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润极大化与滞胀 2007年12月5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据媒体报道：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明年经济工作时明确提出，明年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我国的宏观管理部门调控经济的主要操作杆，他们被粗略地分为“积极”、“稳健”、“从紧”三档，实践中还出现过两个过渡档“积极稳健”和“适度从紧”。“积极”意味着加大马力，而“从紧”意味着收小油门。抓着这两个操作杆，我国经济这驾车走过了怎样的轨迹？现在状态如何？将走向何方？
资产的所有者构成是决定一个经济体行为的根本性因素。 改革以前，投资统计中只有国有经济，虽然不排除存在集体经济和个人体经济的投资，但与国有经济相 比，显然是微不足道的。改革前期的1980年到1992年，国有经济在投资总额中的份额轻微下降，带来了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明显发展，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直接与社会底层民众的就业与生计相关，它们的发展明显地改善了多数国民的民生问题。 到1992年后，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在总投资中的份额下降，同时国有经济的份额以更快的速度下降，空出的份额被急剧膨胀的新出现的其它经济占有。在《中国统计年鉴》中，这其他经济包括：“联营经济”、“ 股份制经济”、“ 外商投资经济”、“ 港澳台商投资经济”和“其他经济”。 从1993年到2005年的12年间，其它经济所占份额从起步升到榜首，达37.45%。国营经济则从1992年的68.05%降到2005年的33.42%。至于面向社会底层的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其总和于1988年达到高峰：36.47%，六年后的1994年即降到谷底：27.75%，到2005年，也仅为29.13%。（见图一）
图一：投资主体构成演化 投资主体构成的变化，导致资产拥有者构成的变化。 根据张军、章元的测算，1952年全国固定资产存量为800亿元（《对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计》张军 章元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统计年鉴》提供了以后历年的固定资产投资。由此可计算历年固定资产存量的所有者构成。 具体计算按“永续存盘”法估算。历年投资均按1952年价换算（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可用数据，1952—1978年用国民收入平减指数，1979—1991年用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1991年后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换算）。折旧率仿照宋海岩的方法，取法定折旧率3.8%加上当年经济增长率（1978年前用国民收入，之后用国内生产总值）。据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2004年底：在全国企业的实收资本中，国家资本占48.1%，而我们上面估算的结果：2004年国有经济占48.02%，这从旁印证了估算结果大体合理。
数据显示：国有经济控制的资产存量份额1991年为67.32%，到2005年已降为44.83%，虽然仍居榜首，但已失去绝对“控股”地位。而其他经济所占份额，在12年间，从起步升到26.49%，位居第二。2005年，集体经济仅占14.45%，个体经济则为14.23%。（见图二）
图二：固定产存量拥有者演化 如果说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主要解决社会底层民众的民生问题，国营经济主要服从国家整体利益的需要，这成分复杂的其他经济唯一的目标就是资本拥有者的利润。追逐利润的其他经济迅猛发展，关系底层公众民生的集体经济、个体经济萎缩，对全局负责的国有经济萎缩，这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结构中最重要的变化。
理论上，国有经济为“全民所有”，它追逐的首要目标无疑应事关社会整体利益。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本稀缺的国度，整个近代史一再显示，保障就业、保障民生是国家安定的基础，这个基础一旦被破坏，任何宏伟的构想都必将沦为镜花水月。但事实上，拥有绝大多数资产存量的国有经济，提供的就业机会最高不过占社会就业人数的19.15%（1981年）。此后这个比例一波一波地下降，1997年后更是飞流直下，到2005年仅为8.22%。注意，这8.22%的就业者占用了44.83%的社会资产存量。（见图三）
图三：国企职工占社会就业人数比重 从绝对值看，1993年到2005年，社会就业人数增加了13%，而国有经济提供的就业岗位却减少了43%，这期间，国有经济拥有的资产（以不变价格计）增加了205.4%。 如此大规模地将员工推向社会，表明国有经济的基本目标已经转向追逐利润极大化。 2003年5月22日，时任国资委党委书记李毅中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出：对国企领导人的考核内容主要有两项，一项是经济效益指标，比如利润、净资产收益率；第二项是资本运营的目标，比如资产保值增值率。这说明，国有企业经营的核心目标已经是围绕资本，围绕利润极大化展开。 国有经济与其他经济共占有社会资产总额的71.32%，由此，资本利润极大化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资源配置的首要原则。一个经济体中，如果资本利润极大化成为资源配置的首要原则，它的基本动态特征如何？
利润极大化原则导致的经济体动态特征，其逻辑分析见图四。
图四：利润极大化的作用机制
利润极大化一方面要求降低成本，一方面要求扩大市场占有率。 前者导致社会工资总额相对于GDP下降，社会公众购买力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现有生产能力开工不足和就业机会不足，这又直接造成劳动者谈判地位下降，从而进一步降低社会的总工资收入。这形成了一个使劳动者地位不断恶化、社会购买力相对于产能不断萎缩的正反馈回路。 后者导致产能提高，资本利润扩张,试图“以钱生钱”的货币剧增，产生了强烈的投资冲动。它强力刺激所有竞争性行业的产能大幅扩张，形成了一个导致产能扩张的正反馈回路。 正是这两个正反馈回路，造成了两大失衡：试图“以钱生钱”的货币与需要购买商品并祭献利润的货币间失衡；社会生产能力与社会购买能力失衡。并且，这种失衡将持续恶化，导致劳力与资本的双“过剩”。 在这样的基本格局下，过剩的生产能力只能靠海外市场维持，而找不到出路的逐利资金只能投入赌博性的“虚拟经济”。 以上只是逻辑分析，可怕的是，大量的报道和统计数据证实了图中每一框描述的现象。总工资：1990年以前，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在15%以上波动，此后几乎是直线下降，到1998年降到了11%。此后，直到2005年一直在10%到11%之间波动（见图五）。
有效需求不足：据前经贸委国内贸易局的调查，1996年供过于求和供求平衡的商品占93.8%；1997年又进一步扩大为98.4%，供不应求的商品仅有10种，占1.6%；1998年则已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供过于求和供求平衡的商品达100%。1998年底政府把扩大国内需求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措施。当时的刺激内需的措施，一是以调整利率、福利、物价等手段赶储蓄出笼；二是增加政府支出，甚至不惜以赤字财政大兴基础设施建设。此外，还有公务员加薪等措施。事实证明，均无效果。 产能过剩：早在2000年6月，前国家机械工业局就公布20种机械产品生产能力过剩，此后，前计委、今发改委不断发出各行业产能过剩的警告。 就业不足：我国有举世瞩目的GDP增长率和全球最严厉的人口控制政策，却不能为年均增长不到1%的劳力提供必要的就业机会，现在连大学毕业生都就业困难。曾几何时，“海归”就是“金领”的同义词，而《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关于“海归搜索行动”的一项调查表明，有71%的“海归”是在归国6个月内才找到工作，一年以后还没有找到工作的占10.2%。许多人无奈地自嘲：“海归” 变“海待”了。 劳动者谈判地位低下：这些年，恶性矿难不断，矿业的生产条件如此恶劣，为什么矿工还要在那里就业？在这个持续危及生产者生命的行业，生产者为何无力形成现实的压力，迫使业主做出起码的安全投入？逻辑上我们只有一个答案：在与矿主的博弈中，矿工处于绝对劣势，不干你可以走人，而矿工们无处可去！追逐商品的货币萎缩，追逐利润的货币膨胀：央行将其货币发行量分为流通中的现金、活期存款、准货币三类。其中，流通中的现金主要用于交易，它追逐的主要是商品，并在此过程中为资本提供利润。而准货币（含：定期存款、储蓄存款、其他存款）追逐的主要是利润；至于活期存款则介于两者之间。图二以GDP为尺度来衡量货币发行量。自1990年以来，相对于GDP，流通中的货币没有明显变化。但准货币却从占GDP的45%（1990年），增加到104.8%（2006年），上涨1.33倍（见图六）。这表明，追逐利润的货币明显超过了追逐商品并提供利润的货币。
图六：货币发行量的构成
投资冲动：投资总额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一直持续上升，虽然其间有大幅波动。进入本世纪后更是以接近“大跃进”的速度冲高。到2005年竟高达48.26%，这意味着近一半的产出被用于投资（见图七）。
图七：投资总额/国民生产总值
虚拟经济过热：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上证指数是它最好的佐证（见图八）。
图八：上证综合指数
依赖出口：出口/GDP一直在波动中上升，进入本世纪后更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冲高，到2006年已高达37.02%，即国内产能近四成靠海外市场支撑（见图九）。
图九：出口/GDP 事实上，上述现象人们已不陌生，但人们通常将其视为一个个独立的问题，不同领域的专家在为不同的现象寻找对策。而图四告诉我们，这些现象互为因果，构成了至少两个自我强化的正反馈回路。
印度教的湿婆神是创造与毁灭之神，它有许多的化身。图四告诉我们：上述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现象是同一个“湿婆神”在不同领域的化身，这“湿婆神”就是资本利润极大化原则，它造成了两大失衡：试图“以钱生钱”的货币与需要购买商品并祭献利润的货币间失衡；社会生产能力与社会购买能力间失衡；造成了劳力与资本的双“过剩”。在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史上，还从来没有哪位神能如此强力地创造巨大的物质文明，同时将社会推入宿命的轨道。
图十：湿婆神
虚拟经济的沸腾和经济体对出口的依赖是目前最引人注目的问题，也是大量宏观调控措施直接针对的对象。然而在图四中，这两者均不处于正反馈回路上。换而言之，它们是问题的表象而非症结。直接针对它们采取调控措施，无异于扬汤止沸。于是人们看到，数年调控的结果是：资本市场、房地产、对外依存度均冲上历史新高。 事实上，虚拟经济的沸腾和经济体对出口的依赖是观测经济体病态的仪表盘。发现仪表盘指示异常，不是去对症下药，而是试图阻止指针乱动，岂不可笑？既然症结在于导致两大失衡自我强化的正反馈回路。对症之策就在于切断这些回路，或至少降低其反馈的强度。 仔细观察图四，不难发现，货币政策对此几乎无从下手。唯一看来有可能的着力点似乎是“投资冲动”。从表面上看，紧缩银根可以有效遏制投资冲动。但所谓投资冲动是相对于实体经济需求不足而成立的，即投资强度超过社会有效购买力之所需。紧缩银根在压缩投资的同时，也压缩了就业和职工工资，压缩了内需，经济体内部的正反馈机制却毫发无损。紧缩银根的作用在于使经济活动冷却，它首先导致广大底层公众生计更加艰难，却根本无助于缓解两个基本的失衡：即追逐利润的货币与追逐商品的货币失衡、社会生产能力与有效需求失衡。反之也一样。于是找不到出路的生产能力只能向海外寻找出路；找不到出路的逐利货币只能在虚拟经济中狼奔豕突，而一旦开放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势必出现大规模的资本外流----因为国内盈利机会萎缩。 至于财政政策，人们同样用“积极”、“稳健”、“从紧”来形容它，表明它与货币政策类似。依然是靠控制货币量来调控经济。差别在于货币政策通过金融系统起作用，而财政政策通过行政系统起作用。当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时，靠大规模发行国债聚集资金，由各级政府投入路桥建设、城市建设。由于所有的建设主体都公司化了，都在追求利润极大化，结果丝毫没有削弱图四中的正反馈回路。事实上，由于行政权力介入，导致贪污腐败案大量出现，加剧了货币向少数人的集中，使他们能更有效地实现资本扩张；同时降低了底层社会公众的收入，降低了原本希望提高的社会购买力，结果反而强化了图四中的正反馈回路。 可见，只要财政投入着眼于经济建设的速度快慢，它就无助于缓解两个基本的失衡，对调控目标而言，就是隔靴搔痒。 图四告诉我们，要缓解社会生产能力与有效需求的失衡，逻辑上有两个方向：或者降低社会生产能力，或者提高有效需求。前者导致产品销毁、产能闲置乃至企业破产。这并非异想天开，在罗斯福的新政时期，1933年5月开始，新设立的农业调整管理局就在春夏两季有计划地犁掉了大约1000万英亩棉田，收购和屠宰了大约20多万头即将临产的母猪和600多万头小猪，几千万头牛和羊。但对于大多数国民还相对贫困,有的人甚至绝对贫困，而又号称社会主义的中国，这可行吗？ 要实现后者，一个可能的途径是对最缺乏购买力的那一部分国民进行补贴。目前建设公共财政体系，走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展开的教育、住房、医疗“新政”，建设主体功能区等即属此类。它本质上是财政转移支付，而这种支付有出无进，无法计算其“经济效益”。 另一个可能的途径是强化底层公众的谈判地位。但这不是财政政策的范畴，而是法制的范畴。最近关于新劳动合同法的争论即属此类。华为强制辞职事件和关于新劳动法数不清的“应对”讲座表明，指望政府颁布一部法就能解决问题显然过于天真。我们很多人热衷于“与国际接轨”，而“国际”上有两类决策机制，一类是“一股一票”，它是资本决策机制；一类是“一人一票”，它是人本决策机制。前者作用于私人领域，后者作用于公共领域。只有“一人一票”机制管住“一股一票”机制，才能缓解资本对公共决策的挟持，才能保障底层公众起码的谈判地位。 即便这一切措施都起到了作用，它也只能缓解而非根治问题。只要利润极大化原则继续起作用，追逐商品的货币与追逐利润的货币间的失衡就会扩大，无非是速度快慢而已，问题只会日益严重。一旦这失衡停止扩大，意味着资本积累停止，资本利润消失，无利可图的资本就会“用脚投票”，大规模的资本外逃将不可避免，请注意：有专家预期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将在2015年左右实现，观察一下哪些人在力促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饶有兴味。如果以为我们今天遇到的困境是“中国特色”，那就错了。 1920年，美国民主党总统威尔逊离任。继威尔逊后是3届共和党总统哈定、柯立芝和胡佛。这是一个全社会“向钱看”的十年，共和党政府相信“看不见的手”，让利润极大化原则自由挥洒。果然创造了前所未有盛世辉煌。1929年夏季的三个月中，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从165点上升到258点，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股票由268上升到391。通用汽车公司总裁说“人人都应该富裕，我们每个人都是股东。” 在中国以胁迫、欺诈方式盗取开平煤矿而起家的总统胡佛，被视为个人奋斗的“美国英雄”，他在竞选演说中对人民展示出美好的愿景：“美国人家家锅里有两只鸡，家家有两辆汽车”，与我们的经济学家提出的“每家两套住宅”的“小康”愿景异曲同工。 然而，这辉煌背后是冷酷的现实：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全美最大的16家财阀控制了整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53%，全国1/3的国民收入被占人口5%的最富有者占有；另一方面，约60%的美国家庭挣扎在仅够温饱的每年2000美元水平上下，还有21%的家庭年收入不足1000美元。“新经济”增长的喜讯掩盖了“夕阳产业”如采矿、造船、纺织、皮革等行业的危机，这些行业中开工不足、减产、失业相继出现。但共和党政府眼中似乎只看到了“繁荣”，美国财政部长保证：“这一繁荣的景象还将继续下去”。1929年10月24日，美国金融界崩溃了。到1932年，道－琼斯指数较1929年的历史最高点下降了89%，钢铁工业下降了近80%，汽车工业下降了95%，至少13万家企业倒闭，占全国劳工总数1/4的人口失业。这场灾难产生了Great Depression“大萧条”这个专有名词，给美国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记忆，至今在华盛顿的罗斯福公园里仍能看到纪念那次灾难的雕塑----憔悴的人们在排队领取救济（见图十一）。
图十一：“大萧条”纪念雕塑，罗斯福公园.华盛顿 摄影李晓波 对这场危机，经济学界至今没有共识。货币主义者认为：当时只要控制货币供应量，让市场机制恢复它的正常作用就可以了。凯恩斯则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常态就是有效需求不能消化过量的商品与劳务的供给，以致于形成投资不振、企业开工不足和失业。 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类似的经历，如果我们没有逐一分析统计数据，可能无法判断孰是孰非。现在我们知道了，控制货币供应量无法解决逐利货币与购买商品货币间的失衡问题，无法为多余的逐利货币找到真实利润的来源，它们只能到虚拟经济中去玩赌博游戏。 凯恩斯将问题的症结归结为“有效需求不足”。然而这个貌似“价值中立”的晦涩术语，不过是在转述已去世的马克思的发现： “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人民大众的贫困和他们的受着限制的消费，但与此相反，资本主义生产的冲动，却是不顾一切地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48．） “人民大众的贫困和他们的受着限制的消费”----这就是“有效需求不足”的真实含义。回避对具体社会群体的分析，这似乎是“主流经济学家”们共同的偏好。然而这并没有妨碍凯恩斯开出自己的药方：利用政府的力量，把需求刺激起来。但政府的钱从何来？凯恩斯主张发国债，提前支出，将赤字财政作为一种经常性政策。 危机导致了胡佛下台和罗斯福上任。罗斯福著名的“新政”包含应对当前危机的措施和缓解两大失衡的政策两部分，其中的后者包括： l 要求资本家们遵守“公平竞争”的规则，订出各企业生产的规模、价格、销售范围；给工人们订出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的规定。其目标在于缓解产能的扩张和受薪人员的贫困化。 l 建立“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险金的来源,一半是由在职工人和雇主各交付相当于工人工资1%的保险费，另一半则由联邦政府拨付。其目的不仅在于稳定社会，也在于释放出被压抑的购买力。 l 将小雇主视为“国家骨干中极重要的部分，而我们的计划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力促中小企业的复兴。中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单位资产在小企业中提供的就业机会远多于大型企业，而小企业人均工资低下，因而有更多的比例转换为基本消费品的购买力，而非渴求利润的资本。 l 大兴公共工程，进行校舍、桥梁、堤坎、下水道系统及邮局和行政机关等公共建筑物建设,开展植树护林、防治水患、水土保持、道路建筑、开辟森林防火线和设置森林望塔等，仅工程兴办署和全国青年总署，二者总计雇佣人员即达2300万，占全国劳动力的一半以上。由此可见私人资本在解决就业问题上的无能。 l 实行一种以资产占有量为税基的累进税：对5万美元纯收入和4万美元遗产征收31%，500万美元以上的遗产可征收75%；公司税过去一律是13.75%，根据1935年税法，公司收入在5万美元以下的税率降为12.5%，5万美元以上者增加为15%。其目的在于遏制逐利资金的膨胀。 l 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又称《1933年银行法》），严格限制金融机构经营范围，不得同时从事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这就是业内所称的“分业经营”，在微观角度，它限制了金融企业的活动空间，而宏观角度，它制约了资本聚敛的速度。 罗斯福采取这些政策的理念源于他的系统性思维，他说过： “我一直认为，我们近来经历的大部分困难，是在政治上未能掌握这种经济上互相依赖的事实的直接结果”， “我们寻求的是经济制度中的平衡”。 继承其政策思想的肯尼迪说得更直白： “如果自由社会不能帮助众多的穷人，就不能保全少数富人。” “新政”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其影响之深远，此后半个世纪里，民主党执政32年。然而，既然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利润，在于资本利润分流了社会公众的购买力，那刺激有效需求的资金来自何方？ 1933年3月10日，罗斯福政府宣布停止黄金出口；4月5日，宣布禁止私人储存黄金和黄金证券,美钞停止兑换黄金；4月19日,放弃金本位；6月5日，废除以黄金偿付公私债务；1934年1月10日，宣布发行以国家有价证券为担保的30亿美元纸币,并使美元贬值40.94%。 此例一开，法币发行量失去了任何物质制约，只能仰赖政治家和银行家的道德、操守与判断力，而历史事实证明，对社会公众而言，这恰恰是最靠不住的。过去二十多年，中国为“创汇”，付出了巨大的劳动、资源和环境代价，将大量的美元作为财富积攒起来。而今美元“跌跌不休”，等于让我们巨大的付出白白送给了美国人。美国人还得了便宜又卖乖，喋喋不休地对我们指手画脚，耳提面命。
超量的货币发行只要能转化为“有效需求”，图四的循环过程就可以持续下去。然而，这一循环必然使货币持续积累为资本，于是，持续的超量货币发行就成为经济持续循环的必要条件。由于货币发行不再受到黄金存量的制约，使当局有可能持续超量发行。然而，这一过程必然导致货币的增长速度超过真实财富的增长速度，由此，我们发现了利润极大化原则必然会造成的第三个失衡：货币发行量与真实财富间的失衡。其长期后果必然是巨大的通胀压力。图十二显示，这一过程在当今的我国也展开了，自1990年以来，货币发行量的增速，远超过以不变价格计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固定资产存量，仅16年就积累了巨大的差额，其效率之高，令人瞠目。
图十二：货币发行量与真实财富生产的对比 货币发行量与真实财富间的失衡，其长期后果必然是巨大的通胀压力。一旦超过某个临界点，危机很容易被突发事件触发。
1970年代初，美国走到了这个临界点。 赤字财政：美国政府公债在50年代每5年的增长率只有6.3%左右，但1960-1965年增长率上升至11%，1965－1970年更高达18%，1970－1975年则猛增至42%。1958－1960年，联邦储备银行每年平均净购政府证券11亿美元，1961－1965年每年平均净购27亿美元，1966－1979年每年平均净购额上升到60亿美元。 超额货币发行：银行将认购政府公债的价款或政府借款作为存款列入政府往来帐户，以供财政部随时支取。由于银行增加了这笔虚假存款，从而使它有可能扩大对客户的放款。这就是所谓“派生存款”，如此步步“派生”造成存款的连锁扩张。联邦储备银行在60年代把实际利率控制在2%到3%的低水平上，为银行信贷的大规模扩张创造了条件。1951－1960年，美国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3.2%，而货币供应量年平均增长率只有2%；但1961－1970年，美国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4.2%，而货币供应量年平均增长率猛升到4.7%。 货币供应量增长超过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造成了美国经济学家所谓的“奔驰性通货膨胀” 这就是1968年上台的尼克松面对的情况。他的经济顾问建议他大规模削减开支。芝加哥学派的货币主义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则向尼克松的高级顾问们保证：只要停止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和提高利率，通货膨胀在6个月内就可以扭转。 将信将疑的尼克松在1969年4月14日提出了所谓“姑且一试”计划，从约翰逊提出的联邦预算中削减开支40亿美元，不再延长肯尼迪总统为刺激私人投资在1962年实行的投资税优惠，并严格审查各种免税项目，从而在1969财政年度使联邦收支获得平衡，且略有盈余。此外，财政部和联邦储备委员会密切配合，紧缩货币，并于1970年将利率提高到内战以来的最高点。其结果是经济急剧下降，失业人数继续增长，对于克服通货膨胀则无济于事，触发了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两症并发的“滞胀”现象。 限制经济增长的货币主义政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迫使尼克松于1971年1月宣称“我现在也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他转而用赤字财政政策来实现充分就业。然而他同时又把通货膨胀的原因归咎于工人工资过高，使资方不得不把成本增加转移到价格上去。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向全国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其主要内容为：冻结工资、物价、房租、和红利90天，要求国会削减联邦开支，停止外国中央银行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对进口商品增收10%的附加税。 “新经济政策”的实际作用是让工人承担经济危机的损失，其后果必然是社会购买力相对于产能进一步为萎缩,却无助于矫正货币发行量与真实财富间的失衡。结果美国一步步深陷于滞胀之中。 到1975年5月，美国失业率达8.9%，为1941年以来最高纪录。私人建筑开工数从1973年1月的最高点到1974年12月的最低点，计下降64.8%，这是战后下降幅度最大的一次，接近30年代大危机期间的下降幅度。汽车产量从1973年10月的最高点到1975年1月的最低点，计下降56.4%。钢产量从1974年3月的最高点到1975年7月的最低点，下降34.4%。经济萎缩的同时，物价却在上涨：消费物价指数1973年上升到6.2%，1974年4月新经济政策宣告收场时，升到12.2%，1975年仍达9.1%。 一般认为，是里根让美国走出了滞胀，而里根奉行的是供应学派和货币学派理论。供应学派的核心主张是减税，货币学派的核心主张是控制货币发行量。减税的后果是政府财力下降，社会保障体系被削弱；控制货币发行量的后果是投资能力与购买力同时下降，整个经济冷却。 1981年2月里根提出其“经济复兴计划”，7月，美国开始进入战后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程度最严重的第8次经济危机之中。里根经济学实施两年后，美国经济陷入战后最严重危机，出现了50年来最高的企业破产数，40年来最高的失业率，有史以来最大的预算赤字。 从1982年下半年起，里根政府不得不同意增税以减少赤字。联邦储备委员会也从1982年年中起放松银根，使1982年货币供应量大大超过原定4－8%的增长目标，达到11%。 事实上，长达十余年的滞胀完成了一次破坏性的调整，加之中国向资本主义世界开放，社会主义阵营瓦解，资本主义全球化重新抬头，提供了向广大地区转移矛盾的可能性，恐怕这才是美国走出滞胀真正的原因。 由此我们看到，由于利润极大化的内在逻辑造成的两个基本失衡（有效需求与产能的失衡、购买商品的货币与追逐利润的货币失衡），生产萎缩成为经济体系的固有趋势。无论用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来校正它，都势必造成第三个失衡：货币发行量与社会真实财富的失衡。短期内这种政策可以维持经济系统的运行，甚至可能造就烈火烹油般的盛世，从长期看，只要无法转移矛盾，第三个失衡的积累势必导致滞胀，这将是此类经济体的宿命。早在2004年有关滞胀的预警就出现在媒体上。瑞银(UBSLtd)的经济学家警告称，每桶45美元的油价将引发滞胀问题。当时的估算显示，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只有每天50万桶的闲置产能，不及全球市场每天8,300万桶的1%。回旋余地极为有限。人们担心油价会导致通货膨胀以同样幅度上涨，将世界拖入滞胀。 2004年谢国忠在《新财经》第8期上发文《亚洲各央行是否应向滞胀宣战》，警告： “亚洲各央行正面临一个十字路口。若不开始解决通货膨胀问题，那么，全球经济可能通过滞胀经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财富再分配”。 他的论据是： “政府和非政府部门的经济学家们纷纷下调了国内生产总值的预期，但他们的通货膨胀预期却居高不下。” 他也提到了石油： “如果各央行出于对增长的担心而不从现在开始着手对付物价上涨问题，那么，石油供应危机的再度爆发或许会迫使他们容忍更为严重的通货膨胀。20世纪70年代的历史将会重演。” 2005年2月《经济》杂志发文，称美元贬值推动中国通货膨胀，使中国存在发生滞胀的危险。作者在文中意味深长地写道： “美国走出上世纪70年代滞胀的途径，是利用它的特殊世界地位发动‘战争’。” 2005年4月9日《证券时报》发表《滞胀离我们有多远》一文，报道国内专家对滞胀可能性的不同意见。悲观派的论据是能源瓶颈和经济周期；而乐观派则认为油价对消费者价格指数影响有限。 2006年2月21日，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副秘书长王建在《中国证券报》上发文，提出：2006年中国经济“可能进入滞胀阶段”，其理由是：“滞” ----“本轮经济周期已经进入到大量产能开始释放的阶段”，“在2005年先期建设的部分项目开始投产，2006年的产能释放规模会更大，到2007年则会进入高峰”；“胀” ----大宗商品如粮食、石油、矿石涨价，势将带动生产者价格指数上升。 2006年8月汇丰银行亚太区经济顾问梁兆基警告：美国目前正面对滞胀的风险。 2007年12月3日英国《金融时报》文章指出：“世界上几乎每个角落的通货膨胀率都居高不下，这让决策者们头痛不已，他们正竭力应付全球信贷市场动荡对经济增长的威胁。”（《冷却了但压力增加：为什么说很快会出现70年代那种滞胀》） 这各说各的理由难免让人无从判断，如此多的人关注滞胀却耐人寻味。问题是：对中国而言，胀从何来？滞因何据？ 自2006年第四季度开始，国内蛋、肉、粮、油、菜明显涨价。当时有专家称，那是“恢复性”上涨。然而，很快价格就接近甚至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这时又有专家出来说，这是“结构性”上涨。如2007年8月20日，发改委价格司司长曹长庆在答记者问中表示，他认为目前的价格上涨主要是结构性上涨，非全面通货膨胀的前兆。 从一直关注产能过剩的发改委的角度，整个经济体产能过剩，涨价只可能是局部的、短期的，这就是所谓“结构性”上涨。然而，产能过剩未必能杜绝通货膨胀。这里有两个重要的因素，其一，货币发行量，当所发行的货币量明显超过社会真实财富时，通货膨胀将不可避免；其二，资源性物资（如农产品、石油、矿石）匮乏时，再多的产能也只能闲置，通货膨胀将不可避免。第一个因素已经是现实，第二个因素正露出端倪。由此，通货膨胀的危险绝非空穴来风，这次经济工作会议决定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显然不是无的放矢。 那“滞”的可能性呢？我们来看看国内生产者面对的市场结构理论上，国内生产者面对的市场由国内消费、投资和出口这“三架马车”决定。进口一部分满足国内消费，一部分满足国内投资，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社会零售商品总额的相对比重分解进口量，可估计国内生产者在内需和投资上所占的份额，从而估算出国内生产者面对的市场结构演化（图十三）
图十三：国内生产者市场结构的演化
数据显示，1978年以前，虽然投资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国内生产者主要还是面对国内消费市场。1978年以后，国内消费市场所占份额已经大幅萎缩，投资所占份额增幅有限，而出口所占份额则明显上升。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出口，进入本世纪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平均达到50%（见图十四）。
图十四：不同市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逻辑分析和统计数据显示的趋势都提示我们：由于内需不振，投资饱和，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出口。要继续维持经济运行，出口的份额就必须继续扩大,其可能性如何？
我国出口市场分布见图十五。
图十五：2005年我国出口市场分布 欧洲、北美占到我国大陆出口市场的44.6%，而亚洲部分，东亚的港、日、韩、新、台即占了整个亚洲市场的75.5%。其他市场相比之下微不足道。在我们的主要出口市场地，贸易保护主义日渐浓厚，针对中国的贸易纠纷此起彼伏，出口量绝难维持当前的增长率。而一旦出口停止增长，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至少下降一半，其后果是什么？ 更为莫测的是，席卷美欧的次贷危机历时四个月后仍看不到落幕的迹象。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称：当前的市场动荡与1998年长期资本对冲基金危机以及1987年股灾时的情形几乎完全一样。美国财长保尔森则警告说，目前次贷危机在信贷市场引发的信心危机，可能比以往20年中任何一次金融震荡的持续时间都要长。凭他个人的经验判断，本次次贷风暴的强度和持续时间将甚于前两次金融危机，而平息这样的危机没有“速效药”，市场动荡预计将持续更长时间。 2007年12月13日加拿大央行(Bank of Canada)、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欧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美联储(Federal Reserve)和瑞士央行(Swiss National Bank)宣布：正计划协同行动，向陷入困境的市场投放流动资金。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称此为“央行直升机向市场撒钱 ”，克里斯•贾尔斯(Chris Giles)则质疑“美欧央行在孤注一掷？”，可见问题的严重程度。 由于格林斯潘长期的低利率政策，美国已货币发行过量，面临通胀压力。在次贷危机爆发初期，8月7日美联储还声明：“关注的重点仍是通胀压力能否像预期那样得到缓解”。次贷危机迫使各国央行增发货币，无异于饮鸩止渴，为通胀积累更强大的应力。 如果应对次贷危机失败，美欧各国经济难逃衰退，我们在亚洲的主要出口地亦难置身事外，于是中国的出口不但无法维持目前的增长率，反而会收缩，那中国经济将如何避免“滞”？ 当然不是没有积极因素，中国的出口企业，已经悄悄地在品牌和原创技术方面发力，一些微观案例提示我们，只要假以时日，中国企业在这方面将显出可怕的竞争力，不排除彻底改变国际贸易格局的可能性，这才是令美、日、欧神经紧张的真正原因。如果我们的生态与资源环境能够熬到这一天，如果我们的社会稳定能够维持到这一天，如果我们的资本集团能躲过国际资本的金融洗劫，早晚有一天我们的资本集团会在装备工业、信息工业、能源工业、高档消费品工业等以前绝对劣势的领域向他们发起挑战。问题是，这些两三百年来一直在洗劫别人的国际资本，会坐等这一天吗？回顾历史，这将是一场什么性质，什么强度的冲突？那时的地球能否承受这样的冲突？ 出路何在？根本的出路在于内需，只有内需与产能达到某种平衡，中国经济才不会被拴在别人的战车上，中国的经济增长才能带来大多数国民生存方式和基本素质的改变。然而内需建立在占人口多数的社会底层公众的货币收入上。如果这收入依赖政府转移支付，势必导致财政赤字和超额货币发行，“从紧的货币政策”的作用将被抵消，从而导致通胀。要想避免这一态势，唯一的出路是在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间做出调整，既然利润这个财产性收入是导致问题的症结，压缩它、制约它而不是鼓励它就成了唯一对症之药。 然而，利润空间缩小，资本会不会“用脚投票”，逃之夭夭？别忘了，2005年11月，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过，中国将在2010年完全实现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中国证券报》2005-11-22《最新升值压力四起人民币引领关注重点》）。 可见我们的学术界和精英集团面对的是一个根本性的难题，在常规的“主流”理论下，是找不到答案的。或许若干年后，人们才会发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科学时报》2007年12月30日 五、六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