人类生存。而那些存在了上千年的众多文明，其中必有其合理的内核，值得认真研究。
好在，学者们已经开辟了对“生态人类学”、“文化生态学”的研究，愿这方面的研究能够得到社会的关注与支持，愿关注生态问题的人们能从这些研究中获得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深刻的领悟，愿这方面的研究能帮助人类走向可持续的新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