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基础

刘灿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报告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中国式现代化“以人为中心”,体现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共同富裕，人的全面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些本质特征的充分体现，需要一个制度保证，即基础性制度安排。

一、社会主义公有制确立是中国式现代化启动及实现的基础和根本保证

从20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文明就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主要表现为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从生产力角度看，其主要内容是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经济增长和发展；从生产关系角度看，其主要内容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及现代构建。诺斯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增长的关键，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西方兴起原因所在。”[2]

关于制度与绩效关系，西方学者有很多理论观点，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与绩效的关系是基于制度(产权)-经济组织-经济体系-经济绩效这样一个逻辑。从近现代社会经济制度的历史变迁看，15～16世纪欧洲各国普遍建立了以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为核心的私人财产权利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推进了市场经济制度的形成。从封建社会发展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一开始就建立了确认和保护私人财产的所有权制度。资本主义私有制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但是它的巨大缺陷是它带来阶级分化、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劳资对立和不平等问题等，是资本主义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的“痼疾”。

新中国建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以实践和问题为导向，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个道路的中国特色从基础生产关系来看，就是20世纪50年初与国家工业化同时建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所有制及其结构的不断创新和完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基于基本国情总结初期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道路的经验，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所有制结构层面，“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保证了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和公有制的“普照之光”;在分配方式层面，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既激发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又使各种社会资源和要素能够更充分进入到社会生产生活中，给现代化提供了蓬勃活力；在运行机制层面，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和“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耦合统一，既发挥了市场的资源配置优势，激发了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又有效发挥了政府调节市场、弥补市场缺陷的作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规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性质，也对分配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由我国生产力状况、所有制关系决定的，是所有制关系在收入分配领域中的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所有制关系为前提和基础，体现所有制关系、交换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并受所有制关系、生产力发展水平等影响，对所有制关系及其实现形式也有重要影响。

二、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所有制基础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重要的成果。这一成果在理论上解决了两大难题：一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可以是一个包含公有和非公有的多元主体结构；二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能够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相结合。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始终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及其相互关系的规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中国实践为主线，创造性地取得了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革的中国经验。进入新时代，面临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战略任务，以及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和高质量发展的新背景，所有制领域的改革和制度完善需要新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拓展。

1.推进所有制结构改革的纵深发展和理论拓展

党的十五大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确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两个毫不动摇”,成为现阶段正确认识和处理所有制问题的根本准则。2000年以后，所有制结构完善的重心转向从政策和法律层面着力锻造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要素上平等使用、经济上平等竞争和法律上平等保护的平等发展格局上。进入新时代，在坚持改革开放、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以及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同时，所有制结构调整优化向纵深推进，其核心逻辑是推动不同所有制经济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从宏观制度架构层面进一步延伸至各种所有制资本交叉融合发展和产权保护等关键环节和微观领域。

推进所有制结构改革的纵深发展，首先是巩固和发展公有制主体地位，扩展其新内涵。一是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使其成为执政根基、社会性质、发展成果共享的制度性保障，使其作用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以人民为中心、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特性中体现出来；二是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完善产权权能，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探索各种“新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

2.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1]这是新时代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根本任务。进入新时代，在国有企业中引入非国有资本为特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构成了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推进了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

产权改革的绩效取决于是否有一个能够促进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在一些国计民生和国家战略性行业，国有企业一般处于垄断地位，针对垄断，我们的改革是放松管制、开放市场、引入竞争，但实际经验表明，还必须选择一个合理的所有制结构，因为我们发现，把国有企业放到一个特殊产业的环境中来看其产权与改革绩效，一个产业结构下(行业集中度),企业的产权结构、治理机制和政企关系对企业行为从而对企业绩效发挥着重要影响。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最终落脚于提高整个经济系统内的资源配置效率。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与结构化调整方面，要继续推进结构调整以及不同类型国有企业的分类改革，同时通过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的改善来改变国有企业的行为，提高企业绩效。关于产权与绩效的关系，应该纳入到生产关系和利益关系分析中，从政治经济学视角解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所决定的社会基本利益关系如何在混合所有制企业中体现。同时还要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混合所有制企业内部资本与劳动、不同要素所有者以及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也会影响企业的激励与绩效。

3.构筑不同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微观财产权制度基础

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元所有制结构、市场化改革与按要素贡献分配，在财产权结构上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个人(及家庭)拥有了私有财产，私人财产权利提供了个人参与市场活动、生产和积累财富的激励，为共享共建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动力。

在理论创新和改革经验总结方面，有三个关键点：一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及所有制结构能够容纳私有财产；二是构建平等保护各类经济主体财产权利的法律体系，处理好不同产权主体间的财产关系，公有财产与私有财产的关系，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公权与私权的关系等；三是集体土地使用权的物权化、可交易化，让农民拥有自己的“私有财产”,让农民的土地财产要素参与市场资源配置，获得财产权收益。

三、完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和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3]这一重要论断，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出的新概括，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内涵作出的重要发展和深化。

就形成合理的分配格局而言，所有制决定分配的性质，而市场机制决定初次分配的具体方式，资本间的竞争格局、市场权力大小决定剩余价值的分配格局；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的“劳”不再是劳动者在公有制企业中的实际劳动数量和质量，而是通过市场机制，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认可的劳动数量和质量。[4]结合现代经济中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上升的趋势，激励各类要素主体投入市场，按市场化原则按要素贡献获得相应报酬，这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

收入分配制度即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环境中实现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探索和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了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发挥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随着科学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掌握科学技术、拥有知识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越来越大，这就需要赋予要素所有者合理的回报，调动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而要素合理定价与流动又必须依托高标准的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要素市场建设，为各种要素建立按财富生产贡献分配的客观依据。因此，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贡献参与分配相结合的制度特征，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需要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基础，在收入分配领域，要完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要解决好的重点难点问题包括：完善分配结构，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处理好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之间的关系；形成合理均衡的三次分配的格局；在初次分配领域处理好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好政府有效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走包容性发展道路，实现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在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领域，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包括更完善的市场调节机制，更具竞争力和充分活力的市场组织，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更有效率的政府服务体系，以及更加安全有效的宏观调控与政策协调机制。

参考文献：

［1］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 人民日报，2022－10－26( 001)．

［2］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 西方世界的兴起( 900－1700)［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3］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4］刘凤义． 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新概括的理解［J］． 北京: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0( 2) : 4－11．

(作者系西南财经大学原副校长、西南财经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本文原载《当代经济研究》2023年第2期，授权江南app网址 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