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制物价，首先要严打“带头大哥”房价的暴涨

沈晓杰

　　近日，国务院做出了修改《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的决定。根据这项新修改的规定，国家将大幅加大对价格违法行为的制裁和处罚。这是对4天前温家宝总理针对当前的“物价问题”专门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关于修改《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所作出的“快速反应”。中国最高的政府部门对物价问题如此高效而强力的行政举措，不仅引起了国内各方面的的高度重视，而且也吸引了海外媒体的广泛关注。

　　有海外媒体指出，这是中国政府自1993年以来首次大规模的对物价实行政府管制和干预的措施。人们注意到，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的这次常务会议，以空前严厉的口吻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对于违法违规、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绝不可放任不管”。会议还要求各地、各部门要依照《价格法》，“强化对价格的管理、监督和必要的调控，维护正常的市场价格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的利益”。昨天公布的国务院修改后的“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更是意味着政府要以强力的“经济制裁”措施，来“严打”一些地方和行业现在已“见怪不怪”的“串通涨价、囤积居奇、哄抬价格”和“散布涨价信息，扰乱市场秩序，推动物价上涨”等价格违法行为。

　　有人说，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发展了二三十年。在现在的状况下，政府再挥起“价格管制和干预”的“大棒”，是不是又重新回到了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中去了。其实不然。在任何一个国家，市场都不是万能的。作为一个法制和成熟的政府，当市场的发展脱离了经济规律和应有的健康轨道，从公众的利益和责任政府的角度出发，“该出手时就出手”。这在现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屡见不鲜”。记得去年中英国布朗政府刚刚上台时，针对英国多年房价涨幅“高烧不退”、民众越来越买不起房的状况，通过立法规划承诺：政府在未来十年将兴建300万套“买得起的房屋”，帮助成千上万初次购房者实现安家梦想。这一举就使得英国社会占人口六分之一左右的“初次购房者”(绝大多数年轻人的家庭都在其中)，可以用比市场价低得多的价格，买上“中产阶级的体面住房”。这样的“政府作为”，还是建立在成熟法制的市场经济体系下。而在中国，在连卖“兰州拉面”的小店主和农贸市场的小商小贩都可以操控价格的市场环境中，政府对极易被利益集团操控的市场价格的“纠偏”和管制就显得更加必不可少。

　　现在的问题是，政府要抑制物价的非市场规律般的“乱涨”，有效的维护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稳定安全，首先就必须准确找到对社会影响最坏、侵害人民利益最多、“带头示范作用”最大的价格违法上的“七寸”之处，找得准才能“打得狠”。那么，谁才是我们应该重拳严打的、价格违法上的“带头大哥”呢？

　　前几天，有“官方高级智囊”之称的的中国社会科学，通过在全国范围内的调查所撰写公布的“2008年《社会蓝皮书》”，对此有明确的“说法”。根据这份报告，物价飞涨已经成为中国公众最为关注的严重社会问题，而住房价格暴涨更是位列城镇居民对物价不满的“榜首”。

　　实际上，说房价暴涨是物价失控和价格违法的“带头大哥”，一点也没有“冤枉”开发商。

　　首先，大家可以回顾一下，从2007年中开始的这轮涨价高峰，“冲”在最前面的究竟是谁。早在去年肉价和副食品价格涨起来之前，开发商通过囤地捂盘，在房价和民众的买房负担已经达到世界上公认的“国际房价最难承受地区”数倍的基础上，竟然还极度疯狂的继续制造房价的暴涨。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正是这一轮“捂盘”造成的房价的暴涨，带起了中国新一轮物价飞涨的“歪风”；

　　第二，从物价失控和价格违法造成的对人民利益损失来说，侵害最大的，也“当仁不让”实属房价的暴涨。和粮食这些“食”的产品一样，“住”也是基本和必须的民生。但同样是价格上涨，给老百姓带来的影响却有从量到质的差别。这里我们可以算一算这两者的明细帐，就不难发现房价和食品价格的上涨，给老百姓生活带来损害，差别何止是十倍、百倍。

　　就按照每斤粮食涨了3毛钱来计算，一家三口每天要消费粮食2.5斤，一年365天平均每个家庭需要消耗粮食912.5斤，一家人每年要为粮价的上涨多付出273.5元。如果一年前的粮价为每斤1.2元，现在为1.5元，这就意味着当粮价涨了四分之一的时候，给某个家庭在吃饭上带来的直接影响连300元还不到。

　　但是，如果像现在一些大中城市那样，一年前市区的平均房价为每平方米8000元，一年中就涨了4000元(指城市中的同一地段商品房价)，那么给普通家庭又是带来了什么影响呢？我们还是以普通的三口之家为例，他们所买的商品房还是严格按照“结构调整”后的90平方米的中小户型，那么这个家庭仅为一年的房价暴涨，就需多付出36万元的代价。如果这个家庭的年收入在这些大城市处于中间水平，这就相当于要把这一家八年的收入，不吃不喝全部抵上去，才能应付一年房价暴涨的支出。在国际惯例中，用一个家庭的8年收入，至少可以去买上一套中等水平的住房了。而且，这还算是在买房负担过重的情况下才需要的买房支出。在正常的情况下，一般家庭只需付出3-6年的收入，就可以买上一套高标准的“中产阶级住房”。

　　这里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算出，同样是基本民生，粮食一年就是涨价了四分之一，给普通百姓平均每个家庭一年增加的成本支出，也就是300元不到，相当于一个中等收入家庭一年收入(按4.5万元计算)的150分之一；而同地段的房价，一年像现在这样涨了二分之一，它一下子就使得需要买房的家庭多付出36万元，相当于一个普通的百姓家庭全年收入(以4.5万元计算)的百分之800。这两者如果按倍数的关系来算的话，相当于一年房价上涨给普通百姓家庭增加的成本支出，比一年粮价暴涨给这样家庭增加的支出，高出了1200多倍。站在这样的角度来理解百姓对房价疯长的强烈的不满，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所以，不管是从“枪打出头鸟”的治理效果来说，还是从价格违法给老百姓造成的损失来看，把严打高房价及房价暴涨作为此次政府价格管制的“重中之重”，都可谓是一种事半功倍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