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骑手被降低过年奖励,恰是劳工政治裂变的反噬
王行坤等
[导读]近日某外卖平台临时加日单量，导致骑手无法完成过年任务。不少骑手抱怨道，正是因为看重过年8000多元的任务补贴才决定留守接单，如今全面复工不缺骑手，临时提升的任务标准颇有“用完即弃”的作风。
本文从“劳动光荣”到“劳动剥削”的演变出发，指出在改革开放以前的语境下，劳动被视为劳动者社会生命的一部分，它是自主、自立、自我提升的一个过程，因而人们赞美劳动，提倡劳动光荣。但对于当前归服于资本利益的打工人来说，他们的劳动已失去了过去的意义，而被异化为资本牟利的过程。如果打工人只是在为资本打工，劳动者得不到自我提升的体验时，又何来打工光荣呢?相较倡导“打工人”的积极心态，真正有意义的是更多地去揭示和直面打工人普遍遭遇的各种难题——劳动保障问题、收入问题、生理心理问题、家庭生育乃至教育发展问题，并想办法去改善。
本文为澎湃新闻“圆桌·劳动论”的与谈稿，转自“澎湃思想市场”公众号，原文较长，此为摘编版，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位参考。
打工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从劳动者到打工人的历史谱系
胡马雍：“打工”这个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在中文语境中的?
王行坤：“打工”一词最早见于香港、台湾与新加坡等地。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才有“打工仔”、“打工妹”之类的说法，后来逐渐都被“农民工”这个概念所取代。也就是说，打工其实对应的是流动性劳动人口，国企内的稳定工人和私企内的专业白领是不算打工的。直到“打工人”这一说法的出现。
李舵：对，打工这个词一开始是从粤语的“打工仔”来的。而农民工这个概念八十年代甚至更早就有，但是九十年代“民工潮”后才普及。九十年代出现了涌向东南沿海的民工潮，农民工才成为主流媒体对打工者的常见称呼。
王行坤：而在那之前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时期”，是不存在打工的概念的，因为所有人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或者是有待被改造成自食其力劳动者的前剥削阶级集团成员。但是在收入和身份上，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还存在着差别，如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区别，劳动强度的区别等。这时候为了实现直接劳动者即被管理者的主人翁地位，就需要对生产空间进行一些调整，如缩减劳动时间，改造劳动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胡马雍：这种区别在当时是否也会出现“老板”“工人”这样的区别?或者管理者/工人之间的区隔是否会大到让工人觉得自己是在为别人工作?
王行坤：这个问题就涉及到专家和管理者与直接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如果社会主义认为有些人有能力和文化技术，就应该做管理者或专家，有些人没有能力和技术文化，就应该一辈子当基层工人，那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就没有根本区别，因为劳动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变化。
1960年，针对苏联的“马钢宪法”，中国提出“鞍钢宪法”，即鞍山钢铁公司于60年代初总结出来的一套企业管理基本经验。毛泽东高度评价了鞍钢的经验，提出了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原则，即开展技术革命，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坚持政治挂帅，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并把这些原则称为“鞍钢宪法”，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技术改革中实行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的原则。这是消除脑体分离的具体措施，也是让工人具有主人翁意识的具体措施。这一点可以说一直持续到70年代后期。
胡马雍：国企单位也只是社会主义时期工作观和劳动关系的一部分，建国初年就已经有“民工”——大规模招的临时工。他们都认为自己是为国家做贡献吗?而非为工头打工?他们待遇如何呢?
李舵：十七年时期的大型工程中，参与劳动的人身份是非常复杂的。从拥有国企工人身份地位的国有建筑公司的工人，到临时征调的各种行业的人，比如说当时经常会让大学生或者中学生去参与这种集体劳动，而且是在工地一待就待一两个月。再比如说临时招募的农民，也包括劳动改造的犯人。至于劳动中做工的人的心态，那确实是因人而异，觉悟不一样。“民工”和城镇单位里的“临时工”也是不一样的，是两种情况。
从一些有技能的农民个体来说，他们期待的情况是，从打零工的状态，到找到一个单位挂靠，也就是成为临时工。那如果有机会的话，又从这个临时工转为正式工，这是一个身份跃升的途径。所以以农村而论的话，其实农民在特定的条件下离开农业劳动，去给人家打零工，这个情况是在前30年里也普遍存在，并不始于改革开放。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今天我们所称的“打工“，决定性的转折点的确是80年代末，而不是70年代末。因为80年代的那种离土不离乡的工作模式，只是在规模上成十倍地扩大了之前就存在的情况。而没有把农民从土地上连根拔起。到了90年代的时候，这种情况才算是彻底的改变了，从作为一个农民来说，他的身份和工作环境都通向“无产阶级”了。
“劳动最光荣”话语的前世今生
胡马雍：“劳动最光荣”这一话语在中国最初是怎么诞生的呢?
王行坤：1952年的电影《小猫钓鱼》的歌曲就叫劳动最光荣。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肯定要树立劳动光荣的观念，其对立面是剥削者的不劳动。在过去体力劳动是不光荣的，所以要颠倒过来，这个从陈独秀、李大钊开始就在讲。但是开始制度化是延安时期，比如正面的“赵占魁运动”(被称为中国的斯达汉诺夫)、“吴满友运动”，反面的“改造二流子”运动，一方面是为了边区生产，一方面也是树立劳动光荣，劳动者光荣的观念。
建国后自然要在全国进行动员宣传，如宣传劳动英雄，另一方面是改造那些前剥削者，让他们也都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当然，中国最早宣扬劳动光荣劳动神圣的是近代的无政府主义者，只不过他们也会强调互助劳动和工读结合，而不是单纯宣扬一切劳动都光荣。
陈独秀1918年的“劳工神圣”的呼声就是他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结果。在这篇演讲里，他把他心目中的劳工和凭借遗产的纨绔儿、卖国营私的官吏、克扣军饷的军官、操纵票价的商人、领干脩的顾问咨议、出售选举票的议员对立起来，就是意在赞美前者的自食其力和贬低后者不劳而获的寄生行为。另外，他也畅想了未来的互助主义、平民主义和大同主义。
李舵：作为前三十年“劳动最光荣”话语的对照，这里我想可以从意识形态领域去分析一下，至少在80年代国企工人的工作心态。我们都知道，在北方话里头有这么一个说法，叫“坐班儿“。至今在一些国有企事业单位还会用这个概念。包括上班儿这个提法儿，在我们那边的上一代人的话语习惯里，上班，是强调在一个单位制的条件下，作为总体的工作，也就是老人经常对小孩儿讲的一句话——你去赶紧找个班儿上吧。
这个上班儿和打工有什么区别呢?对打工话语来说，我们当然注意到了，媒体在有意识地挪用前30年的劳动最光荣的话语收编它，但是对于大多数使用这个话语的人来说，他们依然在重视的切身感受是，打工的过程是痛苦的。而上班这个概念，它所反映的当然不是前30年所宣扬的劳动最光荣，但也显然不是上班是痛苦的，而是工作这个过程本身是无感的，既不痛苦，但是也不快乐。
就是这样的话语体现了80年代的一个过渡性的同时，它也揭示出人们在工作中的态度是多元的。我们当然期待在工作中实现作为主人的一面。但是，我们也不能想象这个工作除了快乐就一定是痛苦，就没有一种多元的、模糊的中间地带。
就是说，不像宣传的那样，你在劳动的时候是最光荣的，你在劳动的时候是最美的，你在劳动的时候是最接近自由的，但是同时也显然不是说，我在劳动的时候是异化的，我在劳动的时候是被人宰制的，而是说劳动过程就跟我生命中所有其他的过程一样，是一个普通的状态。
从“新工人“到“后新工人”
胡马雍：李老师刚刚已经说了一些国企工人的心态，我想问一下这种心态和现在的“打工人”(包括广义和狭义的打工者)有一些连续性吗?
李舵：我觉得还是和上个阶段联系更强，和现在多数心态偏向断裂。我们可以从一些打工文艺中看出来。多数的打工文学，多数作者的心态，对于打工都是苦涩和屈辱的。当然，也有一些工人文艺是宣扬打工身份的自豪感，比如说像新工人艺术团等，他们就强调打工身份的光荣。总结起来，比较自发的出现的打工书写，往往是屈辱。而有一些团体去推动的，可能会更多地强调这种打工者作为劳动者的自豪感。
王行坤：关于90年代之后体现在打工文艺里的打工者心态，曹征路的小说《问苍茫》里面，姑娘为了能去打工还不得不跟负责人睡觉，说明当时能找到打工机会也不是很容易，当然后面就是在深圳打工的各种悲惨故事了。某种意义上，我是反对现在提“劳动光荣”这个口号的，劳动者/打工者在意识形态上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提劳动光荣完全就让劳动者失去了反思的可能：既然劳动光荣，你还有啥可抱怨的?
胡马雍：即使是之前对自身地位不满的“临工”，对工作本身也不是苦涩、屈辱的?
李舵：我没有研究过之前的临时工的内心感受。但是我最近很巧，正在读我外祖父的日记，我外祖父当时是一个学生，但他们在50年代末的时候去修那个辽宁省的清河水库。他在这个日记中也表达了很多对于劳动过于沉重，或者是管理者指挥的不满，但是他在总结这些情况的时候，都是在埋怨这样的情况影响了他们完成劳动任务，影响了他们精神上的自我改造和自我提升。而不是说这样做对他个体是一个怎样直接的伤害。
胡马雍：魏老师可以先说一下“后新工人”时代的劳动环境、劳工关系吗?
魏劳泉：首先我要说一下新工人这个词，一直被部分学界以及劳工公益界认为是对“农民工”的一个有益替代，背后也的确有很深的考虑和内涵，但是的确没有被主流舆论了解和接受。这个首先需要说明一下。这里的“后新工人”可能指的是第一二代农民工之后的后代。
应该说劳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2008年经济困境、沿海制造业倒闭潮以来，逐渐发生了工厂向内地迁移的趋势。相比以往聚集于沿海的制造业工人的形象，更多的年轻一代工人可以做到“离土不离乡”或者在家乡打工。也有很多年轻一代的工人成为了服务业工人，在老家和大城市的消费行业工作。随着近几年平台资本崛起，外卖员和快递员的人数也越来越多。零工经济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
从劳资关系讲的话，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深圳获得了对劳动法体系一定的变通立法权。这意味着在这个关系里，权力进一步朝资方倾斜。可以说劳资矛盾往后可能会进一步激化，各行各业劳权受损的情况可能会更加严重。但是从劳工团结的角度来说，可能喜忧参半。一方面是在经济形势整体不乐观的情况下，以往相对收入水平较好的专业白领也开始有了觉醒，出现了996、ICU，以及诸多大企业下个体劳动者维权的舆论报道，引起了较大的舆论轰动。白领开始出现“社畜”这样的对自身阶层的反鸡汤的统称。在新兴行业也出现了劳动者组织，比如外卖行业。这些都是值得关注和期待的。但另一方面，行业内部以及跨行业的劳工团结仍然非常困难。大部分劳动者的维权手段仍然非常有限。
李舵：假如按照我的概括，我认为这个所谓后新工人时代，就是作为整体的工人重新出现的时代。
胡马雍：有一个更具体的现象，“三和大神”可能是最不向上的新主体，也是主流话语不断喊话的对象。三和现象的形成既有魏老师提到的新劳动关系，比如日结，也有这批人主动对这种形势的适应和对主流话语的弃绝。可以把这种心态和策略称之为“自我去稳定化”。
魏劳泉：“三和大神”的日结其实是中介公司具体去操作的，这其实恰恰说明现在所谓平台经济所采用的零工模式并不新鲜，一直都是经济改革用工灵活化的题内之义。另一方面，“三和大神”的确采取了消极抵抗的方式，虽然是抵抗，但是劳动对于他们其实仍然是痛苦的，是剥削，他们是采用了尽量减少这种剥削的方法，即便降低生活水平，甚至是威胁到再生产。
但是如果去探究“三和大神”自己的人生轨迹，大部分也是从农村来到深圳打工的，许多没能完成义务教育，很多小时候是留守儿童。所以“三和大神”当然也是新一代农民工这一脉络里延伸出来的一个群体。
李舵：我可能是从更抽象更宏观的角度去理解三和类似话语的生产性的。在所谓短二十世纪这个革命作为主题之一的年代里，比较向上的被剥削阶级个体，容易参加革命;但对于一个后革命氛围里的时代来说，恰恰是那些比较丧的个体，他可能对某种意义上的革命，倒还保留了一个开放的维度。
胡马雍：所以打工人话语是对后新工人喊话吗?还是主要是白领?
魏劳泉：我所了解到的打工人一词的流行，本身就和主流媒体的助推密切相关。尽管存在多种起源的说法，但打工人这个词一直以来都存在，是一个较少使用的习惯性用语。但一直到10月22日中新网发出一篇文章，接着多家官媒相继转发，打工人一词才得以迅速传播。而且很明显是从正能量的角度予以收编的，比较急迫地想用“打工人”一词来取代以前的“打工仔”“打工妹”以及“社畜”。随同这个词一起流传的打工人语录和表情包，尽管来源不详，但很可能是从网上搜集而来的，而且经过了筛选。大部分都是正能量，并配以“早安，打工人”之类的尾缀，成为统一的语录格式。而且几乎都没有反映劳资矛盾、劳权受损状况的语录。但很有意思的是，这种传播也遭遇了抵制。b站最早火的一个视频虽然是照搬打工人语录，但第二天就出现反鸡汤的创作，而且同样获得了较高阅读量。
(打工人一词的百度指数变化图)
李舵：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反讽是“你们为什么要打工人?”打工人某种意义上是为了预防和拒绝历史地高度政治化了的“工人”，但打工人既复活了“工人”，又把工人正在被“打”的现实给点明了。当然第一个想到这种解构的人很可能不是自觉的，只是玩一下文字游戏，但在后续流传中，我说的这个面向是被很多传播者意识到的。
魏劳泉：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在微博上诸多明星突然一起晒“我也是打工人”的工作照，操纵痕迹的确有点明显，这也引起了很多网友的群嘲。但还是可以看出“打工人”的正能量话语是影响很大的。现在很多社交媒体用户都参与到了“早安打工人”之类的仪式里面去。
胡马雍：那该如何逆炼这一话语呢?
魏劳泉：我觉得可以首先去分析这些语录，其实很多还是很有针对性，有几个技巧：(1)顺口溜;(2)从生活场景出发去传达正能量，这就很亲切;(3)善用排比;(4)制作反转，形成惊奇效果。我们在改写和自己创作语录的时候完全可以用这些方法。然后表情包在传播中起到很大作用，这种形式也可以借鉴。
王行坤：我觉得更多的是去揭示打工人所共同面对的各种问题吧，收入问题，生理心理问题，家庭生育问题，也就是打工人面对的普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