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市侩主义冲击着一切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传统价值资源，瓦解了信任，腐蚀了社会风气。“告别崇高”是80年代文学的主题之一，王朔的“痞子文学”那时就已风靡，以“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姿态向崇高发起挑战。细审之，王朔们并非在否定崇高，他们反对和调侃的是更多假崇高之名的伪装。一个要求所有人都崇高的社会形态是不正常的，一个拒绝崇高的社会同样是不正常的。一个人可以不崇高，但不可以轻薄崇高。但市场市侩主义为轻薄崇高提供了合法性，2008年出现的“范跑跑事件”将此逻辑推演到极致。没有受过特殊训练的教师在危难时刻出于本能逃生，这一现象本没有进入公关讨论的议题，更没有人予以谴责，但当事人事后却将其阐发为人为自己即是最大的道德，这是对灾难中舍生取义者的大不敬，是对底线伦理的挑战，不应为任何正常的社会所容忍。一边是救灾中汹涌的志愿精神，一边是许多人对“范跑跑”的支持，而且二边重合度并不低，这乃是道德失序的标志。
　　某些经济学家们为市侩市场主义的发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若干年里，他们只谈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谈论他所谓的“看不见的手”和只要人人自私自利即可达到社会利益最大化的逻辑，却忽略了斯密早年的《道德情操论》。
　　更致命的伤害在于市场市侩主义对国家（state）的入侵。2006年发生在南京的“彭宇案”一审判决的依据就是，人不可能也不应该有利他的行为。在没有证据认定被告彭宇撞倒原告老太太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书“根据社会情理”认定，如果彭宇不是肇事者，那么他应该去指证肇事者而不是对老太太好心相扶，更不应该将老太太送到医院。判决书隐含的逻辑是，扶起老人一定是因为做贼心虚。该案虽后经调解在二审和解，但一审判决造成的恶劣影响却是持久的，见到老人摔倒是否该扶起竟然成为一个持久热议的社会话题。后来出现的“小悦悦事件”只是情节的合理发展而已。

　　我们都是消费者
　　90 年代的宣传火了一中一美两个老太太。这个流传甚广的预言说的是，两个老太太在天堂相遇，聊起生前经历，中国老太太说，我攒了半辈子钱，终于买了一个大房子，可惜没住多久就来这了；美国老太太说，我住了半辈子大房子，在临死前终于还清了贷款。故事的寓意是，中国式的消费观念老土了，同样是购买行为，超前消费的方式更理性。
　　毛泽东时代的经济伦理是积累，全国人民经过近30年的辛勤劳动建立起了一套完备的工业体系。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随着中国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大规模的产能释放出来，中国告别了匮乏时代。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诉求下，官方意识形态开始鼓励消费，在力促外向型经济的同时启动内需。中国从重积累、以节俭和储蓄为美德的时代过渡到了鼓励消费的时代，消费主义的浪潮来袭，中国人也多了一重新的身份：消费者。
　　消费主义有两重基本含义。第一重，消费主义指一种不断刺激需求、持续制造购买欲望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在这种秩序中，消费的目的不是满足基本需求，而是消费商品的符号意义。消费主义秩序的形成离不开国家的扶植，1993年，国家开始实施“金卡工程”，促成了信用卡服务的大规模普及，方便更多人用透支的方式消费明天的预期；1994年，出台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999年，恢复征收利息税，督促老百姓把钱从银行里取出来，花掉。买房子可以按揭了，买车也可以按揭了。
　　1993年，《精品购物指南》在北京创刊，是消费主义文化发展的标志性事件。其后，此类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在各个书报摊上占据最大的比重。此类大众传媒通过鼓吹炫耀性消费营造了这样的幻象：人存在的价值通过你消费的东西来体现，人的社会认同感不再来自内心的美和力量，而是来自住什么地段的房子，开哪个国家的汽车，穿什么牌子的衣服。于是，富人居住的地方不叫高档社区了，而要称为高尚社区。
　　消费主义的另一面就是拜金主义，宁在宝马车里哭不在自行车上笑，就是拜金主义者的宣言，2011年出现在上海的“援交”中学生则是这种文化的受害者。
　　消费主义的另一重含义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通过反虚假宣传、提高产品质量等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这个意义上的消费主义暗合对个人权利的诉求，在政治领域受到抑制的权利意识借消费者的身份得到部分体现，典型的例子是业主组织的维权实践和自我管理尝试。1995年出道的“刁民”王海是消费者运动的先驱，90年代初开播的中央电视台的3•15晚会是这股力量的舆论阵地。
　　消费者运动近年来还承载了一些人改造世界的梦想，当姚明一本正经地在电视上告诉你“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时，传递的是一个已经消费到产生疲劳感的阶层对社会进步的理解和他们能为社会进步所做的仅有的贡献，抑或只是一碗给自己煲的心灵鸡汤。

　　社会流动与新篇章的开启
　　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见证了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数亿农民进城打工，以血和汗的代价支撑了中国的发展和世界工厂地位。
　　经济要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要提高，唯一的出路是城市化、工业化。80年代，乡镇企业独领风骚，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被邓小平称为中国农民的伟大发明。但乡镇企业不是80年代才出现的，乡镇企业起源于大跃进，“文革”后期得到了更大的发展，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全国化肥产量的一半是由乡镇企业贡献的。大规模人口流动也在那个时代就出现过了，数千万农民在大跃进中迁入城市工作，又在1962年的经济整顿中被遣回农村。
　　目前我们看到的工业化进程是与此前那个不同的。90年代，国家政策向三资企业大力倾斜，乡镇企业逐步失去竞争力，被淘汰出局，“苏南模式”成为历史。这是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乡镇企业代表着独立自主的方向，选择三资企业则表示中国决意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原本可以通过“离土不离乡”的方式参与工业化的农民，不得不“孔雀东南飞”，到沿海城市打工，于是出现了农民工这个中国才有的群体。
　　从经济学理论上讲，作为事实上的产业工人，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应足以支持其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即能够覆盖其在工作所在地定居所需的生活成本和抚养下一代的开销。可是，农民工工资远低于这个标准，他们的劳动力再生产很大部分继续由农村承担，在经济发生波动的时候，他们随时可能被工厂解雇，回到土地上。这相当于由农村承担了工业资本所应支付的一部分劳动成本，这部分钱转化为超额利润被吸纳进全球资本体系。农民工在城市中还要忍受社会性歧视，“民工”演化为一个带有歧视性的字眼，时常被城里人拿来攻击他人或自我嘲讽。
　　外出打工造成了乡村的空心化趋势，乡土资源流失严重，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空巢老人等社会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学研究的课题和政策所要关注的焦点。农民工忍受着经济上的剥削和社会性歧视奔向城市，因为城市为他们提供了一片新天地，比如按月领工资的收入模式（建筑业是个例外）、消费主义文化氛围、城市生活方式的幻象等。这些被传导回乡村后，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的文化震荡。

第一代农民工大都经历过前改革时代，他们重积累，将打工所得寄回家乡盖房子，期待以后叶落归根。混合了集体主义话语和市场逻辑的官方宣传对他们尚有迷惑性，他们可以接受吃苦受累是为国家经济建设做贡献的说法。但近年来，第二代农民工成长起来了，也带来了影响未来走向的变量。
　　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 90后一代与父辈不同，他们从小受市场逻辑和消费文化影响，个人意识强烈。留存在学校教育中的集体主义话语对他们来说曾是遥远的说教，但打工过程让阶级话语变得鲜活起来，国外诸多的社会学研究表明，车间成了阶级意识培养的温床，打工仔打工妹们通过长时间加班工作、领班的恶劣态度等明白了书本上说的压迫是什么意思。与父辈相比，他们忍辱负重的气质更淡薄，更倾向于抗争。另外，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既促进了打工者群体的知识化趋势，也让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汇入打工大军。未来，打工者的话语能力将持续提升，为联合起来与资本博弈提供了无限可能。
　　新一代打工者与乡土的亲缘关系远不如父辈亲近，土地是他们回不去的故乡，他们的未来将一直跟城市相连。他们和父辈是城市的建设者，但城市尚未真正接纳他们，未来是否有这个可能，要看发展战略是否重新定位。他们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是疏是堵，将影响中国社会洪流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