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被罚182亿，背后是中国两千年不变的国策
温伯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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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因为垄断行为，被罚款182.28亿元，国内舆论场已经发酵两天，基本是点赞行为居多。
从数字来看，这份罚单的确很大。
但是由于阿里家大业大，以后还有价值，再加上“百万漕工衣食所系”，182.28亿的罚单谈不上伤筋动骨，完全可以理解为警告。
这也是我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优良传统。
要是按照中国“重农抑商”的基因，已经垄断市场的阿里巴巴，即便拆分成几十家公司也是正常操作，一点都不过分。
关于这件事，网上已经说的很多了，我就从“重农抑商”的角度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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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说重农。
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在诗里写过：百代皆行秦政法，就是说中国的政治基因，都是来自两千多年前的秦国。而秦国崛起又是从商鞅变法开始的，所以很多事情都要从商鞅变法里找原因。
商鞅变法的核心之一，便是重农抑商。
商鞅的原话是：“国所以兴者，农战也。”
倒不是商鞅有意贬低商业，而是因为古代中国没有工业和制造业，唯独农业是生产项目，商业除了倒卖农产品赚取利润以外，并不能给国家生产任何东西。
换句话说，商鞅的重农抑商是保护生产项目，打击不从事生产专门食利的行业。
这也是重农抑商的本质。
所以商鞅给了农民很多优惠政策，比如“力本业耕织至粟帛多者，复其身”、“使民以粟出官爵”等等。
什么意思呢？
这些政策的意思就是，农民开垦荒田多导致产出粮食多，可以免税或者免除徭役，如果粮食多的吃不完，还能卖给国家换官职爵位。
只要努力劳动生产，就有这么多好处，谁不是抢着干？
所以秦国的农业生产水平，一年比一年提高，到了秦始皇时期，秦国境内到处是万石粮仓，甚至在咸阳有一座囤粮十万石的粮仓，由此可见秦国的生产力多么发达。
几十年后的司马迁都说了，秦富天下十倍。
这一切成绩，都是商鞅重视农业保护生产的结果，如果不在政策上倾向于生产性质的农业，而是任由农民跑去倒卖商品，秦国怎么可能富裕。
毕竟商业的本质不是生产，而是流通。你都没有生产的东西，能流通什么？
而重农和国家财政强相关。
因为农业是有固定生产资料的，也就是在固定的土地上劳动，而土地归国家管理，在没有权贵大地主的时候，国家可以直接下来收税，非常方便。
即便农民不想交税，又能跑到哪里去？
生产资料在这里，跑了和尚跑不了庙。
商人就不一样了，他们没有固定的生产资料，对国家不满意的话，收拾家当就跑到其他国家去了，秦国还能跨国执法不成？
资本没有祖国，说的就是没有固定生产资料的资本，逃离非常容易，无非是换个总部的事，能费多大劲。
既然资本可以随时逃离秦国，那秦国的财政收入怎么保证？
把国家的财政收入，寄托在虚无缥缈的人性上，相信资本家是爱国的，那才是真的傻缺了。
当然很多资本家是爱国的，但国家不能寄希望于人性，而是必须有强硬的反制措施，让资本家不得不爱国，才是一条正路。
这也是商鞅重农的逻辑。
然后再来说抑商。
前些年有一种说法，中国几千年重农抑商，扼杀了资本主义萌芽，古代政治家纯粹脑子瓦特了。
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重农是肯定的，抑商却不是彻底打击商人，不允许存在任何商业活动。事实上，商业做为人类的正常行为，根本不可能彻底禁止。
因为中国的国土面积非常广大，每个地方都有固定的产品，比如四川产竹子、山西出小米、河北有好马等等。但是每个地方的人，都不可能一辈子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四川军队需要马匹，河北和山西有时候也需要竹子，对吧。
这也从侧面证明，市场是一定存在的。
那么负责货物交流的人，就是商人。哪怕商鞅变法是重农抑商，也必须保证商品流通啊，要不然整个国家就垮了。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而且商鞅自己都说了：“农、官、商三者，国之常食官也。农辟地，商致物，官法民。”
也就是说，农民负责种田，商人负责流通商品，政府负责管理农商。
商鞅是冷酷的政治家，不是精分，到底该如何治理国家，商鞅门清。
所以抑商不是彻底禁止商业，而是把不事生产的商业资本，压缩到可控的范围内，只要能做到商品流通就行，不至于商业资本坐大以后，和政府分庭抗礼。
抑商的本质就是抓大放小。
那些富可敌国的豪商，一定要用行政力量打下去，或者拆分成零散的小型商业资本。
至于原本就是小商，风吹日晒赚些辛苦钱的，国家完全可以高抬贵手放一马，甚至在国家急需用钱和物资的时候，还能顺手扶持一把。
这些容易控制又能办实事的小商人，才是国家的心头好。
这是抑商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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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商鞅确定重农抑商的原则之后，重农抑商就成为中国的固定国策，经过两千多年的延续，已经是刻在骨子里的东西了。
中国历代政治家都是人精，当然明白重农抑商对于国家来说，是一项非常好的政策。
重农自然不必说，民以食为天嘛，没有了农业，万事都要抓瞎。
而抑豪商，除了不事生产以外，其背后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
其一是豪商和国家争夺劳动力。
古代中国的劳动力主要是农民，他们负责国家唯一的生产项目，可以说农民的数量，是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的根本。
当豪商不用辛苦劳动，就能发家致富花天酒地的时候，自然给从事生产的农民造成榜样：
“这哥们耍耍嘴皮子，就能赚到我八辈子都赚不到的钱，不公平啊，干脆我也不种地，做生意去。”
当然，豪商能做大做强，有很多原因，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农民扔下锄头去做生意，未必能有什么成就。
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如果越来越多的农民不种地了，学习豪商去做生意，那么田地荒芜是必然的结果。
这样一来，国家直接掌控的人口便少了，以农业税为主的财政收入也少了，最重要的是整个国家生产的东西少了。
越来越多的人不从事生产，说明物质财富总量没有增长，而不从事生产、专门左手倒右手的豪商却越赚越多，意味着豪商完成了财富转移，导致国家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
每个精明的政治家都知道，民不患寡而患不均，一旦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国家就要乱了。
这种事国家能忍？
贫富分化又直接引出国家抑豪商的第二个原因——盘剥小民转嫁矛盾。
一旦豪商坐大，账户里有了海量的资金，当时又没有可以持续扩大生产的工业，唯一的流向只能是兼并土地，把资本锁死在土地上。
于是占田几万甚至几十万亩的商业地主，在全国遍地开花。他们在商业的细分领域垄断之后，又不自觉地联合起来，垄断了国家的土地资源。
从此以后，豪商们便成了坐地虎。
他们可以随心所欲的抬高田租，而不必担心佃户不租了，毕竟全国到处都是大地主，你还能跑到哪里去？在哪里都一样嘛。
佃户也没办法，只能忍受着高田租，辛苦工作一整年，不仅没挣到什么钱，反而要倒贴豪商一大笔，这日子就没法过了。
这些佃户的典型代表就是杨白劳同志。
而且豪商们在商业领域，也可以利用优势地位，盘剥下游的小商人，比如压低收货价格、垄断原材料提高成本之类的，总之就是两头吃。不仅要赚成本的钱，还要赚倒卖的钱。
最终吃亏的，就是国家甚为倚重的小商人。
齐国的管仲把这种事叫做一国两君，意思就是小民要给国家交税服役，还得再受一次豪商的盘剥，你体会一下这里边的意思。
当佃户和小商吃亏之后，虽然也在背后骂豪商不做人事，但是在潜意识里，最怨恨的还是国家。
因为中国是大一统国家，政府是中央集权政府，收税、打仗和制定法律的事情都包了，出了这种豪商欺负人的事，凭什么不管？
结果就是豪商得到全部利益，造成的所有伤害由国家来背锅。
那国家也要说了，凭啥？
豪商敢杀人，我就敢诛心。
而在贫富分化和转嫁矛盾以后，豪商会形成新的权力中心，这也是国家抑豪商的第三个原因。
因为在这个时候，农民和小商对国家非常不满意，把一腔怨气都撒在国家头上，要么盼着改朝换代，要么想着新君登基大赦天下，要么就希望有青天大老爷出来拯救黎民。
总而言之，民心思变。
而那些遍布全国的豪商们，便和官僚、贵族勾结在一起，组成国家体制外的新权力中心，并且利用手里的资源进行投机活动。
谁让豪商们有钱呢，做什么事情都少不了钱袋子的支持啊。
于是生猛如吕不韦，直接投资了秦国公子异人，用钱开路，帮他成为秦国太子安国君的嫡子。等异人登上秦王宝座以后，吕不韦一步登天，做到秦国丞相。
如果不是礼乐崩坏的战国乱世，吕不韦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做丞相，做梦去吧。
到了汉末刘备起兵的时候，马上得到中山豪商张世平、苏双投资的千金和宝马，入主徐州以后，得到徐州豪商糜氏家族的投资，并且迎娶了糜家的女儿做夫人，完成利益捆绑。
这只是中国古代的官商权力勾结。
现代的美国更骚气，那些大公司的总裁和董事，咣的一下就被总统提名为部长了，部长退休以后，嗖的一下就去公司做董事挣高薪了，政商转型太容易了。
所以当豪商和政治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贫富分化只会更严重，转移矛盾只会更隐蔽，最终就是豪商掏空国家，人民和国家一起堕入万丈深渊。
你说，豪商能不抑嘛。
最关键的是，豪商赚钱的市场，原本就是国家的。
要知道，形成市场的必要条件是海量的人口、畅通的运输道路、完善的基层建设、高效率的政府、以及太平的国家环境。
缺少任何一个，市场就建立不起来。
正是国家年复一年的投入资金和人力，才逐渐搭建起市场的架子，让商人在这个市场里互通有无，满足人民的生活需求。
现在豪商垄断了市场，虽然也会给国家上交赋税，但是和利润相比，赋税只是九牛一毛上的毛尖尖，大部分钱都进了豪商的私人账户。
那么国家就要想了：
“你们拿两百万，朕分一百万，还要朕感谢你们吗？鄢懋卿，冒青烟。”
这是国家的初衷吗？
当然不是，自己搭建起来的市场却不能挣大钱，换做你站在国家的位置，怎么可能甘心？
这也是国家抑豪商的第四个原因：豪商和国家争夺市场。
于是国家就成立国有企业，亲自和豪商们争夺市场。此外还要规定商人不能穿绫罗绸缎，并且在意识形态上贬低商人的人格。
国有企业的商人，不是真的商人，那是官员。
只有私人性质的豪商，才是“重农抑商”里的商。
毕竟国家企业在市场里赚的钱，都是属于国家的，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不仅可以继续投资基础建设，扩大市场规模，还能打造军备保家卫国。
这种事，豪商是不可能做的。
所以自汉朝起，盐铁官营便成为国家的主流政策，虽然偶尔要废掉官营让利于民，但每到国家财政紧张的时候，成立国企垄断市场，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这些利润归于国家的国企，才是国家的亲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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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农抑商”的国策，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对于中国的长治久安，其实是有大功的。
有了这项国策，每个王朝基本能有300年的寿命，要是没有的话，估计连100年的大限都扛不过去。
那些帝王将相都明白一个道理，稳定压倒一切。
只有国家重视生产积累，才能不断向前走，什么时候以食利为生，就会制造一个巨大的泡沫，迟早把国家和人民都给吞没了。
可惜两千年来，无数豪商不懂这个道理，前赴后继的走上断头台，迎来家破人亡的结局。
后来的豪商依然不吸取教训，继续在这条路上狂奔，直到断头铡到了脖子上，才悔之晚矣。
正所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现在来看阿里的事。
“重农抑商”这项国策的雷，阿里几乎都踩到了。
阿里是不事生产的巨无霸垄断企业，没错吧？
那么站在国家的角度上看，企业大到不受控制就是原罪，因为它已经用资本和资源，在体制外形成一个权力中心，在我们这种中央集权国家，这是本不应该出现的。
国家才是唯一的权力中心，国企才能给国家遮风挡雨。
阿里处于这样的位置上，马云尚且不自知，去年在上海炮轰国家管的太严，前几年和林郑月娥抱怨杭州没有“一国两制”政策，这不是老寿星吃砒霜么。
而且他们在完成财富转移之后，用“二选一”严重伤害了小商的利益，蚂蚁没有科技创新，也不从事生产，却薅了几年羊毛，损害的是“农（白领+万千家庭+实体制造）”的利益。
这些小商和小农的利益受损，你说他们是骂马云呢，还是埋怨国家分配不公平？
现在到了二选一的时候，国家必然是保小农和小商，处罚阿里。
即便阿里把雷都给踩到了，也只罚了182.28亿，没有拆分成几十家公司，其他业务不受影响，马云也没有缺胳膊短腿。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还是我党厚道啊。
马云喊了几年的福报，终于等来了大福报，也算求仁得任，求锤得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