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资产流失这个问题，我其实已经关注很多年了，我最早开始写评论的时候，朱镕基正在搞“以三铁砸三铁”，强行进行国有企业改制，当时写的评论有大量这方面的题材，但到现在为止这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而且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他们开始觊觎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与行业，试图瓜分仅剰的央企。

　　在国有资产改制这个问题上，主流经济学家以及背后唆使他们的人玩了一个概念。我们知道原来的国企是叫全民所有制企业，简称国营企业，国家只是在经营它，但它不属于国家，属于全民。但现在他们把它称为“国有企业”，相应地把私企称为“民营企业”，这样一来，国企改制，就相当于把财产从国家手里拿到人民手里，它不管是在道义上在任何其他方面它都具有了合法性、合理性。这是一个巨大的话语陷阱，其实我们今天这个会议我们也落到了他们的话语陷阱，叫“国有资产安全主题会”。我现在供职的这个杂志也叫《国企》，但我们心里要明白，国企才是真正的民企——全民所有的企业。

　　为了瓜分国企，他们制造的一个最主要的舆论就是说国民资产全民所有，其实人人皆无。这似乎是一个经验事实，但不是本质事实。因为国有资产生产出来的财富，会变成国家的公共设施，比方说会投入到教育、国防，乃至全民的福利，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作为国有企业的受益者。例如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国有企业处于绝对的主体和主导地位。恰恰在这一期间，中国人民的民生也得到了极大改善，人均寿命从35岁猛增到69岁，人口总数从徘徊了100多年的4亿左右，猛增到8亿。联合国公布的最能体现民生水平的“人文发展指数”(HDI)看，1950年中国为0.159，属于“极低”，但到了1970年，中国已经突破0.5，进入“中等”，直到今天，中国仍然处于“中等”的区间。所以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把国有资产私有化，实际上就是剥夺全民，剥夺所有的人，包括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只要你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具体到本案，我有一个感觉，也是吴敬琏他们经常喜欢提一个词，权贵资本主义。我觉得吕中楼这个案子，就是一个权贵资本主义的典范，数百亿的资产滋养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链，然后动员了各个方面的资源，包括舆论的资源，包括政府的资源，把他自己严严实实的包裹起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你这样长期的举报，这么多媒体的揭露，他可以岿然不动。这不是权贵资本主义又是什么?

　　更为严重的是，这样的人通过侵吞国有资产发了财，然后收买了权力，收买了舆论，甚至还养了一批打手，这种把政治权利，话语的权利和直接的暴力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豪强势力，或者叫豪强资本主义。这特别像从晚清到民国那样一种状况，这些人建一个土围子，他在当地他就可以称霸一方，所以吕中楼现象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资产流失问题，也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它确实牵扯到我们的国家朝什么方向走，我们以后是不是还会生活在黄世仁或者南霸天这样的人物的统治之下?前年姜文拍了一个电影叫《让子弹飞》，里面有一个角色黄四郎，黄四郎实际上他就是鹅城的这样一个真正的统治者，政府派来的县长都是替他打工的或者说是替他挣钱的。像吕中楼这样的人他有没有可能发展成黄四郎这样的人物?我觉得是完全有可能的，只要我们不去管他，他手里有那么多的资源，他完全可以控制当地的政府，控制当地的司法，控制当地的警察，甚至暗中建立一个自己的武装，然后把当地所有的百姓都变成他的奴隶。

　　我们要思考，我们究竟要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是要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要一个每个人的权利都得到充分保障的国家，还是要一个黄四郎称王称霸的国家?我觉得这个问题必须要上升到这样一个高度，我们才能够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它牵扯到我们每个人的利益，牵扯到我们的子孙后代生活在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中。

　　星期五我刚好去了一趟太原，参加山西卫视一个新节目论证会，我顺便到太原去看了看。我一到山西就立刻想起煤老板，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山西前些年煤矿私有化了以后，连续的恶性的矿难不断地出现，最后只能再次国有化，矿难就大大减少，从这一点上来看，国有企业比私有企业它更加人道，也更加有利于当地的发展。国有企业里的员工的收入都是比较高的，但矿工的收入再高他也不可能在北京买房，他有比较高的收入，他只能在山西当地消费，他可以把山西的房地产，山西的教育，山西的服务业，山西的食品行业等都给带起来。山西地下的煤有一天总会被挖光的，挖光了以后因为其他产业也起来了，山西还可以继续繁荣，但是如果通过私有化把财富集中到这些煤老板手里，煤老板总有一天会把山西的财富向吸血一样吸出来，不是一般地吸血，像抽水机一样整个把血抽出来，然后输送到外地，输送到北京甚至海外，山西早晚有一天要变成一片废墟。我希望所有的山西的朋友，从山西的未来，从山西的子孙后代着想也要关心一下这个案子，我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