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自主发展带来的风险

——统筹发展与安全系列研究

江 涌

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包括三个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汉语大词典》给“独立自主”的解释是：不依赖别人，也不受别人的支配或控制，按自己的主张和权利行事。名义上，联合国由独立的主权会员国自愿组成，各国享有平等主权，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但是，由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始终挥之不去，没有几个国家能够真正做到主权完全独立，从而实现自主发展。此外，所有国家即便是大国强国，政权总是会受到阶级、宗教和资本等势力的影响，都有谁来当家作主的问题。资本无国界，资本势力超越国家、影响政权，进而侵蚀主权。一些国家不断走向政商合一，政权乃至主权为资本甚或国际垄断资本控制，出现政商复合的“深层国家”，国家不是沿着民族民众利益而发展，而是按着资本逻辑(利润最大化)在演进，主宰航向的是金融寡头，国家失去自主权利。

自主与不自主发展的国际启示

近代以来英国的盛衰，提供了一个早先因为独立自主而走向辉煌，而后因为政商合一、被金融资本控制而失去独立自主并不断走向衰败的教训典型。英国是孤悬于欧洲大陆的一个岛国，曾经是欧洲(起码是西欧)最贫穷落后的一类国家。近代以来，经过统治者的励精图治，逐渐成为世界上的“日不落帝国”，巅峰时期其投资占全世界的40%，贸易占世界80%。英国的发迹无非是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尤其是工业的结果，这是一个十分显著的经验。

工业化是近代化、现代化的核心，是一国实现繁荣富强的关键，工业化带来的收入“潮水”可以浮起港湾内所有的船。这是被世界历史尤其是西方历史反复证明的成功经验。17世纪中期资产阶级革命后，英国将当时先进国家的关税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先进经验、成功做法一一拿来比较研究，然后再根据本国实际适当加以运用。德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不无讥讽地强调，每一个欧洲大陆国家都是这个岛国的老师，它的每一种工业技术都是向这些国家模仿得来的，它学会了以后就把这些工业建立在自己的国土上，然后在关税制度下加以保护，促使它们发展。

纺织工业是国家工业化进程的母行业。世界经济发展史显示，纺织工业(尤其是棉纺织工业)以投入少、见效快、积累多、拉动大等鲜明特点，而成为西方、新兴市场等国家完成工业革命的先导产业。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民经济投入产出表分析，纺织工业每增加1个单位的投入，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力系数是1.25，高出各行业平均值25%，有效地拉动了农业、交通、建筑、卫生、石化、机械、物流、商贸等相关行业的发展。①灵活而自主的关税政策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的重要体现，英国利用高额关税甚或禁止输入的保护主义政策，来促进本国毛纺织业尤其是棉纺织业的发展。正如众多英国经济史学家所指出的，都铎王朝时期的产业政策才是英国崛起的真正秘密。至于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所鼓吹的比较优势理论，那只是英国取得工业领先地位后“发明”的一套说法，希望以此说服其他欧洲国家不再用产业政策扶植本国工业企业与英国竞争。②经济史学家李斯特如此表述，“这本来是一个极寻常的巧妙手法，一个人当他已攀上了高峰以后，就会把他逐步攀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上来”“然后向别的国家苦口宣传自由贸易的好处，用着那种过来人后悔莫及的语气告诉它们，它过去走了许多弯路，犯了许多错误，到现在才终于发现了自由贸易这个真理”。③

其实，仅仅以“产业政策”进行经济分析，会掩盖英国发家致富的重要秘密，那就是损人利己的殖民主义政策。英国的富强建立在以纺织业为基础的成功工业化基础上，而英国纺织业的发展壮大则是以牺牲殖民地印度的棉纺织业为前提的。印度不但有着低廉的劳动力与原材料，而且有着相传千年的经验与技术，能生产出物美价廉纺织品，长期占有世界棉纺织品一半以上的市场。如果允许印度的棉纺织品自由输入，那么英国的毛纺织业将会被摧毁，棉纺织业也会夭折，因为当时的毛织品在低价与舒适方面远不及棉织品。

为保护毛纺织业、促进棉纺织业发展，英国弃而不顾物美价廉的印度纺织品，宁可使用质量较差、价格昂贵的本国纺织品。英国通过殖民战争控制了印度，在印度实行殖民统治，实行有利于自己而有害于印度的不平衡关税政策。如1699年英国议会通过《羊毛法案》，以全面的高关税甚至禁止进口的方式保护本土纺织业;与此同时，要求印度实行自由贸易，以低关税进口英国纺织品。直到1812年，英国对从印度进口的花布还征收高达71.7%的进口税。1830年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包括本土生产的棉纺织品已经有了明显的价格竞争优势，然而直到1846年，才勉强通过废除《谷物法》而开始自由贸易进程。这时，英国与印度的纺织品竞争的攻守之势易位了，孟加拉国乃至整个印度的悲剧也就这样开始了。

黑格尔说，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都出现过两次;马克思补充说，“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④。历史事变在英国也会以悲剧和笑剧出现两次，只是次不落帝国”，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又在分崩离析中不断走向衰落。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资本借革命之便，逐渐接近并最终实质性掌握了国家权力。资本擅长金钱游戏与资本杠杆，同时控制报刊和政府，通过权钱融合，实现资本积累。其实，这是中国人几千年前就认识到而坚决抵制的“终南捷径”。政权被资本控制后，国家便会逐渐失去了自主，不是按照人民的意志，而是按照资本积累最大化的逻辑运行。正是在资本的绑架与控制之下，英美乃至越来越多的国家失去独立自主，走上了经济金融化、权力寡头化(所谓“深层国家”)的邪路。

近代中国“不能发展”的原因

中国农耕文明发达，官僚阶层将科技发明视为奇技淫巧;士农工商的阶层划分，抬高士农、蔑视工商，影响制造业、商业、物流业的发展。凡此种种，为生产力的发展套上了层层桎梏。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⑤千百年间，近乎于一个模样，在中国一慢二站三回头中，欧洲奋勇发力，乘资产阶级革命与科技工业革命之风快速波浪前行。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输入，中国小农经济逐渐解体，资本主义得到初步发展，但是由于没有独立的主权，没有可以有效保护幼稚产业成长壮大的经济政策，生产力进步十分缓慢。鸦片战争后，中国的主权随着一次次反1854年就由西方列强掌握，清廷海关总税务司1863～1908年由英国人赫德担任，四十多年间，海关税收从白银500多万两上升到3000多万两。海关税快速上涨，是大量工业品进口和资源等初级产品出口的结果，尤其是太平军占据富庶江南地区而失去大部分漕运盐课收入后，清廷不断增进对帝国主义与殖民制度的依赖。当这种依赖由被迫走向自愿之后，半封建半殖民地愈发成为民族经济和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桎梏。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辛亥革命爆发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部分挣脱了封建枷锁，从而有了一些发展。除鸦片战争后被迫开放的沿海沿江地带外，在东北、四川、云南等一些偏僻边远地区的城市或重镇(殖民主义鞭长莫及的地方)，民族工业(集中为民用轻工业)有了一些生机。但是，中国对西方列强的依附关系(即半殖民地处境)没有实质性改变，如从袁世凯的《二十一条》到蒋介石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都在不断出卖国家主权，民族经济从根本上难以得到发展。晚清状元张謇，利用沿海沿江的优势，以及上海开埠后的人才渠道优势，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主要帝国主义国家无暇顾及中国市场之际，在以南通为中心的长江口一带，将民族工业、地方经济搞得有声有色，并积极致力于社会建设与各种民生事业发展。然而，好景不长，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尽管中国也是战胜国一方，但是依然没有改变“西方在餐桌旁，中国在菜单上”的悲惨命运。而当帝国主义列强回过头来之后，一度红红火火的中华民族经济，很快便黯然失色。

西方列强，其军舰可以在中国沿海内河自由航行，租界遍及各个开放口岸，在华洋人手握领事裁判权而横行霸道。国家没有独立自主权，经济社会无以发展。全面抗战爆发后，青霉素成为救命药，也是摇钱树。鉴于远距离运输的高昂成本，美国考虑在中国大后方生产青霉素，以方便在中国战场上使用。但是，作为官僚资本的代表，担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却公开说：“外国进口的盘尼西林(青霉素)用都用不完，中国何必要自己生产。”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性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赚到钱。⑥官僚垄断买办资本，通过倒买倒卖，可以坐享巨额利润，完全省去“必须干的倒霉事”而“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赚到钱”。这便是旧中国的发展状况。

中国共产党逐渐走上独立自主道路

在政治上独立自主，在经济上自力更生，在文化上有民族特色，这是共产党立党建国的基本经验。⑦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成长在思想、组织、经济等多方面得到了共产国际(背后是苏共苏联)的很大帮助，从党的二大开始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会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尤其是苏共苏联的意志，来指导安排中共的策略与行动，所以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发展也受到诸多羁绊，甚至出现重大损失。最严重的损失就是右倾和“左”倾导致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但是，党内一直有诸多人士不愿端共产国际的碗，主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以毛泽东、澎湃、方志敏等为代表的部分共产党人，坚持到农村中去，组织工农武装，搞政权割据，从“打土豪，分田地”，到成立苏维埃政府征税筹款，再到组建国家银行印钱发钞，在自力更生中不断发展壮大，因“底气足”“腰杆硬”而“有力量”，敢于并能够独立思考，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

“我们过去就是由先生抓着手学写字，从一九二一年党成立到一九三四年，我们就是吃了先生的亏。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⑧但是，独立自主的道路是曲折的，走起来很艰难。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努力排除“远方”(共产国际)指派的“钦差大臣”(王明)的干扰，即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进行独立自主的民族解放战争。“我们所谓独立自主是对日本作战的独立自主。战役战术是独立自主的。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⑨独立自主一方面是相对于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的独立自主;另一方面也更为重要的是，相对于共产国际在政治上的独立自主，但是无论是军事上还是政治上，能否实现独立自主，关键要看在经济上能不能自力更生。

“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时刻，由此倒逼统一战线加快建立。工农红军接受改编，有了领取“政府拨款”的优待，这使得部分共产党人有了等要靠的依赖。但是，中国积贫积弱，国民政府尚且囊中羞涩，哪还有“闲钱”供给“八路”。“没有钱、没有饭吃，那该怎么办?无非三种办法，第一饿死;第二解散;第三不饿死也不解散，就得要生产。我们来一个动员，我们几万人下一个决心，自己弄饭吃，自己搞衣服穿，衣、食、住、行统统由自己解决。”⑩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还时常回忆“大生产运动”，用于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激励。“一九三七年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每月有四十万法币，自从他发了法币，我们就依赖这个法币。到一九四○年反共高潮时就断了，不来了。从此我们得自己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呢?我们就下了个命令，说法币没有了，你们以团为单位自己打主意。从此，各根据地搞生产运动，产生的价值不是四十万元，不是四百万元，甚至于不是四千万元，各根据地合起来，可能一亿两亿。从此就靠我们自己动手。”⑪

新中国成立后，独立自主的党际交流政策自然地拓展延伸到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由于驱逐出一切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美西方由此仇恨敌视新中国，采取遏制政策，实施贸易禁运。结果呢?毛泽东这样说道：“我看，禁运对我们的利益极大，我们不感觉禁运有什么不利。禁运对于我们的衣食住行以及建设有极大的好处。一禁运，我们得自己想办法。”⑫由于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独立自主，其领导建立的新中国也必然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⑬

新中国一贯坚持独立自主发展

中苏关系恶化乃至往来中断，有客观国际大趋势，也有中共摆脱苏共、中国摆脱苏联控制以确保独立自主的积极努力。毛泽东曾说：“我们对你们是没有秘密的。我们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你们都知道，你们有一千多个专家在我们这里工作。我们相信你们，因为你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列宁的后代。”⑭但赫鲁晓夫领导的苏共利用在华专家，为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服务，甚至直接要挟中国，干涉中国内政，像对待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那样对待中国，要求建立苏中联合舰队，在中国南方建立雷达站以供苏军使用，这直接有损中国主权与尊严。为维护主权与政权安全，为维护独立自主，中方果断地拒绝了苏联方面的无理要求，苏共则相应实施报复要挟，撕毁各类合约，撤走所有在华专家，中断所有合作项目，中苏关系必然走向恶化。

勃涅日列夫上台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更为严重，甚至赤裸裸地干涉中国内政，中苏两党关系更加恶化。邓小平曾说：“应该说，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⑮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从不拿原则做交易。没有坚强的原则性就没有灵活的策略性，中国一贯地坚持独立自主，如此坚强的原则性为灵活的策略性提供了基础，真正做到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乱云飞渡仍从容，我们在复杂的国际斗争中站稳脚跟，统筹兼顾发展与安全，维护好自己的核心与重大利益。

中国正是立足于自己的力量，建成了独立而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中国坚持独立自主，但是从不排斥积极争取利用国际和平环境与外部资源来努力发展自己，只是不会以牺牲国家主权、民族尊严、核心利益为代价筹码。20世纪50年代，中国得到苏联156项重大工程项目援助，为国家工业化奠定基础;70年代初，中国顺利实施“四三方案”，用美西方比较先进的技术设备改造升级中国的工业化，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起飞奠定了坚实的经济技术基础。实际上，无论是先前的“一边倒”，还是后来的“一条线，一大片”，中国始终保持独立自主的地位。邓小平同志告诫：“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⑯

改革开放后，中国与美西方之间不仅有商品、服务的交易，更有教育、科技、人才的交流，还有文化、思想、意识的交锋。在商品、服务贸易上，多年来，中国用低附加值商品交换高附加值商品，以竞争性商品交换垄断性商品。但是，中国依靠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逐渐超越了立足眼前利益的比较优势，最终确立起放眼长远利益的竞争优势，努力实现产业升级，可圈可点。但是，在教育人才、文化思想上，中国长期处于“赤字”且还有不断扩大的态势。尽管相关政策上依旧强调“独立自主”，但多部门、地方、群体、个人会自觉不自觉地用西方标准来衡量“绩效”，用西方价值观来分析解决问题，甚至用西方的批评或褒奖来衡量我们的事业的失败与成功。如在教育上，“有的跟国外机构设置的评价体系走，一切以在国外期刊上发表论文情况排次、定序、论英雄”⑰。“如果我们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剪裁我们的实践，用西方资本主义评价体系来衡量我国发展，符合西方标准就行，不符合西方标准就是落后的、陈旧的，就要批判、攻击，那后果不堪设想!”⑱所以，新时代的中国的独立自主，应当是涵盖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独立自主，既有在对外交往、国际关系中保持独立，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维护与塑造国家安全;更有在国内政治、国家治理上保持自主，坚决破除利益固化藩篱，确保人民当家作主，实现可持续发展。

结语

独立自主，认知难，实践更难。独立，不依附不隶属，国家不受任何外部势力的干预与影响;自主，自己做主，政府以民族利益、人民大众利益为出发点与落脚点。独立自主就是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独立自主是我们党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党和人民力量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必然结论。“坚持独立自主，就要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⑲自力更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奋斗基点，自主创新是我们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要坚持自力更生，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⑳

注释：

①《纺织工业“十一五”发展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https://wwwhtbprolndrchtbprolgovhtbprolcn-s.libdb.ucass.edu.cn/fggz/fzzlgh/gjjzxgh/200709/P020191104623184046056.pdf。

②丁一凡：《欧洲若为产业政策正名，不是坏事》，《环球时报》2019年3月14日。

③[德]弗里德里稀·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07页。

④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3页。

⑤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之四》，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

⑥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页。

⑦印尼总统苏加诺总结归纳的三项原则，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32页。

⑧《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7页。

⑨《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6页。

⑩《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1页。

⑪《关于国际形势问题》，《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版，第411页。

⑫《关于国际形势问题》，《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版，第410页。

⑬ 1958年6月17日，毛泽东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提要上的批示，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70页。

⑭ 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的谈话，《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92页。

⑮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会见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的谈话，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4-295页。

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⑰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

⑱2015年12月11日，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⑲ 2013年12月26日，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⑳2022年8月16-17日，习近平在辽宁考察时的讲话。

(本文原载《国有资产管理》2024年第11期，作者授权江南app网址 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