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一文：美国大豆草甘膦残留标准护孟山都利益损害民众健康
1982年，美国环保局对一系列食品项目设定最高草甘膦水平。“用于直接食用大部分食品最高残留量耐用水平，无论肉类、水果或蔬菜，大约为0.2mg/kg，尽管通常较大量食用谷物产品中残留量较低0.1 mg/kg”。1997年，美国环保部将大豆草甘膦残留量耐受水平从1982年6mg/kg提高达到20mg/kg！为什么？维护孟山都通过推销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转基因玉米扩大孟山都专利草甘膦除草剂销售邪恶商业利益。这个标准是牺牲美国与国外消费者健康为代价的政治经济性错误标准，不是依据认真科学研究结果决定科学标准。
美国大豆草甘膦残留标准优先保护孟山都邪恶商业利益损害民众健康
--禁止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原料进口、开发、种植、销售理由之28
陈一文（cheniwan@mx.cei.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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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大豆与转基因玉米及其加工的转基因豆油等转基因食品与转基因饲料的危害
笔者系列文章已经揭露《许多自杀案例证明孟山都草甘膦除草剂具有致命毒性》、《转基因大豆高残留量的草甘膦对动物健康有毒性》、《转基因大豆高残留量的草甘膦对动物生育健康有毒性》、《转基因大豆草甘膦残余量水平对人类生育有毒性》、《转基因大豆草甘膦除草剂辅佐剂增强对细胞膜渗透性》、《转基因大豆草甘膦代谢物AMPA对细胞造成DNA损伤》、《转基因大豆种植喷洒草甘膦造成产区生育缺陷》、《喷洒草甘膦地区儿童癌症十年增两倍生育缺陷增三倍》、《传统大豆有益健康抗癌异黄酮比转基因大豆高12-14%》、《英国大宗进口销售转基因大豆后儿童过敏症急剧增加》、《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潜在过敏源比非转基因大豆高27%》。
本顾问负责任地说：这些事实充分证明孟山都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是劣质、低营养、有毒、垃圾农产品。
必须强调：孟山都开发的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在美国的主要用途是加工动物食用的饲料，而不是直接加工人类食用的食品，至多作为面包等食品少量添加的成分。
采用这种劣质、低营养、有毒、垃圾农产品原料加工的产品，无论《金龙鱼牌》、《福临门牌》、北京市教委下属北京京育学生营养餐饮管理服务中心向北京市35万配送午餐采用的“兰清牌”巴西转基因灌装大豆油，或任何品牌的转基因大豆油，无例外都是劣质、低营养、有毒、垃圾食品，只能够用于制作某些人津津乐道的“生物燃料”，根本不可以给人食用！
对此无论以何种方式进行揭露的人都是维护人民利益的英雄，理应获得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而不是压制！无良企业对这样的人进行打击报复，必将受到人民的唾弃！
采用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作为原料加工的转基因大豆奶、豆奶粉、豆腐、酱油等豆制品，以及动物饲料，无论什么品牌，都是劣质、低营养、有毒、垃圾转基因食品与转基因饲料，不宜给人食用，也不宜给动物食用，由于草甘膦等毒素残留量很高，甚至不宜做肥料，只能无害销毁。
尽管还没有撰文系统揭露美国孟山都抗草甘膦转基因玉米的危害，但可以说，与转基因大豆一样，凡采用抗草甘膦转基因玉米原料加工的转基因食品与转基因饲料，也根本不宜给人食用，也不宜给动物食用，由于草甘膦等毒素残留量很高，甚至不宜做肥料，只能无害销毁。
可对转基因饲料与非转基因饲料进行选择情况下，连动物都能感知“远离转基因食品”！
同一库房发现老鼠吃光了非转基因传统玉米（左）与老鼠不吃的转基因玉米（右）
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转基因玉米已经造成了“自然界的报复”
不久前，笔者进一步揭露《转基因大豆、转基因玉米发现怪异生物建议立即禁止进口销售》，网友非常深刻地概括为“自然界的报复”。如同美国科学家警告的“这种病原体威胁到美国的食品和饲料供应，可能导致美国玉米和大豆的出口市场的崩溃”，而且更加使人们认清，中国逐年越来越大宗进口的美国孟山都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转基因玉米对中国人民的健康以及畜产业、家禽业或迟或早必将爆发的灭顶之灾！
美国孟山都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与转基因玉米对动物与人类健康造成如此众多严重危害，它们如何能够逐渐以每年数千万吨的规模大举侵入中国市场？
为说明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回顾说明美国政府部门对孟山都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制定的草甘膦残留量标准及其变化过程。
美国环保局1985以前确定的标准及其依据
美国白人饮食很少直接食用大豆或玉米直接加工的食品，而是间接食用大豆成分饲料喂养的猪、牛等家畜与鸡等家禽提供的肉类、牛奶与蛋产品。
美国白人这样的饮食特点决定着美国政府确定大豆草甘膦残留量时考虑的重点，主要是大豆含有的草甘膦残留量有多少通过大豆、玉米成分的饲料进入到美国白人经常食用的肉类、牛奶与蛋产品，导致这些食品中“最终含有多少草甘膦残留量，以及这些含量的草甘膦能否以任何方式影响人们的健康”。
《陈一文译：美国环保部草甘膦可接受每日摄取量ADI误导世界》披露：
1985年以前进行的动物喂食施用过草甘膦农作物商业产品的试验，没有发现传递到肉类、脂肪、鸡蛋或牛奶的草甘膦或其代谢物AMPA（氨甲基膦酸）可检测到的含量水平。然而，在喂食转基因作物的动物的肝脏与肾脏中检测到它们，因此对它们（草甘膦或其代谢物AMPA）设定了0.5ppm（=0.5 mg/kg）的耐受水平。
美国环境保护部据此甚至规定了人类可以接受的剂量水平，并且在1985年的文件中解释了他们如何确定了这样的剂量水平。在1982年数据基础上，美国环保局称这样的剂量水平为“可接受的每日摄取量”，简称ADI（= Acceptable Daily Intake）
“在10 mg/kg 体重（对老鼠进行的繁殖研究）没有可观察到的影响水平（NOEL= noobservable effect level）以及安全因素100基础上，草甘膦可接受的每日摄取量（ADI）为每天0.10 mg/kg体重剂量。在此基础上，一位 60 kg的男人的最大允许摄取量（MPI = maximum permitted intake）被计算为每天6.0 mg。有了这些新的额外耐受水平，对于每天1.5 kg饮食量的理论最大残余贡献（TMRC = theoretical maximum residue contribution）被计算为1.39 mg/每天。所有已经批准的耐受水平因而仅使用了草甘膦可接受的每日摄取量（ADI）的23%。这些计算提议，相对于饮食中的草甘膦残留量而言风险小”。
在老鼠繁殖研究基础上进行的计算从老鼠直接推断到人类。这样做的有效性有多大？尽管如此，让我们暂时假定每天0.10 mg/kg体重剂量是草甘膦“可接受的每日摄取量”（ADI）。这样的计算的剂量来自食物农作物上的草甘膦，而灌溉用水还带走了一部分农田中的草甘膦残留量。因此，所涉及到的草甘膦水平实际上很低。
令人惊奇又吃惊的是，1993年9月美国环保局将这个“可接受的每日摄取量”（ADI）（从0.10 mg/kg体重/每天）突然提高到了2 mg/kg体重/每天。这时它被改了名称，称之为“参考剂量”。
美国环保局结论（但不知道他们怎么得到这样的结论？），对人类的长期饮食风险很小。因此我们被告知，美国环保局确定2 mg/kg体重/每天剂量的草甘膦，在人类的一生中都不会影响健康[12]。这样的毫无疑问只能涉及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想像中的“标准人类”。
围绕“可接受的”草甘膦水平的说法全部是胡扯，因为脱离了体内存在着草甘膦沉积处的关键点。（美国环保局认为）草甘膦在这些沉积之处的积累无关紧要。实际上，人的一生中可以接受的剂量水平，只有在草甘膦持续不断快速从体内排出才合情合理。
但是，世界卫生组织引用的一项老鼠研究证明：食用含草甘膦饲料后，哺乳动物并不是持续不断快速从体内排出，而是大部分缓慢排出，少部分沉积在动物体内，不是均匀分布，而是在骨头与骨髓中相对集中沉积（详见：《陈一文译：持续转基因饲料草甘膦残留量在老鼠不同器官分布》）。
美国环保局1982、1997、2001年对一系列食品项目设定的最高草甘膦水平
1982年，美国环保局对一系列食品项目设定了最高草甘膦水平。引用原话：“用于直接食用的大部分食品的最高残留量耐用水平，无论肉类、水果或蔬菜，大约为0.2ppm（=mg/kg译注），尽管通常较大量食用的谷物产品中的残留量较低（0.1ppm）”（= 0.1 mg/kg译注）。这些商品中的残留量通常发现更低。对动物进行的残留量研究表明，肉类组织、脂肪、鸡蛋或者牛奶中没有可探测到水平（<0.05 ppm）（=<0.05 mg/kg译注）草甘膦或者其代谢物。仅在肝脏与肾脏中发现低水平的残留量，因此，设定了 0.5 ppm（=0.5 mg/kg – 译注）的耐受力水平”[9]。引用的上述原话附有50项食品的清单。大部分项目在0.1与0.2 ppm（= 0.1-0.2 mg/kg –译注）范围。但是个别项目显然突出。
下边的列表中，将1982年、1997年与2001年相应列表中发现的某些食品的草甘膦“耐受水平值”列在一起，其中的黑体字显示了这些年期间的变化趋势（ppm（= mg/kg – 译注）：
美国环保局1982、1997、2001年对一系列食品项目设定的草甘膦“耐受水平”
Item/项目 |
1982 |
1997 |
2001 |
grain crops（谷物） |
0.1 |
0.1, except wheat, oat, sorghum, barley 麦子、燕麦、高粱、大麦以外0.1 |
|
barley grain（大麦粒） |
0.1 |
20 |
20 |
barley bran（大麦糠） |
|
30 |
30 |
wheat grain（麦粒） |
0.1 |
5 |
5 |
wheat milling fractions (excluding flour) 磨面碎渣（面粉以外部分） |
|
20 |
20 |
wheat straw（麦秆） |
|
85 |
not mentioned （没有提到） |
Wheatgrass（麦草） |
|
200 |
,, ,, |
oat grain（燕麦粒） |
0.1 |
20 |
20 |
sorghum grain（高粱粒） |
0.1 |
15 |
15 |
Grapes（葡萄） |
0.2 |
0.2 |
0.2 |
Citrus, fruits（柑橘类水果） |
0.2 |
0.5 |
0.5 |
Pome fruits（仁果类水果） |
0.2 |
0.2 |
0.2 |
Stone fruit（核果） |
0.2 |
0.2 |
0.2 |
Leafy vegetables（叶菜） |
0.2 |
0.2 |
0.2 |
Soya beans（大豆） |
6 |
20 |
20 |
soyabean forage（大豆饲料） |
15 |
100 |
100 |
soyabean hay（大豆茎叶） |
15 |
200 |
200 |
cattle, kidney（牛，肾） |
0.5 |
4 |
4 |
cattle, liver（牛，肝） |
0.5 |
0.5 |
0.5 |
Fish（鱼） |
0.25 |
0.25 |
0.25 |
高草甘膦残留量饲料与麦草喂食动物，当然导致牠们的肝脏与肾脏中的高草甘膦残留量。1982年以来对鱼设定的相对高一些的可接受残留量水平表明鱼成为草甘膦沉积处。
美国环保局1997年发布了一个新的表。这一次列出了133项食品。
美国环保部对大豆确定的草甘膦残留标准维护护孟山都邪恶商业利益牺牲民众健康
记得美国环保部1982年期间怎么声明？再次引用一下：“用于直接食用的大部分食品的最高残留量耐用水平，无论肉类、水果或蔬菜，大约为0.2ppm（=mg/kg – 译注），尽管通常较大量食用的谷物产品中的残留量较低（0.1ppm）”（= 0.1 mg/kg – 译注）。
但是1997年，美国环保部将麦子的草甘膦残留量耐受水平从原先的0.1 mg/kg提高了50倍达到了5mg/kg。
依据进一步科学研究如此提高？不是！如此提高的唯一原因是，孟山都从事抗草甘膦转基因小麦研究，种植时进行草甘膦喷洒作业，导致麦子中草甘膦较高残留量。如果不提高麦子的草甘膦残留量耐受水平标准，这样的麦子无法商业化。
同样原因，1997年，美国环保部将大豆的草甘膦残留量耐受水平从1982年时的6mg/kg再次提高达到了20mg/kg，尽管其他谷物作物（麦子、燕麦、高粱粒与大麦除外）的草甘膦耐受水平依然维持在0.1 mg/kg的水平。
美国环保局1982、1997、2001年对一系列食品项目设定的草甘膦“耐受水平”变化充分证明：美国环保部1997年与2001年设定的不同食品草甘膦残留量最高限量的主要依据是孟山都种植这些作物时的草甘膦残留量结果，基本指导原则是维护孟山都通过推销其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转基因玉米扩大其专利草甘膦除草剂邪恶商业利益，是牺牲美国与国外消费者健康为代价的政治经济性错误标准，不是依据认真科学研究结果决定的科学标准。
美国环保局大豆草甘膦“耐受水平”标准的致命缺陷：对AMPA与POEA无残留量标准
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中除了设定有“耐受水平”的草甘膦残留量对动物与人类健康有毒性外，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还含有草甘膦代谢物AMPA（氨甲基膦酸）以及除草剂辅佐物，也对动物与人类健康有毒性（参看：《转基因大豆草甘膦除草剂辅佐剂增强对细胞膜渗透性》、《转基因大豆草甘膦代谢物AMPA对细胞造成DNA损伤》等），但是没有设定“耐受水平”标准。
特别必须强调，《转基因大豆草甘膦除草剂辅佐剂增强对细胞膜渗透性》披露：
1988年，日本鹿儿岛大学（Kagoshima University）的四位内科医生报告了他们对孟山都“终结者”除草剂56项毒案例分析的结果后提出，孟山都“终结者”除草剂中的表面活性剂（被称之为“惰性”的成分）比除草剂中的草甘膦主成分这种除草剂更为严重的急性毒性。大部分这些患者无意中或为了自杀喝了孟山都草甘膦除草剂。
孟山都“终结者”除草剂15%的容积为表面活性剂polyoxethyleneamine（POEA），草甘膦则为41%。
表面活性剂（POEA）具有三倍于草甘膦的急性毒性，这种表面活性剂类包括一种杀精子剂的。这种类别的成分已知造成肠胃系统以及中央神经系统症状与溶血作用；这些症状与孟山都“终结者”除草剂中毒患者反映的症状类似。
为了造假出欺骗全球“低毒”假象掩盖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广泛喷洒草甘膦除草剂具有严重毒性的后果，孟山都进行的动物实验名为“安全评估”实为“风险掩盖”，特别使用纯的草甘膦做毒性试验，有意不采用含有毒性更强的表面活性剂POEA的孟山都复合配方“终结者”除草剂进行实验。
陈一文：美政府为孟山都商业利益强压其他国家接受美国标准
对于更为经常多量食用大豆、玉米及其直接加工大豆、玉米食品民族的国家而言，他们必须采用相关国家依据他们各自不同饮食文化习惯独立自主制定的自己的某些食物不同农药残留量标准，而不能盲从更为适合于美国白人的某些食物不同农药残留量标准，何况这种标准的目的是维护孟山都通过推销其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转基因玉米扩大其专利草甘膦除草剂邪恶商业利益，是牺牲美国与国外消费者健康为代价的政治经济性错误标准，不是依据认真科学研究结果决定的科学标准。
美国政府保护孟山都利益强压他国接受损害民众健康的大豆草甘膦残留量标准
--禁止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原料进口、开发、种植、销售理由之28
陈一文（cheniwan@mx.cei.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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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民族食用不同类食物的饮食文化区别导致全球不能实行相同的农药残留量标准
《陈一文：美国大豆草甘膦残留标准护孟山都利益牺牲民众健康》揭示，美国白人饮食很少直接食用大豆或玉米直接加工的食品，而是间接食用大豆成分饲料喂养的猪、牛等家畜与鸡等家禽提供的肉类、牛奶与蛋产品。
这种饮食特点决定着美国政府确定大豆草甘膦残留最高限量标准时考虑的重点。
也就是说，由于中、日、韩人民等民族饮食经常而且较大量食用大豆直接加工的大豆油、豆酱（日本人、韩国人经常食用的“酱汤”的原料）、豆浆、豆奶、豆奶粉、豆腐、酱油等豆制品，因而这些国家确定适用于本国人民饮食特点的大豆草甘膦残留最高限量标准时考虑的重点理应与美国有所不同，而不应当相同！
与此类似，由于墨西哥、南美、非洲等许多地方民族的饮食将玉米作为他们的主食，因而这些国家确定适用于本国人民饮食特点的玉米草甘膦残留最高限量标准时考虑的重点理应与美国有所不同，而不应当相同！
不仅如此，由于美国是众多民族汇集的国家，包括有相当大数量的中、日、韩、印第安、非洲裔居民，各自保留着他们的饮食特点，因此美国政府确定的大豆、玉米草甘膦残留最高限量标准，理应同时建立作为直接加工人类食品的大豆、玉米草甘膦残留最高限量另外一套标准，而不能只有作为饲料加工原料的大豆、玉米草甘膦残留最高限量的一套标准。
为此，对于更为经常多量食用大豆、玉米及其直接加工大豆、玉米食品民族的国家而言，他们必须采用相关国家依据他们各自不同饮食文化习惯独立自主制定的自己的某些食物不同农药残留量标准，而不能盲从更为适合于美国白人的某些食物不同农药残留量标准，何况这种标准的目的是维护孟山都通过推销其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转基因玉米扩大其专利草甘膦除草剂邪恶商业利益，是牺牲美国与国外消费者健康为代价的政治经济性错误标准，不是依据认真科学研究结果决定的科学标准。
美国政府如果无视大豆与玉米在不同民族饮食文化这些不同的特点，无视其他国家基于自己民族饮食文化特点独立自主确定自己的大豆、玉米草甘膦残留最高限量标准的权利，无视其他国家有权纠正美国政府牺牲美国与国外消费者健康为代价的政治经济性错误标准的权利，反而强求、强压其他国家必须接受美国政府主要基于白人饮食特点确定大豆草甘膦残留最高限量标准，这就不仅是不讲道理，不道德，甚至含有相当强烈的“白人至上”种族歧视的味道！
且看美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究竟是怎么做的？
美国环保部1997年对大豆确定的草甘膦残留标准维护护孟山都商业利益牺牲民众健康
《陈一文：美国大豆草甘膦残留标准护孟山都利益牺牲民众健康》揭示，美国环保局1982、1997、2001年对一系列食品项目设定的草甘膦“耐受水平”变化充分证明：美国环保部1997年与2001年设定的不同食品草甘膦残留量最高限量的主要依据是孟山都种植这些作物时的草甘膦残留量结果，基本指导原则是维护孟山都通过推销其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转基因玉米扩大其专利草甘膦除草剂邪恶商业利益，而依牺牲美国与国外消费者健康为代价。
任何国家盲从美国环保部1997年对大豆确定的草甘膦残留标准，必然只能是维护孟山都推销其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转基因玉米扩大其专利草甘膦除草剂的邪恶商业利益，而依牺牲本国人民消费者健康为代价。
美国政府为孟山都商业利益强压他国接受美环保部1997年制定的大豆草甘膦残留量标准
2009年，阿根廷政府的科学家Andrés Carrasco教授公布了他的研究组的发现：剂量远远低于农业喷洒用的剂量水平的草甘膦为基础的除草剂对青蛙胚胎造成畸形。而且，用草甘膦除草剂处理过的青蛙胚胎与鸡胚胎发展的畸形，与暴露于这种除草剂的人类后代中看到的畸形类似。[40]
不断发现的影响还包括头小；中央神经系统基因改变；有助于构成头盖骨的细胞的死亡率提高；以及畸形软骨。作者们结论，这些结果提高“对于暴露于农田使用草甘膦除草剂人口的人类后代中临床发现的问题的担心”。
Carrasco教授说，“实验室中的发现与怀孕期间内暴露于草甘膦的人类中观察到的畸形一致。”他进一步说，他的发现对人类意味着重要性，因为实验动物与人类有着类似的发展机制。[41]
意义重大的是，Carrasco教授在注射了2.03 mg/kg草甘膦的青蛙胚胎与鸡胚胎中发现了畸形。但是，欧盟规定的大豆含有草甘膦最高残余量标准为20 mg/kg，为注射给青蛙胚胎与鸡胚胎的2.03 mg/kg的大概十倍。[42] 而且，在有的大豆中，发现含有的草甘膦残余量高达17mg/kg。[43]
Carrasco教授进行了进一步的试验，显示草甘膦本身对造成畸形负责，而不是“终结者”除草剂中的辅佐物。
(陈一文顾问按：Carrasco教授的上述试验令人震惊意义重大，它意味着比美国、欧盟“规定的大豆含有草甘膦最高残余量标准为20 mg/kg”浓度约十分之一的稀释浓度就能够造成“青蛙胚胎与鸡胚胎……畸形”，说明对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含有的草甘膦残留最高限量绝对不应当确定在“20 mg/kg”的水平，而是应当确定在0.2 mg/kg左右的水平，即2.03 mg/kg的十分之一的水平！)
作者们揭露，草甘膦为基础的除草剂，以及单独的草甘膦，干扰了调制青蛙胚胎与鸡胚胎早期发育的关键性分子机制，从而导致畸形。
Carrasco教授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院的分子胚胎实验室主任，还是阿根廷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CONICET）领先研究者。农业区域草甘膦为基础的除草剂喷洒对人类影响的这些报告引导Carrasco教授进行了草甘膦对青蛙胚胎影响的研究。引导他的报告包括在巴拉圭进行的流行病学研究，发现怀孕期中暴露于除草剂的孕妇生产的后代有生育缺陷，包括头小畸形（头部小）、无脑畸形（部分脑与头部缺失）以及颅骨畸形。[44]
Carrasco教授的研究组也注意到来自阿根廷的报告，“转基因作物为基础的农业”地区的生育缺陷与非人为流产有所增加。他们指出，“这些发现集中于居住在定期喷洒除草剂的地方不足几米距离的家庭”。他们进一步说，这种信息令人担心，因为环境因素在怀孕期头八个星期对人类成长干扰的风险最大。以前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草甘膦能够通过胎盘传入胎儿成长的子宫。[45]
作者们表示，对草甘膦为基础除草剂与孟山都公司抗草甘膦除草剂转基因大豆安全性有关的数据都是转基因业界自己提供的。对化学品激素干扰的研究表明了这样一种途径有问题。独立的研究发现低剂量造成的疾病影响，业界自己进行的研究则没有发现没有影响。由于这个原因，作者们写道，需要由一群独立的研究者对农业化学品对人类健康的影响进行评价。
研究者们对阿根廷抗草甘膦除草剂转基因大豆的扩展过分依赖草甘膦除草剂提出了批评，2009年其种植面积已经达到 1900公顷。[46、47] 他们指出，阿根廷每年消耗2亿公升草甘膦为基础的除草剂来生产5000万吨大豆。他们结论，“阿根廷目前不断加强扩展的以转基因技术一揽子措施为基础的农业模式，是在没有进行临界评价、缜密管控与对草甘膦除草剂次致命剂量对人类健康与环境的影响缺乏信息的情况下应用的。”
（陈一文顾问按：将孟山都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作为原料加工成民众食用的转基因大豆油、转基因大豆奶、转基因豆腐等转基因豆制品，以及加工成家畜、家禽食用的转基因饲料，同样“是在没有进行临界评价、缜密管控与对草甘膦除草剂次致命剂量对人类健康与环境的影响缺乏信息的情况下应用的。”）
作者们撰文谴责这样一种现实情况，即，科学证据和临床观察的分量也不足以启动预防原则并引发对“转基因生物为基础农业生产中使用的除草剂对人类健康影响深度”的调查。
在《金融时报》的采访中，对于自己的研究组的发现，Carrasco教授发表了看法，他说居住在阿根廷大豆生产区域的居民2002年开始报告出现的问题，即抗草甘膦除草剂转基因大豆头一次大丰收两年之后。他说，“我怀疑对草甘膦毒性的分级水平定的太低……某些情况下这可以是一种剧毒的毒药。”[48]
【注：《陈一文译：阿根廷著名科学家研究确认草甘膦与生育缺陷关系》提供参考文献】
1997年，孟山都公司的抗草甘膦除草剂转基因大豆在欧洲商业化时，欧盟将大豆中允许的草甘膦残余量限制（总残余量或MRL）从0.1mg/kg增加了200倍达到20mg/kg。[82] 在欧洲，对任何其他杀虫剂或任何其他化学品都不允许这样高的残余量限制。
与此类似，1998年在巴西，巴西政府卫生部的一个机构ANVISA，授权将土壤中草甘膦MRL残余量限制从0.2mg/kg增加50倍达到10mg/kg。
允许对土壤中草甘膦MRL残余量限制如此增加，被批评为没有任何科学基础的政治决定。1999年，Malcolm Kane先生，刚刚从英国超市连锁公司食品安全负责人的职位上退休，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将土壤中对草甘膦MRL残余量的限制）提高到这样的水平是为了“满足转基因公司”与（孟山都公司）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顺利进入市场。[83]
后来在食品与动物饲料中都发现了草甘膦除草剂的残余量。（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中发现含有高达17mg/kg的草甘膦残余量。[84]
（陈一文顾问按：“（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中发现含有高达17mg/kg的草甘膦残余量”相当于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商业化前欧洲对土壤中允许的草甘膦残余量限制（总残余量或MRL）0.1mg/kg标准的170倍！！！）
对草甘膦的主要环境降解物或代谢物AMPA至今没有规定任何MRL残余量标准，尽管在大豆中已经发现高达25mg/kg含量的AMPA。[87] 孟山都公司2005年宣称AMPA对哺乳动物与非目标生物只有低毒性。[88] 然而，2009年发表论文新近对（孟山都公司草甘膦）“终结者”除草剂综述配方的研究试验发现，“终结者”除草剂含有的辅佐物POEA非常低的含量水平能够杀死人类细胞。[89] 2009年发表论文的一项研究发现，AMPA对人类细胞中的DNA造成损伤。[90] 1987年发表论文的一项研究早已发现，（孟山都公司草甘膦）“终结者”除草剂含有的辅佐物POEA对于鱼类的毒性为草甘膦本身的毒性的30倍。[91]
《陈一文：孟山都给日本卫生部审查用转基因大豆样品做假欺骗》转载《中国国际招标网》2004.05.22《警惕孟山都公司的大豆安全评估缺陷》披露：
http://www.chinabidding.com/zxzx-detail-180535.html
2003年11月日本名古屋大学MASAHARUKAWATA助理教授称孟山都公司提交给日本卫生部的农达大豆的安全评估申请不够充分和完整。
孟山都公司坚称转基因大豆与传统大豆没有区别，但根据日本的研究，孟山都公司提交了不真实的研究数据，包括对非来自转基因植物的蛋白质的的检测、不充分的喂养研究及故意疏漏“不合适的”数据。由于人们所食用的转基因大豆的成分目前仍不清楚，因此，批准转基因大豆的政府应该对孟山都公司的安全评估进行评审。
对孟山都公司提交给日本卫生部的安全评估申请进行研究后，MASAHARUKAWATA教授发布的《对孟山都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安全评估的检查：从提交给日本申请文件看到的孟山都的危险逻辑》的第（1）与（8）个问题转载翻译如下：
http://www2.odn.ne.jp/~cdu37690/ProblemsinGMFpermit.htm
（1）披露了信息比较有限。
孟山都提交给日本健康与福利省的申请文件由食品安全协会保存，他们是一个准政府组织，在他们的东京与大阪办事处供其他单位审阅。
然而，每周三天仅允许上午10点到12点以及13点到16点进行审阅，而且不准复制也不准摄影。为了回去后进行准确审查，手抄是我们可以使用的唯一方式，好像江户武士时期旧日本时代那样。
孟山都为“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提交的申请文件总共十卷，总厚度达一公尺。此外，第三部分全部为英文。在允许的上述时间内我们无法全部誊写完。我们被告知，总共40位学者十天内仅可能审阅500多页，而且必须集中关注要点才能够取得最好的效果。
（陈一文顾问按：中国农业部必须将孟山都公司当初申请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转基因玉米进入中国市场时的申请文件公布出来，允许有爱国心、有社会责任感的中国学者对这些文件进行审查，评估孟山都的申请文件是否如同像孟山都2003年提交给日本健康与福利省的文件一样“提交了不真实的研究数据，包括对非来自转基因植物的蛋白质的的检测、不充分的喂养研究及故意疏漏‘不合适的’数据”和反科学的无理的逻辑！重新审查中如果发现这样的问题，不仅应当立即终止孟山都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转基因玉米的所有进口，而且应当追究孟山都欺骗中国政府、欺骗危害中国人民的法律责任与刑事责任！）
当日本的《信息公开法》4月份颁布时，我们必须密切关注，在保护公司机密的借口下，这个法规是否会使事情变得更加容易，还是变得更加困难，以便将安全评估作出决定留给少数官僚和他们的学者。除非安全评估向公众开放，对基因工程问题的担心将会更差。
（8）孟山都的结论：作物草甘膦残留量水平提高了，那就应当将（草甘膦残留量）安全标准相应提高到更高的水平。
采用了蒙山都的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后，大豆作物与种子中的草甘膦除草剂残留浓度也将提高，因为出苗后到成熟收获前将这种除草剂直接喷洒到作物上。
孟山都详细研究了通过改变因素，如喷洒次数、活性成分草甘膦的浓度、收获前喷洒的时间，耕作的地点，对草甘膦残留量水平的影响。
这些数据清楚地表明，与传统出苗前施用除草剂的应用相比，出苗后到成熟收获前喷洒草甘膦除草剂将显著增加牧草与干草中的草甘膦和AMPA（草甘膦的降解物）的浓度，尽管不同地方种植的大豆作物中的残留量浓度有所不同。
孟山都的申请文件称：牧草中的草甘膦与AMPA合计最大总值为40.187 ppm（=mg/kg），远大于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署（FDA）与美国农业部（USDA）1994年接受孟山都对于牧草与干草申请时美国安全标准15 ppm（=mg/kg）的水平。
孟山都的申请文件称：大豆中的草甘膦与AMPA合计最大总值为13.178 ppm（=mg/kg），比美国当时的草甘膦残留限量标准20（=mg/kg）的水平要低。
根据草甘膦除草剂应用的不同，转基因大豆中的残留浓度可能增加两倍到三倍。这种情况下，收获的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就可能违反美国的安全标准。我们发现孟山都提交的申请文件中有对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令人吃惊的描述。
在最后结论中，孟山都公司说，“这种新的方法获得的大豆饲料中草甘膦与AMPA合并最大总值约40 ppm的残留量超过了目前确立的15 ppm（=mg/kg）耐受标准。因此，要求（日本）提高大豆饲料中的草甘膦与AMPA合并最大总值标准。”
孟山都非常清楚，应用抗草甘膦除草剂转基因作物要求允许更高残留量水平的安全标准。事实上，在美国批准了转基因大豆商业化种植之后，美国对大豆饲料草甘膦与AMPA合并残留量限量标准就提高到了100ppm（=mg/kg）。
至于日本政府，他们对大豆种子草甘膦与AMPA合并残留量限量标准进行了修改，从原先的6ppm（=mg/kg）提高到美国政府所要求的20 ppm（=mg/kg）。这样，日本可以从美国进口（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而不需要担心而不至于违反法律。
本文结论：
（1）美国环保部1997年对转基因大豆确定了维护护孟山都邪恶商业利益牺牲民众健康的草甘膦残留量20mg/kg标准后，为了推动孟山都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转基因玉米的出口，推动损害人类健康的转基因作物祸水冲向全球，美国政府利用自己的霸道，通过WTO谈判，逐渐压服欧盟、南美、日本等许多国家不得不接受同样的转基因大豆草甘膦残留量20mg/kg标准。
（2）在美国政府高压下不得不接受转基因大豆草甘膦残留最高限量20mg/kg标准的所有国家，没有一个国家通过动物实验科学研究考虑自己民族人民饮食文化习惯独立自主确定自己的大豆草甘膦残留最高限量标准！
（3）日本学者研究了孟山都为“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向日本健康与福利省提交的申请文件时，发现孟山都自己承认“根据草甘膦除草剂应用的不同，转基因大豆中的残留浓度可能增加两倍到三倍。这种情况下，收获的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就可能违反美国的安全标准。我们发现孟山都提交的申请文件中有对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令人吃惊的描述。”
（4）在这种情况下，即便这些国家最终不得不接受美国政府压服他们接受的转基因大豆草甘膦残留量20mg/kg标准，他们至少还有这样的国家标准，也可以依照这样的国家标准对进口的孟山都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的草甘膦残留最高限量进行检测，阻止超过这个不合理标准的转基因大豆进口！
接续的问题：
（1）中国对转基因大豆草甘膦残留最高限量确定的国家标准是多少？是否比欧盟、南美、日本等国能够更有效的保障中国人民的健康？
（2）中国对进口的转基因大豆草甘膦残留量进行检测的情况如何？是否比欧盟、南美、日本等国能够更有效的保障中国人民的健康？
更为令人震惊的接续篇《陈一文：卫生部渎职对大豆草甘膦残留量不设标准进口不检测》将重点讨论与剖析这些问题。
陈一文：卫生部渎职对大豆草甘膦残留量不设标准进口不检测
孟山都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之所以能够每年以超过两千万吨的规模大举进犯侵入中国，严重损害中国人民持续安全健康生存与繁衍，其关键不仅在于卫生部制定GB2763-2005国家标准对大豆没有规定草甘膦“最大残留限量”，而且在于卫生部2005年至今五年来没有向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向党中央提出任何预警，没有主动采取本来非常简单的补救措施：充分考虑中国民众经常食用多种直接由大豆加工食品的饮食特征，优先考虑国民健康依据充分科学依据独立自主将大豆草甘膦“残留最高限量”国家标准确定在1mg/kg – 2 mg/kg以至0.2mg/kg水平！这是中国卫生部的重大渎职！
卫生部重大渎职对大豆草甘膦残留量不设标准导致进口不检测草甘膦残留量
--禁止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原料进口、开发、种植、销售理由之30
陈一文（cheniwan@mx.cei.gov.cn）
http://blog.sina.com.cn/cheniwan
http://sea3000.net/cheniwan
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都有草甘膦残留量，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的草甘膦残留量最高
由于施用草甘膦基除草剂，全世界无论什么地方用孟山都转基因大豆种子种植的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的草甘膦除草剂残留量很高。
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的草甘膦除草剂残留量有多高？
美国环保部通过动物实验确定的1982与1997年颁布的对“麦子、燕麦、高粱、大麦以外”的“粮食谷物”规定的草甘膦“最高耐受水平”标准均为0.1mg/kg。
2005年中国国家标准GM2763-2005规定“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的107种除草剂、杀虫剂、杀菌剂、生物生长调节剂中，对粮食类农作物产品“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允许达到3-5 mg/kg水平的只有六种，允许达到8 mg/kg水平的只有一种，对于绝大部分粮食类农作物产品“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限定在2 mg/kg水平以下，甚至绝大部分在1 mg/kg 水平以下！
根据国外披露的数据，阿根廷用孟山都转基因大豆种子种植的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的草甘膦除草剂残留量检测出高达17 mg/kg 的水平，达到0.1mg/kg的170倍！
也就是说，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高达17 mg/kg的草甘膦除草剂残留量，为2005年中国国家标准GM2763-2005规定的绝大部分粮食类农作物产品“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1 mg/kg 水平的17倍！
但是，达到美国环保部1982与1997年颁布的对“麦子、燕麦、高粱、大麦以外”的“粮食谷物”规定的草甘膦“最高耐受水平”标准0.1mg/kg的170倍！
收割之前施用草甘膦基除草剂的时间与剂量造成转基因大豆草甘膦除草剂残留量有所不同
根据国外比较试验检测的情况，收割之前施用草甘膦基除草剂的时间以及剂量，对转基因大豆草甘膦除草剂残留量水平高低有影响。靠近收割日期施用草甘膦基除草剂，导致转基因大豆草甘膦除草剂残留量水平较高！
卫生部对大豆制定草甘膦“残留最高限量”国家标准对于维护国民健康的重大意义
不同食品含有的不同农药的“残留最高限量”国家标准的“起草、提出”归口责任部门是卫生部。
显然，如果卫生部优先考虑国民健康有充分科学依据的建立明确的大豆“草甘膦残留最高限量”标准，而且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严格遵循这样的标准对国外大宗进口的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玉米的“草甘膦残留量”认真检测的话，能够避免超过“草甘膦残留最高限量”国家标准的劣质有毒转基因大豆、玉米进口。
反之，如果卫生部对大豆没有确定“草甘膦残留最高限量”国家标准的话，中粮集团当然就能进口最低价的“草甘膦残留量”达到任何水平的劣质有毒垃圾转基因大豆；这样的转基因大豆进口时，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对于其“草甘膦残留量”当然不做任何检查！
不仅如此，如果卫生部对大豆“起草、提出”草甘膦“残留最高限量”国家标准时，充分考虑了中国民众经常食用多种直接由大豆加工食品的饮食特征，优先考虑国民健康依据充分科学依据独立自主建立大豆的草甘膦“残留最高限量”国家标准，其水平应当与对于绝大部分粮食类农作物产品“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限定的1 mg/kg 水平以下的水平一致，或至多与其余许多粮食类农作物产品限定的2 mg/kg水平一致！
这种情况下，草甘膦残留量达10mg/kg – 17mg/kg的孟山都抗转基因大豆全部将拦截在国门之外，哪怕一吨也进不来，有效保护国民健康以及畜产业、家禽业的健康发展！
中国每年大量进口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的草甘膦除草剂残留量成为“绝密”！
近年来，中国每年大量进口孟山都转基因大豆种子种植的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的草甘膦除草剂残留量很高。
笔者在网络上搜寻了解，而且通过业内学者努力询问，确认这样的数据从来没有公布过。笔者进一步在Iask网发帖询问，两周内无人能够给予任何答复。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对中国每年大量进口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监测的草甘膦除草剂残留量有多高显然“绝密”，有记者碾转询问无果而归，而且被告知：不准报道！
转基因大豆食用油、豆奶、豆腐、豆制品中含有的草甘膦残留量为多少？
中国国内市场目前销售的绝大部分大豆食用油，由国外进口孟山都转基因大豆种子种植的草甘膦残留量很高的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加工炼制。这些大豆食用油，是否含有以及含有多少草甘膦残留量，谁也不知道！
由于不标注，中国国内市场目前销售的豆奶、豆腐、豆制品中，有多大比例也是由草甘膦残留量很高的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加工，谁也不知道。草甘膦残留量为多少，更无人知道！
同样，由于不标注，中国国内市场目前销售的肉类、牛奶与鸡蛋，哪些来自喂食非转基因成分饲料，哪些来自草甘膦残留量很高的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制作的饲料，依然谁也不知道！其中草甘膦残留量为多少，只有天晓得！
中国卫生部1994与2005对不同食品草甘膦“残余最高限量”的国家标准：无标准！
1981年粮食、蔬菜等食品中六六六、滴滴涕残留量标准【GB 2763—1981】
http://www.instrument.com.cn/download/shtml/002794.shtml
品种 |
指标 |
六六六(mg/kg) |
滴滴涕(mg/kg) |
粮食（成品粮)≤ |
0.3 |
0.2 |
蔬菜、水果≤ |
0.2 |
0.1 |
鱼≤ |
2 |
1 |
该标准尽管不涉及草甘膦，但是对粮食（成品粮）规定的六六六与滴滴涕“残留量”0.3mg/kg与0.2mg/kg对大豆规定草甘膦“残留最高限量”有重要参考价值！
卫生部1994年制定批准颁布的《食品中草甘膦最大残留限量标准GB14968-94》
“本标准规定了草甘膦在甘蔗、水果中的最大残留限量。本标准适用于使用过草甘膦作为农田和果园除草的甘蔗和水果”，对甘蔗与水果规定的草甘膦“最大残留限量”分别为2.0mg/kg与0.1mg/kg。
卫生部负责制定的GB14968-94国家标准对大豆与玉米没有规定草甘膦“最大残留限量”标准。
GB14968-94标准的“附加说明”：“本标准由卫生部卫生监督司提出。本标准由卫生部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所负责起草。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莹、赵丹宇。本标准由卫生部委托技术归口单位卫生部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所负责解释。”
该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1994-03-18批准，1994-09-01实施”。
卫生部2005年制定批准颁布的《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2763-2005》（代替GB2763-1981，GB4788-1994等）
该标准规定了草甘膦在稻谷、小麦、小麦粉、玉米、水果、甘蔗、棉籽油中的最大残留限量分别为：稻谷（0.1）、小麦（5）、小麦粉（0.5）、玉米（1.0）、水果（0.1）、甘蔗（2）、棉籽油（0.05）。
卫生部负责制定的GB2763-2005国家标准：对大豆与玉米没有规定草甘膦“最大残留限量”标准！
“本标准于2005年10月1日起实施，过渡期为一年，即2005年10月1日前生产并符合符合相应标准要求的产品，允许销售至2006年9月30日止。……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提出并归口。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农业部农药检定所、卫生部卫生监督中心等。本标准起草人：张莹、王绪卿、赵丹宇、李本昌、田景华、蒋定国。”
GB2763-2005对大豆没有草甘膦“残留最高限量”对AMPA与POEA也无残留量标准
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中除了设定有“耐受水平”的草甘膦残留量对动物与人类健康有毒性外，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还含有草甘膦代谢物AMPA（氨甲基膦酸）以及除草剂辅佐物，也对动物与人类健康有毒性（参看：《转基因大豆草甘膦除草剂辅佐剂增强对细胞膜渗透性》、《转基因大豆草甘膦代谢物AMPA对细胞造成DNA损伤》等），但是没有设定“耐受水平”标准。
特别必须强调，《转基因大豆草甘膦除草剂辅佐剂增强对细胞膜渗透性》披露：
1988年，日本鹿儿岛大学（Kagoshima University）的四位内科医生报告了他们对孟山都“终结者”除草剂56项毒案例分析的结果后提出，孟山都“终结者”除草剂中的表面活性剂（被称之为“惰性”的成分）比除草剂中的草甘膦主成分这种除草剂更为严重的急性毒性。大部分这些患者无意中或为了自杀喝了孟山都草甘膦除草剂。
孟山都“终结者”除草剂15%的容积为表面活性剂polyoxethyleneamine（POEA），草甘膦则为41%。
表面活性剂（POEA）具有三倍于草甘膦的急性毒性，这种表面活性剂类包括一种杀精子剂的。这种类别的成分已知造成肠胃系统以及中央神经系统症状与溶血作用；这些症状与孟山都“终结者”除草剂中毒患者反映的症状类似。
为了造假出欺骗全球“低毒”假象掩盖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广泛喷洒草甘膦除草剂具有严重毒性的后果，孟山都进行的动物实验名为“安全评估”实为“风险掩盖”，特别使用纯的草甘膦做毒性试验，有意不采用含有毒性更强的表面活性剂POEA的孟山都复合配方“终结者”除草剂进行实验。
卫生部负责制定GB2763-2005国家标准对“大豆草甘膦残留量”没有制定标准的恶果：
（1）外国可以将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中草甘膦残留量最高的质次毒性最大的转基因大豆统统出口到中国；
（2）由于卫生部负责制定的GB2763-2005国家标准时对大豆中草甘膦残留量没有制定标准，这样的转基因大豆进口时，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对于其“草甘膦残留量”当然不做任何检查！
（3）用这种转基因大豆加工的大豆食用油、豆奶、豆腐等所有豆制品中的草甘膦残留量有多高，没有人知道！
非常低草甘膦浓度导致生育畸形、发挥阻止雄性激素的作用、扰乱雌性激素的作用与形成、损伤人类胚胎细胞与有胎盘细胞：
--阿根廷政府国家科学家，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院的分子胚胎实验室主任 Carrasco教授在注射了2.03 mg/kg草甘膦的青蛙胚胎与鸡胚胎中发现了畸形。
--草甘膦为基础的除草剂是激素干扰因子。在人类细胞中，非常微量的草甘膦为基础的除草剂，低至美国动物饲料使用的转基因作物中草甘膦残余量允许含量1/800的水平，发挥阻止雄性激素的作用。在这样非常低浓度水平草甘膦为基础的除草剂处理过的人类细胞中发现造成DNA的损伤。草甘膦为基础的除草剂还扰乱雌性激素的作用与形成。
--草甘膦以及其综合配方产品孟山都“终结者生物力量”除草剂，在远远低于农业施用浓度以下，损伤人类胚胎细胞与有胎盘细胞。这样一项研究的作者们结论，孟山都“终结者生物力量”除草剂可干扰人类繁殖与胎盘生长。而且，其成分的毒性与激素作用影响看来被低估。
GB2763-2005国家标准对大豆没有规定草甘膦“最大残留限量”是卫生部重大“渎职”
必须指出：“2000年中国大豆进口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2001年中国大豆进口量增加到1394万吨。2003年达到2074万吨，从而成为世界大豆第一进口大国。”
因此，卫生部制定GB2763-2005国家标准时，1994年《食品中草甘膦最大残留限量标准GB14968-94》以及2005年《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2763-2005》两个标准的两位起草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张莹、赵丹宇以及主管部门的负责任，不可能不知道2005年的《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2763-2005》必须增加对于大豆“草甘膦最大残留限量”的国家标准及其对于维护国民健康的至关重要意义！
孟山都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之所以能够每年以超过两千万吨的规模大举进犯侵入中国，严重损害中国人民持续安全健康生存与繁衍，其关键不仅在于卫生部制定GB2763-2005国家标准对大豆没有规定草甘膦“最大残留限量”，而且在于卫生部2005年至今五年来没有向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向党中央提出任何预警，没有主动采取本来非常简单的补救措施：充分考虑中国民众经常食用多种直接由大豆加工食品的饮食特征，优先考虑国民健康依据充分科学依据独立自主将大豆草甘膦“残留最高限量”国家标准确定在1mg/kg – 2 mg/kg以至0.2mg/kg水平！
这是中国卫生部的重大渎职！
结论：
（1）中国近年大宗进口用孟山都转基因种子种植的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不是可能，而已经成为，对中华民族持续安全生存、繁衍与发展造成实实在在最大危害的人为“广域持续性灾害！
（2）我们绝对不能等到转基因作物大规模推广导致像在阿根廷发生的那样“儿童癌症十年增两倍生育缺陷增三倍”、“不育流产死胎生育缺陷癌症”、“流行病学研究发现草甘膦与生育缺陷癌症问题相关”，再认识其恶果！
（3）现在就必须采取紧急行动阻止大规模推广转基因作物，并且立即禁止转基因大豆、转基因玉米的进口！如果需要进口，应当进口有益于中国人民健康的非转基因大豆、玉米！
结束语：
卫生部有责任向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务院、新闻界与全国人民通报说明：2005年GB2763-2005对多项食品草甘膦残留限量制定了标准，为什么偏偏对国际粮食交易中草甘膦残留量最高的大豆没有制定草甘膦限量标准？
2005年以来，卫生部非常清楚中国每年大宗进口草甘膦残留量最高的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及其对中国人民持续安全健康生存与繁衍的重大危害，为什么没有提出任何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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