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务院（关于转基因水稻）座谈会上的发言

佟屏亚（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玉米科学研究和农业发展战略研究）

（5月3日上午，国务院某办负责人受李克强副总理委托，召开一次关于转基因水稻商业化问题征求意见座谈会。这是我的发言）。

迄今为止，转基因作物安全性是一个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命题。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该不该研究转基因水稻，而是要更多地关注人类自身已有的基因表达，建立科学伦理的规范。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存在的问题，一是对人体健康及其后代造成的影响，二是对环境安全特别是对农业资源的危害。政府应该严格转基因作物管理，大力推进在全社会公众参与下的广泛传播，尤其是需要提高重大决策的透明度。

第一，中国人以稻米为主粮，不要轻易地被转了基因

农作物杂交育种是在相同物种之间进行，转基因作物是跨物种之间进行，转入基因蛋白可能从来没食用过。尽管研究者会对基因进行“修饰”，但“修饰”过的基因对应的蛋白是自然界从来并不存在的。

连转基因研究人员都承认，转基因作物对人类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可能要几代人才能显示出来。人类的进化历程差不多有两三百万年，几代人的时间充其量是一个零头。转基因水稻研究者只用小白鼠进行了几个月的实验，就言之凿凿地说它是安全的，缺乏可靠的实验证据，而危害一旦发生，其严重后果将不可逆转。因此，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敢于把转基因主粮商业化。中国人常年食用稻米，转基因水稻对生命和健康存在直接风险和代际风险。因此，政府部门对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评价及发放安全证书要持科学严谨态度。

有些科研人员“敢为天下先”，以自己民族作为实验品！这种利在眼前、祸及千秋的愚昧之举，应当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如果转基因水稻商业化负面危害一旦成为现实，悔之晚矣！

第二，对环境安全特别是农业资源造成危害

转基因生物技术内在风险存在于生态环境：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具有持续性、滞后性、扩张性等特点，对生物多样性产生负面影响。

农作物“杂交育种”主要在同属或同科的物种之间，亲缘关系很近，因而融合后不易发生冲突，而“转基因”是不同的类群之间跨物种转换基因。“杂交”在自然界可以自然发生，而“转基因”则是用基因枪法强行注入，把完全不同属不同科甚至跨物种基因强行组合在一起，难测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中国是世界最大有水稻起源中心，有丰富的水稻种质资源，转基因水稻花粉飘移和基因飘移将污染常规水稻品种和种质资源，连野生稻也面临消失的厄运，种子库将失去宝贵的水稻原始材料。转基因作物环境安全性评价对野生稻以及水稻种质资源保护格外重视。

为了子孙后代，每个人都有责任保卫资源，还稻田一片净土！

第三，中国没有必要率先种植转基因水稻

中国是世界上水稻种植面积最多的国家，科研人员运用常规育种技术培育出许多高产水稻品种。现今全国年产稻谷约1.8～1.9亿吨，基本满足国人饮食的需要，还有一定数量的稻米出口。中国还没有饿着肚皮紧迫需要率先种植作为主粮的转基因水稻。

特别指出，农作物品种综合性状（产量、品质、生育期、抗逆性）的先进性，依靠常规育种方法为基本手段的基因重组，产生多样的基因型。常规育种方法和技术是育种的主体，分子技术、转基因技术仅仅是常规育种方法中的一个补充手段，有其先进性，但不能喧宾夺主。严格意义上说，现在还没有发现一种能使水稻增产的“增产基因”。因为农作物增产涉及的基因很复杂，即使培育出新的品种，依然还要通过常规育种技术一系列操作过程，还要有人研究水、肥、密等栽培技术，才能持续提高水稻产量。

转基因专家过分地“神话”了转基因技术，宣传通过转基因技术可以保证粮食安全，甚至解决全球人的饥饿问题。信口开河！就那么“转”了一个抗虫Bt基因和抗褐飞虱的基因，就可以提高8%的产量？把广大农业科研人员的工作摆在了什么位置？

再说，被神话了的“汕优63”这个品种原是福建省谢华安科研团队1981年育成的，最大种植面积达到9000多万亩，1988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张启发先生仅仅是给这个“退役”的品种“转入”抗虫基因，重新被命名为“Bt汕优63”，充其量只能说是“借鸡下蛋”，不是吗。

媒体报道，转基因水稻种子和稻米已经遍布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四川、湖南、河南、浙江等地种子市场和食品市场。转基因水稻已形成规模种植，农民将收获的转基因大米混在普通大米中进入流通市场。社会各界普遍认为，非法转基因稻种来自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研究团队。张启发先生毫不讳言：“农业生产试验很难做到全封闭。不排除有人见到田里长着如此好的东西，就拿走我们的稻种材料。因此，也无法控制农户收获的稻谷流向。”管理部门也闭目塞听。

第四，“明确转基因科学研究方针、重大专项部署及成果应用方向”

2009年，国务院通过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投入科研经费200亿元支持转基因作物的研究。国家一次性投入转基因研究经费比常规育种研究经费要多出几十倍乃至上百倍！

特别指出，政府加强转基因作物研究是一回事，允许转基因主粮商业化是另一回事。

在农业科研领域，几乎没有专家教授对转基因主粮商业化公开表示疑议。明眼人都十分清楚，如果表露“反转”观点，将无法从“重大专项”巨额经费中分得一杯羹！如果挂上一个分子呀、基因呀等项目或课题，白花花的银子都是盆满罐流，有哪位愿意自砸饭碗也砸别人饭碗？

农业科研人员有两种表现：一种是希望分得经费，二是希望获取成果。

袁隆平先生原来坚定地反对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政府应该特别慎重批准转基因植物商业化。科学家不能完全、预知对生物进行转基因改造，有可能导致何种突变而对环境和人造成危害。虽然实验非常成熟，但其对人类可能造成的影响，或许要在未来几代人后才显现。”言之铮铮，音犹在耳。在重大专项公布以后，突然来了个180度的转弯。袁先生说：“如果转基因抗病虫的水稻要人体做实验，我第一个报名。”。“我是志愿者，我愿意吃转基因抗病抗虫食品，我吃了没有问题，还不行，因为我现在没有问题，下一代怎么样？号召志愿者、年轻人都来吃，他吃了，他生的儿子也没有问题，这就没有问题了。”呵！呵！

转基因水稻商业化也迅速被提到日程，因为现行科研体制是以5年为一管理周期，研究人员没有耐心搞什么基础研究，希望自己培育的转基因水稻品种尽快商业化，以期报成果、获奖励、晋职称、显声誉。有些人甚至不惜采取非法手段实现转基因水稻扩散农田的既成事实。

政府还未批准任何转基因主粮作物商业化，不管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扩散或销售转基因水稻种子都是违法的。农业部门的官员、农业大学的院士、种子公司的老板，结成了一条稳固的保护链和利益链，缺失道德血液，玷污民族灵魂，很可能遗患千秋万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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