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与飞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之一。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而在“中国式现代化”丰富的理论与实践内涵中，工业化的逐步推进与实现是极其值得关注的部分。
工业化是20世纪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中最重要的命题。自晚清起无数有识之士为推进中国工业化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案，但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全面启动以及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系统构建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逐步完成的。20世纪50年代，在国民经济恢复后，中国共产党迅速提出走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化道路，推动和实现工业化由此成为新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目标。尽管工业化这一既定目标一经确立再未改变，但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针对自身工业体系的短板与薄弱环节，以及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与经济形势，中国工业发展战略也在进行着不断调整。在调整过程中，工业发展的推动力量、国民经济的运行机制、产业政策的顶层设计都在与时俱进地发展。从倡导工业自给到推动科技自强，新中国在不断学习和探索中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工业化之路。
一、政府主导的工业体系构建：计划经济与举国体制下的社会主义工业化（1949—1978）
国家独立与基本统一的实现为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与前提条件。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与国际环境中，新中国制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并逐步付诸实践，发展目标是为中国构建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计划经济与举国体制下的政府主导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这一时期（1949—1978）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特征，通过政府强力推动，中国工业化的产业布局与区域布局都发生了根本变化。
（一）工业化的产业布局：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体系构建
在1949年以前长期探索中，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了明确的“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目标，并在根据地、解放区的工业生产实践中高度强调与重视工业自给、公营工业、统一计划、全民动员等，这些理念与实践对后来新中国经济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根据地、解放区时期的发展条件相比，新中国所处的发展环境更为复杂。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基本统一，打破了国内各区域之间的封锁，但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看，新中国面临着来自西方国家更为严重的经济封锁。经过长时间酝酿密谋，1950年1月，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意大利以及比利时、丹麦、挪威等国政府相继批准共同协商达成的协定，“对共产党国家出口管制委员会”（即巴黎统筹委员会）宣告成立，以美国为首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启动了对苏联东欧各国的贸易管制。其中，中国面临的贸易管制尤为严格，针对中国的贸易管制范围包括“巴统禁运物资、巴统限量出口物资中的25种物资、巴统监管物资中的63种物资、巴统根本不管制的207种物资”。
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封锁禁运直接影响和改变了中国的贸易格局与贸易管理体制，也强化了中国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联系。各种生产资料的匮乏与短缺使中国的经济恢复与建设尤为困难，而贸易环境的恶化意味着物资、技术、人才等要素必须亦只能依靠自力更生，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由此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在封锁禁运下启动的工业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实现工业自给，正如毛泽东提出的，“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1950年开始的抗美援朝战争使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作为一个后发大国，中国迫切需要构建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在确立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经济发展路线后，中国加快了经济建设步伐。在逐步恢复国民经济的同时，中国与苏联之间关于人才、技术、工业建设方面的合作已经开始。“必须以发展重工业为大规模建设的重点”，是在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前就确立的指导原则。1953年形成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确立了“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标，同年在苏联援助下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启动。这标志着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已经确立。
与西方国家的紧张关系并非确立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根本原因，促成这一战略形成的最根本原因仍在于长期以来中国过于薄弱的重工业基础。根据1933年国民收入调查数据，中国当时的工厂制造业和矿冶业产值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合计为10.2%，而农业及畜牧业、手工制造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合计为89%。从工业部门内部来看，中国工业资本中仅有20%左右用于“制造生产资料”的冶炼、机器、化学、建筑材料等行业，其余80%均用于“制造生活资料”的行业。并且，工业生产能力在连年战争的影响下大大下降。这种国情对于建设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提出了迫切需求。
换言之，包括国防工业在内的重工业是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中一直无法补齐的短板。在完成国家基本统一，工业化理想即将被付诸实践时，中国共产党将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首要任务是顺理成章的。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就是“集中主要力量”推进以苏联援华项目为核心的工业建设，“重工业的基本建设”是“一五”计划的重点。具体而言，电力工业，煤矿工业，石油工业，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基本化学工业，制造大型金属切削机床、发电设备、冶金设备、采矿设备和汽车、拖拉机、飞机的机器制造工业是政府的投资重点，在“一五”计划时期的工业基本建设投资中，制造生产资料工业的投资占88.8%，制造消费资料工业的投资占11.2%，从根本上改变了此前工业资本分布的产业格局。“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基本建设的目的，是要把我国国民经济从技术极端落后的状况推进到现代化技术的轨道上……建立由现代先进技术装备起来的新的工业”。
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提出的任务大多超额完成具有重大意义。“一五”期间实际启动的限额以上建设项目合计921个，这些项目的建设及投产使一些中国以前没有的工业得以初步建立，比如飞机、汽车、重型机器、新式机床、精密仪表、无缝钢管、电子器材制造等，而这些新工业的成长与发展为中国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政府财政支出高度向工业尤其是重工业部门倾斜的特点持续了整个计划经济时期。尽管20世纪60年代党和政府一度调整国民经济结构，但后来对于战备的强调又强化了向重工业倾斜的投资倾向。以“积极备战”为指导思想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再次把国防建设放在首位，对重工业的投资进一步增加，积极备战的指导思想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
总体而言，计划经济时期全部基本建设投资几乎一半以上都被用于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而在工业内部，近九成投资都用于重工业，冶金、机械、电力、煤炭等领域一直是政府投入最多的工业部门，其中冶金工业和机械工业又为重中之重。在改革开放前完成的四个五年计划中，用于重工业的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一直大幅高于轻工业和农业。政府主导的财政投资带动了工业部门快速发展，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三次产业构成发生巨大改变。1952年中国三次产业分别占比50.5%、20.8%、28.7%，而1978年三次产业占比分别为27.7%、47.7%、24.6%，第二产业已成长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具体到工业，1952年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17.6%，1978年该比重已增至44.1%。
（二）工业化的区域布局：工业发展区域失衡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工业发展有两个十分突出的特征，一是前文提及的产业结构的不均衡，工业生产能力低且工业中的绝大部分是轻工业，重工业基础过于薄弱。二是工业发展情况在区域间极其不均衡，有限的工业主要集中于几个省份甚至是几个城市之内。上海、天津、青岛、北京、南京、汉口、广州、重庆、无锡等少数城市几乎集中了全国所有的工业，以1947年的数据为例，从数量上看，全国97%的工厂和98%的工人都集中在上述城市，而上海一地的工厂数量占全国的60%，工人数量占全国的61%。这种工业生产偏集于少数几个城市、区域间极度不均衡的局面严重影响产业链的合理构建与国民经济的整体协调发展。
除优先发展重工业外，“改变工业的地区分布”同样是“一五”计划酝酿初期就确立的一个重要方针和任务。“工业基本建设的地区分布，必须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在全国各地区适当地分布工业的生产力，使工业接近原料、燃料的产区和消费地区，并适合于巩固国防的条件”，以改变原有工业地区分布不合理的状态，“提高落后地区的经济水平”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进行工业区域布局时遵循的基本原则。从这时起，中国工业投资在各区域间的分布就必须和国家的整体及长远利益相联系。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央一方面利用东北、华东地区原有的工业基础推进工业建设，另一方面开始在华北、西北、华中等地筹建新的工业基地，并规划了连接新旧工业基地的铁路线路，西南地区的工业建设也开始起步。在最初纳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694个工业建设单位中，有472个分布在内地，222个分布在沿海各地。新的工业基地的筹建是出于重工业发展的需要，“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我国广大地区的经济生活”。
从工业投资的区域结构来看，自第二个五年计划起，政府的财政投资开始明显出现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的特征。从1963年到1975年，四川重庆获得的基本建设投资在全国基本建设投资中所占比重一直名列第一，超过其他所有省份。20世纪60年代中期启动的以西南西北地区为建设重点的“三线建设”深刻改变了中国工业的区域布局。“三线建设”的目标是举全国之力“把三线的国防工业，原料、材料、燃料、动力、机械、化学工业，以及交通运输系统逐步建立起来”，使之成为重要的战略后方，以“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经济建设上的战略布局”。到20世纪70年代，对四川、湖北、陕西等省的投资仍高于其他省份。政府对三线地区的大规模投资以及一、二线地区大量工业交通企业、科研院校和设计单位的西迁，推动了三线地区的工业快速发展，位于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南、西北地区的三线省份产业结构发生明显改变，第二产业占比不断上升。位于云、贵、川、陕等省的工业基地逐步建立，改变了以往中国区域发展失衡、工业生产过于集中于东部的局面。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我们党和政府主导的投入完成了一个后发大国工业体系的基础构建，使我们拥有了相对独立、完整的产业链条和工业体系，工业区域布局也完成了重大调整。
二、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政府与市场共同推进的工业化（1978—2012）
计划经济时期由政府主导的工业化完成了初步构建工业体系的艰巨任务，至1978年中国已经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比，中国的产业格局发生了巨大改变。在初步完成构建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任务之后，中国启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对原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所有制结构调整，工业生产、投资的主体逐渐实现多元化。政府对产业发展由计划经济时期的直接主导逐步转变为宏观层面的引导与调控。虽然政府职能和作用发生了转变，但产业发展中的短板始终是党中央高度关注的重点。面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对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探索。
（一）政府与市场：工业化的双重推动力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从这时起，党和政府开始不断调整原有计划经济管理模式，以克服计划经济存在的弊端和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增强企业活力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在一系列政策推动下，国有企业在生产、投资、销售等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被赋予越来越多的自主权。政府不再过多直接干预和介入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在国有企业的投资中，源于国家的资金所占比重日益下降。
从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党的十三大报告倡导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再到党的十四大报告正式确立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所有制结构调整加快。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在积极促进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发展的同时，鼓励个体、私营、外资经济发展”。此后，党和政府不断出台政策，消除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改善非公有制经济的融资条件与市场环境，推动垄断行业改革，引导、鼓励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包括基础设施投资运营在内的诸多领域。在政策持续的鼓励与推动下，个体、私营、外资等多种经济形式经历了快速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绝对主导，而到了2000年，在全国16.29万家工业企业中，国有企业的数量仅有4.24万家。和数量同时变化的是各种经济类型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1981年国有经济工业产值所占比重为74.76%，而2000年该比重为47.33%，到“十一五”规划完成的2010年这一比重已经下降至26.61%。各种经济形式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亦发生明显改变，从1981年到2000年国有经济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在2000年前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一半由非国有经济完成，2010年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建设规模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建设规模中的比重进一步下降至36.3%。不论从投资还是产值的角度来看，推动中国工业发展的微观经济主体都日趋多元化。
在微观经济主体逐步转变的同时，市场体系的建设也在推进。党和政府不断探索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科学定位。20世纪80年代，党和政府开始改革原有价格管理机制，缩小由国家定价的商品范围、减少政府对市场定价的干预，逐步建立和完善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新机制。由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受到更多强调和重视。为了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党和政府在改革中陆续出台大量规范市场秩序、统一市场规则、加强市场监管的政策与举措。商品、土地、资本、劳动力等各种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金融、财税、投融资领域的改革也不断深入。
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工业化进程中，政府不再是主导投资、推进工业生产的主体，其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发生了转变。1978年以后，政府更多是通过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对一些产业的发展加以引导和推动。在初步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后，政府开始调整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改变以往高积累低消费的发展模式。改革开放初期，政府从银行贷款、能源供应、技术改造、利用外汇等诸多方面实行向轻工业倾斜的政策，大幅度增加对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力度。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期，轻工业和农业的产值增速明显高于重工业，从而使以往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投资比例失调的状况有所缓解。
20世纪80年代，尽管加工工业一直保持较快增速，但农业、能源、运输、原材料等基础产业、基础设施的发展却明显滞后，因此，“集中力量发展农业、能源、交通和原材料等基础产业”“同时控制一般加工工业的发展”成为当时政府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20世纪90年代，党和政府通过投资倾斜等举措继续推动资金更多用于“加强能源、交通、通信、重要原材料以及水利等基础工业与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将电子工业确立为带头产业，从投资、设备、技术研发等各方面为电子工业的发展和应用创造条件。值得注意的是，为提升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党中央明确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奋斗目标。这一时期，水利、交通运输、能源、通信等领域的建设明显加快，逐步缓解了这些领域对经济发展的制约。而伴随着工业生产能力的大幅度提升和工业品产量的快速增长，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告别了短缺经济，工业品供不应求的状态逐渐为供过于求所取代。
（二）推动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对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探索
尽管制造能力和生产规模快速提升，但很长一个时期内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高投入、高能耗实现的，各种能源、矿产资源和原材料的消费量以及单位产出的能耗都居高不下，由此带来工业生产经济效益的下降和生态环境的恶化，直接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中国在全球产业链条中的地位和扮演的角色。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成为国际贸易与国际产业分工的深度参与者。然而，对外贸易快速增长的重要支撑则是加工工业，中国因为加工组装生产而成为全球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制造能力与技术领先于世界。
新旧世纪之交，中国制造业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低水平生产能力过剩而高水平生产能力不足，产品的技术含量不高；大量不可或缺的重大技术装备、专用设备、仪器仪表等技术含量高的产品都必须依赖进口。由于没有掌握一些领域的核心技术，中国产品的附加值低，因而获得的利润也很低。如何提升中国企业的产品竞争力与技术水平，在国际分工中由产业链的低端走向中高端是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为顺应世界科技发展的潮流，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要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同时推进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把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结合起来”。21世纪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更是强调“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是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中国未来的发展应当“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我们党明确将信息化作为“我国产业优化升级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在政府管理、公共服务、企业生产经营等各个方面加快信息化建设的步伐。
高度关注信息技术发展及其对工业化进程深远影响的理念后来被进一步完善。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即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在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的同时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发展的可持续性。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中国对于经济发展的内涵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规模的扩张与速度的增长并不是发展的全部内容。
为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继续加强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我们党提出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以从整体上提升产业技术水平等要求，“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同时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还明确要“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继续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实现工业由大变强的目标。
高新技术研发以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得到党和政府越来越多的重视与支持，2010年国家做出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被确立为培育和发展的重点。提高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是我国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重要目标之一，既要引导和推动具有更高附加值和技术含量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还要加大对传统制造业的改造力度，共同推进“制造业由大变强”。面对发达国家的科技优势和技术封锁，我们需要增强自身的技术积累与创新能力，在不断探索中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制造业规模不断扩大的中国，亟待完成经济增长由量到质的转变。
三、创新驱动：走向科技自立自强的制造强国（2012—）
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在日益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与经济形势下，为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深层矛盾与问题，推动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与动力变革，党和政府启动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改造传统产业的同时推动战略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不断提升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与产业技术水平，从而实现产业链的重塑。中国的工业化在制造强国与科技自立的目标中继续推进。
（一）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尽管率先克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逐步实现经济恢复与增长，但全球经济形势的持续低迷以及自身存在的结构性与体制性矛盾，使中国经济发展还是面临诸多挑战。自2013年起，党和政府开始着力推动传统制造业淘汰落后产能的工作，并不断加大污染防治和环境治理的力度。在酝酿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时，党中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此作为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原则。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拉开序幕。中国要“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从生产端入手促进过剩产能的化解和产业的优化重组。中央财政先后拿出上千亿专项资金用于支持水泥、平板玻璃、钢铁、煤炭等行业去产能，在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中加速传统产业的改造与提升。
从发展理念到发展方式再到发展重点，党和政府都开始了新的调整。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供给侧改革的目标正在于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与效率，调整存量、引导增量，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内国际市场的需求，实现供需之间的良性互动。“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
（二）制造强国：创新驱动与科技自立进程中的工业化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中国需要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粗放型的、依靠要素投入与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寻求新的增长动力。21世纪以来，中国在技术引进方面表现出的一个突出特征在于设备引进的比重已经大幅度降低。但在各种技术引进方式中，“专有技术的许可及转让”“技术咨询与技术服务”所占的比重却越来越高，历年的合同成交额远高于其他技术引进方式，这也意味着中国企业的技术需求日益从“硬件”转向“软件”。一些领域的核心关键技术的积累与“刚性”需求成为中国企业发展无法回避的问题。
科学技术的发展深刻改变和重塑世界的产业格局，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只有不断创新才可能满足产业新体系构建过程中的技术需求。在致力于改造传统产业的同时，中国也加快了对新产业、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推动。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2015年，党和政府提出必须加快实施这一战略，不仅要“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还要构建“适应创新驱动发展要求的制度环境和政策法律体系”，将在市场环境、产业政策、科技管理、金融支持、人才培养、成果转化等各个层面着手构建激励创新的长效机制。
尽管有备受瞩目的制造业规模，但在一些重要领域，中国的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仍存在明显差距。为了改变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自主创新能力弱，关键核心技术与高端装备对外依存度高”的局面，2015年国务院批准了《中国制造2025》规划。《中国制造2025》提出“力争通过‘三步走’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在《中国制造2025》中，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和生物医药等领域被明确为战略重点。提升中国的自主创新与自主发展能力、提升制造业的整体水平与国际竞争力是《中国制造2025》的核心内容。
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实施工业强基工程和智能制造工程等，大力促进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高档数控机床、航空航天装备、电力装备、生物医药等具有高科技含量的新型产业的发展。“十三五”开局之年，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提出中国将依托于网络经济、高端制造、生物经济、绿色低碳、数字创意五大领域“实现向创新经济的跨越”，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产业、新材料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与节能环保产业、数字创意产业是“十三五”时期国家推动的重点。同年5月，《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了“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的目标，而包括新一代信息网络技术、智能绿色制造技术、现代农业技术、现代能源技术、生态环保技术、现代服务技术等在内的产业技术体系的创新是《纲要》提出的重要战略任务之一。7月，《“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出台，规划提出“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技术体系”，为中国产业进入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提供技术支撑。
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强调的，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实体经济仍然是中国“发展经济的着力点”。从国际环境来看，近年来与全球贸易规模扩张相伴随的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实体经济领域的“去全球化”倾向。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开始“再工业化”，一方面通过优惠政策促进制造业回流，另一方面瞄准先进制造业，加大政府对高技术含量产业的支持力度。具有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先进制造业成为各国关注和推动的重点。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化潮流的逆转表现得更为明显，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已不再是自由贸易的倡导和拥护者。2018年起中美之间不断的贸易摩擦、西方发达国家日益鲜明的贸易保护倾向以及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使未来的全球贸易环境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安全、先进、自主、可控的产业链条对当下的中国尤为重要。
面对工作母机、高端芯片、基础软硬件、基础元器件、基础材料等领域的技术瓶颈，中国“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2018年5月，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仍需“矢志不移自主创新”。“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为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应对国际形势的复杂多变，中国努力实现产业链的重塑，“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一方面要巩固提升原有优势产业，另一方面还要补齐短板，确保重要工业品自主可控的生产与供应。
在一如既往保持开放、积极维护开放自由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同时，我们亦坚持扩大内需，努力推动国内的经济循环。在关于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未来目标的筹划中，党中央强调必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要通过创新驱动发展，在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把中国建设成为科技强国。
在这一进程中，我们不断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十三五”时期，中国的工业增加值由2016年的23.5万亿元増至2020年的31.3万亿元，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的年平均增速分别达到10.3%和8.4%，明显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十四五”时期，中国将不断“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加快数字化发展和数字社会的建设步伐，同时“统筹新兴产业布局”，“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实施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通过税收、金融等方面的政策优惠加速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在壮大实体经济的过程中加快制造强国建设的步伐，构建和发展自己的现代产业体系。不断提升产业技术水平与科技创新能力，提高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仍是中国工业化努力的方向。
中国工业化战略经历了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围绕着实际问题而“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始终坚持的科学方法论。尽管产业政策、工业管理体制、经济发展模式几经调整和变迁，但推动中国工业化进程不断深化进而实现国家富强的目标始终如一，正如习近平强调：“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这一既定目标下，我们在不断的学习和探索中坚守一条独立自主的工业化道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下实现产业与区域布局的重构，到改革开放以后对原有经济体制和产业政策大刀阔斧的调整，再到世纪之交以信息化为核心的新型工业化以及当下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和制造强国为目标的创新驱动战略，中国工业发展战略的理论与实践一直处于持续丰富和发展中。我们党和政府具有长远的目标与战略规划是中国工业化进程的一个突出特征，而“远目标政府”的最大优势在于其政策、规划的连贯性以及从未中断的实践。
值得强调的是，单纯从经济层面去理解新中国的工业化战略及这一战略引领下的工业化进程是不够的。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举全国之力推动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到21世纪中叶中国将要实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新中国的工业化战略所追求的目标始终包括两个部分：一是经济层面的富强与发展，完成一个后发大国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构建；二是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社会发展的公正、平等与发展成果的共享，在更广大范围内增进全体人民福祉。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与社会主义理想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一以贯之的目标与追求。未来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推动中国工业化迈向新的高度，推动中国由制造大国转变为制造强国，从而实现到21世纪中叶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