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围堵了中国私营企业

最近有一股指责国企垄断一些行业、出现“国进民退”现象的风潮。说国企垄断和国进民退阻碍了私营企业发展空间，影响了通过扩大民间投资刺激内需的作用。多数主流学者、媒体都发表这样的看法，两会期间，“推动垄断性行业体制改革”甚至成为比房地产还让代表们关心的问题。[1]两会最终对经济工作提出“加快推进垄断性行业改革，推进公用事业改革，切实放宽市场准入,积极引入竞争机制。着力营造多种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更好地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2]的意见。　　

但是这种指责并不符合事实。实际情况是，如果说中国私营企业真的受到了某种经济力量的围堵，那么这股力量主要不是国企，而是境外企业。而且，以吸引外商投资，两头在外的发展方式已经显示其不可持续性，如果不加快这种发展方式转变不仅影响国家经济安全，而且使国内企业发展越来越困难。　　

国企与私企基本上没有形成竞争关系　　

国有企业经过九十年代初的破产、收购高潮和世纪之交的“改制”浪潮，已经从大部分竞争性行业中退出。公有制经济在第一产业中基本消失。第二产业中，国企仅完成2007年建筑业总产值的20.8%。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的34%，而且主要集中在烟草（100%）、电力（88.8%）石油开采和加工（85.8%）、供水（67.8%）、黑色以及冶炼和压延（46.0%和35.1%）以及交通设备制造（43.6%。但其中品牌主要是外企的）。其他工业行业大多只占不足10%的份额。（见表一）第三产业的经营性行业中，国企基本猬缩在金融领域（上市后外资也占很大部分）。批零商业；餐饮业；宾馆业；公路客、货运输等行业中，已经看不到国企的影子。剩下的非经营性GDP是教育、卫生、科技、社会服务和行政管理所创造的。私营企业继续发展，也不能把政府职能给承包了吧。　　

国有企业几乎退出了所有非资本密集型行业。国有经济在解放后30年中积累了大量产业资本，在资本密集型行业中占据主导地位是顺理成章的。国企与主要存在于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中的私营企业“隔行如隔山”，双方除了货币外，基本处在不同的资源要素组织和不同的市场中。所谓竞争，所谓资源和市场的占有，都是指同行业中不同主体之间发生的事情。大部分私营企业与大部分国有企业并不处在同一个行业中，怎么会出现国企挤压私企发展空间，占据私企资源了呢？我在的地方你不在，你在的地方我不在，国企和私企之间“剧烈的摩擦”[3]怎么产生的呢？ 　　

那么，是不是国企获取贷款容易，挤压了私企贷款空间，造成私企融资难呢？　　

私企融资难是实际情况，很多中小私营企业难以在发展中获取足够的贷款。但是将私企融资难归罪给国企则没有什么事实依据。原因很简单，2009年末我国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59.8万亿元，各项贷款余额只有42.6万亿元，存贷差达到17.2万亿，也就是银行有充裕放贷资金。2009年虽然各项人民币贷款增加10.5万亿，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但同年存款增加13.2万亿，尚多出2.7万亿。[4]目前我国处于流动性过剩局面，并不存在银行惜贷情况。因此并不存在国企把金融机构中的资金吸收完了，挤压了私企贷款空间的事实。从直接原因看，私企难以取得贷款，主要是私企可用以抵押的资产不足，而担保公司发育畸形，[5]企业无法符合银行贷款要求造成的。这些事情与国企没有关联。　　

当然，我国国企的固定资产贷款率高于私企和外企。2007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长期负债占固定资产净值比例为46%；私企为23%；外企为26%。国企为私企的2倍，为外企的1.8倍。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1984年的“拨改贷”。按理说，既然设立企业，老板就该投资。拨改贷后，财政无论设立新企业还是对老国企更新改造都不再出资。这就造成国企贷款占固定资产比重过高的结果。其实，一个企业负债比例高对企业生存发展来说并不是好事。国企固定资产贷款比重比私企高一倍，意味着企业还贷压力也大一倍，直接影响企业经济效益。但是，在流动性严重过剩情况下，即使国企贷款多了，也不是造成私企贷款少的原因。　　

至于不少人质疑2009年中央4万亿刺激经济资金私企没有拨付给私企，只能显示出提出质疑的人完全不了解企业资金来源渠道。2008年中央作出追加4万亿投资，主要是财政出钱。这些钱从渠道上说只能拨付给国有部门而不能直接拨付给非公有制部门。这部分资金的大部分是原来国家计划项目提前拨付、提前完成用的，因为短短几个月不可能作出万亿级的投资规划。但是，这部分主要用于基本建设的资金中相当一部分会间接流向非公有制企业。因为项目中无论原材料、设备还是施工都会牵涉到非公有制企业。　　

那么是不是央企垄断部分高盈利行业，使得私企无法赚足够的钱，影响了私企发展了呢？　　

一个行业盈利水平高低不能简单从销售利润率和利润总额中看，核心指标是投资回报，也就是所有者权益利润率。也就是投资了多少钱，赚了多少钱。由于国企尤其是央企占据的行业属于重工业和交通等基础行业。虽然利润总额很高，销售利润率也很高，但由于投资额巨大，投资报酬并不突出。　　

2007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所有者权益利润率18.1%。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为15.7%，外企为18.3%，私企达到22.8%。外企和私企的所有者权益利润率比国企分别高出16.6%和45.2%。因此，工业总体来讲，是私企和外企投资回报高于国企而不是相反。[6]

那么，国企投资回报率低，是不是在竞争行业中经营不好，主要但在垄断行业中依然很高呢？　　

显然也不对。2007年，国企控制的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投资回报率只有5.3%；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为8.9%，水生产供应1.7%。而私企和外企占主导的医药行业为16.5%；服装鞋帽为18.4%；皮毛羽制品为22.3%，农副产品加工为23.5%，食品行业为18.9%。烟草行业确实利润不低，但其所有者权益收益率无非达到21.4%，尚达不到私企平均投资回报率（烟草税收是其利润的3.3倍）。[7]

最典型的是房地产行业，全国人民都知道，目前房地产业才是真正的暴利行业。但国企只占房地产企业企业数的5.8%，资本规模的10.1%。[8]

一些看起来利润微薄的行业投资回报并不低。比如批发零售行业2007年所有者权益利润率高达59.1%，投资1元钱一年要赚5毛9！而这些行业中，私企和外企是占主导的。　　

当前很多学者和媒体不引述统计数字，完全凭感觉说话的风气是很坏的。这种做法错误引导公众认识，对中央决策、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都不利。　　

同时，我们还必须从技术经济角度看待目前所谓“垄断”。　　

从技术经济角度说，一些行业处于垄断状态的社会效益更高，于是趋向于垄断，因此被称为“垄断性行业”。设想一个居民小区有8家电信公司，10家自来水公司，5家电力公司进来布线会混乱到什么程度。目前一些小区已经是中国电信、铁通、网通都进去布线，资源浪费已经很大。同时，这些行业资本量非常大，如铁路、航空、电力等都是万亿级投资，我国私人资本尚无力涉及。实际上各国在这些行业中要么也是国有垄断，要么处于私人寡头垄断状态。美国和整个欧盟只有各一家飞机制造厂，美国铁路客运也只有一家公司，三家汽车制造厂，金融危机后，西方大部分国家的金融实际是国家控股的。而且金融、通讯等关系国家安全的行业。因此，这些行业要么国家垄断，要么私人或外国人垄断。让国有企业退出，只能是私有企业进来垄断。甚至更大可能是外企垄断。用“垄断”来指责国有企业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说到所谓“国进民退”时大家都在装糊涂。无论专家、媒体还是两会代表，无论国务院还是发改委，都不从法律角度论证所谓“国进民退”问题。“只要国有企业扩大了，在某些行业份额扩张了就是错误的”成为目前不加质疑的论证前提。　　

但宪法第六条写的清清楚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第七条说“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基础和主导力量，宪法文字对此一点没有含混的地方。即使可以从第六条中“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一段得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意思，但这句话丝毫没有可能概括出“只能国退民进不能国进民退”的意思，因为第六条指出的方向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也就是说，公有制经济巩固、发展、壮大是符合宪法要求的。出现国进民退（按宪法应该叫“公进私退”）是正常的，也是宪法要求的。　　

人们可以因为观点不同立场不同对某一问题进行争论，可以依据不同理论进行说明。但宪法是一切解释的终极裁判，宪法条文是说明该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最终依据。尤其让人诧异的是，两会代表的基本职责是“监督政府是否按照宪法办事”。对政府违宪的行为进行批评，对政府护宪的行为进行肯定。但大量代表竟然在两会上不假思索地对政府按照宪法办事的行为进行批评。而政府官员竟然像小媳妇似地吞吞吐吐，唯唯诺诺，只是忙着解释“数据不支持国进民退的说法”。甚至还说出“‘国进民退’问题引发讨论，有很重要的警示意义”[9]这样明显违宪的话。公有制资产的大管家遇见这种情况只会委屈的说：“为什么国企搞不好你们骂我，现在国企搞好了你们还骂？”竟然不会去引用宪法第七条：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文革结束后有一句常用的描述文革的话：“这时期政治空气不正常……”。什么叫政治空气不正常？就是没有人把党章条文和宪法条文作为议论和辩论的大前提。现在就该检讨一下当前是否存在这个现象。　　

是外企在挤压私企的市场，侵占私企的资源　　

如果国企没有成为私企发展的障碍，不是挤占私企市场和资源的主要因素，没有限制私企投资空间，那么是主要是谁在做这些事情呢？实际上所有人都清楚，是境外资本。　　

在私企和外企都在经营的各个行业中，外企（包括统计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是挤压私企经营空间的主要力量。下面是2007年制造业三部分分别完成的增加值。　　

表一 2007年国企、外企、私企制造业各行业增加值比重　　

从表一数据可以看出，外商在制造业很多分支行业中占支配地位。多数竞争性行业中，国企所占份额往往不足10%，而外资企业要么比私企份额高，要么外资与私企比重都很接近。显然，行业内竞争主要是外资和私企在进行。即使在所谓国企占优势行业中，剩余部分中的大部分还是外企比私企份额大。也就意味着即使国企退出，占领这些行业的也不见得就是私企。　　

外企与私企竞争的行业主要是轻工业、化工医药和机械电子。这些行业中品牌的作用非常大。由于外企产品多数是老品牌或本来就知名品牌，很多行业中私企主要是为外企做加工，主要利润是外企拿走的，因此外企的竞争力要高与私企。　　

在大多数竞争性行业中，即使私企增加值份额大于外企，但龙头企业往往是外企的。市场竞争的趋势是趋于垄断，龙头行业的份额从一般发展情况看总是越来越大。根据高粱在《外资在华并购与国家经济安全形势》[10]一文中研究：　　

全国4大年产8万吨以上的洗衣粉企业中3家是外资。国内十大民用洗涤剂品牌基本消失。美国宝洁系品牌占有60％以上的国内市场。在化妆品领域，130多家外企占有40％销售额和80％以上的利润(2005）。　　

13家最大的医药企业大多被外商控股。　　

国内原有9大碳酸型饮料公司已有7家被可口可乐、百事可乐收编，外资饮料已经占领我国饮料市场70％以上的份额。　　

至2006年，60多家大中型啤酒企业已全部引进外资或与外商办合资企业。全球知名啤酒商SAB、AB、英博、嘉士伯等已占领中国50％以上市场份额。美国已成为青啤大股东，并控股武汉中德、武汉百威、哈尔滨等啤酒公司，威胁国内最大啤酒商燕京。　　

肉制品：高盛已拥有国内第一双汇，同时持有雨润集团13％股权，占行业主导地位。　　

小五金：我国最大的生产压力锅企业苏泊尔已被法国SEB收购。　　

干电池：中国第一、世界第五大碱性电池生产商南孚电池，外资控股72％。　　

感光材料：1998柯达与中国政府订“全行业收购协议”，柯达并购除乐凯的6家国内感光材料厂。2003年柯达最终收购乐凯20％股份，柯达占领中国胶卷市场50％以上。　　

自行车：原15大品牌被外商控股8家，现合资整车厂50多家，产量占全国2/3。　　

电梯：最大的五家均为外商控股，占全国产量80％以上。　　

玻璃：前5大龙头企业全部被外商参股后并购　　

水泥：中国前5大水泥企业，除浙江三狮外，其他4家均不同程度外资持（控）股。　　

橡胶：1993年以来，国家定点重点轮胎（年产100万套以上）企业陆续被外资控股。外商控股企业产能占全国2/3以上。　　

在装备行业中，包括轴承、电机、工程机械、工业锅炉、变压器、农机、低压电器等外商也占据很多龙头企业。　　

据商务部《 2004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中，跨国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己占据国内1/3以上的市场份额。目前，中国每个已开放产业的前5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控制权。　　

外资在多数竞争性行业中占据龙头地位，并多数占据三分之一以上的份额，这才是私企面临的国内市场和资源约束问题的关键。　　

尤其严重的是，中国大型超市的80%是外资企业[11]。零售行业是商品的最终出口，大型超市由外商控制，对外国品牌的商品往往不收所谓“站位费”等费用，但对中国品牌就加收这些名目。而且外国品牌往往摆在明显位置。很多中国品牌生产者都在抱怨这些问题。[12]出口终端的竞争，基本是外企和外国品牌与私企和中国品牌在厮杀。　　

从商业发展历史看，一个大型超市开门，周边半径　2公里　内的小商店很难存活。80%大型超市是外资，对中国私营小商业冲击是致命的。据“中国宁波网”报道：“据工商部门最新统计，在刚过去的2009年，在我市内资企业注(吊)销企业同比减少的情况下，注(吊)销个体工商户43994户，同比增长了3.9%。而在其中被注销的28000多个体户中(被吊销个体户暂无法分行业分类统计)，零售业就占到了16000多家，所占比例达到了58%——这一比例较2008年又增加了2个多百分点。”究其原因，记者调查发现主要与麦德龙等国外大型超市不断开张有关。[13]超市是商业业态发展的方向，外企大型超市占据龙头老大并占有绝对份额，对主要是私企的零售业来说意味着灾难。　　

最让人担忧的是，各地以引进世界500强超市的兴趣不减。在各地媒体“世界500强企业进军开封 大润发大型综合超市落户鼓楼区”、“世界500强企业韩国乐天超市签约落户天津北辰区”、“世界500强家乐福‘入住’合肥”……的欢呼声中，中国新型零售业体系可能最终将被外资瓜分。　　

外企占据各行业龙头的路径，大多数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的“国退民进”和企业改制中通过收购国企完成的。从龙头行业看，九十年代末以来并没有“国退民进”，而是“国退外进”。由于外资拥有雄厚资本（其中相当部分是有金融企业出面先收购然后转给实业公司的，如双汇、南孚电池），继续嚷嚷国企从所谓垄断性行业中退出，结局无无非是再刮一次“国退外进”风潮而已。　　

其实，如果真的愿意深入企业进行调查，大部分私企老板感到的竞争压力首先来自外资、外企和外国品牌，其次是部分官员利用权力创办的私企，抱怨国企占据市场和资源挤压他们生存的情况很少。无论从数据看还是从企业实际感受看，都说明国外资本是中国私企最主要的竞争者。一些人批判“国进民退” 看起来是在为中国私企说话，但由于掩盖了基本事实，其实是在为外企说话。　　

吸引外商投资和两头在外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不可持续　　

“一般认为，外资在国家产业中的份额超过20％即为安全警戒线，即使扣除港澳台资本，外资在工业中的份额也达到了这一水平。”[14]随着国外跨国公司和金融集团在全球布局的变化，中国国家经济安全和国内公私企业都面临严重威胁。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西方产业资本开始向新兴市场国家大规模转移。开始的形式主要是在境外直接建厂生产。但到新世纪初，外商投资开始转向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原有龙头企业的并购。（见表二）这不仅表现在东南亚经济危机时期对韩国和东南亚国家大型企业的收购，更主要的是对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和大型民企的收购中。　　

表二 1995-2005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中并购资金比例[15]

　高粱　先生在《外资在华并购与国家经济安全形势》中说：“目前“三资”企业中，港澳台企业占资产存量的1/3，FDI结构明显出现大型化趋势，世界500强中几乎全部到中国投资。外商投资领域，从传统的轻纺产业，向工业上游产业延伸，以及高端服务业和垄断公用事业，如商贸、金融、法律和管理咨询业、乃至教育传媒等意识形态领域。在制造业中，从组装加工环节向整机、研发等上游延伸，从单个产品向行业的系统产品延伸。投入规模动辄几千万、上亿美元……业内人士认为，近年来约70％的外资并购为战略性产业并购，即全球布点性质的长期投资。他们充分调研论证行动计划。选择并购对象，依仗雄厚资金、资源和活动能量，高薪雇用华裔人才，大力高层公关，瞄准行业骨干或领军企业，实施并购计划，以占据市场主动地位。从部分到全体，步步紧逼，打压、削弱或兼并竞争对手，全行业统吃。这类并购的直接后果，就是中方失去对行业龙头企业的控制权，甚至导致外资垄断。其后果，就是跨国公司在中国土地上实现对中国经济的控制，中国工业纳入其全球分工体系—锁定在产业链低端。”[16]

任何一个行业，企业竞争力由多方面构成，其中资本雄厚程度、技术先进程度、品牌知名度、管理水平方面，国外企业本来就占有优势。短期内中国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难以取代这种优势。竞争力还来市场垄断程度，销售布局和网络水平。外资通过前些年大量并购国企，基本实现了在各个行业占据龙头企业和较大份额，并通过兼并收购轻松完成了销售布局。加上他们在大型超市方面的垄断，使外企也处于有利局面。同时，政策环境也是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些年来，各地政府从是钱都要转变为争相引进“世界500强”企业，并以此为政绩和荣耀，恰好与跨国公司并购中国公私企业形成呼应。多数民营企业在政策优惠方面难以与之抗衡。　　

形成目前外资对私企形成巨大压力的过程大致是：原来在行业中占据龙头地位并在市场化后拥有庞大销售网络的国有企业，在九十年代因国企改革、改制政策风潮逐步退出。由于外企资本雄厚，技术先进，主要是各部门和地方政府给予特别的优惠政策，使他们轻松取代了国企在这些行业中的优势地位。外企本来的管理水平就高，资本又雄厚，所以对私企形成比原来国企更加强大的压力，造成目前私企只能在行业的低端领域发展的局面。而且，中国私企老板本来就没什么民族经济的概念，很多抱着“企业要当儿子养当猪卖”的信念。竞争一激烈，干脆卖给外企。因此，外企今后在各行业中竞争优势会越来越强。　　

二战后选择对外开放的新兴市场国家有两种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一种是进口替代，一种是两头在外。　　

进口替代模式典型如韩国，开始从轻工产品，然后从机电产品开放国外商品和技术装备进入国内市场。国内企业在进口产品压力下通过模仿、引进、创新等方式逐步追赶。以此加快工业化速度。　　

两头在外模式典型是中国，放开让外资进来投资和并购。原材料和半成品在外，市场在外，加工组装在内并以此加快工业化速度。　　

比较起来，进口替代相对难度大，痛苦期长，速度慢。两头在外难度小，基本没痛苦，速度也快。　　

进口替代开始进来的是商品和技术设备，直接冲击国内市场并打破原有格局，对内资企业冲击很大，大量企业因此就关门了。如果国家不集中财力保护和支持部分企业迅速完成产品和技术替代的产业政策，很容易使内资企业逐步凋敝并沦为西方的产品外销市场。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等国家最后就是这样的结局。　　

而两头在外的开放模式是以优惠政策直接吸引外商投资产业，两头在外意味着外资企业产品多数是外销，对国内市场的冲击较轻。而对很多政府官员来讲，外资收购国企使他们摆脱年复一年的“国企改革”任务，还能给财政带来不小收入，不仅没有痛苦，还会有乐趣和便宜。选择两头在外的开放模式是中国九十年代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社会摩擦较低的一个重要政策因素。　　

但两头在外与进口替代相比，对形成和壮大民族产业的能力和自主技术研发能力就显得弱。韩国通过明确的产业倾斜政策，很快在汽车、造船、电子等行业形成竞争优势。对比看，中国汽车、机车、民用航空等交通设备制造，电子计算机和很多行业却逐步丧失了自主研发能力。形成前面描绘的，多数行业的龙头企业是外企的局面。进口替代给本国企业以技术进步的巨大压力，工艺技术上不去，企业就垮台。两头在外给企业提供了通过合资提升技术等级的空间，企业就失去自主技术研发的动力。久而久之，企业不仅缺少对核心技术的研发兴趣，甚至失去了基本研发队伍。虽然目前国家极力要求企业搞自主创新，但多数所谓“自主知识产权”，无非是中国企业出钱，外国二流研究机构设计，最终产权归中国企业的把戏。“产权”是中国的，“知识”还是外国的。[17]

党中央最近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新时期经济工作的重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必然归宿。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可持续发展”，提出转变发展方式就意味着现在的经济发展方式存在“不可持续”的弱点。可以说，两头在外的经济对外开放模式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损害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病因。　　

西方国家进入虚拟经济阶段后，产业资本开始向新兴市场国家大量转移，国内产业空洞化，世界贸易总额从八十年代的5%左右的年增长，扩大到九十年代中后期年均8%的增长，继而在新世纪达到两位数的增长。这为大力引进外资，市场在外的开放模式提供了充裕的发展空间。　　

吸引外资、市场在外的发展方式需要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必须长期保持较低的劳动者报酬，二是必须长期保持较低的居民消费水平。因为中国能吸引外资的条件主要是低廉的劳动成本，如果不能保持低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劳动成本，外资就会转移。而只有压低居民消费才能为“净出口”提供余地。实际上，中国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无论劳动者报酬占收入法GDP还是居民消费占支出法GDP的比重一直在持续下降。（见表三）　　

到2007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只有39.7%。由于2009年经济主要是投资拉动，这一数字应该只有37%左右。而欧盟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为48%，日本为52%。2007年我国居民消费下降到35.4%，只相当于新兴市场国家的65%，发达国家的58%，美国的一半。[18]也就是说，数据支持保持低劳动价格和压低居民消费水平是保障两头在外发展模式必要条件的说法。　　

控制论将所有事物分为两种系统运行方式，一种是负反馈系统，一种是正反馈系统。负反馈系统中，导致曲线上升的因素会使导致曲线下降的因素强化，最终形成周期性波动。正反馈系统导致曲线上升的因素会“自激”为促使曲线上升的因素，使曲线呈指数上升并最终崩溃。　　

最近十几年中，我国居民消费和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持续下降，而且降幅越来越大（见表三）。尤其是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之比持续下降，看不出逆转趋势。这些曲线都显示出“正反馈”特性，发展下去将造成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社会摩擦越来越严重，明显具备“不可持续性”特征。　　

尤其是情况在2008年发生了转折性变化。美国依赖“印钱”、借钱过日子的发展方式显然也具备“不可持续性”特征，终于引发了世界金融危机。世界贸易额从2008年第四季度同比下降，2009年继续下降9%。世界贸易在相当长时间内不会再恢复到两位数的增长，贸易壁垒将加剧。这也意味着，中国两头在外的发展方式同样具备了“不可持续性”特征。这是中央及时提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原因。　　

我们必须注意到，支撑两头在外发展方式的两个条件——过低的劳动者报酬和过低的居民消费水平——却成为以内需为主的发展方式的严重障碍。要提高内需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关键在于大幅提高劳动者报酬和居民消费占GDP中的比重。做不到这一点，发展方式转变的任务就不能实现。　　

提高居民消费水平，首先要提高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也就是说，必须大幅提高劳动者在一次分配中的比例。到2009年，中国在一次分配中资本收益远大于劳动者报酬，社会财富分配方式与低基尼系数的西方国家相比更接近“按资分配”（见表四）　　

那么，提高劳动者报酬的途径是什么呢？是不是降低国企职工工资福利水平这条路呢？显然不是，这样做是南辕北辙。现在国有单位职工工资加福利水平大约是私企和外企职工的两倍。现在城镇中国家单位就业总计约7000万，占全部城镇就业28500万的25%。另外75%是集体、个体、私企和外企单位就业。[19]如果将国有单位工资福利水平降低到其他经济成分水平，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会下降到30%，再下降20%！显然，只有降低非公有制企业资本收益，提高这些单位职工的工资福利才能提高劳动者报酬的份额。真想不通为什么这么简单的道理怎么上上下下都理不清呢？　　

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的另一条途径是加大社会财富二次分配调控力度。目前，我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约为20%，福利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比重约为10%。低基尼系数国家多数在40%上下，福利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比重约为40-50%。[20]因此，低基尼系数国家政府二次分配的力度达到GDP的15-18%，而中国只有1%。中国要提高二次分配调控力度，必须大幅提高财政收入占GDP比重。　　

如果提高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并加大再分配力度的着力点在哪里呢？是不是着力点在国企呢？　　

2007年，国企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百元销售完税率（含营业税及附加）为7.5%，私企为3.7%，外企只有2.9%。国企完税率分别为私企和外企的2.03倍和2.57倍。因此，提高政府分配调整力度的着力点应该是私企和外企，尤其是外企。2007年私营工业企业各项税收完成8409亿，如果达到国企完税率，就增加8661亿税收。同年外商工业企业完税11198亿，如果达到国企完税率，就增加17581亿。总计可增加2.62万亿税收，使当年税收增加58%，财政收入达到7.76万亿，占GDP份额上升为30.8%，接近低基尼系数国家水平。　　

最近，中央根据国内外新形势、新特点，及时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我国经济工作新时期的核心理论，成为继“改革开放”后指导全国人民实现现代化建设的纲领性口号。[21]为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目前经济工作的重点不仅不能是开放垄断行业，继续国退民进。而是大幅提高非公有制单位职工工资福利水平，大幅提高非公有制企业的完税率，加大国民财富再分配力度，使普通劳动者消费能力大幅提升。同时，制定促进民族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引导内资企业追求技术创新的动力，加快产业升级并形成有竞争力的企业。最终完成两头在外为主转变为两头在内为主的发展方式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