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在社会主义下的定位
自由市场和民选体制，并不是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资本利益的最大化才是其体制设计和演化的先决条件。因此，资本必须凌驾于政治权力之上。
然而资本来自不同行业和集团，那么资本主义政府的主要任务自然成为充当他们谈判、分赃、妥协的平台，因此才采纳民选制度、因此才要求绝对自由市场、因此才强调三权分立、因此才美化权力制衡、因此才吹捧多元社会、因此才标榜自由媒体、因此才设计政党轮替、并将游说业制度化以便依赖半公开竞标来压低资本收买政客的价格费用。
相对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在于追求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这和资本的利益有着根本性、绝对性的冲突，所以必然导致后者的抵制和反扑。
而唯一足够压倒资本、保护全民公益的力量，显然只有国家机器；那么很自然的，政治权力必须凌驾于资本之上，这正是中共素来坚持党的领导的基本原因。
然而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纳的体制选择和管理方法，并非全无是处，尤其市场经济在短周期的消费性行业具有先天的高效优越性；社会主义国家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充实国力，也就必须运用部分市场经济原理。
但我们不能忘却初心，所以切忌人云亦云、盲目模仿，必须从第一原则（First Principle）出发，客观、理性、独立地评估每个政策细节和专业特性，选择整体收益的最大化。与此同时，还必须仔细检验这些收益的分配问题，运用公权力来避免赢家通吃、或甚至以邻为壑的现象，并且尽可能进一步主动平衡社会各阶级的受益。
滴滴被罚80.26亿元
对资本腐蚀政治权力的预防
因为政府是对抗自私豪强、保护社会公益的斗争中，唯一足够强力的防线，负责执行的众多官僚自然而然地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欺骗、渗透、收买和阻挠的重点对象。
这早在农业文明初起，就已是政治管理的最大难题；尤其中国是全球第一个建立中央集权官僚体系的国家，有着两千多年的激烈斗争经验，近年来又特别注重纪律和监察，将这些工作制度化、常态化了，因而无需笔者多所置喙。这里只简短讨论利用科技来提高内部监管效率的新方向，亦即所谓的电子政务（e-government）。
虽然表面上，电子政务是将民间网络技术应用到政府公务的自然优化过程，有着全方位、多角度的效率改进，但从国家治理的大局来看，其中最重要的颠覆性新功能，并不是简化文书处理，也不是最近一些地方政府所尝试的用来监管群众、维持秩序，而是反过来让国家和民众能全面监督中低层官僚。
在世界各国的诸般尝试之中，只有俄国深刻了解这一点，将查税、审计这些特别容易得罪资本、引发贿赂贪腐的任务，改为通过网络以自动、集中、远程、匿名的方式来进行，并将过程录下存证。米哈伊尔·米舒斯京（Mishustin）就凭着在国税局长任内的这个政绩，而被一步提拔成为总理。
中国既有的反腐机制，最大的缺陷就在于弥补有余、预防不足；而充分利用电子政务和网络科技来大幅提高贪腐的门槛，是从“不敢腐”迈向“不能腐”的不二法门。
这里的宏观重点方针，在于利用电子政务，将容易引发贪腐的职权从基层政府手中收回，如同零售门市店被网购统一供货取代一样，依照集中管理的原则，在不大幅增加高层组织规模的前提下，尽可能压缩基层的自由心证空间；这要求从头检讨各级政府机关应有的规模和任务，而在设计和实验的过程中，必须尤其强调纪委和监委的积极参与和优先决定权。
市场经济和资本运作的应有局限
前面提到资本在社会主义体制中的价值，来自市场经济的效率，因而市场经济的已知局限，也就对应着资本运作可以被容许的极限边界。以下我们对自由市场和资本运作的应有局限，依性质做分析讨论；请注意，若干行业可能重复出现，这是因为它们兼有多重不适合自由市场的特性，那么也就格外不应该开放给以利润为导向的私有资本。
一、涉及保障全民福利和国家利益的行业
近年一个很有名的学术研究成果，是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详细论证的，市场经济自然引发资本集中效应：亦即除非国家处于明显而严厉的紧急时期，否则大资本的投资报酬率必然高于整体经济成长率，因而导致资本财团在全球财富所占的比重不断升高；而回顾过去一百多年的现代历史，只有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前期的严峻敌对态势才足以迫使欧美先进工业国家出手，减低社会财富的集中程度。这是中国政府思考资本管理这个议题时，必须牢记的历史事实。
美国经济学界自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以来，一直鼓吹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宣称绝对自由的竞争是最公平、最高效的经济体制。
这很明显是受财阀资助、控制和指示而有意编造散布的谎言：不但他们如何被收买的过程证据确凿，而且很简单就可以看出，市场经济下的所谓自由竞争，既有的财富资源当然是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财团先天占尽便宜，毫无公平性可言。一旦胜出，追求利润固然可以靠高效运作，但形成垄断以尽情剥削用户的获利远远更高，所以绝对不能反射性地把市场经济和私有资本当成万灵药。
这里的头号负面案例，正是被前述的腐败经济学界所彻底忽悠的美国：居然连军队、警察和监狱等等国家政治权力的直接体现都做了私有化尝试，然后自然遭遇了可以简单预见的诸般严重弊端。
但从与本文主题相关的经济治理议题来看，更多的问题出在一般中国人认为应该是优先保障全民基本福利的行业，例如大型土木基建，向来是美国国会议员图利本地土豪的主要利益输送通道，其结果是天价的支出和荒谬的时长；例如纽约市哈德逊河（Hudson），河底的百年铁路隧道——北河隧道（North River Tunnels）年久失修，在2011年又被飓风水灾淹没，虽然严重影响了东岸铁路主干线和纽约西面通勤的交通，联邦和两个州政府依旧扯皮到2020年才正式拨款启动重修计划，叫做“门廊计划”（Gateway Program），总价123亿美元，预计2030年完成第一阶段。
如果以上的预估数字，因为计划还在纸上筹划阶段，要到明年才动工，所以尚不含超支和延期而不够惊人，我们可以看看德国的既有例子。
柏林新机场（Berlin Brandenburg Airport）从2006年开工，原定以28亿欧元的价格，在2011年完工使用；实际完工时间是2020年，总价103亿。
或者斯图加特（Stuttgart）市的铁路地下化工程，叫做Stuttgart 21，2010年动工，当时预算45亿欧元，预定2019年完成；最新的总预算成长到91.5亿，最早要到2025年底才能完工，当然没有人真正相信这些数字。
相比之下，中国既有的基建国企，是国家高速高效发展的基石、国际竞争的利器，甚至不应该对有敌对心态的外国（如印度）提供质优价廉的服务，然而有效市场假说的信徒依然鼓吹自毁长城，要把所有企业私有化。
再举美国的客运铁路为例：美国铁路公司Amtrak正是出于美国国会对有效市场假说的迷信而被勉强私有化，可是客运交通这类基建的价值，原本就在于其对人民和社会所提供的便利，而不是利润的产生和资本的累积，所以政府以公费补贴不但合理、而且必然。
美国国会在石油财团的游说下，全力资助机场和公路的建设，对铁路的维护和升级却一毛不拔，不但不愿投资高铁，甚至想方设法要置Amtrak于死地，其结果是整体经济效率的损失和碳排放的大幅增加，最终还是由国民和世界为资本间接买单。中国在成功建设高铁体系之后，强行将唯一获利的路段私有化，毫无逻辑条理，显然是对自由市场主义教条的盲目尊崇，亟需悬崖勒马。
其他的基建项目，例如电力传输、能源管道、集中供热、有线电信网络等等，不但也都以服务民众为首要任务，而且还有天然的独占性（Natural Monopoly），更加不适合自由市场和私有资本。
此外还有广义上的基建，包括医疗、基础教育、环境保护等等，同样是以服务国家和全民为终极目的，金钱上的效费比并非头号考虑；而且这里还有另一个额外的效应，亦即这些行业的实际收益和成本，基本不可能在市场上精确测量定价，所以强行私有化的结果，只会带来严重的价值破坏（Value Destruction）。以下，我们针对这一点做进一步的详细讨论。
二、隐性的社会收益和成本
自由市场的最大困难之一，在于某些行业内含隐性的社会收益或成本，先天抗拒自由市场机制；这可能是因为这些收益或成本，主要影响市场参与者（Market Participant）以外的民众，也可能是行业的核心商品，根本无法精确地用金钱定价。
此时市场的平衡价格，就不对应着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如果放任私有资本进入这些行业，他们可以利用价格的不确定性，做简单套利（Arbitrage）而轻易获取暴利，同时完全忽略市场之外的成本。其结果是，其他的利益相关者（Stake Holder）必须为资本所得的利润付出数倍或数十倍的代价。因而这些私有企业的效率越高，对国家社会的损害就越大。
医疗界是一个重要的例子：人命是没有明确价格的；它对作为第三者的商人基本没有价值，对病人和家属来说，却近乎无价之宝；换句话说，需求曲线纯粹反映个人财富，完全不对应社会整体利益。
所以若是强加市场机制、把医疗私有化，放任资本运营管理的医院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可以简单地将医药价格不断向上提高，直到多数人即使倾家荡产也负担不起为止。然后医疗资源自然进一步集中到只为少数富人服务的方向：例如整形外科成为重点投资的大热门，真正能挽救许多生命的疫苗和抗生素却因无利可图而被荒废。这并非空言恫吓，而是美国医疗界在过去40年的精确写照。
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基础教育和高考选拔：事关每个孩子的前途、国家新世代的思想、和社会阶级的流动性，若是交给市场任由商人自由买卖，前述的重要考虑自然会被完全忽略弃置，私营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必然又将所有资源向富豪阶级集中，整体花费大幅增长，选拔出来的所谓精英却越来越多是资质鲁钝的富家子弟。
除了巨富获利之外，绝大多数人民被迫付出惨重的代价，而且更糟糕的是，国家治理水平和学术风气也因而严重腐朽，进一步摧毁系统自我反思、改革、纠错的能力。在这方面，美国又一次成为值得我们警惕的负面先例。
然而正因为欧美的基础教育和人才选拔被市场机制和私有资本彻底腐化了，执政者对有效市场假说的迷信反而更加强化，连环境保护这样明显难以定价的议题也强要削足适履，硬是人为地创造出金融衍生品市场；这里我指的当然是碳排放交易。
事实上，碳排放向来由企业自己说了算，监管工作的难处在于测量、审计、核实，而不是收钱；碳排放市场不但不解决核心问题，而且提供公关烟幕，方便污染性企业造假作弊。
历史上劣迹斑斑：例如甲烷排放一百多年，一直到去年欧盟发射了侦察卫星，才确认美俄能源公司一直系统性地低报数倍；又如“碳补偿”被Disney和JP Morgan玩成骗局，也已被证实；“碳回收”则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是21世纪版的永动机，因而毫无经济效益。欧美政客只在乎作秀欺瞒选民，这是他们体制的弱点；中国有着务实的政治风气，毫无理由盲目引进西方的糟粕。
三、长周期的战略性产业
自由市场的另一个原则性缺陷，在于资本追求经风险调整的收益率（Risk-Adjusted Return）必定引发的短视趋势。一方面长期性投资代表着资金套牢，无法转向投入新出现的高回报资产，带来所谓的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另一方面这些长期大型开发计划自然会有极高的风险，使它们更加不对资本家的胃口。
然而几乎所有国运所系的重大产业发展项目，例如半导体、发动机和大飞机，都需要很长的无回报投资时段，往往数十倍于消费性产品的开发周期；放任资本对战略级产业发展做技术评估和投资决策，显然是自我毁灭国家经济前途的捷径，1980年代英美的去工业化政策是前车之鉴。
长周期产业又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技术迭代升级，先天就需要极长的时间和天量的投入，例如大商用飞机的全新机型，从设计到交货，要十年左右；先进发动机更为耗时，从预研到实用，需要大约20年。
如此长的研发周期，市场机制根本不可能包容，资本只有在企业已经预先完成寡头独占（Oligopoly）的前提下才可能考虑投资，然而就连波音和空客两大巨头都依旧高度依赖各式各样的政府补贴，那么在中国体制内也就毫无必要强行私有化。
第二类的长周期产业，是迭代升级的实际周期并不长，但是中国落后太多代，所以起始追赶过程对应着较长的时间。因为短周期适合私有资本，这一类产业不须要国营；然而初始阶段的技术落后，代表着绝对自由市场无法自然提供资本和技术累积，所以也不能完全放任。
正确的做法，是由中央统筹管理、逐步调整，通过暂时的保护性贸易壁垒和针对性的间接补贴（亦即补贴消费方，以创造需求，而不是直接付给企业），一方面屏蔽国外行业龙头的降价打击，另一方面维持国内企业彼此之间的竞争压力，直到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可以听任市场决定输赢为止。
上面所描述的有效产业政策，中国政府并不陌生，光伏和动力电池都是极为成功的经典案例。然而在半导体产业上，却很奇怪地选择放任地方政府以招商形式来建厂，补贴直接付给厂商；这是早年消费性低档工业的速成办法，对技术性高、追赶期长的产业完全不适用，结果自然是引来骗补的短线操作，甚至有同一个骗徒在不同省份获利两次的现象，必须尽快改正。
四、对整体经济有负面影响的获利机制
除了前面所讨论不应容许私有资本运作的三大类产业之外，即使是原则上适合藉由市场机制来提升效率的行业，绝对的自由也是过犹不及，不能完全放弃监管。这是因为自由市场先天内含损人利己的获利手段，过度运转对整体经济反而有负面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寡头独占和金融操作。
任何行业的资本累积到足够程度，企业兼并就成为进一步提升营收和利润的最佳手段，而不断兼并的终极目的是寡头独占。这一方面消弭竞争压力，以便人为地维持不合理的高价；另一方面提高入场门槛，容许寡头削减投资，而无惧新竞争者的出现。
前者等同变相对消费者抽税，从而遏制整体经济规模和成长；后者在国家的宏观尺度上，更代表着备用产能的不足，使供给链失去应对紧急事件的冗余，在全民面对困难和灾害的同时，不但只能由国家买单负责收拾善后，而且还让资本有了进一步大幅提价获取暴利的机会。当前美国的能源市场，在国际原油价格上涨50%的背景下，汽油零售价却上涨了75%，柴油则上涨了100%，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金融业唯一的正当任务，是收集社会多余的储蓄，转交给实体产业做明智的投资。在能够达成这个任务的前提下，越简单、原始、基本、透明，就越好。这是因为一切金融产品都是虚拟的，可以无限复杂化，从而凭空创造绝对的信息不对称，而不必要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资金配置的效率就越低。
英美经济金融化、虚拟化，是他们国家的大不幸，中国完全没有理由去模仿。何况在金融监管上，中方还远远不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严格，导致各式各样的虚伪炒作横行，基本毫无代价和后果。
这在每年GDP成长5-6%的时期，危害还不明显，未来降到3-4%的时候，如果依旧放任资本或学术界玩弄金融，使诈骗成为致富的最佳手段，投资实业相形见绌，人人不是想着空壳上市收割韭菜，就是要开银行或影子银行，那显然不是国家之福。尤其中国科研学术界的诚信程度甚至还远远不如英美，尼日利亚Nigeria的现状可供借鉴。
五、防范资本的洗脑攻势
美国的资本家为了维持自身地位、保障劫贫济富的政策不受阻挠，很早就明白必须掌握话语权，系统性地扭曲学术结论、制造错误认知。为了这个目的，百多年前以玩弄肮脏商业伎俩闻名于世的巨富洛克菲勒Rockefeller特别资助设立了芝加哥大学，尤其注重经济系；多年后Rockefeller很得意地称之为他一辈子获利率最高的投资。
然而1929年的股市崩溃以及其后的经济大萧条，彻底摧毁了资本家在美国民众眼中的形象，他们在学术界的代言人也因而消停了一代人的时间，直到二战后美国经济强力复苏，刚好芝加哥大学获得传销奇才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得以重启洗脑工作。然而他的影响力曾经受到东西两岸名校传统经济学家的抵制，被暂时局限在美国中西部，因而获得“淡水经济学”的外号。
到了1959年，美国富豪们决定另开战线，由Ford和Carnegie家族联合出资，对当时没人重视的商学院体系大幅投入资金和公关资源，使其成为比经济系更重要的理论来源和教育中心。
因为商学院原本就是为在职进修而设立的职业教育机构，没有任何历史传承下来的学术尊严传统，所以可以更加一面倒地吹捧贪婪自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完全符合里根Reagan的治理哲学，于是在1980年代，商学院和将其教材理念付诸实践的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都成为最热门、最尊贵的公众膜拜对象。
本文的主旨在于讨论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如何管理资本，因而不得不特别强调预防资本买通学术界以扭曲管理原则的重要性。中国早有独立于美式的经济学理论，是改开以来守护国家不落入错误政策陷阱的思想盾牌；然而近年来各大学积极引进美国商学院的体制和教材，照单全收，是一个很大的隐忧，应做系统性的检讨重整。除此之外，国内资本家也曾学习美方，投资高等学术机构，这是占据思想高地的企图，有严禁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