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美经济脱钩”到“国内大循环”
贾根良
摘要：笔者在十年前提出“中美经济脱钩”的概念，并详细论证了中国实施“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总体构想和政策建议。为了配合“国内大循环”战略而实施“国内国际双循环”，笔者在2011年提出“以中国为龙头，团结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一种与美元体系相平行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战略构想，并在2014年2月撰写了《“农村包围城市”与中国不对称全球化战略》作为“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内在构成要素。这里刊出的论文是笔者在2010年春天提出“中美经济脱钩”和“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时的原始论文《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与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笔者在这种宏大战略基础之上撰写了许多论文，部分精选的论文已经收录到《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新战略与政策选择》一书中，几天后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但该书没有收录这篇原始论文。
笔者按：早在2008年下半年，笔者就开始从世界经济史的历史经验和对“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进行批判入手，对“中美经济脱钩”的可能性和“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展开研究。2009年，笔者撰文指出，“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是……破解美元霸权和应对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危机的根本性措施”（见贾根良：《化危为机:中国外向型经济需作战略转型》，《广东商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中美经济战爆发后，美国经济战略家提出“中美经济脱钩”概念并对中国强行推行这一战略。但实际上，“中美经济脱钩”这一概念是笔者在2010年作为一种战略主张最早提出的。笔者写到，“19世纪的美国学派认为，只有当美国经济与英国以及其它发达的工业国隔离开来，美国才能相对于英国和其它欧洲国家保持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由于国内需求的增长可以为其经济扩张提供融资，因此美国不需要依赖外部市场，这种理论指导了美国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崛起为世界工农业强国的经济政策制定。……中国要摆脱美元霸权的支配地位并贯彻独立自主的发展方针，应该考虑中美经济‘脱钩’的可能性和途径。”（这段话是笔者代迈克尔•赫德森教授为其《美国学派的技术乐观主义与帝国的悲观主义》一文撰写的中文摘要中提出的，见迈克尔•赫德森著：《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贾根良等译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312-313页。）
2009年11月，笔者在广州财经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天津商业大学和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17次会议上做了《国内经济大循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破解美元霸权的战略抉择》的学术报告。为了为2010年6月15日上午在清华大学召开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第3届高层论坛”准备论文，笔者整理了这个学术报告的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撰写了《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与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提交给会议。
在这篇会议论文中，笔者对我国如何实现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向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战略大转型提出了如下建议:通过把注意力转向“内部改善”,在国内大循环经济的内部环境上下功夫。经过若干年调整和准备,对外抛弃出口导向型经济,使用美元储备回购外资企业,保护民族产业和国内市场,重新实施贸易保护模式和进口替代,严禁包括稀土等在内的资源或原材料出口,大力支持我国高质量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的发展;对内则以工人和农民的收入增长、开发中西部和振兴高质量生产活动为三大引擎。通过让民族高质量生产活动和农村市场与原先用于出口的廉价工业制成品相互提供市场,实现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通过各产业民族企业的高质量生产活动的迂回生产、重工业(特别是资本货物工业、军工)的迂回生产和中西部城市化创造比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导向战略更多的就业机会,抓住在未来二、三十年内将要爆发的第六次技术革命的机遇,大力推进以产业技术化为核心的创新型国家建设,实施主权信贷,实现工业中心向中西部转移。这篇会议论文经过修改，以《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呼唤经济发展战略的变革》为题发表在了《经济纵横》2010年第9期。
笔者在十年前提出的上述建议目前在国家相关政策中已经部分地得到实现。例如，我国在2011年底开始对稀土出口乱象开始进行整顿，这与笔者从2010年初就开始对严禁包括稀土在内的有色金属原材料出口的呼吁具有很大关系。又如，笔者在上文中提出了将“振兴高质量生产活动”作为国内大循环战略三大引擎之一，并“大力支持我国高质量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的发展”，这在党的方针政策中也得到了某些体现：党的19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2019年11月29日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但是，这篇论文毕竟是在十年前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写出的，个别提法和政策建议在今天可能已不具备很强的针对性，一些说法也陈旧了，所以这篇论文就没有收录到笔者的新著中，但该文的基本原理仍然是适用的，我国在今天仍有必要实施该文中提出的大部分政策建议。例如，该文呼吁：撤消政府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的承诺，坚决把跨国公司或外国资本排除在自主创新支持之列。其背景是：2011年在美国政府的粗暴干涉下，我国财政部在2011年6月28号宣布，自2011年7月1号起停止执行财政部2007年颁布的有关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的三个文件。笔者在当时就撰写了《取消自主创新政府采购政策堪比近代史上关税自主权的屈辱丧失》等一系列文章对这种做法提出了严正的批评。我国取消自主创新政府采购政策已经对我国自主创新事业造成了沉重打击，这是我国出现大量产能过剩和在国际分工被压制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的根本原因。
笔者从2016到 2020年初一直在呼吁恢复执行2011年关于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的三个文件。据报道，2019年12月8日，英国《金融时报》一篇题目为《北京下令政府办公替换掉国外PC和软件》的报道，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该报道称，中国计划从2020年开始，3年内完成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计算机和软件的国产化替代。但是，建立政府采购的自主创新体系仍未在国家战略层面得到重视。在“中美经济脱钩”大背景下，中国加入WTO政府采购协定已经完全不可能。我们现在还害怕美国什么？针对美国，我们总不能在反击上“干打雷不下雨”吧？因此，笔者在这里继续建议：要本着“只争朝夕”的精神，尽快恢复执行2011年关于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的三个文件，将政府采购的自主创新体系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一件大事来抓。
笔者的新著《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新战略与政策选择》收录了作者自2009年以来围绕这一战略撰写的政策研究论文，并对相关提法和论述进行了修订。笔者这本新著阐明了“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基础原理，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通过国内经济结构的重大改革，实现“国内经济大循环”，即在核心技术创新、乡村振兴战略、新基建、“中国版绿色新政”与原先用于出口的廉价工业制成品之间逐步形成互为市场的良性循环；逐步减少并最终取消出口退税，实行贸易平衡或略有逆差战略；运用现代货币理论讨论了保护我国财政金融体系的战略；等等。具体内容下次再介绍，本文旨在于回望笔者十年前提出“国内大循环”的最初思考。
附录：
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与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
贾根良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100872，北京）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第3届高层论坛》（清华大学,2010年6月15日上午）会议论文
摘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场思想和意识形态的革命，我国应对“后危机时代”的绝大部分政府政策都存在着致命的缺陷。英国和美国在经济崛起过程中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历史经验对我国具有重大借鉴价值，中国需要效仿美国19世纪保护国内市场和民族企业、排斥外国直接投资和实施内部改善等为核心的内需发展战略。为此，必须对我国过去15年奉行的“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进行彻底的批判。我国亟需尽早做出战略规划，经过几年的战略调整，最终实现向“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大转型。目前在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需要实施如下措施：强制性地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国家通过直接干预统筹对外贸易，建立中国出口产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的卡特尔（即价格联盟）；回购外资企业；大幅度减少出口退税；提高进口产品关税；撤销政府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的承诺，坚决把跨国公司或外国资本排除在自主创新支持之列。
关键词：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 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 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第三次社会经济大变革，而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应该是中国“后危机时代”总体战略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人们仍没有跳出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传统思维，我国对未来经济发展的长远战略缺乏研究。为了对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一种深邃的历史视野，本文首先讨论了英国和美国崛起过程中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历史经验。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初步的批判。深刻认识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致命弊端是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思想前提。最后，本文提出了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和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建议。
一、英国和美国崛起过程中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历史经验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以外部需求、外国直接投资和自由贸易为核心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遭遇空前危机，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应对危机，但这些措施的绝大多数部分都值得商榷。首先，政府采取了两年内投资4万亿人民币等重大措施拉动内需，这些措施虽然取得了某些成效，但却造成了严重的房地产泡沫，为未来的城市化埋下严重的隐患。其次，政府重新恢复出口退税，是一种饮鸩止渴式缓和危机的做法，它将使我国更深地锁定在依附美元霸权的殖民地经济而推迟发展模式的转型。[①]再次，今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9号）将对中国经济造成深远的恶果。[②]最后，美国发动贸易保护战和汇率战的目的是声东击西、暗渡陈仓，其目的是要让中国放弃自主创新政策和诱使中国在金融自由化的泥潭中愈陷越深[③]，在2010年5月23-24日召开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帝国主义的这种目的最终得到了实现，我国的自主创新政策实际上已经被跨国公司所埋葬[④]。总之，我国政府实施的大部分政策措施都说明，目前我们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仍没有跳出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思维，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上缺乏长期战略，其原因就在于没有认识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场发展思维的革命。在这方面，英国和美国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深思。
读过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人都知道，英国在崛起前曾与外国商人、投资家和金融家控制其经济进行了反反复复的斗争。16世纪上半叶，英国自由贸易的政策虽然带来了短暂的繁荣，但却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后果：德国、尼德兰和意大利商人分享了伦敦半数以上的出口额，伦敦成了安特卫普的“卫星”，英国经济受制于低地国家，并从16世纪中期开始陷入频发的经济与社会危机。英国对安特卫普的供过于求在1552年导致英国呢绒出口下降36%，政府关税收入减少40%，许多纺织手工业者失业或破产，1556年为了缓和呢绒积压，英国甚至停航了所有开往尼德兰的船只达四个月之久。这种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危机最终引发了英国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革命。“16世纪50年代的失调揭开了英国经济史上的新篇章，……开辟了新的阶段，经济政策如果不是完全逆转，也至少是激烈地改造了，……（其中）最显而易见的特征便是经济民族主义的迸发”[⑤]，这种经济民族主义最终凝固为保护国内市场、发展高端产业和开拓国际市场的重商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并最终引发了英国工业革命的爆发。
美国的崛起也同样得益于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危机的“因祸得福”。美国在独立后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实际上仍没有摆脱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型经济对英国经济的依附地位。重大的转变起因于1807年的《禁运法案》和1812年的美英战争，这两个重大事件沉重地打击了美国自身的对外贸易和航海业,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正是这两个事件使美国人切实地感受到了独立自主的工业发展对于民族独立和国家强大的重要性，使美国转向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以贸易保护主义、排斥外国直接投资、技术创新和资本生产率立国、工农业协同发展和内部改善（统一国内市场）为核心的内需发展战略，从而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成功地从昔日的英国殖民地崛起为世界的产业帝国，从而为落后的发展中大国树立了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榜样。我们知道，尽管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91年在著名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早就提出了保护幼稚工业、独立自主发展国民经济的政策方针，但直到这两个“意外的”历史事件发生后，美国才开始有意识地实施推动民族产业发展的高关税制度，逐步扭转了以初级产品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的依附地位，成功地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并为20世纪美国的霸主地位奠定了基础。这两个“意外”事件在当时给美国人民所造成的痛苦决不亚于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以廉价商品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危机，但正是这种“因祸得福”使美国避免了拉丁美洲直到今天仍没有摆脱的依附型经济的命运！
二、“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批判
英美上述发展战略的革命性转变是其经济崛起的起点和基石，这种历史经验也说明，在遭遇重大外部需求危机时，对难以为继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修修补补是无济于事的。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性，目前，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特点是：制成品出口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贸易条件一直在不断地恶化，它不仅通过低廉的价格给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提供了大量的福利补贴，而且由于价格竞争所导致的通过人为压低工资所产生的“冲向底部的竞争”也使我国试图通过提高工人实际工资实现国民财富增进的目的成为泡影。更为严重的是，我国巨额的外汇赢余在美国金融市场上的再投资不仅为美国的过度消费和在中国周边建立军事基地提供了资金支持，而且也为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大肆收购我国企业并进而控制我国产业特别是高端产业提供了融资。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来说，这种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无疑是自杀性的，它不符合我国长期发展的根本利益。[⑥]
我国早在12年前就已经提出启动内需的口号，但为什么一直无法实现？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由于路径依赖，外向型发展模式自身根本就不具有改弦更张的自我变革的动力。但愿目前的危机能够产生深刻的结构变革，引发我国从国际经济大循环到国内经济大循环的战略转型！英国和美国都曾遭遇与我国目前具有惊人类似性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危机,但英国和美国通过大辩论和艰苦的斗争,终于摸索到了国家富强之道,导致了经济发展模式的重大革命,从而使保护主义的经济发展战略成为其经济崛起的起点和基石。
不破不立，为了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对造成我国目前严重经济困境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进行深入的批判。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是1987年11月1日原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建在新华社的内部刊物《动态清样》发表的文章《走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可能性及其要求》中提出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已经充分暴露，但王建提出的战略构想及其理论在2009年却仍然被推荐为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的候选理论，这说明传统思维模式的影响是多么的根深蒂固！实际上，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对中国经济的正面影响不能被高估，因为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主要是依靠内需而非“国际大循环”得到发展的，所谓“中国经济奇迹”就是在那时奠基的；只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加入WTO以来，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才得到了充分的实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正是随着这一理论的彻底贯彻，我国经济却陷入了日益难以摆脱的严重经济困境。
由于跨国公司模块化生产、发达国家对国际贸易的垄断结构和美元霸权的支配性影响，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不仅使我国在国际分工中被锁定于产业低端的依附地位，而且也使我国遭受到美元霸权的残酷掠夺，这是我国经济虽然高速增长，但已经无法再像战后日本和韩国那样使全体国民福利得到普遍提高的基本原因。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初衷相反，“大进大出”不仅没有解决沿海与内地的矛盾，反而导致了资金、资源和劳动力被虹吸到沿海的出口导向型部门，造就了畸形的外向与内需相分割的“二元经济”，成为内需长期无法启动、民族企业的投资机会被外资所挤占并引发严重经济泡沫的主要原因。这种战略不仅没有沟通农业与重工业之间的循环关系，反而却造成了重工业的低端产品产能过剩和高端技术仍被跨国公司所垄断的局面，并成为高等教育没有出路、城市化发展严重滞后、“三农问题”成为死结和就业问题日益严重的主要根源。[⑦]
2010年3月1日，在我国人大和政协两会召开前夕，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为任仲平的政论文章《决定现代化命运的重大抉择——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文章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中国 20世纪以来曾有的两次决定现代化命运的重要转型——60年前新中国的成立及30年前的改革开放相提并论，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看作是我国第三次社会经济大变革。因此，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是起源于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要求，而且也是革除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并实施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所提出的内在要求，这是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前提。
三、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与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出了美元霸权支配之下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致命缺陷，而历史经验则说明，以内需为核心的内向型发展战略更适合于发展中大国。新自由主义对拉丁美洲的内向型发展战略进行了无以复加的批判，但事实却胜于雄辩：1960-1980年是拉丁美洲实行贸易保护的进口替代时期，在这个时期，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2.9%；但在实行新自由主义时期的1981-2001年，年均经济增长率则仅为0.4%[⑧]。由于新自由主义的支配性影响，人们不仅无从了解内向型发展战略的基本经济学原理，而且已经忘记了美国在19世纪正是通过这种战略而崛起的历史经验。目前，世界经济正面临着全球化逆转的可能，在这种大背景之下，我们迫切需要从比较和借鉴的角度重新探讨外向型与内向型工业化的历史经验，特别是需要重新探讨发展中大国经济崛起的工业化逻辑及其历史经验，这其中包括对拉丁美洲内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道路的经验教训进行重新探讨，特别是要对中国建国六十年以来工业化历史经验和教训进行再反思。笔者组织翻译赫德森的《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的目的就是为了呼唤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大变革准备思想材料，并为笔者提出的“国内经济大循环发展战略”提供历史经验的借鉴。[⑨]
自由贸易、外国直接投资、美元霸权、全球产业价值链和金融开放已经成为美帝国主义“套在巨龙（中国）头上的五条致命的绞索”，“中美国”形象地概括了宿主（新型殖民地）与寄生虫（新型宗主国）的关系，为了逃脱这种殖民地经济的命运，我国亟需尽早做出战略规划，逐步实现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向“国内经济大循环发展战略”的大转型：通过把注意力转向“内部改善”，在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内部环境上下苦功，经过若干年调整和准备，对外则抛弃出口导向型经济，使用美元储备回购外资企业，限制乃至最后取消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保护民族产业和国内市场，重新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和进口替代，严禁包括稀土等在内的资源或原材料出口，不惜以退出WTO为筹码对世贸条约重新进行谈判，大力支持我国高质量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的发展；对内则以工人农民的收入增长、开发中西部和振兴高质量生产活动为三大引擎；通过让民族高质量生产活动和农村市场与原先用于出口的廉价工业制成品相互提供市场，实现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通过各产业民族企业的高质量生产活动的迂回生产、重工业（特别是资本货物工业、军工）的迂回生产和中西部城市化创造比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导向战略更多的就业机会，抓住在未来二、三十年内将要爆发的以纳米、生物电子、新能源等为代表的第六次技术革命的机遇，大力推进以产业技术化为核心的创新型国家建设，反对金融开放，实施主权信贷，实现工业中心向中西部转移。这种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不仅是解开“套在巨龙头上的五条致命绞索”特别是破解美元霸权的根本途径，而且也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可供选择的发展道路。[⑩]
按照这种国内经济大循环发展战略的构想，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要服务于我国国民收入的增长，以下提出几条初步的具体建议。第一，国家通过强制性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就能对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据报道，在富士康科技集团今年出现连续“十二跳”之后，6月1日，富士康科技集团宣布为其基层员工调升薪资30%以上，作业员从原本每月基本薪资900元调升至1200元；6月7日再次宣布，自2010年10月1日起，对富士康集团深圳地区各厂区经考核合格的作业员及线组长的标准薪资再度调升为每月2000元。我们在欢迎富士康科技集团的这种举动的同时，不能不问这样一个问题：跨国公司在中国建立的高科技血汗工厂原先榨取了工人阶级百分之几百的剩余价值或血汗？我国的各级政府长期以来在调节资本和劳工利益矛盾上为什么总是站在资本（特别是外国和港台资本）的一方？富士康集团的情况说明，在不提高产品价格和造成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国家通过强制性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不仅可以在初次分配上改善收入分配，而且可以解决美国压迫人民币升值的问题。第二，国家统筹对外贸易，或者通过产业协会，或者通过建立大型企业集团，或者通过政府的直接干预，建立中国出口产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卡特尔（即价格联盟），并通过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在中国出口的大宗产品上建立类似于国际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机构，大幅度提高出口产品价格，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企业之间以及我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打入底端”的自相残杀的局面。第三，改变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重新实施进口替代政策，禁止外国直接投资的独资企业，只允许合资和合作经营，具有同类技术的跨国公司最多只允许进入两到三家，逼迫跨国公司把最新技术转让给我国，否则，跨国公司就别再想分享中国巨大市场规模所带来的收益。第四，大幅度减少出口退税，只对民族企业自主品牌的且赚钱的产品实施出口退税支持。第五，逐步提高高端产品进口关税水平，先从现在的关税总水平9.9%提高到15%，过两三年再提高到20%以上，以保护民族产业和市场。第六，撤销政府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的承诺，坚决把跨国公司或外国资本排除在自主创新支持之列。通过这些措施推动以内需为核心的国内经济大循环发展格局的形成，从而从根本上实现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