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与中国道路

一、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及对我国的影响
自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历史进入空前大变革时期。中国必须把主动应对这一世界大转变、实现科学发展、转变增长方式变成我们的自觉意识。
处理和应对当前危机的先决条件，首先在于必须正确认识这场危机发生的根源。造成这场危机的直接原因在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美国“非银行金融系统”的崛起以及不受监管的扩张。这主要表现为：自上世纪末以来，美国的主要支柱型大企业纷纷放弃“主业”或者“本业”，改行从事金融放贷业务，而这种大规模的“不务正业”，恰恰又是美国当局长期实行的“金融去管制化”政策放任支持的有意结果。
例如，通用电器( GE)这家由爱迪生所创立的工业设备企业，已经“成功转型”为非银行性的金融放贷巨头。其中，通用金融占公司利润的15%，通用商业融资占公司利润的27%，2007年，通用资本的利润额占到公司净收益的45%，而通用工业却仅占公司利润的5%，而这一部分的利润主要还是在美国境外（特别是由“通用上海”）实现的。通用金融部门之所以能够轻而易举地创造这么高的利润，其所采取的主要手段就是，通用电器公司利用其“企业信用”这个最大的无形资产，即“3A”评级，得以低息从银行获得贷款，然后立即转手以高息贷给那些信用评级较低、甚至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的企业，这样，著名的通用电器公司就由一个历史悠久的工业设备制造企业，转变为一个主要依靠放高利贷牟取超额利润的企业。这种非银行企业的金融化，乃是上世纪末以来美国经济、产业结构发生巨变的主要标志，而通用电器的上述转型并非特例，甚至可以说，GE的金融化程度在美国超级企业中还远不是最高的。
第二，为了在技术上规避贷款的风险，这些金融化的大企业再与大银行联手，以发行企业证券和股票的方式，一方面获得巨额高利贷利息，另一方面又把贷款风险社会化了。
第三，由总部设在纽约、资本匮乏、监管松散的11家保险公司，为那些没有得到3A评级的借贷企业提供担保。它们担保的竟然是“经济不下滑、不衰退、次级贷款房主不会拿不出每个月都要交的按揭款”，而这无异于欺诈。
于是，当债务链条断裂之时，首先因无力赔付而陷入崩溃的是保险公司，然后是金融化的大企业，随后是银行，进而是股票市场、股民和全社会，最终便是美国的信用评级机构。而信用评级机构的破产，无异于“美国信用”的破产。
进一步说，美国经济这种结构性的问题，特别是大企业的金融化，乃是由于当今世界金融秩序的不合理造成的。它主要表现为长期以来，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出口国不得不以购买美国国债白条的方式，将其通过生产、出口所赚取的大量美元外汇还给美国，而这就使得美国可以肆无忌惮地放手花钱、肆无忌惮地放贷，最终便是通过将债务和风险社会化、全球化的方式，以分散美国经济的风险和债务。值得注意的是，危机发生之后，美国政府所采取的“最为有力”的举措，就是由美国国家财政部出钱，去救助那些要垮掉的银行，并将资本大规模缩水的大企业“国有化”。而这种大规模“国有化”的举措，甚至被某些不明就里的人士欢呼为“美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他们却忘记了，当前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赤字早已经是天文数字，这也就是说，美国政府本身实际上根本没有钱去救银行、“国有化”负债企业，因此，美国进行所谓的“国有化”的资金，只能是动用中国等国家存在美国的美元存款，或者说，只能是通过印钞票使得美国国债进一步贬值而实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美国所采取的应对危机的方式，只是通过向中国和世界分散和转嫁危机，以此来回避造成危机的上述两个最根本原因：一，美国经济的结构性痼疾；二，世界金融秩序的不合理。
空前的世界经济危机对我国造成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沿海地区已经融入美元经济体的出口加工企业所遭受的打击最为沉重。不过，这恰恰是从“反面”论证了我党在世纪初便提出的科学发展的英明论断的高度正确性、预见性。不过，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和推行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特别是由于在沿海地区形成了美元经济体的利益集团，它们通过出口经济和金融制度，在中国经济中控制、形成了中国的美元经济部分，且不肯放弃这种利益，因此，一个时期以来，中央的调控政策很难触及它们。从这个意义上说，恰恰正是当前的经济危机，为我们走上科学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当前，由于我们有党中央的英明战略决策，由于中国经济有很大的非美元部分，由于我们广阔的腹地和西部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由于我们有着庞大的内需市场，这就为中国经济摆脱美元霸权，摆脱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铸起了几道坚实的防火墙。
科学发展观正是针对我国原有发展方式所具有的越来越严重的矛盾提出来的。第一，加大了我国的环境和资源压力。目前我国人均碳排放量仅为美国的四分之一，但是，生产净出口产品产生的碳排放却超过了我们总排放量的百分之二十，这些产品并非为中国人民所消费，而是销往了发达国家。说白了，在华外商企业占了我们排放量的70%，它们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早在1961年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文中就曾经指出过：我们绝“不要图虚名而召实祸”，经济工作的当务之急，应该是“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规格，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我认为这是对科学发展最早、最经典的阐述）。一个时期以来，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恰恰使得中国赢得了“世界工厂”的虚名，却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背负了巨大的资源压力。
第二，不利于我们扩大内需和发展民生。我国的出口企业主要是外商独资企业。我们只是靠提供土地和廉价劳动力搞组装，总利润低于3%；因为销售市场在外面，所以外商对增加中国人的消费能力、中国的内需市场丝毫不感兴趣，而是拼命压低工人工资，从而进一步抑止了中国的国内消费和内需；加上赚钱是他们的唯一目的，因而对于中国的环境、教育、医疗不承担责任。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到：这种“两头在外”的外资企业引进越多，对它们的照顾、妥协越多，我们在科学发展、在民生上面也就越迈不开步子。
第三，这类外资企业出口再多，恐怕也无益于我们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一份国外的研究报告甚至也这样批评我们的国有大企业：“2002年，中国公司用于购买本国技术的费用不足全部科技设备预算的1%，中国最好的公司与国内供应商的联系也最少，因此，中国的技术供应商便不会得到来自国内最好的公司的‘需求拉动’，从而刺激他们进行自主创新的能力。”。我们自己的企业拿了钱去买国外的技术，忘记了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那为什么不把钱投到我们的自主研发上呢？现在绝不是简单的没有钱的问题，而是国家只管投钱，但却没有建立起严格的考核制度、监管制度。如果科研机构拿了国家的钱没有搞出真东西，那就是犯罪，需要追究相关科研机构的责任，如果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不扶植和优先购买中国的自主技术，那就是渎职，也应该追究责任。
第四，出口换美元，美元在我们这里是不能花的，只能存起来等待贬值，这样我们就是以我们的实体经济支持了美元，而不是支持了人民币经济。这好比我们山西往日本出口煤炭，但换来的是美元，这些美元只能存在中央银行或者交给国家外汇管理局，结果是尽管出口了那么多煤，我们山西还是缺乏自身发展的资金，还是穷。
而我们应对这些矛盾的方案，就是把经济转向内需，而转向内需就要促进国内消费。当前，我们遇到的根本问题，若简单一点说来便是老百姓手里没有钱，或者由于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压力，老百姓即使有点钱也不敢消费。而要解决老百姓无钱消费的问题，短期方法当然是可以通过创新金融手段，鼓励按揭消费、乃至发放消费券等方式来刺激和带动需求，但这等于将经济风险和经济产能债务化、社会化，而且充其量只能起一个短暂启动内需的作用，从根本上说，扩大内需，需要通过扩大就业和提高劳动者工资和收入来解决，需要通过加大在教育、医疗、住房这些民生方面的投入来解决。一句话，只能通过坚决落实科学发展观来解决。
世界经济危机反思那种一方面把出口换取的美元还给美国，另一方面再引进外资的畸形发展模式。我们有2.5万亿的美元储备，怎么还需要大量引进港台、日本、韩国乃至印尼的资金呢？这就是因为我们的消费市场在国外，投资也来自国外，这暴露出中国经济的一个部分的增长，乃是依靠美元而不是人民币来驱动的，暴露出这一部分实体经济所支持的乃是美元经济，而非人民币经济。片面鼓励沿海经济与港台地区、日韩等国接轨，说白了就是鼓励其与美元经济体接轨，因为上述这些地区都属于美元经济体，是美国经济的附庸。当前，由于我们的经济中存在人民币经济与美元经济两个部分，结果就造成了宏观经济政策陷入到矛盾和两难的境地：即一方面要保持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为了手里的美元储备的缘故，又不得不维护美元经济体不垮台。审时度势，我们当前必须考虑：目前美国仿佛是正在下沉的泰坦尼克号，我们不能为了维护美元经济体的安全，而牺牲自己宏观经济的健康，那将是很危险的举措，可能被美国和美国的附庸们所严重损害。其实，国家可以把一部分外汇储备拿出来做担保，让工商银行或者哪一家国有银行向山西发放人民币信贷，然后山西省又利用这些人民币信贷去支持有利于本省和全国长远稳定发展的项目。
二、关于中国道路
60多年前，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曾号召全党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去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并对世界形势作出科学判断，以“进行一次马克思主义启蒙运动”。今天，我们同样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和科学发展观出发，认识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并对当前国际局势作出科学判断，我们今天同样需要一次深刻、全面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启蒙运动。
我个人认为，从世界历史路线图的角度观察，迄今为止，现代人类社会大致经历了三次重大的转变：公元10世纪开始的“唐宋之变”、16世纪开始的西方社会推动的资本主义大转变、20世纪兴起的科学社会主义大转变。
按照日本京都史学派的奠基人宫崎市定的研究，中国的“唐宋之变”是人类社会最早由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最近英国学者约翰．M．霍布森出版的著作《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的理论基础就是京都史学派关于中国率先进入现代的论断。
作为人类第一次现代大转变的“唐宋之变”，有如下五个重要内涵。
首先是交通的革命和世界广泛联系的形成。实际上，元帝国已经开拓了一个跨文化和跨欧亚的广阔的陆上交通线，交通日益依赖于运河和海洋，宋、明、清皆定都于运河沿线．1405年发生了郑和大航海，到1433年共7下西洋。从那个时代开始，通过陆地与海洋交通线的开拓，中国已经和世界紧密联系起来，一个由中国带动的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开始形成。
其次，从经济上说，宋代田赋只占国家税收的不到一半，另一多半来自盐利、工商贸易关税（包含海洋贸易和北方对契丹、西夏和辽的贸易）。明正统元年(1436)，江南官田折纳“金花银”，这意味着皇家土地第一次变成了货币资本，一条鞭法实行货币税收，标志着货币经济的普及，标志着市场效率和“勤劳革命”的原则支配了经济的发展。包括晋商、徽商在内的“十大商帮”兴起，商品经济发达。
第三是焦炭冶铁技术的突破和迅猛发展，与此相关的是航海巨锚的生产与瓷器冶炼技术的突破，这些标志着第一次现代能源和制造业革命。
第四是科举制度消灭了贵族制度，使得国家能够通过一种比较客观的尺度，平等和高效地从全社会选拔人才、集中人才和掌握人才。
第五是文化上走向自由，就儒家而言，就是从注释“五经”中解放出来，更专注于个人化、思想性和议论性的“四书”，民间文化开始发达，这导致了四部杰出的长篇小说的产生，与古代和当时的世界比较，应该说这是一次全面的文艺复兴。
特别是宋明新儒学提出了宇宙乃一“本然自生之和谐”的洞见，不承认有任何造物主、“第一因”的主宰，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是非常先进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的著名语录所倡导的是天下的关怀，提出的是世界和全人类的视野，主张从全人类和全世界的立场上看待问题，代表着现代人类思想和精神的第一个高峰。
而在上述五点中，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对世界的影响尤其重要。出于稳定世界局势的考虑，在这种广泛的联系中，被称为“朝贡体系”的世界贸易和金融秩序，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中国一向有“华夏不治夷狄”，即不统治华夏文明圈之外国家的信念，所谓“朝贡”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指世界各国人民各自带着自己的物产和收获，定期向人类共同的祖先和大自然表示感恩的仪式，这种仪式定期举行，而主要是由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中国承办。故《春秋繁露》解释说：“以祖配天，天下诸侯各以其职来祭，贡土地所有，先以人宗庙，端冕盛服而后见先，德恩之报，奉先之应也。”
联系世界的朝贡贸易体制和朝贡金融体制，体现了中国文明对于现代世界的第一次勾勒，其核心就是一个全球合作型社会的理想，即现代社会不仅仅是一个世界联系日益紧密、货币商品经济日益发达、能源和技术不断进步、文化思想日益具有自由和创造性的社会，而且是将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与社会团结紧密融和在一起的社会，是一个强调尊重人类共同历史文化遗产、感恩自然的社会。
人类现代社会的第二次大转型发生在16世纪，并在19世纪达到高峰，这是由欧美国家所推动、并形成了以“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体制”为核心的西方列强主宰、分割世界的强权秩序。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体制奠定了现代世界第一个“强权政治”构架，它把西方列强之间的武力竞争与对抗作为国际秩序的基础。这个强权秩序与中国所勾勒的世界秩序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指向一个全面竞争型社会，后者则指向通过和平、合作谋发展的合作型社会。
概括起来说，西方现代性具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全面竞争型社会为本位、为中心，以军事和金融扩张为两个基本动力，这乃是欧美社会驱动的第二次大转型的根本。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说：在1500年以前5个世纪里，欧洲统治者们一门心思全放在准备战争、支付战争费用和弥补战争损失上，从中产生了为国家筹集、经营和投放战争借款的银行家阶级。1492年，西班牙军事占领美洲，从而开启了欧洲以军事掠夺世界谋发展的殖民地经济模式，而西方的金融筹款制度，又为其军事扩张提供了强大的金融动力。从金融上说，16世纪以来，欧洲先是以美洲白银换取中国物产和黄金，为其崛起积累了大量财富，在1810年之后，白银枯竭却掌握了大量黄金的欧洲，则以金本位制粉碎了世界白银货币体系。“二战”后变为美元本位，1971年之后变为由美国国债驱动世界经济的债务经济模式。在所有这些体系中，欧美国家通过军事霸权和金融霸权统治世界这一点没有改变。由于在欧美崛起的过程中，军工与金融是两个主要动力，所以才造成军工集团和金融集团始终是两个最大的资产阶级集团。
当然，科学技术的飞跃式发展，也是这次大转变的一个突出标志，但是，西方世界的科技革命，始终具有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节约雇佣劳动力这两个取向，后者体现了资本积累最大化的原则，体现了尽可能大量使用当时还很廉价的自然资源、以机器的方式代替人的劳动，实现资本最大化的原则，因此，在资本积累的逻辑支配下，掠夺自然、排斥人和人类劳动，这是西方科技发展中的一个重大弊端。
概括来说，现代人类社会的第二次大转型，带来了人类军事技术和金融技术的飞跃性革命，伴随着生产科学技术的飞跃式发展，但是，它也造成了为争夺殖民地而进行的两次最残酷的世界大战，带来了一个严重不平等的世界结构，带来了南北对抗和东西方的对抗，带来了人类文明遗产的毁灭、特别是带来了大自然的严重破坏，带来了对科学技术的严重误解和误用。而最近发生的美国金融危机、全球一系列重大的生态灾难、世界范围内贫困人口的急剧增加，特别是美国在全世界军事冒险的不断失败，标志着那种单一强调全面竞争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发展方式，正在陷入深刻的危机中。
现代人类社会的第三次大转型，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为标志的，它是对第二次现代转型的批判和扬弃。第三次大转型有四个创新和一个基本目标，四个创新是：一，以生产资料的优化配置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二，通过政治制度变革，增加国家能力，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赶超发展来促进世界的平等；三，把人民福利的提高视为衡量发展的基本尺度；四，以和平、合作的发展模式代替竞争与争霸的发展模式。一个基本目标是通过创新和扬弃旧的发展模式，追求人类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有一条，就是以合理分配、配置生产资料的方式，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大弊端，就是少数人垄断生产资料，资本的性格是不择手段地攫取短期利润，这势必导致生产资料迅速地被配置到“利润最大化”的领域，生产部门的不平衡和社会的不平等因此就不可避免。如果没有社会的约束，如果没有社会斗争和民众抗议、如果没有社会保护运动，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单凭市场，资本主义一定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危机、经济危机，资本主义代表片面的发展观，而社会主义的基本标志，就是生产资料的更合理、更协调、更公正的分配和优化配置，这是历史的结论。
马克思的《资本论》从金融货币资本与工业劳动资本的关系入手，深刻地解释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社会不平等扩大的根源。当代欧洲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斯拉沃热•齐泽克在他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深刻指出：“马克思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界定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它们的对抗达到了极致——交换价值获得了自治，它转变成了自我推动的投机资本这样的幽灵，而它之需要生产力和现实的人，仅仅是将他们作为自身暂时的可处置的具象。……马克思的这一分析在今天具有无比的真实性，因为在今天，虚幻世界与真实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无法忍受的地步：一方面，我们进行着期货、并购等疯狂的、唯我独尊的投机，遵循其内在的逻辑；另一方面，现实以生态灾难、贫穷、第三世界社会生活崩塌之后爆发出来的疾病、疯牛病等形式不断地追迫了上来”。
正如《纽约时报》一篇文章的标题所揭示的：今天的“一切都被马克思说中了”，在当今世界历史发生根本性大转变的时代，一切进步的人、一切共产党人，都应该像齐泽克那样，结合当代世界的现实，认真重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以对真理的追求、清醒的头脑，结束那种六神无主、像热锅上的蚂蚁、迷信资产阶级庸俗思想的状态。
第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赶超发展与促进世界的平等。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从私人垄断银行和跨国垄断企业破坏公平、公正的世界市场入手，深刻描述了帝国主义时代的基本特征，提出了通过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的民族革命，争取国家政治、军事和经济主权，这是发展中国家摆脱帝国主义统治，摆脱跨国公司垄断、国际资本金融垄断，实现独立自主的快速发展、建立一个更公平的世界市场、更合理社会的必由之路。苏联由一个落后国家，迅速建成一个能抗衡帝国主义秩序的世界强国的历程，证明了列宁道路的正确性。今天美国的产业资本已经大规模地“升级”为全球金融垄断资本，正是它们造成了今天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和金融危机——这一切更证明了列宁的论断。
第三，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为人民谋幸福”、提高人民福利特别是广大最基层人民的福利视为衡量发展的基本尺度。
前几年获得诺贝尔奖的英国籍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和他的比利时同事约翰曾做过一个重要的研究：他们比较了1947 -1979年间印度和中国的人口死亡率。印度由于信息的相对畅通，没有发生像中国三年自然灾害的大范围饥荒，但是中国一旦纠正了信息畅通的问题，就彻底杜绝了饥荒，而且，由于中国的医疗制度的普及，中国的人口死亡率下降较印度快了许多。结果是，30年来中国比印度少死了1亿人之多！一亿人口，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数字。他们的研究指出：通过比较印度和其他水平相近的发展中国家，这是新中国对于人类作出的最大贡献，也是中国模式的主要特征。森通过把社会公正分配纳入到经济学的视野中，指出：改善大多数最底层劳动者的福利，这才是实现社会公正的真正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中国的发展模式既是理想的，也是理性的（成功的）。
世界银行2007年公布的报告指出：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向世界金融机构借贷的160个国家中，只有中国、印度和韩国通过利用外资的方式成功地实现了发展，其余150多个国家均陷入债务危机，截至2006年，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总额达3.7万亿美元，20世纪80年代，阿根廷、巴西、印尼、伊拉克、墨西哥、菲律宾、俄罗斯和土耳其等中等收入国家亦沦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之一。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于2004年无偿赠款4000万美元给世界银行，用于支持第三世界的发展，这一点只有中国能做到，印度和韩国也做不到。由此可见，“利用外资谋发展”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特例，而中国利用外资成功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四点：一，政治稳定，政府的高效和执行能力；二，门类齐全的产业基础；三，社会平等；四，高素质、善于合作的劳动力。而上述四点，主要应该归功于长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打下的坚实基础，它说明改革开放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它表明：30年社会主义建设与30年改革开放是一个有联系的整体，任何割断这种联系的企图都是不能允许的。
第四，以和平、合作的发展模式代替竞争与争霸的发展模式。上世纪70年代末，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精辟冷静地分析世界局势，作出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将在一个阶段长期共存的深刻判断，带领我们回到扬弃、而不是简单否定西方发展道路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指出：要抓住资本主义陷入1971年金融大危机的关键战略机遇期，大胆打开国门，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先进设备和先进经营管理经验。同时，小平同志深刻指出：和平发展不是放弃斗争，这是因为和平发展与霸权主义这两个理念是根本上对立的，和平发展就是对霸权主义模式的否定和创新。他老人家说：“中国这么多人，融到人家那里是根本不可能的：现在的世界市场已经满满的了，打进去都很不容易，搞不好就会成为人家的附庸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妄图把中国变成他们的附庸国，所以我们要坚持走自己的路，坚持社会主义，理直气壮、旗帜鲜明。”
关于改革开放的总体路径问题，小平同志曾这样设想：到了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应该把共同富裕的问题提上日程。1990年12月24日，他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他特别指出：“中国情况是非常特殊的，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也不会有稳定。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一个含义就是共同富裕。”在1990年7月视察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场馆时，小平同志更尖锐指出改革开放的目标不是简单的增长、致富，而在于发展的目标和路径这个关键问题，发展的目标和路径是前提、是基础。他说：“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但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九亿多人就要革命。所以，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两极分化。”
对照当前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全面、深入、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国际地位，我们的发展之所以能够导致国际力量态势对比的新变化，绝不是因为我们手里有了几个美元、“一部分人富起来了”那么简单的事。从国际视野看：归根结底，这是因为我们和平、合作谋发展这个基本目标、这个基本的发展路径日益深入人心，是这个路径和理念在国际上得到欢迎和支持的缘故。例如，今天的欧洲开始响应中国以和平、合作谋发展的号召，逐步抛弃了以国家利益为核心、以战略均势和对抗为保证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强权政治，日益强调谈判、重视外交和商业关系的根本作用，日益强调国际法，强调说服的作用，摒弃武力，不主张进行武力威逼。近代以来，一直都是中国跟着西方的世界观走，现在欧洲开始跟着中国倡导的模式走，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当然，欧洲的这种转变引起了霸权主义国家的极大不满，美国著名的鹰派人物卡根最近指出：“欧洲人发明了强权政治，但是，现在却相信基于良好愿望的理想主义，可见欧洲正在背叛欧洲的传统，今天的欧洲已经沦为不分是非、不分敌我的软弱势力。”这种言论恰恰表明：当今世界不仅有人不愿看到中国的发展，而且也不愿看到欧洲的团结乃至欧盟的壮大，而是希望欧洲退回到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时代那种彼此互相威胁、彼此互相攻伐的状态中去。
与中国走得越来越近的不仅仅是欧洲，也包括美国内部那些真正有头脑的思想家。日前，北京大学邀请著名语言学家、当代最杰出的人文知识分子诺姆•乔姆斯基来华演讲，在接受采访时，乔姆斯基这样分析今天的世界局势：“今天的美国政府害怕中国，这里的害怕恰恰并不是因为军事上的威胁。这并不是开玩笑，国际关系多少有点像黑社会，比如黑社会老大发现有人没有交保护费，又没有方法胁迫他就范，美国对中国恰恰就是这种情况。……面对充满敌意的美国政府，委内瑞拉出口部分产品到中国，拉美其他主要的出口国，如巴西、智利、秘鲁也纷纷向中国示好，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中国开始让他们获得利润，这些贸易挖了美国的墙角。美国政府官方报告《国家战略分析》把中国视为首要的长期威胁，这当然不是出于军事原因，没有人认为中国会在军事上侵略别人，也没有人认为中国会希望发展更厉害的防御武器，就因为美国威胁不了中国这么简单的原因。”
中国与美国的根本不同是发展理念的不同，这就是我们主张和平、合作谋发展，而美国国内的保守派却依然把当今世界理解为“美国的战利品”，不肯放弃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作为美国国务院官员的卡根这样露骨而直率地说：“美国所能够想象的、唯一的、稳定成功的国际秩序，就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同时，美国无法想象一个不用武力、特别是美国武力保护的国际秩序。美国从来没有不使用武力而实现理想社会的经验，美国从来不相信存在一个成功的超国家的治理经验，因此，美国不可能遵守国际法和国际机制，美国认为：规范国际行为的法律之所以能够存在，就是因为有美国的武力来保护它，现在欧盟和中国要求美国遵守国际法，这如同要求秩序的缔造者遵守秩序一样可笑。”他还说：“9•II之前，美国战略圈已经把矛头对准了中国，从更广泛的意义层面上看，这已经成为美国战略计划的一个组成原则。把中国看成下一个重大战略挑战者，这种观点在克林顿时期的五角大楼里就形成了。布什上台前后，尖锐指出中国并不是美国的战略伙伴，而是一个战略竞争对手。至此，中国是美国的挑战者的原则得到官方确认。”“感谢上帝给我们提供了这种无情的挑战，使我们紧紧团结起来，保卫国家的安全并接受历史赋予我们的道德和政治领导使命。”
但是，这位卡根先生过高地估计了美国的实力，过低地估计了要和平、求发展的世界大势，在这一点上他恰恰不是他自己所标榜的“现实主义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最近指出：美国的战争机器已经彻底退化为了机器，今天的美国只能靠先进的机器打仗，因为没有白人中产阶级愿意去送死，结果政府只能动员那些黑人和少数族裔青年上战场，历史证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靠先进的机器不能解决问题，决定战争胜负的只能是人，而美国缺少的恰恰就是人。一场伊拉克战争，造成了3万多美军伤残，美国政府必须付给他们每人800万美元，光这批人的抚恤金就够今天的美国喝一壶了。《超级帝国主义》一书的作者迈克尔•赫德森指出：造成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的真正因素，其实是庞大的军事支出和海外军事基地的建立，并不是它一直强调的对华贸易，而自奥巴马总统执政以来，这一点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他进一步升级了阿富汗战争，今天，对于朝鲜和伊朗，美国不是不想进行军事干涉，而真正制约了美国霸权主义的其实是美国现在没有钱了，美国必须在穷兵黩武与国家全面破产之间作出选择。今天的美国制约中国的唯一办法，只能是利用冷战的余孽、利用中国周边那些“错误估计了形势”的二、三流国家给中国制造麻烦，它的手段已经非常有限。因此，与卡根这种强权政治的宣传不同，美国国内也有清醒的声音。乔姆斯基说：“美国有一份关于文学和科学研究的杂志，里面的文章在美国是比较受推崇的，一位非常著名的战略分析家约翰•史坦布兰诺两年前曾在这本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警告美国政府，尤其是当政的布什政府，军事侵略政策最终将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这个观点得到了一群严肃的战略分析家的普遍认同。他们认为，应该由中国领导联合呼吁爱好和平的国家，同美国的军国主义相抗衡，而不能由欧洲领导，因为欧洲是美国的同盟。”
乔姆斯基的精彩分析，透辟地讲解了当前的国际形势，这表明，由于我们坚持和平、合作谋发展的理念，当今的世界力量态势对比确实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他更提醒我们，我们对霸权主义最大的“威胁”，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坚持和平、合作谋发展的新的发展观。如果我们分不清国际力量态势的大势、大局，跟美国比核弹头、GDP，比谁的胳膊根子更粗，乃至跟着美国的节拍与它搞冷战对抗，而不抓住机遇改革开放谋发展，为人民谋幸福，那就是走左的道路；但是，如果我们给美国当跟班，不能抓住战略机遇期，迅速地主动转化、提升，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众志成城，对于形势和科学发展观有高度的思想自觉，那不仅仅是右，而且更将有可能沦落到拉美、前苏联、东欧乃至伊拉克那种境地。我们必须警惕地注视着并有效防御着帝国主义的军事动作，时刻以高度清醒的头脑、有效的战略分析保证中国的和平稳定发展；同时，要到世界的各处去寻求合作，去宣传和平、合作谋发展，这样做，我们不但可以从根本上深深地制约美国的霸权主义，更可以改造不合理的世界秩序，可以改变世界地缘政治的不平衡局面——这样，我们就给一切霸权主义造成了根本上的打击和威胁。
在中国历史和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关头，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合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结合马克思主义真理，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揭示和阐释了中国道路的先进性，标志着我们从长期模仿、追赶的被动的地位，一举转化为当今世界上主动的、建设性的乃至主导的力量。宣传和落实我们的发展道路、方式和目标，就要求我们提高自己的视野、水准，理直气壮地提出我们对世界大事的看法，表达我们对国内时局的判断，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是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我们需要有自己的声音，深刻地揭示世界的真相、理直气壮地表达对自己长远利益的诉求。大力宣传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既是要让我们的人民了解真理的道路，也是旗帜鲜明地让全世界了解我们的立场，了解我们对于人类进步和中国发展的创新思路。
我们同时必须认识到，我们的发展路径和理念，一直受到来自国际和国内的、左的和右的干扰。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教授克里斯•布拉莫尔在《现代中国》杂志2009年7月号发表了《走出黑暗——中国转型之路》一文，文章指出：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确实在快速增长，但是，中国也几乎错失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即没有继续发展和完善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医疗和教育方面的福利制度，没有高度重视环境和资源的保护，更没有适时地将其经济能力转化为政治和理念上的自主性，而是在某些自诩的“主流经济学家”的鼓噪下，转向了盎格鲁一萨克森模式，过于一味地追求GDP的增长，结果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包括：只重视产品的价格优势，而不是质量优势；只重视劳动力的廉价，而不重视劳动力工资的提高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过分重视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而忽视就业、环境；追随美国式的医疗改革，而忽视人民的健康和福利——这些都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制造了严重瓶颈。幸而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使得盎格鲁一萨克森模式遭到了世界性的唾弃和质疑，这同时也再次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建立小康社会主义的机会。他指出：“胡锦涛和温家宝认识到：另外一种可选择的现代性对他们而言是可能的，中国果断迈向小康社会主义的时机现在已经成熟，中国的转型之路，标志着中国领导世界时代的真正开始。”“天下大乱，首先是乱了西边”。如果说这是“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面对世界巨变，只要我们能够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科学发展观，就能够把握世界历史变革的主动权，我们的前途和世界的前途就是光明的。
面对当前世界格局，我们面前的道路无非三条：第一条是巨变当前，毫不觉悟：以为人家出钱，我们卖资源，人家出技术，我们出劳力，人家卖债券，我们卖实体，这样挺好、挺公平，而且以为这种发展模式是可以持续的。第二条是有所觉悟，但无所作为，两手攥空拳没有办法，只有忿忿不平，最多只是在原有的道路上修修补补，这其实等于没有真正觉悟。第三条就是致力于打破这种不合理的分工体系，瞄准技术的最高端、人才的最高端和管理的最高端，突破封锁、突出重围，实现跨越发展、转型发展——这就是真正的觉悟，是巨变当前的真正觉醒，是真正的摆脱了自发意识，走向科学发展的自觉意识。
三、关键是观念的转变
转型发展、科学发展，关键在于同志们观念上要转变，因为人是最大的生产力，具有先进发展理念的人是历史进步的火车头。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在资本主义陷入空前危机的时代，有些同志却依然深深地迷恋美国道路、迷恋资本主义的发展路径、迷恋旧的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实际上，在今天的美国，除了一如既往、处心积虑地转嫁自身的危机、将其债务“全球化”之外，恐怕连奥巴马本人也不知道美国究竟该往哪里去。有人竟然以为只要跟上美国就万事大吉了，这实可谓是巨变当前、大梦未醒。
今天社会“自发意识”的突出表现就是：由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路径认识不清，以至于对于中华文明不自信，对于美国太迷信。而要确立起对科学发展道路的自觉的真理意识，必须通过“对历史形势的科学判断”来达成，必须通过深刻的学习和研究来达成。@
美国以债务驱动的过度消费的发展模式是不合理、不可持续的。今年7月1日的《经济学家》杂志上有一篇文章指出：1970年以来，占美国人口五分之一的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加了60%．而占五分之四的人口收入却下降了10％，其中，靠中国发了大财的沃尔玛一家的收入，竞比三分之一美国家庭（一亿人口）的收入总和还要高。为了怕这么多穷人造反，美国政府想出来的“歪点子”，就是让老百姓能够借债消费，通过鼓励和宣传借债消费这种寅吃卯粮的愚民政策，来打肿脸充胖子。但是，这里的钱从哪里来呢？一方面是把美国自己的资产泡沫吹大（直到今天终于开始吹爆），而更主要的就是向穷国——特别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借债。美国利用我们出口的物美价廉的商品、利用我们借给他们的钱来安抚国内的形势、安抚国内广大的穷人，用我们的钱继续维持着他们高度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同时却反过来打压我们。
今天中美之间虽然说是互相需要，但究竟是美国需要中国多一些，还是中国需要美国多一些呢？实际上是美国需要我们多一些，但是，有些人就是没有看到这种国际关系的实质，看不到我们自己的“本质力量”，总以为今天的中国离开了美国就不能活了。而事实上，从财政上看，2007年美国的GDP只有14万亿，它的国民总债务却是52.7万亿，到2015年，美国的国民总债务与GDP的比例将达到100％；竟是我们的前途大一些呢，还是美国的前途大一些呢？很显然，与美国这样一个财政上破产的国家比较起来，当然是我们的前途更大一些，而当前有些人就是看不清大形势，却反过来拼命唱衰中国，神化美国，甚至鼓动大家有两个钱就要赶紧转移到美国这艘“泰坦尼克号”上去。有些媒体对上述基本的数字、基本的事实置若罔闻，盲目相信美国的宣传，甚至死心塌地帮助美国搞宣传，仿佛是被美国宣传机构雇佣的，这就是错误地把我们总体上的主动，当作了总体上的被动，如此也就不能真正把握住我们的战略机遇期。
实际上，美国利用强大的文化、思想宣传能力，在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强大的美国迷信和美国崇拜，而只要这种心态和迷信不改变，美国就仍然可以被“打工国家”们养起来，美国经济就永远不会破产——而这就是文化乃至政治反过来决定经济的好例子。
山西省委领导同志认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绝不仅仅是政府拿钱刺激实体经济，而更主要、更根本的目标在于转变这种不合理、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只有认识到当前国际关系的实质，从美国迷信、美国依赖中彻底解放出来，从美国宣传的愚民政策中警醒过来，我们才能真正具备发展模式转变的思想和舆论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今世界是否存在着文化战争呢？是否存在着“软实力”的较量和激烈争夺呢？毫无疑问是存在的。
当今中国的舆论界流行着三个“共识”，或者三句话：一，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小农经济、闭关自守；二，社会主义等于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等于贫穷落后；三，资本主义等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等于发财致富。而这三句话实际上没有一句是科学的、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是经得住实践检验的。它不但是十足的“三俗”，而且前两句从文化上否定了中国历史，也否定了我们近一个世纪的伟大奋斗。以极其肤浅的所谓“社会共识”、普世价值系统地否定自己的历史，这是前苏联共产党垮台的根本原因所在。为什么戈尔巴乔夫这些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会把人家的路径、目标、理念和模式当成“普世”的呢？这就是因为他们丧失了自己的路径、理念、目标和模式的信心，而只是凭借着长期“服从潮流”“追随潮流”的习惯本能、迷信欧美庸俗文化的缘故。从这个意义上说，戈尔巴乔夫之流有什么理念？除了做表面功夫和爱赶时髦之外，治国理政的战略、理念他一丝一毫也没有，抓住的只是道听途说、哗众取宠的西方文化皮毛——而且是西方文化最庸俗的部分。
说到这里，我要重点提出，敌对势力利用台港澳争夺文化霸权、软实力的问题。
著名爱国华侨学者廖子光先生关于香港问题的意见，尤其值得我们深思。他说：
现在国家不得不支持他们，不是因为中国经济需要它，而是因为如果香港失败了，中国在政治上很被动。但是，这些金融资本得到中国的帮助后，不谢谢中国政府，却竟然去感谢什么自由市场，还说自由市场就是好。同时，外国势力支持这些金融机构，利用它们颠覆中国，传播威胁国家安全的信息，影响中国的思想。
同样，对台湾，我们向他们开放商品市场和投资市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从祖国统一大业出发对台湾的“仁政”。既然是“施仁政”，那就必须理直气壮地讲清谁需要谁、谁依赖谁、谁对谁施仁政这个问题。如果搞得仿佛是台湾当局代表仁政，那么就不但是经济上失分，而且更是文化和政治上失分。
实际上，围绕着如何认识中国历史、世界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的激烈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我们放弃、丢掉了鲁迅，人家却高举起胡适这个殖民地文化的祖师爷。台湾的作家、文化官员龙应台，在世纪之交出版了《大江大海1949》 -书，她的核心观点是：国民党输掉的是政权，但获得的是文化领导权，因为他们代表西方的自由民主这个“理念”。用所谓的“大海”来对抗“大江”，用所谓“海洋文明”来对抗内地，这难道不是依照一种理念排斥另外一种理念吗？
敌对势力利用港澳台为基地，大量出版妖魔化中国大陆、妖魔化共产党的各种“野史”，其消费对象都是大陆游客，香港文化产业依靠“中共党史”大发横财，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吗？历史证明：文化共识的取得，绝不能靠文化妥协来解决。有些人把洋奴文化捧上了天，把自己的人民和祖宗摔在地下，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将底层劳动人民视为先进文化的主体和创造者，而不是被可怜、同情的对象，因为这就是中国革命文化的基本主题和理念，是五千年文明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创举，是最大的仁政。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这是我们党所揭示的真理。放弃这个文化创举、放弃这个真理、放弃了这种大仁政，卷旗缴枪，我们的奋斗就丧失了合法性。从最根本上说，我们有13亿勤劳勇敢的人民，依靠内需谋发展，其实质也就是科学发展观，就是依靠13亿人民谋发展，发展的目的又是满足13亿人民的需求。我们的可持续发展不能依靠美国和美元经济体，我们更不能走东亚几国那种殖民地经济的道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我们的发展目标，放弃我们对自己发展路径的自觉。
（《环球视野》第336期，摘自2010年第12期《国外理论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