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要退回到旧自由主义，中国要根除自由主义

王今朝

最近一篇名为《我们将回到1950-1960年的自由主义时代》的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观点报》访谈文章（见【附录1】）和一篇名为《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与历史的新生》的斯蒂格利茨的文章（见【附录2】）在微信流传。两篇文章看似有争论，但其实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那就是它们虽然都赞成否定新自由主义，但又都赞成旧自由主义。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欧美的学者都发现，新自由主义太自由了，给予了垄断资产阶级太多自由了。我怀疑，《观点报》之所以刊登对福山的访谈，背后是资本的运作，是国际垄断资本在为选择一块后退阵地进行舆论铺垫。这意味着它们希望继续延续自由主义对中国的统治。对中国而言，则应该下大力气根除自由主义，包括理论界和政策界的自由主义。因为自由主义是中国国家发展、人民幸福的大敌！

一、福山的自相矛盾

斯蒂格利茨说福山是新自由主义者。福山否认自己是新自由主义者，认为自己只是“描述了一个体系（自由主义者将国家视为主要敌人的体系）的绝对地位”，这并不意味着自己“赞同该体系的价值观”。因为新自由主义和旧自由主义的差别不大，都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福山认为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就否定了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当然意味着他赞成资本主义，因此，也必然赞成新自由主义和旧自由主义的内核——即资本的自由。如果福山不是新自由主义者，新自由主义的媒体、学术也不会给福山那么多的舞台。而且，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证据表明福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在拥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二项选择中，我们只能推出福山是新自由主义者，至少过去是。现在，新自由主义不吃香了，福山就退而求其次，表明自己支持1950-1960年的自由主义了。这两种自由主义是50步和100步的差异，可以在我们的理论中忽略不计，尽管它在资本主义现实中有造成较大差别的可能（概率应该远远低于50%）。

福山的许多基本观点是自相矛盾的。他一方面说“认为政体的类型与应对疫情的治理效果之间有任何联系”，另一方面又说“唯一的例外是中国”，“中国模式是非西方模式中最成功的一个”。假如政体类型与应对疫情的治理效果之间如福山所说没有任何联系，例外就不会发生在中国。很显然，中国的政体是与西方国家不同的，西方国家之间的政体也在大同的基础上有小的差异。如果考虑到一种政体对于包括公共卫生设施、卫生政策在内的整个经济社会的塑造作用，政体类型与应对疫情的治理效果之间的关系就更不能否认了。再推而广之，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政体类型与一个国家的治理效果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国家的上层建筑与一个国家的社会形态、发展潜力的关系。二者怎么可能任何联系呢？福山是在推行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吧！

福山一方面说“中国模式是非西方模式中最成功的一个”，“我们不要忘了中国悠久的权力集中的历史，这一传统在日、韩等一些邻国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另一方面又说“这种模式无法被亚洲以外的国家复制借鉴，例如在拉丁美洲，这种强大政府的传统并不存在。”这就更是无视历史了。资本主义模式首先在欧洲的荷兰兴起，后来被英国复制；再通过英国被法国、德国复制；再通过法国等国被美国复制；再通过美国被日本复制。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史不仅是贸易、投资的扩张，而且是经济政治模式的复制史。既然（一时）占优的资本主义模式可以被复制，在20世纪和21世纪占优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模式为什么就不能被复制？谈论历史的历史学者竟然无视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其笑话更甚于有的中国海归学者把Mencius（孟子）翻译成中文的时候翻译成“孟休斯”。

福山一方面说“如今我们看到了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彗星尾巴，它已经死了”，另一方面说“我们将回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自由主义，即市场经济、对私有财产的尊重、以及通过干预手段减少社会及经济不平等的高效的国家三者并存”。首先，只要福山还在，只要比福山还右的人还在，只有比福山左不了多少的人还在，新自由主义就没有在理论上死透。其次，只要资本主义还在，还没有被社会主义替代，新自由主义就没有在实践上死透。而新自由主义只要在实践上没有死透，就不可能在理论上死透。第三，所谓市场经济、对私有财产的尊重可说正是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在中国应用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基本上是为私有化背书。在中国，尊重私有财产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不尊重公有财产，其潜台词甚至可能是化公为私。第四，西方国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也没有减少多少不平等。基尼系数的涨落只是资本主义的阶段性的变化，无关质变。而且，与其把这种不平等的减少看作是国家的作用，或许还不如把它看成是战争的结果。

福山一方面在其它地方承认他的关于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的观点有误，另一方面在这个访谈中又认为“这些民粹主义进一步证明了我们确实经历着‘历史的终结’”。历史永远不会终结的。

福山一方面认为“一个国家为了生存，首先需要专家，需要一个无私致力于公众利益的人，然后还需要能听取前者意见并做出相应决定的领导人，而我们的总统却花了两个月时间在说大流行与我们无关”，另一方面却认为，资本主义依然是可行的。仿佛资本主义会培养出无偏向资产阶级之私的领导人来似的。

由以上分析就可以知道，福山的逻辑是漏洞百出的。为什么一个逻辑漏洞百出的人会有报刊去访谈他呢？为什么这样一个在世界重大事务上前言不搭后语的人会是世界著名学者呢？为什么中国一些人会相信这样的专家的看法呢？为什么与他相反的意见却难登上西方的报刊电视网络呢？

二、斯蒂格利茨的部分真理

长期以来，斯蒂格利茨是从新古典经济学阵营里杀出的反对新古典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的学者。斯蒂格利茨也是这样认识自己的。他在年轻时就意识到，如果不首先遵从新古典，就不可能成长起来。他是在遵从新古典的范式的前提下，通过引入信息，阐明他早已感觉和发现到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巨大逻辑矛盾的。实际上，如斯蒂格利茨这样的出于新古典却反新古典的人大有人在。西方发展经济学20世纪40、50年代的兴起，就是由一批受新古典训练而反新古典的人造成的。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一些著名的学术杂志在过去20年中也逐渐陷入到新古典范式之中，至今依然不能自拔。它们在十余年里几乎只发包含计量研究的文章，实际上认为无计量不学术。这些计量文章许多大量错误套用西方新古典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所使用的计量工具也是漏洞百出（这是国内一位发表了大量计量文章的学者告诉我的；我当然也是持有这种观点的）。这就表明，斯蒂格利茨、阿克勒夫等人用信息经济学的方法所传递出的新古典经济学并不是真理的信息，并没有得到中国经济学界的普遍吸收。从这个意义上看，被一些人视为中国经济学主流的经济学实际上还处于非常幼稚的状态。一些学者私下里也承认，过去20年来发表的大量计量文章是错误的，但又认为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学习过程。诚然，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范式在形式上是有了很大进步，得到了国际学者的认可，但这并不是中国经济学应该达到的水平。中国经济学研究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放弃的太多了！也就是自由化太多了！

斯蒂格利茨是一位博学的学者，但还是有自己的局限。他对社会主义还是一知半解。这由2011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他的著作《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可以看出。他是生于资本主义长于资本主义的学者，对资本主义有批判精神，但还不够深。斯蒂格利茨知道马克思谈论过剥削，但他对剥削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因为他没有走到否定资本主义这一步。斯蒂格利茨是一位多产的学者。然而，正如《道德经》所说“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马克思主义的大道被废弃不用，搁置一旁，才有斯蒂格利茨等人的多产。“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如果部分绝弃斯蒂格利茨等人的成果（“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对于中国将是一件大好事。

西方经济学的还不算歪曲的学术，如斯蒂格利茨和萨缪尔森否定比较优势的文章，大部分是故意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不这样，文章就写不长，就写不多。但这样一来，就白白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资源。正是西方的学术市场使得宝贵的学术资源被浪费到鸡毛蒜皮的小事上。比如，信息经济学就主要研究保险市场、金融市场等次要的方面，而把人们对所有制安排这一根本大事的注意力转移了。这就是言不及义，好行小惠了。这就有点儿类似中国晋朝时期士大夫的清谈、玄谈了。至于那些歪曲的学术（如公地的悲剧、计划经济等同于奴役、资本主义等同于自由等新自由主义说教），就把（资本主义国家）人们的意识引导到错误的方向上去了。

三、根除自由主义是新时代中国伟大文化斗争

从理论上说，自马克思以来，西方自由主义就死掉了，新自由主义根本不用产生。然而，在马克思逝世后，19世纪9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在英国产生了。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就是标志。该书可以看作是新自由主义的创世之作。20世纪9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又在中国大规模登陆了。中国学界为了抗击新古典经济学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新古典经济学还是侵入到了中国大学的课堂，中国的学术杂志，中国的政策话语甚至政策文件之中，使得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政策深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现在，就连福山这样的人都认为，新自由主义已经死掉了。这是一件大好事！它预示着，西方一百多年来的新自由主义的学术努力（从1870年西方经济学边际主义革命算起）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付之东流，特别是作为其经济学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努力可能付之东流。

然而，旧的意识是顽固的。新自由主义和旧自由主义在西方根深蒂固。这种旧的意识虽然在中国早已被破除过，但现在也已经多多少少地透过各种途径和时间或长或短地嵌入到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生活中。华盛顿共识在中国已经失去光环，但代表着资产阶级意识的拜金主义、私有观念、要素分配、凯恩斯主义等等依然盛行。中国农村可能还在执行一种由一些中国人自己设计的通过解构村社最终将中国农村土地、农业生产私有化的政策。解构了村舍，中国农村必将形成类似美国那种大农场的生产结构。这是将中国人彻底无产阶级化（许多家庭流离失所，大量家庭年均储蓄不到400美元）的一种政策。而中国正在执行一种农村确权和实验家庭农场的政策有通向这种绝境的危险。这种种现象都说明，彻底地拔除自由主义还有待时日。对待新自由主义正确的态度依然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反对自由主义可能是反对普通人的步调不一，但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反对当权派的自由主义。实际上，在苏联，自赫鲁晓夫以来，否定斯大林的主要是一些变了质的当权派官员。他们有的认为自己的认识比斯大林的认识还更符合实际；有的口头上信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实际上要谋的是个人私利，想的是如何特上加特；有的则可能只是沽西方之名钓西方之誉。斯大林时期虽然干部特权问题已经有所发展，但斯大林所塑造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与监督体系对广大干部形成了实质上的约束。不仅斯大林模式成为了那些谋求私利的变质官员达到自己目的的最大障碍，而且斯大林理论成为了那些试图推行自己理论和试图沽西方之名钓西方之誉的变质官员达到自己目的的最大障碍。虽然目的不同，但三者在反对斯大林主义上殊途同归：不从根本上反对斯大林，他们的许多理论和行动就会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抵制。他们认为，只有把斯大林污名化，才是他们获得理论和物质自由的根本。历史告诉我们，斯大林模式可能存在问题，但自赫鲁晓夫以来的苏联的改革问题更大。历史也告诉我们，赫鲁晓夫之流最终也没有获得多少自由。

国内外历史和对西方观点的逻辑分析都告诉我们，中国应该坚决地根除自由主义。这是新时代中国伟大的文化斗争。只有坚决地根除代表着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诉求的自由主义的影响，中国的意识形态才能安全！只有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了，中国才会有经济的安全，才会有民族的自由和人民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