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时间、身体

——从三个角度解读《中国女工》

徐亮 （广州）

　　 《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呼唤》（英文名《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Global Workplace》），作者潘毅（现为香港科技大学副教授），此书是作者根据自己在伦敦大学时的人类学博士论文扩充而来。为了能够更加真实的了解和描述这些女工的工作、生活状态，作者从1996年11月到1997年6月到深圳的“流星”厂呆了整整八个月，并在其后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不断的思考和书写而成，这是一部作者“呕心沥血”的民族志作品 。2005年，潘毅凭借此书击败世界各地80位对手，获得社会科学界世界级权威C.Wright Mills奖──2005年最佳书籍，同时成为了该奖项1964年创立以来首位亚洲得奖者。2007年 ，此书由香港明报出版社2007年2月出版中文版，明报总编辑潘耀明为此写了一篇序“当我们的心淌血时”，并将之成为“神州沉思录”系列之一。

　　潘毅以民族志的形式跟我们讲了一个关于当代女工们的故事，梁文道在代序里说，也许真正的重点是“我们怎么去说一群女工的故事，要怎么去‘为’她们说故事”，我们为什么要讲这样的故事！我们不可逆转的陷入了全球的经济体系，又再次踏进了两百多年前西方世界的“局”，这样一个市场经济的故事，既有与西方相似之处又有我们自己的独特性，潘毅深入其中，她既是故事的叙述者，又是故事中的参与者，它的真实与生动是勿庸置疑的。作者以浅显易懂的语言讲完了故事，在著作的最后层层深入的分析了女工梦中无意识的尖叫，把个体的梦魇与社会秩序中的种种力量结合起来，提出了“抗争的次文体”一说。她的抗争性包括了单个个体或主体的女工们的噩梦、尖叫、罢工、痛经身体的语言，构成了一部身体反抗的图景。

　　笔者尝试从“空间、时间、身体”三个角度切入，对这部作品进行重新解读。作者的叙述与分析涉及到这三个方面的内容，但并没有以一个理论框架来直接展示三者之间的关系。本文试图做的，并不是对作者理论框架进行挑战，而是对作者的材料的丰富性作进一步展示。

　　一、空间的错位与认同的模糊化

　　（一）空间结构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关系会促进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权力结构的调整。大工业的生产模式打破中国人从前的关系脉络，从而将个体从传统的关系中抽离出来，因为“孤独的个人”从而更好控制和有利于现代化大生产，于是管理者从空间的改变从而实现自己的资本权力，并实施了国家的管理权力；而对空间的改变，同时也实现了对传统权力结构（学缘、地域）和社会结构（个体差异性的销蚀）的调整和改变。

　　当作者第一次在此书中描述青河村提到新旧楼房的交错陈杂时，她应用了福柯的词语“异质的空间”，很显然，在这些摇摇欲坠的房子中间凸现出各种资本主义的文化象征，呈现出在急遽变迁中的社会百态，带给人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P51)。如作者自己所言，表述政治总是要在某一历史、空间中，这样谈到一些具体的主体时才有一个具体的表述场域。那么深圳这个城市则是一个大的表述场域，而流星厂，或者更加具体的来说，是车间，是工人工作的那个狭窄的“生产线上的定位”。作者将空间这一概念单独提出来讲只有一小节，是在第二章“背井离乡”中的第二个小节“空间的艺术：生产线上的定位”[1]。这些工人们一进入工场就被安置到一个固定的位置，而生产机器的权力与技术也迫不及待的开始作用于工人的身体之上。这样，工人也变成了这生产流水线的一件“机器”一个“零件”，在这样的一个生产线上，“规训权力开始向我们展示它的空间艺术。”(P125)生产线上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好像作者描述的那样，他们的每一个工作的动作都在有限的空间里给出了标准和限定，因此，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走出自己的“动作”或者说是一种“技艺”以及他们的“空间位置”。不仅如此，车间也是完全封闭的环境，所有的窗户都被封住，并且还拉上了塑料窗帘，隔绝了工人们与外界的接触（P153）。一种貌似自由的生活（偶尔的周末逛街消费），实则实是以奴役所有可能活动的空间及其绝大多数时间作为代价的。除了这样的一种隔绝，在工人们仅有的空间里，还装上了无数的“电子眼”[2]，作者把它解释成为权力在场的表现，虽然它是隐蔽而难以识别的。“作为至高无上的权力象征，这只眼睛在车间的存在促进了工人们的自律和相互控制，并由此使其权力得以实现”（P168）。 严格的空间监控技术（如电子眼），在其社会化身体的同质化的过程中扮演了简单而重要的作用，而它同时意味着权力在这个空间的展现，“电子眼”的权力成了惟一在场且无处不在。福柯强调，空间是任何公共形式的基础，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一方面，空间的命运取决于权力；而另一方面，权力反过来也在空间这个竞技场上得到呈现，得以流通和表现，空间是权力的承载体。

　　工作的空间被严格的限制和监控，宿舍空间同样逼仄（见后文），而她们在社会空间的最后的活动是购物，而这个空间是严重商品化的。按照阿伦特的解释，人的独特性和差异是人类社会存在的重要因素，而工厂中个体的差异性，最终只落在了这个物化世界中消费时代的利益或金钱之上。“购物”，成现代社会人们最后的狂欢。严重商品化的空间中的行为，是对个体物化的过程和差异的销蚀过程。在消费之中，消费者获得“个性”的幻觉，但这种活动实际上毫无个性可言，因为在整个过程中，起支配作用的是货币，而这些货币持有者的个人特征对于他人来说毫无意义。女工们平日在工厂的文化活动就是听收音机里的流行音乐，然后去购物，实际上她们买不起太多东西。在这种“购买”的中女工们能够舒展她们紧张的神经和狭窄的生活空间，达到短暂的欢愉和忘怀。而“爱情”，作为女工们惟一而最高的追求，更是一种想象，并不是一种现实；而这种想象，同样也缺乏空间的纬度（交往空间和对象的严格受限）。

　　（二）技艺者及其呈现的空间

　　在“社会性身体”一章的结尾，作者总结地说，“工厂的空间与时间实践——即通过个人身体分隔技术与集体力量凝聚技术的共同作用——创造出了一个社会性的身体——打工妹，并将其放置于全面监视和控制下。”（P170）空间塑造了一种身份，而个体正是在这种特征并不明显、整体性和连续性非常弱的的阶层之中。

　　个体被凸现出来以后，工厂管理者进一步要改变的就是告诉女工们要“竞争”，这是市场经济的规则。 这种竞争被强调为公平的，大家都是平等的，这是空间所塑造的另一个概念，只要每个女工认真工作，他们就得到平等待遇和优厚的工资。这种虚幻的平等在女工看来是存在严重剥削的，她们这种对剥削认识未必有逻辑或者理论支持，只是一种对工作的付出与得到反差的直觉体会，她们也并不清楚从何处可以得到证实和论证。而个体的孤立和对立，使得即便是工人们的内部空间里也充斥着矛盾，作者几次描述了女工宿舍的冲突，展现了女工内部由于地域或者血缘或者语言差异带来的不合，而归根结底几乎都是与利益相关的。这种建立在严重不平等上的单一的差距，构成了女工们在具体的空间中对自己未来的设想和想象余地（而非空间）。女工们彻底断裂在这样的一种由工厂生活中构成的严格限制和监控的空间所形成的空间感里，缺乏历史性－她们看不到自己的过去与将来；也缺乏外延性，她们是工厂的一颗螺丝，而不是超越于所有工厂之上的有共同权益追求的阶层；同时，女工们也缺乏认同感，彼此之间的矛盾重重。这种精神上的痛苦，是造成最后作者所说的“个体分裂”的一种重要原因。认同的构造几乎成了完全没有必要的事情，因为“共同体”则是建立在认同、友谊的基础上的，共同体是由平等化造成的[3]。一种与金钱相关的“平等”（而非权利上的平等），比如工厂的工作制度，如果你按时按量完成工作就可以得到平等的金钱待遇，而这种操作在实际上并是如此，因此即便经济上也不是平等，共同体根本是一种奢望。因为只有沟通成为可能，才能使得建立共同体成为可能。完全处于控制和驯化制度下的女工们不要谈什么沟通，她们连基本的表达都不被得到允许。

　　最终，“尖叫”划破了长空打破了工厂这种对空间的控制。作者潘毅在流星厂进行田野工作的最后阶段，一位名叫“阿英”的女工每天深夜发出尖叫的声音，潘毅的记载中说，“一声尖叫划破了黎明前的黑暗”，她开始在尖叫后无边际的静寂中反思，潘毅开始构思她的“抗争次文体”。工厂制度虽然控制了动作，而声音，天生是穿透空间的好手，作者把尖叫解释成为一种内心的抗争，而在我看来，这种尖叫，更重要的意义是宣布了一种对空间控制的不可能性，个体声音的穿透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声音之后的对他人是有震撼和启示的。声音在一定意义上是行动的一种宣称，声音是语言的基础，是一种基本的沟通（痛苦的传达与传递）。作者按照次文学的理念，提出声音是不可能从集体的声音中被分离出来的，从来就没有个体化的主体，“它拥挤而狭窄的空间迫使所有的个体试图将自身与政治及其共同构成的社群直接联系在一起。[4]”因此，声音很可能会成为一种集体式的语言。作者在此书中，最后一次提到空间，也是书本的末尾，“打工主体正在寻求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并试图超越意识形态化的抗争逻辑。”（P313）而在我看来，“尖叫”本身对空间的打破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我们对于空间的态度，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态度”。 历史的变迁本真是一场对空间的争夺，就是空间不断重新配置的历史，就是身体在重组空间的历史[5]。空间在这样不同的生产方式之下、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之下获得自身的历史性命运，反过来，空间也对这一具体生产方式、社会形态（权力结构与社会结构）产生影响。“空间和空间的政治组织表现了各种社会关系，反过来作用于这些关系。[6]”这样的一种空间中的权力结构，使得女工们时刻都要提防它（监视的眼睛），这种渗透的权力让女工们的身体受到压迫、精神受到压抑；同时，严格的空间分配技术将“备受怀疑、无处安身”的身体固定在车间之中，并将其置放在电子眼的全面监视和控制之下，于是，黑夜中的“尖叫”成了打破空间权力结构的一种反抗的声音。

　　二、时间的倒置

　　现代性的资本大生产狂妄到要改变规律与时间；超越时间；而拥有大量女工的工厂更是尝试改变女人的自然规律与时间。“时间就是金钱”这是物化时代把时间用金钱来衡量的一次“伟大”发现，“时间的价值愈来愈多的被人们强调，试图表述出对速度与金钱的全球化意识。抓紧时间，埋头苦干是创造财富的秘诀，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根本意识形态。除了规训的技术压力以外，金钱和财富的诱惑是促使她们拼命工作的最根本的因素。”（P150；P151）因此，无论是管理者还是工人本身，她们都非常看重时间对她们而言的经济价值，为了有更好的经济利益，她们可以改变一切，而改变午睡则是她们对传统习惯的打破的一种表现。工厂对工人的时间控制如此之严格，以致工人们不得不适应工厂的规律，诚如作者，她最初也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适应不了，然而，“一个星期后，一种重复的循环，一种稳定的规律性一切生活与工作的既定节奏，所有这一切不仅仅融入了我的身体同时也渗透进了我的灵魂和精神之中。”（P155）每日十二小时的工作制，从早晨六点，到晚上十点甚至是十二点，工厂对人的时间的占用是完全的，工人的时间被工业化了，而生活的规律也工业化了，“人的生物钟完全被社会化了并被调整到与功业生产的时间保持一致”（P149）。

　　但人的调适性是有限度的，“痛经”则是女工们对底线压榨的一种反应，规训的时间是一种工业化的，或者用现代术语来说是“科学化”的，是经过理性研究的，然而，女人的身体却有自己的时钟，而这种生理周期是与自然相关的，这不是与她们的职业或者活动挂钩的，因此，这种规律本身根本就不能完全用现代工业生产的思维思考，“女性周期是永远无法容纳谎言和真实时刻的”，这是“根本不可能完全被工业生产的节奏所管制和吸纳的，”（Martin,1987）鉴于此，作者认为，女性的时间感更接近于她们普遍的身体体验，而它与工厂的规训时间却是存在本质冲突的，（P276）不仅如此，女性的时间模式甚至与历史以及社会的时间模式都是存在本质上的冲突的。如果按照这样的一种解释，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种大量雇佣女工并对其严重剥削的生产模式完全是不合理的，完全是违背生理规律的。人们尝试“改造自然世界”，也包括改变身为人的本质特征，然而，“昏晕”向我们昭示了这种改变的失败。“昏晕不仅是一种病症，而且也是由于女性身体按其自身规律而存在所导致的功能紊乱，它揭示出工业时间的暴力及其试图将女性身体改造成为劳动机器的失败。”（P283）同时，因为工厂对于“速度”的强调，使得工作速度成为反抗的主要目标，因为作为创造速度的主体－女工，这是她们最大的筹码。因为对于时间，每一个都是平等的主体。

　　工作场上除了流行“时间就是金钱”以外，还流行一句“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畜生用”，我们也可以看到流星厂的工人们并不把工作特别拼命的女性当女人看，她们在背后起绰号或者鄙视，这种“劳动”本身最后对性别的抹煞不仅是对这一代处于全球化趋势下的人的奴役；更重要的是，随着工人们身体素质的下降，人类从来没有像现在出现如此多的生育问题，这更是对下一代的不负责。
因为对于工业生产对速度的强调使得女工们不得不拼命的追赶机器的速度而弱化她们的性别意识，一种对时间追赶的方式转化到速度上，“好像时间是一个外在的、要去占有和征服的客体”，迫使工人们追赶时间的是金钱背后的资本权力，而“人的身体，即生产的身体，是政治与经济暴力时而合谋、时而冲突地恣意横行的界面。”（P308）

　　三、个体“异化”和身体

　　（一）个体的分裂

　　存在的空间感的错乱以及时间感的错乱，使得存在着的个体意识到了“疼痛”，而这种“疼痛”首先在身体上表现出来，而女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所遭受的痛苦远比男性强烈得多（Emily Martin）。 而对这种痛苦的解救之法，一方面依赖“不可知”的药片，另一方面就是“将身体作为一个与自我对立的客体来对待。”(P279)而由于一次一次的痛苦使得她们无法忍受，为了避免自我丧失其普遍经验就是，“身体不仅被自我视为客体，有时候甚至将其视为自我的敌人。面对极度痛苦的煎熬，女性不单知撕裂了自己的精神和肉体，同时更将自己变称了一张面具。如果女性想保持对自己生命与身体的权力意志，那么，分裂自我便是抵抗极度身体痛楚，以及避免完全崩溃的方法之一。[7]”女性对于疼痛的深切的普遍体验，以及在速度压迫下的精神的紧张，迫使她们进行这种内部的分裂。工业世界对效率（利益）疯狂追求，使得人们不断加快自己的节奏，从而能够在这种已经异化的世界中生存下去。而剥夺，正与这种世界的异化不谋而合。[8]

　　（二）身体与身体政治

　　作者一方面分析了女工的诸多特征适合这一技术性的工作，同时又得出了女性天生的“母性时间规律”是不可能被纳入到工业生产体系中的。。这样的一种“权力的技术通过流水线”从而创造出了一个生产最大化为目标的集体性社会身体。管理者通过在空间上对工人身体的隔离，把他们纳入一个严格的规训成绩，工人身体的一部分也成为了流水线上的一个零件，因此工人们所有的动作都被完全规定，身体成为了一种没有思想的身体，而更重要的是，“因为身体没有了思想，因此便可以随时被替代。”作者分析说，为了使劳动的身体可被替代，因此必须对其进行个体化。而这种个体化的过程，伴随着对个体差异性和独特性的毁灭过程。而女工们的身体在一种严格的控制中，工厂的作业分析员不仅研究工作所需的时间，而且还会研究身体的动作，包括姿势以及每个身体动作之间的空隙。“身体与身体之间的距离、身体与传送带之间的距离，以及椅子、桌子和架子的高度全都要经过精心的测量和计算。”（P137）所有的时间与空间都被结合起来很要的利用，为了一种一套生产机器连同工人可以整体性的进行生产。机器的速度使得工人们觉得自己跟不上，总感觉笼罩在一种永远追赶不上的时间里，身体本能的不满，反应在“疼痛”“尖叫”上。作者在此书的后半部分，反复提到了“身体”。身体进入政治视野具有两面性的存在，它既负载着对权力的屈从，又负载着个体的自由。这种疼痛，一方面是服从所带来的伤害，另一方面，也是为个体自由所做的身体抗争，“身体永远是冲创性的，永远不要外溢扩张，永远要冲出自己的领域，身体的特征就是要非空间化，非固定化，非辖域化，身体的本质就是要游牧。在这种意义上来说，身体与密闭的空间永远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身体总是要突破禁锢自己的空间。[9]”“尖叫”实现对这种空间禁锢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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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国女工》，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125页。

　　[2] 《中国女工》，第三章“社会性的身体”之“电子眼：全景敞视主义原则”，第166页。

　　[3]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论理学》。

　　[4] 《中国女工》之：“工厂里的尖叫、梦魇与叛离”，第262页，作者对Deleuze和Guattari关于次文学的解释与引用。

　　[5] 《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汪明安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Part1“身体的技术”之“身体的技术：政治、性与自我毁灭”，第36页。

　　[6] 《后现代地理学》，第123页。

　　[7] 《中国女工》最后“工厂里的尖叫、梦魇与叛离”之“月经政治：女性时间与工业时间”，第279页。

　　[8] （美）汉娜•阿伦特的《人类境况》，竺乾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六章“Vita Activa与摩登时代”之“世界的异化”，第256、257页，“在财产权（与财富和占用不同）意味着共同世界的私人占有性分享，因而成了人的世俗性的一个最基本的政治条件之前，我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基于同样的原因，剥夺和世界的异化不谋而合。”“剥夺合财富积累并未简单地产生新的财产权，或导致财富的全部分配，而是又回到产生进一步的剥夺、更大的生产力和更多占用的过程之中。”

　　[9] 《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汪明安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Part1“身体的技术”之“身体的技术：政治、性与自我毁灭”，第36页。，作者从上面的论证得出：正是基于身体总是要突破禁锢自己的空间，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社会的空间、领土、国界一再的改写，地图在不断的重绘，疆域在动荡起伏，领地在不断的易主，总之，任何既定的空间界限总会颤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