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对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作出部署。既发挥资本在促进生产力方面的积极作用，又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限制其消极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优势，也是关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问题。

一、什么是资本无序扩张

有人认为，资本不就是资金、厂房、设备等投资品或生产资料吗？为什么要防止其扩张呢？这是一种片面认识。认为资本仅仅是一种生产资料，这是西方经济学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不仅仅是一种生产资料，而且是一种社会关系，是一部分人依靠占有生产资料而无偿占有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不断追求增殖扩张是资本的天性，否则就会被淘汰，这同资本家主观意愿没有关系。

马克思主义用一分为二的辩证观点看待资本。一方面，高度肯定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认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同于西方经济学，没有把资本主义看作永恒不变的东西，而是认为一切社会制度都是历史的。但不受约束的资本扩张，则将导致资本的集聚、生产的无政府主义扩张、无产阶级相对贫困化，最终导致经济危机。资本享有不受约束的特权，把一切事物都变成商品，把人间的一切关系变成商品和交易的关系。随着这种生产方式的深化，社会生产将日益偏离其目的，生产目的不再是满足人的真实需要，而是满足资本增殖的需要。发达国家会不断把危机转移到落后国家，当资本主义自身解决不了这种危机的时候，就是资本主义的终结。同时，马克思也指出了未来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就是建立真正的社会所有制，由劳动者共同掌握生产资料。

中国是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要先经历一个生产力和商品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还需要充分发挥资本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优化资源配置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要约束资本的消极作用。毛泽东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61页）等重要观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逐步形成了既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又限制资本的盲目性和消极作用、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做法。其主要依据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发挥资本促进生产力的作用，但是与西方国家不同，在我国，资本发挥作用是有底线的，必须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的范围内发挥作用。

因此，判断是否出现了资本无序扩张，根本的标准就是资本发挥作用的范围有没有越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底线。这个底线，包括在政治上不能危害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在资本做大之后谋求不正当政治权力；在经济上不能操纵国计民生，通过垄断地位违法违规攫取经济利益、损害基本民生；在文化上不能破坏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等上层建筑，谋求意识形态主导权、话语权，不能挑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安全上不能违背总体国家安全观，影响国家根本利益，等等。

资本无序扩张固然表现为量的增加，但根本上表现为质的变化。只要资本的行为不越出上述底线，就完全可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涌流、发挥推动生产力的积极作用，自身也得到健康发展。例如，在一些竞争比较充分的行业，民营资本的份额已经超过国有资本，但只要国有资本控制关系国计民生的环节和领域，民营资本做到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守法规范经营，不危害国计民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

二、资本无序扩张的危害

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其根源就是资本无序扩张。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对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在一些领域也出现资本无序扩张的现象，导致一些负面后果。

经济上，资本无序扩张既影响效率，也损害公平。由西方国家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根本原因就是20世纪80年代英美等国领衔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放任资本扩张，在资本主导下实施了一系列缩小政府管制、扩大资本权力、削减劳动者利益的措施，短期内有利于资本获取更大利润，但长期来看却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带来了金融泡沫、贫富分化、民生危机、生态恶化等问题，最终引发金融危机。许多国家出现的房地产和金融泡沫，本质上是资本追求增殖的动机违背了社会的真实需要。投资性、投机性的房地产需求，本质上是“为卖而买”，而不是“为住而买”。我国个别金融企业和房地产企业无序扩张导致巨大风险向社会扩散，个别平台依托垄断地位“两头吃”，侵害普通经营者和广大消费者利益，通过操纵算法影响资源优化配置、侵吞生产者和消费者福利以攫取最大利润，打压中小企业创新，这些都是资本无序扩张的后果。

政治上，资本无序扩张影响党和政府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资本在获取经济利益之后，对个别政府工作人员进行渗透，甚至通过贿选、形成利益联盟等方式，间接影响政权运行。这是对我国党的领导这一根本制度的挑战，是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挑战，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挑战，是对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的挑战，触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底线和中国共产党执政底线（王比学：“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辽宁四十五名全国人大代表因拉票贿选当选无效”，《人民日报》2016年9月14日）。这条执政底线，就是中国共产党只能代表人民的利益，而不能将资本转化为权力。

文化上，资本无序扩张挑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意识形态领导权、话语权属于上层建筑范畴，资本一旦超出其作为文化产业生产要素的经济功能，染指塑造意识形态、影响价值观、进行社会政治动员等领域，就会严重威胁国家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在资本扩张影响下，我国文化艺术领域出现过度商业化、娱乐化倾向。资本通过塑造“饭圈”文化攫取经济利益，放大青少年不成熟、不理性的一面，使一些青少年形成扭曲的价值观，成为徘徊边缘的观望者、讥谗社会的抱怨者、无病呻吟的悲观者。资本定向选择特定人群，塑造和引导消费文化，瓦解主流价值观，制造社会对立，破坏人民团结。一些抹黑党史国史、宣扬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的艺人，在资本推动下成为“网红”。国际资本利用文化艺术领域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也是不可忽视的风险。

民生上，资本无序扩张让老百姓背上沉重负担。医疗、教育、养老等是关系基本民生和社会公平的特殊商品，必须坚持公益性方向。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的某些平台垄断、教育课外培训负担过重、看病难看病贵，归根到底就是资本逐利的动机，让这些领域的生产目的发生异化。大量居民贷款买房，导致购买力被严重透支，大量家庭成为“房奴”、实体经济受到挤压。医疗体系的资本逐利性导致的大处方、过度服务和药价虚高，加剧了看病难和看病贵。校外培训机构的商业化、市场化制造出恐慌性需求，违反教育自身规律，加重家庭负担。

三、既发挥资本积极作用，又限制资本无序扩张，是我国独特的制度优势

在社会主义国家如何驾驭资本，是人类历史上的崭新课题，还需要继续探索。但有一点是确定的：资本的本性决定了，其坚守底线是不可能自发自觉实现的，而必须靠强有力的领导和约束。

坚持党的领导，是限制资本无序扩张的根本政治保障。资本是一项“总体性权力”，资本做大之后可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任意领域。只有坚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约束和驾驭资本这种“总体性权力”，所以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坚强政治保障。在党的领导下，既充分发挥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引导资本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也通过政治领导、法律法规等办法对资本划出严格界限，避免资本过度扩张。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是限制资本无序扩张的重要制度基础。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是“赢者通吃”的，特别是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生动展示了西方资本利益至上的后果。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主动支持那些服从党的领导、服务人民利益、合法规范经营的非公有制资本健康发展，满腔热忱地帮助民营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培养教育和引导民营企业家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把他们当自己人，这就是“亲”；另一方面，资本的扩张是有界限的，底线就是不能干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不能操纵国计民生，不能损害国家利益，不能腐蚀党员领导干部下水，更不能谋求政治利益操纵政权，这就是“清”。

我国有一系列制度优势，来确保“亲”“清”落到实处，例如我们党有完善的干部制度，可以防止资本的代理人轻易掌握政权；我们党有严格的纪律，禁止党员干部与资本利益结合；各级党委、政府和人大、政协要建立相关制度，经常性地听取群众意见，避免被资本利益俘获等。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做不到的，是我们的制度优势。

四、完善体制机制，进一步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明确提出限制资本过度扩张，对于损害社会利益的资本扩张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管制，对于违法行为进行打击。这些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下一步，还需要从以下方面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一是充分发挥公有制资本的引领和调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明确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由于公有制本身的优势，国有经济能够降低市场的盲目性，行为更加符合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人民长远利益，在科技创新、普遍服务、绿色发展、劳动保护和“走出去”等方面都有独特优势。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国有经济的这些优势将更加明显。要继续统一思想，坚持做优做强做大国有企业、发展壮大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等方向，这既是我国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行逆周期调节、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和活力、集中力量办大事推进自主创新的需要，也是限制资本无序扩张的重要途径。

二是在民生领域坚持公益性方向。中央强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把公益性写在医疗卫生事业的旗帜上”“文艺不能成为市场的奴隶”“让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源”，归根到底就是要在这些领域限制资本过度扩张，引导其健康发展。这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是发展方向向人民群众的回归。要进一步把现有的措施落实到位、进行到底，在教育、医疗、文化、住房等公共服务领域，都要避免过度的资本化和商业化。

三是完善资本准入和反垄断法律法规体系。设置好“红绿灯”，引导督促企业服从党的领导，服从和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鼓励支持企业在促进科技进步、繁荣市场经济、便利人民生活、参与国际竞争中发挥积极作用。要加快健全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审查机制、数字经济公平竞争监管制度、预防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制度等。在关系国计民生、社会公平、意识形态等领域，对资本准入设置门槛，出台规范限制准入、禁止准入清单。完善特殊管理股制度，限制资本进行投机炒作等行为。

四是构建平台经济治理新格局。依法查处有关平台企业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调整网络平台监管政策定位，体现和强化网络平台及数据的公共性质。按照公共产品和公共权力的定位，调整资本平台监管政策，强化网络平台的公共性质。

五是积极引导民营资本和民营企业家健康发展。充分发挥国有资本引导作用，引导闲散民间资本进入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符合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的领域，如实体经济、自主创新、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先进文化、环境保护等领域。加强民营企业党的建设，培养一批发自内心认同马克思主义、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企业家。

六是建立过度扩张资本的退出机制。对于已经过度扩张的资本，建立退出机制，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平稳退出。要把少数不法资本和广大普通从业者、劳动者区分开，对于在这些机构就业的广大普通劳动者，要设法为他们提供劳动保护、再就业的渠道。

（作者江宇，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