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场手工业的形成”到“资本来到世间”

——马克思原始积累理论的历史演进

张 一

摘要：马克思对原始积累的认识经历了从模糊认识到清晰概括再到深入剖析三个阶段。从《哲学的贫困》以商业活动为蓝本初探“工场手工业”的形成条件，到《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通过溯源资本揭开“资本的原始积累”的神秘面纱，再到《资本论》以英国为例揭露“资本来到世间”的真实写照，马克思明确了有关原始积累的历史细节，还原了这个被遮蔽的历史过程真相。马克思始终将原始积累置于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下考察，将其视为一个暂时的、非一般性的历史过程。以历史辩证法阐明马克思原始积累理论的具体化发展与演进历程，是深化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重要途径。

“原始积累”是关乎资本主义何以形成的历史现实问题和资本何以发展的理论逻辑问题。当前，学术界对马克思原始积累理论的探讨局限于《资本论》这一单一文本，并偏向于将原始积累这一复杂的历史过程简单机械地概括为“对内暴力掠夺、对外殖民扩张”。这种忽略对其他不同时期文本中相关思想的挖掘与串联式思考的做法，不仅不利于我们全面且客观地审视这一理论的演进历程与发展脉络，还不利于我们还原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真相、预判其未来走向。只有重回马克思著作，以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和方法研读相关文本，才能明晰马克思原始积累理论的发展脉络与立场观点，最终实现对“资本主义何以可能”问题的正确理解，达到“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1]的目的。

一、萌芽与起点：以商业活动为蓝本初探“工场手工业”的形成条件

为了揭露蒲鲁东关于资本主义批判的非科学性，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考察了“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是怎样发展起来的”,由此开启了对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初步探索。在马克思看来，“市场的扩大、资本的积累、各阶级的社会地位的改变、被剥夺了收入来源的大批人口的出现”[2]625,构成了英国工场手工业形成的历史条件。新航道的开辟和海上贸易的开展是一切变化的开端。在贸易推动下，国内外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流通中的商品数量大幅增加，刺激着本国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为了生产这些市场大量需求且能带来丰厚利润的手工业制品，英国资产阶级一方面强占大量耕地并将其转变为私人牧场，另一方面推广使用农业工具以提高生产效率。如此一来，农业生产所需要的人力大幅减少，大批农民被迫离开赖以生存的土地，寻求新的生活来源。当时大量招工的城市手工业作坊成为他们少有的选择之一。为了满足自身或家庭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这些流入城市的农民不得不忍受作坊微薄的工资和恶劣的工作环境，不仅为资产阶级生产出新的商品与财富，推动了作坊内部分工的发展和规模的扩大，还为资产阶级构建“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所有制”[2]557奠定了基础。后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继续以“新航路-海上贸易-市场需求-侵占土地-城乡分离-资料聚集-分工-工场手工业”为线索，勾勒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诞生的具体过程，并指出，“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以前那种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随着新市场的出现而增加的需求了。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这种经营方式。”[3]32在此过程中，“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发展起来”[3]32,33。当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以及劳动工具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内生产出来和积累起来”[2]724,并聚集到少数人手中，资产阶级就创造出自身“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3]43。

可以说，早在19世纪40年代分析“工场手工业是怎样发展起来的”问题时，马克思就已经意识到，理应存在一个先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的“积累”阶段，也就是后来《资本论》中所阐释的“所谓原始积累”阶段。虽然在这个时期，马克思还没有提出“原始积累”这个概念，仍然用“资本积累”概念来表述资本家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活动，且没有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去挖掘资本的运动规律和形成过程，但马克思立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对“资本何以可能”的探索仍为其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探索与建构：通过溯源资本揭开“资本的原始积累”的神秘面纱

19世纪50年代末，当马克思着手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复杂的内在结构与运行机制时，面临着需要回答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棘手问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指出，“把这些生产关系作为历史上已经形成的关系来正确地加以考察和推断，总是会得出这样一些原始的方程式，——就像例如自然科学中的经验数据一样，——这些方程式将说明在这个制度以前存在的过去”[4]453。为了破解这些“方程式”,马克思选择探究这个制度的过去，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原始积累”这个概念，用以区别“资本积累”和表示资本主义历史前提。在马克思看来，原始积累是资本的生成史与历史前提，是资本洪水期的前提条件。处于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已初具发展势头，但尚未建立起“受资本统治的生产方式的实际体系”[4]451,因而迫切地寻求一切能将货币转化为资本、将劳动者转化为雇佣劳动者的方法与手段，为后续发展扫清障碍，这也是原始积累的重要任务。只有顺利完成这一任务，资本才能进入以资本增殖为主要任务的现代史阶段。

除了从时间维度明确原始积累的特殊属性与主要任务，马克思还详细论述了原始积累的过程，指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建成的四个必要条件：一是存在与“生存资料，生活资料，自我保存资料”等客观现实要素相分离的活的劳动力;二是存在足够多的且有意愿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原始资本;三是资本与劳动力之间可以自由交换;四是必须以创造货币、创造价值、实现资本增殖为目的。[4]456这四个条件缺一不可且互为补充：如果没有强大的资金支持以及强烈的增殖诉求，资本就不会迫切且贪婪地将一切资源聚集在自身统治之下，也就无法在短时间内获得如此多因失去生存资料而陷入贫困境地的劳动力资源;如果没有这些一贫如洗但自由支配自身劳动能力的劳动者，资本与劳动力间的自由交换就无从谈起，也就无法进一步扩大资本主义生产规模、推动分工发展，毕竟“只有在货币所有者在商品市场上，在流通内部找到自由的工人时，货币才能转化为资本，或者说，货币所有者才能转化为资本家”[5]42。

如果说《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是站在资本的角度考察“资本何以可能”的，那么在1865年的《工资、价格和利润》中，马克思则站在了劳动者的角度考察了这一问题，深化了对原始积累的认识。马克思发现，市场上好像天然存在着占有土地、机器和各种生产资料的买者以及除自身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卖者，前者的购买是为了赚钱，后者的售卖是为了谋生。对于这个现象，马克思认为，只有掌握了这个“经济学家所谓的预先积累或原始积累，实际上应该称做原始剥夺”[6]55,即“一连串使劳动者与其劳动资料之间的原始统一被破坏的历史过程”[6]55,才能明白其中缘由。遗憾的是，此时马克思专注于研究工资问题，原始积累只是作为破坏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统一关系的罪魁祸首而被一笔带过。

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严格区分了“原始积累”与“资本积累”,并从货币转化为资本、劳动者转化为雇佣劳动力的双重视角分析了原始积累的过程与作用。尽管初步揭开了原始积累的神秘面纱，但相关论述只是散见于对资本生产过程或流通过程以及劳动力价值的讨论中，尚未形成系统化的研究成果。同时，由于此时还受古典政治经济学“预先积累”论定程度的影响，马克思曾认为，“货币或自为存在的价值最初生成为资本时，要以资本家作为非资本家时所实现的一定积累——即使是靠节约他自己的劳动所创造的产品和价值等等——为前提”[4]452,因而，这一时期马克思对原始积累持较为温和的态度，这一态度后因马克思对原始积累认识的深入而发生转变。

三、成熟与完善：以英国为例揭露“资本来到世间”的真实写照

当马克思明确了资本是如何将“大量人手和大量工具结合起来”[4]503后，就将研究视野转移到“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8]822上来。这时，只有假定在资本积累之前存在一个“原始积累”阶段，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和全部秘密。对此，马克思以率先建立起工业体系、完成了原始积累的英国为例，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最后，用一章节的篇幅论述了“原始积累”,揭露了“资本来到世间”的真实写照。之所以使用“原始”一词，一方面是突出这种积累方式的时间性，与“资本积累”过程相区别;另一方面则是突显其暴力性，与古典政治学所谓的“田园诗式的东西”相区别。自此，马克思对原始积累的态度从温和的中立转为鲜明的批判，并表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8]871。值得注意的是，在章节安排上，马克思并没有按照常规的时间先后顺序组织相关内容，而是用逆推的方法，将作为“起点”的原始积累置于作为“规律”的资本积累之后，即将资本主义的“生成史”置于“现代史”之后。这种看似颠倒的顺序安排实则是方便理解之举。因为“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7]286,也就是说，只有充分理解了资本积累的全部细节与一般规律，才能拨开迷雾，准确把握作为资本发展历史前提的“原始积累”的深刻内涵和历史意义。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原始积累视为“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替代的历史过程，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替代的过程，[8]873这一过程是漫长、复杂且充满血腥暴力的。具体来说，资本先是通过直接的暴力强占土地等生产资料，由此“把封建财产和克兰财产转化为现代私有财产”[8]842,推动着“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解体”[8]872;其次，借助国家机器的力量，或颁布维护资产阶级经济利益与统治秩序的法律训诫，或使用鞭打、烙印、酷刑等暴力手段，使人们“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8]846;最后，利用“殖民制度、国债、重税、保护关税制度、商业战争等”[8]868制度优势，制造出新的占有大量财富的剥削阶级以及一无所有的被剥削阶级。在明确了原始积累的血腥过程与暴力属性后，马克思指出，与资本家财富增长、实力强大同步发生的，是“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8]874,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

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发表后，出现了一些对原始积累理论的错误理解与认识偏颇。对此，马克思通过书信的形式进行了必要的补充说明。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强调了原始积累的特殊性与偶然性，驳斥了俄国民粹主义者米海洛夫斯基把《资本论》教条化并将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原始积累的过程视为一般的做法，表明了其历史唯物主义立场。马克思认为，当英国通过“圈地运动”彻底完成了原始积累、建立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后，“西欧的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6]465,但若将“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6]466,并认为所有民族都要走西欧资本主义道路，就是忽略了各国历史环境的差异，是对原始积累理论的误解与误读。对此，马克思以罗马的无产者沦为游民而发展出来奴隶制的历史为例，说明“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6]466,而“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6]465。后来，马克思在1881年《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重申了这一观点与立场，表明要把原始积累“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6]570,其他各国并不必然走上相同的道路或遵循同质化方法。

可以说，通过考察在当时最具典型形式的英国，马克思明确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血腥过程与非正义属性，并反对将这种发展道路视为唯一选择或必经之路。正如恩格斯在《致韦尔纳·桑巴特的信》中所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9]691

四、透视与解读：有关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历史真相

通过还原英国式的发展道路，马克思回答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何以形成这一关键问题，展示了原始积累的历史细节，还原了这个被遮蔽的历史过程的真相。在马克思看来，原始积累不过是“一连串使劳动者与其劳动资料之间的原始统一被破坏的历史过程”[6]55,即物质维度与社会关系维度双重“分离”的过程。这个历史过程不是由单一事件推动进行的，而是由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性质的事件共同作用下逐渐完成的，如暴力侵占农民土地及各种形式的公有财产、驱逐农村人口、颁布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相关法律、开展海外贸易与商业战争、进行殖民扩张、发行国债和制定保护关税制度等。这些事件的发生，决不是按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所谓的“田园诗式”温和地进行的或自然而然发展的，而是有效结合了资本权力与国家权力，以最残酷且无孔不入的暴力为基础的。可以说，暴力作为一种经济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8]861,而借助暴力手段发展自身的资本，“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8]871。在此，我们可以从对土地的侵占、对人的规训以及对财富的掠夺这三个维度审视原始积累的全过程。

1.侵占土地，实现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分离

积累的第一个条件，是资本家能够卖掉自己的商品，并把由此得到的绝大部分货币再转化为资本。[8]651这就需要存在足够多的、有消费需要的人。但当人们处于自给自足状态时，消费需求有限，商品无法顺利销售出去，价值也就无法实现。原始积累的重要作用在此凸显，即运用各种手段将尽可能多的物质资源转化为具有排他性质的私有财产，剥夺农民和手工业者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重构生产方式。

土地作为承载传统生产关系与所有权关系、提供人们基本生活保障的物质基础，是资产阶级必须率先抢占并变革的内容。如果能侵占大量土地、变革“私有-公有”并存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就能实现“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8]821,满足资产阶级扩大放牧面积、提高生产效率、建立新生产模式的需要。为此，资产阶级凭借雄厚的资金支持、强大的武力威慑以及国家法律的背书，通过圈划农民份地、强行拆除住房、盗窃公有地、购买封建贵族与氏族的国有土地和教会地产等一系列行为，获得了大量土地份额。《公有地围圈法》的出台更是赋予了大地主们侵占土地行为的合法性，使其“不仅侵占了荒地，而且往往也侵占了个人以一定的租金向公社租来耕种的土地或共同耕种的土地”[8]834。一旦其侵占行为遭到氏族或公社成员的反抗，他们就会动用武力暴力驱赶，可以说，“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8]873。

在侵占土地的过程中，“资本租地农场或商人租地农场的大租地农场”[8]833大幅增长，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应运而生。这个新兴的阶级主体通过缴纳租金的方式获得土地使用权，通过支付工资的形式占有雇佣农民的剩余价值。在货币贬值的背景下，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支付的工资和地租一并下降，他们得以“靠牺牲自己的雇佣工人和地主的利益而致富”[8]853,增加货币资本。同时，他们还“依靠自己的权威，把他们名义上的所有权转化为私有财产权”[8]837,“把具有共同体性质的混合土地所有制界定为排他性的明晰产权”[10],完成了带有明确市场指向的土地确权运动。如此一来，原本分散的或隶属于共同体的土地转变为集中的且只属于特定个人的财产，原本以生产者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模式转变为以剥削他人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模式。越来越多的自耕农失去土地，被迫沦为小租地农民或纯粹的无产者。最终，“大约在1750年，自耕农消灭了，而在18世纪最后几十年，农民公有地的最后痕迹也消灭了”。[8]830当资本完成了与土地的合并，“劳动者把土地当作生产的自然条件的那种关系”[4]490也一并解体。值得一提的是，与封建领主不同，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没有保护雇佣农民权益或安全的义务，他们只需要支付微薄的工资就可以占有雇佣农民的劳动并为己所用，由此“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3]34。

与土地的私有化和资本化同步发生的，是生产资料与生产工具的集中化以及国内市场的扩大化。起初，纱锭和织机等生产工具分散在农村，辅之以农民家庭自己种植的亚麻等生产资料，农民得以在耕作之余少量地纺织，或满足自身需要，或赚取额外收入，维持独立生存地位。随着土地所有权的转移，那些曾隶属于农民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也一并落入资本家的手中，“劳动者是工具所有者的那种关系”[4]491随之解体，“耕织结合”的生产方式也难以为继。由于失去一切自给自足的手段，人们只能从市场上购买所需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一个由工业资本供应的巨大市场应运而生，加速推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

2.规训劳动力，使人从属于资本

一个拥有货币、生产资料或生产工具的人不足以成为资本家，只有当他雇佣他人并占有其剩余劳动时，他才能称之为“资本家”;同样，一个有着大量资源、财富或发达商品经济的社会也不足以建立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只有这个社会存在越来越多靠出卖劳动力才能过活的无产者时，它才算具备了构建新生产方式的条件。因此，尽管原始积累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有着差异性的过程与顺序，但其关键任务，都无一例外地指向了制造出大量一无所有但能够自由出卖自身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

早在14世纪下半叶，英国就已经形成了雇佣工人这一特殊群体，但当时，这一阶级只占总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其地位还“受到农村的独立农民经济和城市的行会组织的有力的保护”[8]847,只是形式上从属于资本。具体来说，对于农业雇佣工人而言，“土地共用”使其能够与共同体内一起生活的人们共享休耕地和沼泽地、林地、野生牧场、荒地等未开垦土地，他们可以在这些“公有地上放牧自己的牲畜和取得木材、泥炭等燃料”[8]824,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并参加相关节日活动或集体活动。公有地之于农民的经济价值及围绕土地形成的集体观念，在农业资本家看来，却阻碍了其整合土地资源、提高土地肥力、扩大自身影响力。对于城市小手工业雇佣工人而言，行会就是如公有地一般给人安全感与联结感的存在，它既是规范工商业活动、提高职业技能、维持成员基本生存的经济组织，又是秉持休戚与共信条、开展集体互助活动、提供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行会这种“关于学徒和帮工的制度以及关于劳动的约束性规定”[8]822、共同体式的发展模式，对于工业资本家来说，却成为其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模式、获取更多劳动力资源的障碍，必须尽快推翻并用新的社会关系取而代之。为此，资本家通过“排挤占有财富源泉的封建主”[8]822,使原本自给自足但隶属于地主统治的农民变为“不断地为城市工业提供大批完全处于行会关系之外的无产者”[8]854;通过“排挤行会的手工业师傅”[8]822,将那些“从前为自己劳动或者作为行会师傅的帮工的手工业者变成受资本家直接支配的雇佣工人”[8]584。大量小生产者失去了对生产生活资料的控制，失去了与传统封建关系的联结，一无所有的同时又孑然一身，沦为了被抛向劳动力市场且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

但这些脱离惯常生活轨道、处于失序状态的人们并没有如资产阶级所设想的那般快速转变身份以适应新的环境要求与纪律要求，甚至未能如其所愿自发或自觉地转化为可为资本所用的劳动力补给——他们或受传统思维影响不愿出卖自己，或抗拒恶劣工作环境，或不满足于低廉工资，于是宁可成为乞丐、盗贼或流浪汉也不愿进入工厂工作。为了扭转这种被动处境，资产阶级借助国家机器的力量，一方面将那些有劳动能力却没有劳动意愿、逃避劳动的人们视为“自愿的”罪犯，这些人一旦被发现，就会面临鞭打、烙印、酷刑等暴力惩罚;另一方面，颁布如1834年《济贫法修正案》等法律，用伪善的收留取代直接的现金救济或生活资料补给，使接受救济的人“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8]846。最终，这些“不受法律保护的、丧失人类尊严的、讨厌的、令人憎恶的对象”[2]488被“赶到通往劳动市场的狭路上”[4]502,成为雇佣工人。除此之外，资产阶级还颁布了其他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稳固政治权益的法律与制度。例如，通过设立关于“城市和农村、计件劳动和日劳动的工资率”[8]848的法律，将工资“限制在与资本增殖需要相适应的轨道以内”[8]846;通过剥夺工人结社权，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限制在对资本有利的范围内”[8]851;通过现代税收制度，使人们忍受高强度劳动、加快财富的资本化进程;等等。

最终，在法律手段和暴力手段的共同运用下，资本完成了对人的规训，使劳动者及其劳动从属于资本。那些独立自由但却一无所有的人们不得不进入工厂以维持生计，并用赚到的微薄工资购买曾经能轻易获得的物质资料以维系生命，生存成本明显加重。甚至更多时候，他们无力支付价格不断上涨的农产品，不得不依赖政府的济贫费勉强过活。马克思对此感叹道，“从15世纪最后30多年到18世纪末，伴随着对人民的暴力剥夺的是一连串的掠夺、残暴行为和人民的苦难”。[8]836

3.掠夺财富，获得满足发展需要的原始资本

即便占有了大部分的生产资料、制造出大量可被资本吸纳的雇佣劳动力，如果没有足够多的购买这些资料和劳动力的财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无法顺利建成。原始积累自然也就承担了为资本掠夺更多可用财富的重要任务。为此，资本凭借内外兼施的法律保护、制度枷锁和残酷暴力，获得了满足其发展需要的巨额财富，迎来了“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8]861。

在世界范围内，资本家借助殖民制度掠夺世界财富，使宗主国得以“在不预付一个先令的情况下”[8]862进行原始积累。欧洲各国一方面凭借对殖民地的政治统治权，大肆掠夺金银财富、奴役或剿灭土著居民并强占自然资源，这些财富与资源流回国内后被转化为直接购买本国劳动力、土地和各种生产资料的原始资本，加速推进国内原始积累进程;另一方面则利用商业霸权进行商业战争，通过人为设置大量贸易壁垒、开展单边主义等，垄断商品的销售权、运输权和定价权，为资本主义工业初期发展创造出巨大市场优势。如英国东印度公司及其高级职员就直接垄断了与印度、中国贸易往来的航运路线，获得了制定茶叶、盐、鸦片、槟榔等商品价格的权力，由此能源源不断地创造巨额财富。财富的掠夺和积累并没有惠及宗主国的人民，与国家富裕显著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本国人民的过度劳动与生活贫困。例如，第一个充分发展了殖民制度并率先实现了商业繁荣的荷兰，其人民群众“在1648年就已经比整个欧洲其余地区的人民群众更加劳动过度，更加贫穷，更加遭受残酷的压迫”[8]864。

在国内，资本家利用国债、公债、现代税收制度、保护关税制度等强有力的手段“合理合法”地收缴人民财产。这些财政手段赋予了货币生殖的能力，使货币无需“承担投资于工业甚至高利贷时所不可避免的劳苦和风险”[8]865而直接转化为资本，使“充当政府和国民之间中介人的金融家”[8]865坐收渔翁之利，并使“交易所投机和现代的银行统治兴盛起来”[8]865,因而是一种“剥夺独立劳动者、使国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资本化、强行缩短从旧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的过渡的一种人为手段”[8]867。

总的来说，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原始积累的实质就是“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8]821过程。这种“分离”(如图1所示),一方面是物质维度的分离，即剥夺生产者对包含土地、生产工具在内的一切物质资料的占有与控制，使“直接生产者对自己的生产资料拥有的所有权”[11]735消失;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维度的分离，即把人们从封建关系的束缚与保护中解放出来，“使劳动者自身成为第三者的财产并成为被占有的生产资料的那种关系”[11]735消失。只有经历了物质维度与社会关系维度的双重分离，才能创造出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依赖于资本的社会关系，才能制造出新的劳动者受奴役的形式，进而为资本的发展和扩张铺平道路。这个分离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或自然而然进行的，否则“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就不会把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解体仅仅半明半暗地描述为劳动者的解放，而不同时描述为封建主义剥削方式转化为资本主义剥削方式了”[11]735;这个分离趋势也并不会因为原始积累过程的结束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就戛然而止，反而会随着资本扩张的加速与垄断的增强而不断再生产出来。

图1原始积累的实质

五、结 语

思想或理论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总要经历从模糊认识到清晰概括再到深入剖析的历史过程，彰显着特殊的历史逻辑和范式转换，马克思对原始积累的认识就经历了这一过程。最终，通过批判性地考察在当时最具典型形式的英国何以建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的历史过程，马克思揭露了“资本来到世间”的真实写照。在马克思看来，原始积累不过是生产力发展之“必然”与历史发展之“偶然”在特定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即资本运用各种方法与手段将一切可用资源，如土地、劳动力、国内外财富等，占为己有并为己所用的过程。正是通过这一过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取代落后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依赖于资本的社会关系才能替代传统的人身依附关系，最终使资本成为一般，得以建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原始积累理论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尤其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部分西方学者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莫里斯·多布(Maurice Herbert Dobb)、艾伦·梅克辛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以及佩里·安德森(P.Anderson)等发现，资本对公共资源的掠夺与占有现象愈发明显，甚至出现了海外屯田等形式的“新圈地运动”,这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所谓原始积累”极为相似，因而将研究视野转回马克思原始积累理论，以期通过新的解读与阐述掌握变化发展着的现实，并引发了如“多布-斯威齐之争”“汤普森-安德森之争”以及“布伦纳辩论”等相关讨论。这些学者们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探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是阶级斗争为主导的，还是商业贸易推动的，亦或是产权关系变革决定的，即将原始积累视为一个历史必然，集中于挖掘“必然”背后的“一般”推动力;二是争论原始积累是“历史性的”还是“持续性的”,尤其是当资本主义“已经被丰富到了一个在马克思本身所处的时代不能想象的程度”[12]331时，是遵从马克思的逻辑将原始积累“限制在某个上古的时点、某段资本主义的史前时期”[12]329,还是应“严肃对待贯穿资本主义历史地理的原始积累的持续性”[12]328;三是致力于丰富原始积累的历史细节、扩展理论视野，如探讨新的劳动性别分工、新的父权制秩序以及女性身体机械化等议题，致力于还原“一系列马克思没有提及但对资本主义积累却极为重要的历史现象”[13]3。这些聚焦于“资本主义何以兴起”以及“何以为继”的讨论，一方面，阐释了新的社会制度与生产方式诞生之复杂性和条件性，在不同维度丰富了马克思原始积累理论;另一方面，由于所处历史背景的不同和立场观点的差异，个别讨论也存在误读和曲解马克思原始积累思想的倾向，例如，尽管明确了原始积累之于资本主义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但马克思始终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视为一个“非一般性”的过程与“历史发展”的产物，并坚持在特定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中考察这一过程。马克思坚决反对将原始积累视为“一般”或以此为名宣扬资本主义具有历史必然性或永恒发展性的做法，并指出，这种脱离“具体”历史与“实然”条件、空谈“一般”逻辑与“必然”结果的做法不过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诡计，毕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源的“条件性”中蕴藏着其走向灭亡的“必然性”。同时，手段的相似性并不意味着功能的同质性。当资本主义通过暴力掠夺、身份规训、金融控制等手段建立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后，这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并没有被弃之不用或失去效用，反而成为一以贯之的策略。这就需要我们准确研判资本“制造分离”行为的出发点——只有以建立资本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为目的，才符合“原始积累”的功能需求而隶属于这一阶段;当资本出于稳固自身地位、扩大势力范围、缓解发展危机等意图而“再制造分离”时，就要将其置入“资本的现代史”即“资本积累”中去讨论。一旦脱离目的限制空谈“分离”行为，就容易混淆“原始积累”与“资本积累”,难免产生争议。

当下，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更是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至与数字资本原始积累问题相关的新议题上。学者们发现，在与数字技术媾和的过程中，资本好似重回原始积累时期，凭借资金优势、强权控制、法律背书与政治许可等，进行“数字圈地”与“数字殖民”,不仅剥夺了数字劳动者对数字生产资料的使用与占有，变革了数据所有权关系，还构建出数字依附关系，强化了资本的权力。即便使用了更隐蔽、更复杂多样的手段，但其目的仍是制造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因而并没有脱离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何以可能”的讨论范围。这种新的制造分离的行为更是与马克思提出的原始积累中“包括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发展史”[11]735的观点相吻合，印证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起点是劳动者受奴役，发展的进程就是这种奴役的形式变换”[11]735的事实。因此，只有读懂了有关资本主义起源即原始积累的历史真相，才能真正了解资本主义的现实境遇、预判其未来走向;只有充分了解马克思对原始积累的观点与看法、明晰其批判路径，才能更好地回应相关理论争议，更好地理解这个加速发展着的资本主义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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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当代经济研究》2024年第11期，授权江南app网址 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