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二次转型”，劳动者待遇逐渐改善，环境保护日益增强。与之相应，企业在工薪与环保方面的支出比重也开始上升，曾经作为“中国竞争力”重要构成部分的成本优势开始衰退。一些人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将随之终结，“中国奇迹”不再，中国经济与社会将步入前所未有的困难期。 　　

这种观点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即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确实需要面对一种青黄不接的危险：原来的部分优势被主动放弃，而新的、更加注重质量从而更可以持续的优势，需要培植的时间与土壤。但这种观点失之于片面，它没有看到，在整个转型期间，“中国竞争力”中一个比成本优势更重要的优势仍然存在，并始终发挥作用，那就是中国经济的体制优势。 　　

今天来说中国经济的体制优势，注定要遭到主流经济学家的嘲笑。在这些全部知识建构来自于西方传承，将西方经济近几百年的成功个例视为普遍真理、乃至视为“唯一正确道路”，并依此建立学术模型的人看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没有优势，只有劣势：远不完善的市场体系，随处可见的行政干预，这既是一些国家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原因，也被主流经济学视为中国经济一切问题的主要根源所在。 　　

但是，正是这种不完善的经济体系，连续多年创造了成熟的市场经济体所不能创造的奇迹；这个被指责为问题多多、随时可能崩溃的经济体，一年接一年地走在世界前方。中国的表现，不但超过了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包括发达国家，而且优于同样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乃至自然资源优势的其他发展中国家——这其中一定存在某种原因。 　　

有人将原因归结为中国经济的“低人权优势”，即由于对劳动者、消费者乃至居民的人权保障水平较低，便利了资本扩张。这种看法同样失之片面。“低人权优势”确实存在，它其实是构成中国经济低成本优势的因素之一，同样面临着被此次转型抛弃的命运。而低成本，只是中国优势的一个方面。 　　

中国优势的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那就是被主流经济学所蔑视的中国经济体制。这个本来不怎么好谈的问题，随着近几年西方连续发生的重大经济危机，有了一个切入口。2007年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是近几十年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在危机稍见缓和之际，2009年底引爆的希腊债务危机，再次使全球经济遭受重挫。这两次危机也是中国优势的验金石，它让人们能够相对清晰地看到：中国经济究竟有没有优势，优势何在？ 　　

危机中，中国的出口遭到重创，但中国最快挡住危机的冲击，保持了经济增长幅度，向世界证明了，中国经济并非只有出口产品的成本优势。更重要的是，从对危机爆发原因的检讨中，人们可以直接对比出中国优势。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是金融体系积累的借贷风险。垃圾贷款在金融衍生产品的杠杆作用下，横扫金融市场。但是，在危机爆发之前，美国的金融体系一直被视为成功的典范；而作为对立面的，正是中国的金融体系。中国的金融体系一直被主流经济学界视为脆弱、隐患的代名词。无论是系统的良性运转，还是贷款的风险控制，都被认为与美国不可同日而语，甚至可以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那么，为什么公认为资产风险最大、不良贷款积累最多的中国金融体系没有爆发危机，反而是被视为安全、良性典范的美国爆发了危机呢？ 　　

希腊债务危机爆发的原因，是预算赤字与政府债务。从帐面上看，中国政府的赤字和债务比重当然没有希腊高。但问题在于，按照一些“中国崩溃论”者的观点，中国的隐性债务早已超出GDP甚多，性质当然比希腊严重。那么，为什么危机没有在中国却在希腊爆发呢？ 　　

一次或许是巧合与偶然，同一现象的反复出现，就代表了规律。在这种现象背后的规律是：美国、希腊等被视为体质良好（市场化程度高）的孩子，实际上面白虚胖，有一点细菌感染就会大病不止；而中国这个按市场标准测量体质脆弱不堪的孩子，不但力大体壮（经济增长快），而且抵抗力超强，什么细菌感染到它这儿，咳嗽几声就没事了。 　　

不同的功能表现，源于不同的结构特征。中国经济的这种体制优势，表现为三个特征： 　　

一，政府对经济的强调控力 　　

这种调控力主要由三方面构成：国有企业可以主导关键性行业，政府直接、间接掌控着最重要的经济资源，一定程度的直接行政干预。 　　

市场体系虽然能够更好地调动个体活力，但它的系统平衡性具有天然脆弱的特征：价格信号所引导的资源配置，最后总会走向失衡；平衡崩溃后，需要通过周期性的衰退来重建平衡，这就是马克思所论证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这样一种周期波动，不是基础薄弱、增长快速的中国经济体所能承受的。所以，中国的经济体制一直没有走完全市场化的道路，而是通过上述三种因素，保持了政府对经济的强大干预力，形成一种“半市场”的独特体制。这种体制在市场的基本配置作用之外，实际上还存在另一种配置即行政配置，可以称之为“双配置”。通过行政干预，政府强行熨平市场的周期性波动，保障经济的持续增长。 　　

另一方面，这种行政控制力也意味着，可以采用更大力度的财政手段和货币手段来刺激经济；由此产生的副作用，同样可以用行政手段熨平。很多人对中国2009年推出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不看好，认为这种拔苗助长的手段，违背了市场理论的金科玉律，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将带来通胀、浪费、结构失衡等新问题。结果，中国成功挺住了危机，保持了增长。当然，一些副作用在所难免，就连吃感冒药也可能导致头昏脑涨呢！ 　　

在此，被一些人有意“忽略”的二个问题是：1，如果中国不启动4万亿方案，能不能挡住经济危机？如果挡不住，结果会怎样？难道会比现在更好吗？2，如果是美国或其他市场经济国家，采用中国这样的重手法（按照中美实力的不同，同等份量的刺激方案在美国应该是4万亿美元，而不是它现在采用的8千亿美元刺激计划）刺激经济，结果会怎样？能不能挺得住服药后的副作用？会不会又导致一场经济危机？ 　　

依据美国的体质，来判断中国的药方不可用；在中国服药病愈后，又指着打嗝、腹泻等反应说，自己早有先见之明，这就是某些人的惯伎。正因为中美体质不同，所以按照美国标准判断不可用的药方，在中国可以用；而在美国生效的一些方法，在中国可能不见效。这也是为什么相似的信贷、债务风险，在美国、希腊酿成了滔天危机，而在中国只掀起了小小波澜的原因。 　　

这种“半市场”体制并不是没有缺陷，它始终伴随着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比之平衡脆弱的“完美”市场体制，显然它更适合于今日中国的需要。 　　

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与整合能力 　　

由于经济增长和地区就业被当作官员考核的最重要目标，所以，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热情经常可以“压倒一切”；又由于地方官员也可直接、间接支配诸如资金、土地、税负、环境、劳动力成本等影响企业竞争力的要素与资源，所以他们具有强大的经济整合能力。 　　

在成熟的市场体系下，将各种生产要素整合成生产能力，这是企业家的使命。但在中国，地方官员也热衷于这种整合。于是，经济增长在中国就同时拥有了两副引擎。在大多数情况下，两副引擎的动力显然要强于一副，何况其中一副引擎在一定程度上还有着以行政力强制配置资源的优势。这就是中国经济能够保持高速增长的另一个体制原因。 　　

过度投资、产能过剩和资源浪费，是这种体制特征导致的另一面。但要看到，在全球竞争的序列中，中国正在一步步往上升。这是实实在在的进步。最终胜负、每个中国人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以全球为舞台的这种竞争。 　　

三，“半开放”的经济体系 　　

通过对外汇的严格管理，对汇率稳定性的不懈坚持，中国始终保持着金融上“御敌于国门之外”的能力。国际对冲基金可以在呼啸之间打跨东南亚的新兴经济体，践踏希腊，甚至狙击英镑，但对“半开放”的中国经济体系却无可奈何。虽然在这些大鳄的眼中，中国大陆的经济漏洞和缝隙大得惊人，但它们就是无处下嘴——它们甚至连大陆翼护下的香港也搞不定。 　　

从这可以看出，中国即使在加入WTO后仍不开放人民币的自由兑换，此一决策是何等的英明！时至今日，汇率稳定性的坚持确实给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造成了不少困难和问题，但是，与赢得整个经济体系安全的收获相比，这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只赚不赔的买卖，有的只是对得失利弊的权衡。 　　

综上所述，中国的经济体制是一种既借鉴了西方，同时又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独特体制，它大略表现为“半市场”、“双引擎”、“半开放”三大特征。这种特殊性，使它持续不断地受到主流经济学乃至主流知识界的批评，成为其他国家持续不断打压和阻碍中国发展的借口，但同时，这也是中国经济能够持续不断地保持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原因，是“中国奇迹”的体制基础，是构成“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模式”其实是一种“赶超模式”。它未必“放之四海而皆准”（世界上也没有这种东西），即便是中国，当人均收入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时，或许也需要尝试和摸索新的发展道路。但是，“中国模式”可以为当下所有在国际竞争体系中仍处于相对落后位置的国家，提供某种借鉴与参照。尤其是“中国模式”中的体制优势部分，由于对要素禀赋没有特殊要求，所以它可以为所有后发展国家、转型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提供新的思路。 　　

中国模式及其经济体制所取得的成功，印证了一句话：最好的创造是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