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996”祸国殃民？
子 午
前两天，“8小时工作制”的话题连续冲上微博热搜。
@央证公开课 在微博上做了一个视频，展示了各国人均工作时长，笔者据此做成了图片，这样看更直观：
从这张对比图可以看出，无论是比中国穷的国家还是比中国富的国家，无论是劳动生产率比中国高的国家还是比中国低的国家，其劳动者工作时长都是少于中国的。
胡锡进关于“中国还很穷，还需要奋斗”的说法就完全站不住脚了，即便那个被某人咒骂“穷了几十年，不能再穷下去”的毛泽东时代，劳动者也是严格执行八小时工作制的。只是有时为了重大项目的攻坚，科技工作者和国营工厂的工人们才会主动地昼夜奋战，但这种情况并非常态，恰恰是奋斗精神的一种体现。
当主人翁、工厂的主人沦落为雇佣劳动者，再用“奋斗”的说辞来要求劳动者无偿加班就完全属于耍流氓了，这里完全回避了为谁奋斗的问题。况且，当996、007成为常态的时候，延长劳动时间就已经不再是偶尔发生的现象，而成为了资本剥削劳动者的一般手段。
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工作日”一节有精彩论述，这里不再赘述，本文仅仅谈一下资本企业肆无忌惮地延长工作日所带来的伤害。
首先，资本为了追逐剩余价值，肆无忌惮地延长工作日，突破的不仅仅是工作日的“道义极限”，更是在不断突破劳动者的身体极限，严重透支着劳动者的身体健康，造成劳动者未老先衰甚至是死亡。
据统计，我国每年因心源性猝死者高达55万，其中将近一半是18-39岁的中青年人;超长加班对体力劳动者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而对脑力劳动者而言，加班所导致的腰椎病、颈椎病、肌肉骨骼损伤以及各种慢性疾病已经在越来越普遍地发生。
以上海为例，白领阶层的体检异常类正逐年攀升：
而最新统计的数据显示，这一比例已经达到了99%以上：
第二，延长工作日所透支的不仅仅是劳动者个体及家庭的未来，更是整个国家的未来。
劳动者在青春时期就被“一次性压榨”，这意味着疾病与亚健康将伴随着劳动者的后半生，即便资本企业在前期已经为劳动者缴纳了“足够”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丧失或者半丧失劳动能力、疾病缠身的劳动者的大批存在，将使得本已不堪重负的社会公共保障体系更加雪上加霜。
近年来，社保基金开始出现缺口并逐年拉大
因为超长加班的存在，未婚青年没有时间去谈对象;已婚夫妇因为没有时间过家庭生活、繁育下一代，离婚率逐年上升，很多人甚至因为身体亚健康导致不孕不育，生育质量也随着身体状况的恶化而下降;已经有子女的家庭，由于父母没有时间陪伴，又滋生出各种成长问题……
近年结婚登记数字不断下降，离婚数字不断攀升
近年来，新生儿数量不断减少
其实，即便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一个阶级的资本家群体为了社会稳定，也要考虑劳动力的再生产和“可持续剥削”的问题。
第三，延长工作日会削减工作岗位，加剧失业和社会不稳定。因为加班的存在，原本需要3个工作岗位完成的工作让2个工作岗位去完成，甚至在某些企业1个工作岗实际承担了2个工作岗的任务。
从近20多年中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来看，历年失业人口数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从1995年519.6万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上升到2015年的966万失业人数，21年间上升了45.42%;而到了2020年3月份失业人口达到了4720万，即便抛开大流行的影响，2019年12月的失业人数也达到了3920万。
2020年12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5.2%，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4.24%，这个比率一直是较低的，主要是因为官方公布的登记失业率只统计了到劳动保障部门就业服务机构登记求职的失业人员，还有大量未登记的隐形失业、半失业人员。
延长工作日毫无疑问为资本企业节约了大量的人力成本和管理成本，但同样造成了工作岗位的减少，加剧了社会失业状况;当与之同时，失业人口的大量存在，也为资本企业进一步压低劳动者工资、逼迫劳动者加班提供了外部条件。
某些自干五嘲讽打工人“小布尔乔亚”“自作自受”，一方面抱怨加班，一方面却不肯“用脚投票”拒绝超长加班的资本企业;殊不知，当生产资料被少数人占有，在失业大量存在的情况下，“用脚投票”就是在逼着打工人接受加班!
第四，肆无忌惮地延长工作日无疑会加剧社会的贫富分化，激化劳资矛盾。经济下行趋势下，资本平均利润率不断下降，资本家为了维持利润率，选择用延长工作日的方式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然而，经济下行发生的根本原因却是社会贫富分化加剧，资本无序竞争、穷人无力消费，造成严重的生产相对过剩和资源浪费。
延长工作日固然维持了资本平均利润率，并制造了互联网企业为代表的新的暴富资本家，却加剧了社会失业，变相地压低了社会平均工资，造成无产者的整体贫困化，进一步加剧了生产相对过剩。延长工作日，对于资本家个体而言有效，对于社会整体而言，却无异于饮鸩止渴!
本文并没有谈论“996”违反《劳动法》的问题，也并未完全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去批判“996”违背道义原则的问题。挂一漏万，仅仅就上述诸方面而言，说996祸国殃民也并不为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