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五一劳动节：要么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革，要么就在一场阶级斗争中同归于尽　　

——论列车相撞事故、阜阳病毒传播事件的罪恶总渊薮在于特殊利益集团陈腐的运行体制以及左派对政府、爱国等名词的态度　　

徐亮　　

　2008年5月1日　　　

山东境内的列车相撞事件发生后，旧的领导撤职了，新的领导上台了。这一职务的更迭驱动力往往是某一灾难性事件。而这一灾难性事件从概率学的意义上来说，是稀少的，我们绝不能因为这一项灾难而否定列车在中国数十年社会进程中运输中提供的保障的长期安全性，但是正因为它们保持了50多年的安全记录，我们才不能原谅仅这一次失职就导致多达70多人死亡的、令人扼腕叹息甚至愤怒的后果。无辜的群众，往往是一次貌似微不足道官僚作风的最大牺牲品。而这些领导者却仍然苟活着，甚至可能会在某一个不引人注意的时期被提拔到另外一个岗位上，最可怕的是，这种官僚作风仍然顽强地苟活着，渗透着政府肌体运行的各个方面，而那些被颠倒、背叛的“为人民服务”等套话的政策说教，却往往与最隐蔽的潜规则杂糅在一起，形成毛时代以后中国社会越来越明显的“中国”特色。而正是这种规则埋伏了所有公共安全中的隐患，象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定时炸弹。比如汽车的超载，已经成为中国运输事业的明显通行规则，虽然这一规则总是出现例行检查和偶尔的非制度性、非常规性检查的阻断，但是这种超载在时间的几率中已经构成了运输总时间的全部，从而在多数的运输时间段中埋伏下危机。可怕的事实是，即使发生了事件，这种危机也被人们所认识到，但是这个体制仍然无法改变。　　

这种体制使我们陷入了思考，这些规则似乎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力，使安全与非安全象一场无始无终的“猫抓耗子”的游戏，也如西氟西斯永久无止境地从山上不停地向上推石头，而石头也永无止境地自山上而滚下。　　

从这一点上，我们将能够理解为什么安徽阜阳发生多起事故后，更换了数个领导，却仍然问题丛生，从毒奶粉到这次的儿童肠道病毒，无不说明了问题的实质。　　

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矿难发生了一次又一次，甚至在山西黑砖窑还历历在目、十七大刚结束的时候，山西又传来死亡的唏嘘声？　　

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仅仅依靠更换了一个济南铁路局局长可能根本不会起多大作用的忧虑？　　

如果脱离制度，单纯去思考人性本身，会象那些浅薄或有特殊用心的报纸一样，总是把问题归结到“缺乏法律意识”、“放松思想警惕”、“放松共产党员的自我要求”等纯粹人性主义的废话上，那么这些鹦鹉学舌、只会拾人牙慧的庸人们提供给历史后代的，就只剩下笑料和骷髅渣滓。　　

历史一再做出回答：罪恶在于腐朽的资本逐利制度与政府中官僚集团形成的强大特殊利益意志所维持的陈腐的官僚运行规则。　　

1、是腐朽的资本制度导致了灾难的一再产生。制度正是人祸产生的根源。任何一个封建朝代，包括远近的英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都注意保护资本强大力量下弱者的权益，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垄断资产阶级过分剥夺穷苦工人、农民的权益，他们整个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本身将在一场“同归于尽”的阶级斗争中丧失其几百年以来的统治成果。美国“猫和老鼠”故事中的寓言恰恰说明，美国制度之所以保护弱者，遏制豪强，正是为了避免因为某个豪强而导致整个资产阶级豪强集团的毁灭。　　

但是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没有英美国家百年以来血的阶级斗争实践打击，他们虚妄地认为，整个中国将处于他们的淫威之下，而且这种统治将千秋万载。于是他们创造性地发展了社会理论，即认为起义和革命是社会的破坏性力量，将造成社会的严重倒退。而问题在于：这种起义与革命是被统治阶级迫不得已的自卫行动。这些无良的理论家在消除、减弱统治者的奴役力度方面毫无作为，却热中于劝导群众不要投身于革命事业中，以帮助统治者维持其野蛮而残酷的阶级统治。　　

在这个过程中，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空前结合在一起，政治权力甘心情愿投靠经济利益带来的一切个人主义物质、腐朽文化的满足，带来他们政治上特殊利益的最大化。给他们带着政绩，带来“盛世”的虚荣。　　

互相利用，互相将对方的淫威发展到最高峰，即使面临最后的毁灭也在所不惜。这就是目前整个资产阶级和其政权代理人的表现。　　

如果不能从制度上消灭保护资本，并从法律将颠倒的服务秩序重新颠倒回来，至少恢复到孙中山的“遏制资本”、民生、民权、民族的立场上，那么这个制度衍生的各类丑陋现象就会“一而再，再而三”。　　

普通的群众总是要求剥夺罪恶矿主、罪恶现代包身工的生命，这种朴素的要求还处于人民的自发意识阶段，从破坏生产工具到剥夺直接制度体现人的生命，都是工人阶级早期自发需要的直接表现。　　

我们需要让劳动人民知道，这一切都是罪恶、丑陋、腐朽、反动的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是极端腐朽的个人主义、自私自利资本主义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已经超越了“道德滑坡”这样的套话，而成为制度的直接结果。　　

2、政府中官僚集团形成的强大特殊利益意志是罪恶的总渊薮　　

国家不能依赖人治，更不能依靠“好人”建立政府，人民不能依赖个别清官。毛泽东曾经在50年代，忧虑过人治的问题。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是解放工人、农民民主意志的重要历史阶段，它使任何官僚制度、任何官僚强大的政治经济结合体的权力处于绝对人民权力、伟大人民意志监督的海洋下。这一点，甚至连西方的资产阶级“毛泽东”研究者都不能否定的。　　

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只是说明一种方式的终结，但是无法从历史角度否决其必要性。文化大革命后重新恢复政治地位的官僚们与右派知识分子们，不仅腐化、官僚的更加严重，而且发展出一些极其反动、极其反国家的知识分子典型，如谢滔之流。　　

拙作《新政治神学批判》指出，恩格斯曾经批判过巴枯宁国家是资本产生的根源，也是资本罪恶的渊薮的反动理论。但是现在看来，中国的情况恰恰说明了巴枯宁的理论，即：　　

这个国家中的一群工人贵族依靠政权、政策和腐败培育了一个资产阶级，而且是一切资本罪恶的纵容者、保护者。下面，只是简单地举出两个例子：　　

（1）背叛传统的偏向弱者，执行扶植资本豪强政策。在中国的中世纪，包括孙中山时期，都提出了控制豪强、遏制资本的需求，而我们这个时代居然对比奴隶制度以来强大千万倍的资本豪强偏向保护，出现“杀贫济富”的政策与法律，确实是违背几千年以来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实践的“全面反动”。中国目前的最可怕之处在于，不仅在法律、制度上推行一套偏向资本的程序，而且试图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全面“洗脑”，从而剥夺劳动人民“思想反抗”的最后权利。　　

（2）片面学习西方制度中那些邪恶畸形的方面。西方的资本主义在发展资本的同时，要对弱者的权利进行保障，从而使社会避免直接诉诸于激烈的阶级对抗。在西方世界，即使政府在幕后保护着资本集团的总体利益，但是他们至少在意识形态上还提倡着保护弱者的一些制度、宣传，努力要表现出“公正、不偏不倚”的调解人的角色。但是我们目前连这一资产阶级的遮羞布都背弃了，连这点伦理道德的遮羞布都扔掉了，直接诉诸于用警察、监狱、法庭、打手保护着资本家的利益，而将愤怒的人民群众推向对立面，甚至在舆论中公然污蔑群众是“民粹”，是“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　　

在这种总体格局下，如果没有劳动群众所有制和劳动人民民主制度这一社会主义根本价值的恢复，即使国家重新奖励“劳模”，重新恢复“劳动光荣”的口号，也不过是为了鼓励劳动者在资本主义企业中为资本家创造更多的价值。　　

在这种总体格局下，提倡报效国家，提供“爱国主义就是努力工作，就是强国”，不过是为了更多地利用爱国主义者的热情，从而为尽快地培育出一个资产阶级国家而贡献力量。努力工作、将爱国变为爱政权、将爱国变为好好工作的人们最终将发生，他们努力建造的，不过是与他们对立的异化体，不过是与他们悖逆的坟墓。　　

如果不首先解决“主义”，即劳动群众所有制、劳动人民民主制这两个最大的“问题”，而只是在承认国家扶植资本、资本占据社会经济文化主导的格局下提供那些只有在真正社会主义基础上才发展起来的口号，就会将这些口号异化为资产阶级也能够接受的东西，异化为资产阶级更便利剥削的工具。这就是左派目前关于问题与主义的最新见解。　　

爱国主义如果只是体现为维护政权本身，不管政权的性质、政策的性质；那么我们也仍然会如同顾炎武一样严格将“天下与朝廷”、“政府和祖国”分开。如果爱国主义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不过是鼓励劳动人民为资本、官僚的奢侈享受更加努力工作，那么我坚决反对这样的“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不过如同破产了的第二国际一样，成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工具而已，无论它最终叫“民族主义”还是“民粹主义”。　　

因此，限制奥运会爱国主义行为，从而约束爱国主义的形式，将爱国主义引导向努力工作的歧路，不过是一种官僚特权利益与资产阶级利益的双重表达。　　

3、政府与时代的变革、重建人民政府　　

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往往将左派说成是“既反资本又反现政府”，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一种希望政府将刀直接砍到左派头上的阴谋。在中国传统社会的谋略中，只要你反对皇帝，无论你的罪多么地小，都将杀头；而你的罪无论多大，只要不反对皇帝，往往就会得到保全性命的结局。　　

恰恰相反，左派为胡政府中出现的每一项积极的措施都表示由衷的高兴，并指出这是人民意志的胜利和以左派为首的劳动群众积极斗争的结果。左派支持政府中那些进步的措施，并对政府推行的政策进行社会主义的总评估和总监督，并按照社会主义和人民意志的原则进行批评或赞扬。左派保留了以人民批评的方法促进国家向社会主义方向返回的方法和策略。而恰恰是那些美帝国主义支持的买办集团，他们试图通过他们的西方经济学、政治学的甜言蜜语将整个党推向彻底的毁灭，其中包含的祸心正是与政府中那些爱国者的意志悖反的。　　

（1）我们首先要明确，官僚政府所承受的，是一种体制的戕害。这种制度将人性磨练为世故老练的官僚。但是这绝不能以一种“无产阶级自发意识”层次的观念来解释，比如解释成某位官员良心坏到什么程度，或是官员腐败到什么程度。无论他们如何地腐败、腐朽、堕落，只要他们在制度的体现者、权力的体现者的前提下发生问题，就至少能够说明制度本身的漏洞。如果这种制度一直无法克服这种腐败的蔓延，如同梅毒、天花、爱滋病的传播一样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决定着他们面向社会形象的基本方面，那么就说明制度本身是反动的，是反人性的，它只会把人变为鬼。　　

（2）这一制度决定论，而不是思想决定论、人性决定论，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即使某一领导阶层是伟大而卓越的，即使他们试图改变现实，他们也无法在制度的惯性中有所作为。也就是说，即使我们能够更换阜阳政府的全部官员，但是我们仍然无法更换全套的运行制度，正是这些制度和潜规则，才是阜阳社会的真实统治者。同样，即使我们更换全部周老虎事件中的官员，我们也无法避免在粮食储存领域、铁路运输领域、税收收入领域、安全工业生产领域、农民生产领域、物价调控领域、房地产领域等一切经济领域出现各式各样的“假老虎”。　　

即使后来更换的领导人想有所作为，他也无法改变现有的“生产关系格局”和“上层建筑格局”。即使是封建皇帝，也无法在各种力量的制约中完全做到“以言定法”，皇帝的所有“以言代法”，都是在不触动整个官僚特权阶级利益下才成立的。　　

因此，左派是与政府中那些爱国者、社会主义者站在一起的，谁都不能否定这一点。只要政府的官员中还有爱国者，还有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左派就不能放弃争取合作、联盟的努力。与政府中那些真正共产党人、爱国者的默契，也是人所共识的。除了那些极左翼试图采取激进措施以外，左派相信政府中正在随着人民的意志发展出一些非常健康、非常纯洁的执政力量。但是这些都不能排除左派对制度的不信任，有时候，很多政府官员之所以表现的富有人民性，不过是害怕未来的可能阶级斗争会将他们彻底推倒。资本带给他们的，只是资产阶级的殖民地与奴隶般国民社会状态所带给他们的千古骂名。左派所阻止的，恰恰与那些爱国者的意志是统一的。　　

通过政治上的劳动人民民主制和经济上的劳动群众公有制重建人民政府，重建“社会（劳动工人、劳动农民、劳动知识分子和所有爱国者为主体）享有全权撤换、监督政府所有大小官员”的人民共和国，从而真正实现法国大革命、美国解放黑奴以来，直至巴黎公社，业已被证实民主原则，就能够彻底消灭官僚制度，从而将那些人性异化、依附这些陈腐制度的官员们彻底解放出来，从而彻底避免“阜阳事件”、“周老虎事件”、“山东列车相撞事件”等的一再发生。　　

这些原则都是不言而喻的，我们的重申是由于：目前有一个受到帝国主义控制的官僚政客集团和资产阶级雇佣的知识分子势力操纵的舆论，正在试图将中国引向由少数帝国主义操纵的、国内官僚资产阶级买办寡头享有的、殖民宗主国式的“民主”、“自由”、“人权”上来。这个迷梦迷惑了很多的人，它貌似强大，但终归不过是纸老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