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出路在哪里？

——为我的新书《大气候》而跋

李昌平

2009年1月，据官方统计已经有2000多万农民工因为“全球金融危机”失业了。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很多人都希望乡镇政府承担起责任，将“返乡农民工”留在乡村“就业”。在央视等主流媒体的操作下，一时间，农民工返乡就业和创业在中国农村大地上蔚然成风了。这当然只是自欺欺人的秀！

现代化就是减少农民；

现代化的基本任务就是减少农民，减少农民也是实现现代化的根本途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互为因果。

无论是日本还是亚洲“四小龙”，都只用了数十年时间就实现了现代化——将农民减少到了15％以下。中国现在的人均GDP已经达到3000美圆以上，世界上同等水平的国家，农民数量都在30％以下了。中国是人口特大型国家，虽然有其特殊性，但减少农民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必须加快速度。中国所处的现代化阶段，不是要将失业农民工安置到农村就业和居住，而是要大力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步伐。

农民工返乡就业是建“蓄水池”还是“堰塞湖”？

农民工返乡，真的可以就地创业和就业吗？真的是在建“蓄水池”吗？

无论是先发国家还是亚洲“四小龙”，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过程中，都遇到过“经济危机”，都经历过阶段性的大面积的工人（农民工）失业，最终都是立足城市解决了工人（农民工）就业和市民化。而将工人（农民工）问题转嫁给农村没有成功的先例，只有失败的先例，那就是菲律宾。菲律宾曾经是仅次于日本的亚洲强国，被欧美国家誉为“亚洲典范”，1960年前后，菲律宾遇到了我们今天一样的工人（农民工）失业问题，菲律宾军政府强力推行土改，想将工人（农民工）失业问题引入农村加以解决，但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这是因为在现代化过程中，农业比较效益是逐步下降的，如1980年代的农村有20％左右的专业户和万元户，当时的万元相当于现在的十几万元，现在将家庭成员进城做工人的收入统计在内也达不到“万元户”的水平。农业只能养活越来越少的农民，更何况农村出生的年轻人愿意做农民的越来越少呢？！菲律宾工人（农民工）的出路最终选择了向海外“出口”劳动力，菲律宾现在海外打工的劳动力高达800万人，占菲律宾总人口的10％，菲律宾2个年轻女子就有1个在海外做“菲佣”。

我国现在是8亿农民为5亿市民搞饭吃，是没有前途的。如果将失业工人（农民工）引入农村加以消化，就会变成“9亿多农民为3亿多市民搞饭吃”的局面，更加没有前途。农村的年轻人，做“饿死鬼”也会选择城市，这是不以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引导失业工人（农民工）返乡就业，这不是在农村建什么“蓄水池”，而是在建“堰塞湖”。

40岁以上的农民工，相当部分会逐年返回农村安居乐业，这样的人每年都会有100－200万人。但农村每年都会新增1000万以上的劳动力，新增劳动力中的绝大多数，进城是他们的第一选择，甚至是唯一选择。城市之门要向他们打开，并帮助他们在城市安居就业，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安定和可持续发展。这是必须的，是国家和民族的信仰！

中国也可以向海外输出劳动力，中国人口比菲律宾多10多倍，海外就业只是杯水车薪。

立足城市帮助农民工市民化；

农民工（工人）是劳动力，是财富的创造者，是消费者，是工人阶级，是新市民，是公民，是国家主人。一个农民工（工人）在城市创造的价值至少比他在农村创造的价值高5倍，一个农民工（工人）在城市生活的消费至少是他在农村消费的5倍以上。财富集中在城市，农民工（工人）留在城市的就业机会和他们本身需求所创造的就业机会、比他们回乡的就业机会不知大多少倍。所以，立足城市解决农民工就业和创业，比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要现实得多。从资源配置的有效性考虑，集中资源在城市解决农民工（工人）问题、比分散资源到农村解决返乡农民的问题要高效得多。

城市政府立足城市帮助农民工（工人）就业和市民化，大有可为：

首先，城市政府应建设大量的新市民（新工人、农民工）社区，每个社区居住1－3万新市民，政府为每个新市民提供18平方米左右的公寓房，价格不超过1500元/平方米；

其次，城市政府要在新市民社区提供和老市民同等的社区公共服务；

第三，城市政府要为新市民提供和老市民一样的社会保障；

第四，城市政府要帮助新市民在城市创业和就业，如：扶持建设消费合作社、资金合作社、发展社区服务业等等，互为服务就是就业和创业。

…………

这都是政府应该做的，必须要做的，躲不掉、推不脱的！

农民工市民化，就是最大的扩大内需。农民工市民化，就是应对“经济危机”的最积极有效的办法。

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指出，要统筹城乡发展，这是非常正确的。可是，农民工（工人）失业问题一出现，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就异口同声——“农民工返乡”创业和就业。实际上，谁都清楚，如果“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有很大空间，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怎么会有70％之高呢？这分明是拿中央“统筹城乡发展”开涮嘛，是帮助城市政府对农民工“扫地出门”开路嘛！也是在巩固和强化“一国两民”政策嘛！说白了，所谓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和就业，实际上就是过去“收容遣返”制度的另一种表述罢了！

“外向型”工业化道路对减少农民和农民工市民化的作用有限了；

减少农民！减少农民！！减少农民！！！是中国现代化的“重中之重”。增加就业！增加就业！！增加就业！！！是中国当前应对危机的“重中之重”。

在沿海发达地方的领导人一再强调要产业转移和升级的同时，中央政府却不断出台救“出口企业”的政策。从中可以看到发达地区的领导人让“农民工返乡”的意图，也看到了中央政府让“农民工异地就业”的努力。只可惜，中央政府花了大钱，不一定对农民工就业有好效果。

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出口拉动型”经济，100元GDP只有35元转化为国民收入，只有发达国家的一半。所以，农民工每月只有数百元的工资。“低工资、无社保”的农民工怎么可以市民化呢？“出口拉动型”经济只可以帮助中国少数地方实现现代化。全球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发达地方必然要求“农民工返乡”创业和就业——将全球经济危机转嫁给中国中西部农民和农村。20年的“外向型”工业化，等于中西部农民当了20年“长工”。这也正是30年来，我国农民绝对数由7亿增加到9亿的深层原因。

“中国制造”为了出口，出口创造农民就业，农民就业为了维持小农家庭经营的简单再生产。这就是中国“‘小农家庭经营’＋‘外向型’工业化”模式的发展逻辑。中国走“出口依附型”工业化道路，实在看不到9亿农民的前途。随着越南、印度等国家也加入到“出口拉动型”工业化道路中来，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不仅不能吸收更多的农民工就业，恰恰相反，会大规模“遣返”农民工，以实现局部地区的所谓的“产业升级”和“社会升级”。

现在张五常等权威的经济学家主张废除或停止执行《劳动合同法》，以期待进一步压低农民工工资，维持中国“出口型”经济的竞争优势。张五常应该明白，在中国、印度、越南、巴西等后发国家都加入到“出口导向”模式行列之后，世界制造业发生了逆转——数十亿人为数亿人搞“制造”了， “出口拉动型”发展模式没有了前途——只能“制造”出更多的“农民工”，而不是市民。说白了，“出口拉动型”经济是“只要（农民工）劳动力，不要人（农民工）”的“牲口型”劳动力竞争优势经济。即使将珠三角、长三角的农民工变成“牲口”，也维持不了其“出口型”竞争优势。

区域经济和省际贸易或是正道；

中国是一个有13亿多人口的国家，农业生产过剩，工业生产也过剩，但70％的国民却很穷，有效需求严重不足，不得不为了出口而生产；中国是一个资本过剩和输出国家，但中国又是一个外资超国民待遇国家和外储第一的国家；中国是一个资源严重短缺国家，但中国同时又是一个资源性初级产品出口大国和资源严重浪费的国家；中国虽然是农民最多、最穷、农产品过剩的国家，但中国却是农产品市场最开放的国家之一。中国真是奇了怪了，像一个“疯疯癫癫”的主权国家！

中国很多省的人口规模相当于欧洲几个国家，发展区域经济和省际贸易应该有巨大潜力。区域经济和省际贸易的发展，对扩大就业、改善民生和城市化、农民市民化的作用应该远远超出“出口拉动型”经济的作用；区域经济和省际贸易的发展，对国家财力和国民财富积累、对有效内需的增长、对共同富裕和平衡发展等方面的作用，也应该远远大于“出口拉动型”经济的作用。

13亿人的中国，相当于数十个欧洲国家。中国不是要搞“航空母舰”式的大产业集团和巨大型城市。中国不是要变数百个奶制品企业为三五个大型奶制品企业，而是要变三五个大型奶制品企业为数百个中小型奶制品企业。中国不是要重点发展数千万人的特大城市，是要重点发展许许多多数百万人左右的中等城市和区域经济中心。中国要扩大区域中心的政治经济权力和功能，发挥中等城市和区域经济在现代化中的核心作用。

以平衡贸易和互惠互利为前提的对外贸易是必要的，出口不是为了拥有更多的美圆储备，是为了发挥比较优势、改善民生、增强国力。改善民生和增强国力当以发展区域经济和省际贸易为主，以对外贸易为辅。

以“村民集体资本主义经济”实现6亿农民小康

未来30年内，中国人口高峰不会低于15亿，中国如果像先发国家一样现代化，农民占人口的比例低于10％，城市要生活13亿多人，农民只有1.5亿人。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速度惊人的快，很多资源已经不得不依赖国际市场了，但农民数还增加了2亿多，总量高达9亿多。即使今后每年城市化1200万人，再过30年，中国的农民数量可能也不会低于6亿，如果低于这个数，除了资源供应会严重短缺外，社会稳定也难保证。30年后，城市市民9亿人，农村（含乡镇）居民还有6亿人。

乡镇以下的农村要留住6亿人，并过上和市民差别不大的“幸福生活”，这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所在。农民不能一股脑的进城，应该有序进城，进城的生活水平和没有进城的生活水平相差不大。这就需要安排好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

很多人认为，必须废除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必须推行土地私有化。坚持土地私有化的人认为，只有土地自由买卖，私人资本就可以下乡整合农村、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提高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水平、农村劳动力也可以自由流动了。很多人坚定相信这是“效率最高”的土地制度和农业制度。

市场经济条件下，强者恒强，弱者恒弱，这是规律。中国农村是资源和人口矛盾极度紧张的国家，维持小农家庭经营，中国农民一万年都不可能小康，只会越来越困难；依靠资本主导的农业和农村经济产业化，只会使少数人更富，多数农民快速破产。6亿农民，如果继续维持小农家庭经营体制，毫无效率可言；如果推行土地私有化，让“公司＋农户”大行其道，资本会很有效率，但农民一定会大量破产，会产生大量“流民”，社会就会乱成一锅粥。

既要有很高的效率，又不出乱子，只有学习大寨村，走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道路。在保留集体经营体制的同时，鼓励发展村民集体资本主义经济，可能是未来中国农村必然的选择。集体资本主义经济的核心，是土地成为集体经济的资本，村民共享土地“农转非”增值收益和资本化收益，农民分享农业产业化的全部收益。因为，只有这样的制度选择，小农才不会被逼破产，新农村建设——重点建设15－20万个中心村（镇）才可操作，乡镇以下才能够留住6亿人、并过上和城市市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生活。

中国的现代化，市场经济体制是必须的，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是基石，农地使用权家庭经营是基础，合作经济和新集体经济是农村经济的主流，城乡居民国民待遇均等化是保障。这几条是基本原则，都必须坚持。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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