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企应该依然是全民所有制企业
——庆祝建国70周年回顾和建言所有制改革之六
王今朝卫马东
改革是中性词。所有制改革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这意味着只讲改革是不够的，不能把要不要改革看作是判断干部的标准，而应该把要不要进行好的，也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也就是巩固公有制的改革，看作是判断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水平高低、道德好坏的标准。以德治国中的“德”不是首先表现在个人生活私德上，而是首先表现在对待公有制的态度上。对待公有制采取历史虚无主义（如否定毛泽东主席建立公有制经济的实践和成就）甚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如各种各样的私有化）的改革，即使个人私德再好，也可能只是表面现象。
一、中国全民所有制改革的理论演进
本来，建国后的30年里，中国建立起强大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体系，再配以汪洋大海的集体经济，就建立了初步完备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取得这样大的成就，必须充分肯定。基于任何借口的否定都必然陷入到历史虚无主义之中，走上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邪路。那么，借口是否存在呢？当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取得这样大的成就，问题必然也不少。还是那句话，世界是充满矛盾的。毛泽东主席早就否定了斯大林早年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矛盾的观点。仅以此辩证法观点为依据，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就可以推断，改革开放前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必然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还会做出另一个推断，那就是，即使改革开放前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相对于所取得的成就也是次要的，是不足以否定成就的。因此，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会得出一个结论：改革开放前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所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其本身是不能用任何借口所否定的。任何好的改革都只能是对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完善，而不能是对它的根本上的否定。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指导我们的建设和改革是多么重要！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和发展。所以，懂得《资本论》的人就懂得在1978年时的中国应该进行怎样的改革了。就不会提出“要不要改革”这样的伪命题了。【1】
然而，指导改革的或为改革制定政策的人并不一定真正懂得《资本论》。早在毛泽东主席时代，就有高层人士对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进行了各种各样的非议。即使这些人的本意并非是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但可能事实上确实对社会主义公有制造成了损害。比如，写于1963年的张闻天（1979）就夸大了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定义的缺陷。
张闻天（1979）认为，斯大林的生产关系的定义的缺陷在于，“它排除了政治经济学研究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方面，而只研究所有关系，它就使所有关系只有形式而没有内容，同时也就使生产关系失去了内在矛盾的动力。这样，生产关系就被人为地简单化和片面化了。”在这句话里，张闻天就错了。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就是表现和决定生产力的最重要的关系。所以，斯大林的定义并没有排除政治经济学研究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方面，因此，也不会使所有关系只有形式而没有内容，也不会同时使生产关系失去内在矛盾的动力。张闻天的这句话中的第一小句话如果改为“它排除了表现生产力的除生产资料所有制以外的一些重要关系”，同时必然也要修改后面的话，就可能是正确的了。但这样一来，张闻天就需要明确，斯大林所排除的究竟是怎样的重要关系。那么，张闻天认为重要的关系是什么呢？答案之一恐怕就是“三和一少”所体现的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据曾任张闻天秘书的萧扬的文章，“从1958年起，中国曾经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例如批判南共纲领，中断同日本的一切来往，同赫鲁晓夫争论共同舰队和长波电台问题，金门打炮，同印度‘大闹一场’，等等。这些行动都有各自起因，但是结果都使局势更加紧张和动荡。毛泽东认为，‘紧张局势比较对于西方国家不利，对于美国不利’，反而对于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民有利。（关于国际形势问题。毛泽东文集，第七卷，416、409页。）张闻天则主张缓和局势，而且认为我们争取缓和的态度事关重大。‘世界局势并不决定于美国一国。它紧张，我们不紧张，也就紧张不起来。’（在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全体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５月22日。张闻天年谱，1059～1060页。）对美国，他也认为‘并不是一点妥协可能也没有’（在布拉格使节会议上的最后发言。张闻天文集，第4卷，301页）。因此，对于所有导致紧张局势加剧的行动，张闻天都是消极的。他的一些未被接受的建议，都是倾向于对外表现缓和一些的。例如，对于涉台事件不必事事抗议，对于中印边界采取较易为印方接受的解决方案，在批判南共纲领以后也尽量同南斯拉夫维持国家关系，等等”。【2】国际关系确实重要，但它与所有制关系并不处于同一层级上。实际上，斯大林也是处理国际关系的高手，远非张闻天所能比拟。政治经济系的基本定义难以去在具体表述上包罗万象。而且，“三和一少”一旦成为中国的指导理论，就可能使得中国对外国做出不必要的让步，就与西方比较优势理论暗通款曲了。【3】这样，一些缓和论、双赢论就可能成为外国打开中国大门的理论背书。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亡我之心不死，缓和论、双赢论是多么地错误！它与历史上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在错误性质上是一模一样的：都高估敌人的力量和善意。这样，也就可以知道，张闻天并没有领悟毛泽东主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友”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论断的精髓。反过来，我们也可以理解，毛泽东主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友”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论断是多么地科学——在和平的经济发展（也是一种革命）的理论和政策领域，首要问题也是分清敌友，然后就是不要把敌人的经济力量想象得太强大。
张闻天（1979）认为，斯大林的生产关系的定义的缺陷还在于，它“不承认所有制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总和，它是包摄所有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所有关系，这样，它就缩小了所有关系，即社会经济结构的意义”；它“把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即分配关系同所有关系和阶级关系并列起来”。在这里，张闻天陷入一种自相矛盾。如果斯大林只研究所有制关系，不承认所有制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总和，就不可能把生产关系中的分配关系同所有制关系和阶级关系并列起来。反过来，既然斯大林把分配关系同所有制关系和阶级关系并列，实际上就是在研究生产关系总和。从中国实践看，中国全民所有制关系所遭受的损害也是由于分配关系的偏差所导致的。一些人被分配到了各种资源，所以，导致了中国所有制结构的失衡。
综合以上，可以说，张闻天（1979）对斯大林的非议是有重大甚至致命缺陷的。实际上，斯大林的生产关系定义是对马克思生产关系概念的高度凝练和总结，对此，我们已经进行了系统的论证。【4】而且，即使斯大林的定义有一些我们未能注意的缺陷，这种缺陷对中国似乎也没有太大影响，因为中国的生产力已经在全民所有制的基础上大大发展了，而且这种发展是用任何其它所有制所无法实现的。【5】这样，张闻天（1979）即使没有在实质上把斯大林对生产关系的定义说成是一种教条，也对后来的改革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后来的改革确实和张闻天的主张具有一致性。而张闻天（1979）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效果，原因在于，它把生产关系的定义搞模糊了，它还至少把所有制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成功地降低了。张闻天之所以做到这个，恐怕与他对革命的功劳、在党内的地位以及中国社会当时的普遍环境有关，也与国际环境有关。
理解了张闻天（1979）的实质性问题，就容易理解如孙冶方的“利润挂帅”论、“价值规律”论以及“骡马大会”论对全民所有制企业具有怎样的影响了。【6】中国后来确实用利润率高低来衡量国企管理的好坏和效率的高低，而且有一些重要学者用利润率高低来衡量国企效率做了不少研究，并发表在著名杂志上。它产生了怎样的效果呢？这里，不用进行理论分析，【7】就用国企管理者的困惑来说明。一位国资委官员曾抱怨说，国企利润率低时，他（因“国企效率低下”，实际上因国企利润率低下）受指责；国企利润率高时，他也受指责，【8】只不过这次指责的原因不同，这次指责的理由是国企垄断、“与民争利”（所以才利润率高）了。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懂得《资本论》哲学的人，懂得企业管理的人，都知道，利润率高低的影响因素太多了。一个企业怎么可能能够永恒地“利润挂帅”呢？“利润挂帅”难道不与西方经济学中的“利润最大化”曲径通幽吗？如果在理论上认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必须单纯地或主要地以利润最大化为指标，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国企工人下岗就顺理成章了。
有张闻天（1979）、孙冶方的“利润挂帅”论、“价值规律”论以及“骡马大会”论等理论做铺垫，关于国企的种种怪论出现就不足为奇了。比如，20世纪80年代西方的竞争理论曾经甚嚣一时。这种理论错误地认为，加强竞争会促使国企效率提高。关于西方竞争理论的错误，实际上已经有许多理论加以认定。这里，只要指出，这种竞争理论现在已经鲜有人提及了。再如，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奖金制度开始形成。而早在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认为，教科书把物质刺激片面化、绝对化，不把提高觉悟放在重要地位，这是很大的原则性错误。他指出，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总还有另外的原则。同时，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他尖锐地批评说，只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这种倾向是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队伍中的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表现。【9】著名心理学家赫茨伯格（F. Herzberg）20世纪60年代对什么因素能使工人产生热情，促使他们发挥工作潜能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他识别出14个变量：成就感、赢得认同、对工作本身感兴趣、成长的机会、进步的机会、责任的重要性、同事和组群关系、工资、监管者的公平性、公司的政策和规章、地位、工作安全保障、监管者的友好程度、工作条件。在这14个影响工作热情的因素中，工资作为唯一的即刻经济激励排在第8位（罗宾斯等，2004，p.454-456）。据此，即使我们不否认经济激励的重要性，我们也无法得出只有经济激励重要的结论。从研究的方法论角度看，勒特里斯贝格尔和迪克森指出：“工资刺激的效应是如此地依赖于它与其他因素的关系，以至于不可能将它单独拿出来只考虑它对个人的影响”（雷恩，1997，p.330）。又如，本来，中国20世纪80年代搞农业承包制是否明智也是存疑的，但国企改革又试验承包制了。现在，可以说，中国国企改革也把承包制否定了。在20世纪80年代“搞活国有企业”的先锋人物马胜利、步鑫生后来都步履维艰，没有人提及了。即便当时有一些所谓领导同志抓，如万里同志“大企业我就抓两个，一个是首钢；一个是二汽”，使“承包制拯救了二汽，使二汽没有陷入很多三线企业的悲惨境地”，也不算承包制成功啊！现在看来，万里同志抓的小岗村似乎也不算成功啊！现在也没有哪个国有企业再搞承包制了。【10】又如，承包制行不通后，中国又在大约1992年时开始对国企实施建立所谓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了。这就有把西方企业作为中国改革样板的嫌疑了。毕竟，在许多人眼里，西方企业就是有效率，规模大，利润高。可是，提出建立所谓现代企业制度的人从来没有想过，西方企业经历了数百年发展，有许多老牌企业，所以规模大；西方企业占据许多优势，所以利润高。在这两个方面，中国国企都无法与其比拟。正如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特地提醒的，“我们要建立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企业制度，所以在（现代企业制度的）这四句话的前面应该加上三个原则，即坚持党的领导、生产资料公有制、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这就是说，在学习和借鉴外国的企业管理制度时，要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加以改造”（辛程，2011）。
建立所谓现代企业制度与中国国企开始股份制改造几乎同时。【11】股份制改造几年之后，中国就开始“国退民进”的改革了。【12】“国退民进”提高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吗？很难说有，因为中国1998年就出现第一次内需不足。而“国退民进”“分流（富余职工）、分离（办社会职能）”的社会后果是什么呢？突然全国各县和地市几乎在一夜之间把国有中小企业一律卖光了。虽说是“卖”，实际是明送暗夺，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了。与此几乎同时，外资又大规模进入、股票市场又迅速发展。结果导致原来普遍存在乡镇的集体企业也趋于销声匿迹了。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主体主要变成了所谓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这就使得在越发达的地区的中国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越趋同了。像“仇卖光”（即时任中共江苏宿迁市委书记后升官为江苏省副省长、云南省委副书记的仇和）那样的官员，不仅把其主政之地的国有企业卖光了，还把学校和医院卖光了。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有政策文件鼓励所谓社会资本进入医疗系统的报导！陈清泰先生撰文认为，“后来从中国统计年鉴查到，1995年到1997年国有单位职工人数为10949万至10766万，变化不大。1998年开始人数爆跌，当年降至8809万、1999年8336万、2000年滑落至6924万。五年减少了四千多万，如果去除非企业国有职工和退休等正常减员，国企下岗减员超过两千万是不夸张的。”这叫作完善全民所有制的改革吗？
在对全民所有制改革进展到使其岌岌可危的时候，关于全民所有制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就出来了。有人认为，“全民所有制范畴是一个根据某种设想演绎出来的先验规定，在理论上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它首先在前苏联被使用，后来硬化为一种教条，并被赋予了社会主义所有制最高形式的地位。建国初期全民所有制范畴在我国并未取得特殊地位，后来在向苏联体制靠拢的过程中，才被染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全民所有制范畴与市场经济范畴是不相容的。国家所有制不等于全民所有制，我们需要设计搞好的是国家所有制，而不是全民所有制。产品经济、计划经济体制、全民所有制三位一体联盟的解体，使全民所有制范畴失去了逻辑支撑，它再不可能独立存在下去。”【13】辛程（2011）指出，有人认为，一个人占有生产资料，就是私有制；几个人一起占有生产资料（合伙），就是集体所有制；一群人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例如股份制），那更是公有制了。他们炮制“公共所有制”、“公众所有制”这一类“新”概念，说任何国家所有制都是公有制（公共所有制），任何股份制也都是公有制（公众所有制）。按照这种逻辑，美国早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了，因为美国股份制企业的产值占了国民生产总值的80%以上，进而美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对于中国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理论演进，西方已有学者早就做了很好的预见性概括。丁伯根（1991，p.202）说，自从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不同国家的实践经验，以及百家争鸣的理论探讨，都试图修改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原始定义。如果中国国企改革的决策曾普遍知道和相信丁伯根的话，中国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理论本来是无需如上面那样演进的。但如果国企改革的决策层连马克思的话都不信了，还怎么可能注意丁伯根的话呢？由此想到，中国借鉴西方经济学究竟借鉴了什么东西呢？是否在借鉴西方的旗号下，把马克思主义都丢了呢？又为什么以及怎样丢掉了马克思主义呢？这不是值得我们在庆祝建国七十周年的时候深思的吗？
二、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本体论
与所有其它所有权一样，全民所有权需要得到清晰的理论阐述，需要在清晰的理论阐述的基础上得到从宪法、宪法相关法到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的一系列法律的支持，需要得到从最高领导人到普通平民从将军到士兵的理解、认可和遵从。那么，关于全民所有制企业，我们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理论呢？
首先，不能把生产资料所有权仅仅看作是一种占有权，而应该把它看作是一系列权利，只不过占有权在所有权利中占据中心和基础的地位。在此，我们不妨借用一些好的西方学者的话语，把生产资料所有权安排，即生产资料所有制，看作是社会就生产资料占有权（所有权概念的中心）、使用权、管理权、收入权、资本权、保障权、转让、期限、禁止滥用、履行责任、剩余处置权（布罗姆利，1996，p.53、220-223）所做出的安排。法律既可能对这些权利做出规定，也可能不做出规定。所有权是通过整套的权能（占有、使用、处分等）来实现的，这些权能的名称和界限由不同层级的法律以及法律以外的规章制度、政策对所有制的各个种类和形式加以规定。有了这个理解，我们就能更为清晰地知道，所有制在一个国家的性质决定和发展决定上处于多么核心的位置，而那种“所有制中性”论的荒谬性就一览无余了。
其次，从可能性的角度看，生产资料所有权都能做出怎样的安排呢？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属于生产者只有两种形式：（1）个体形式……，（2）集体形式”，而且“生产者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之后才能获得自由”。【14】这样，马克思实际上就是给出了生产资料所有权安排的一种二分法分类。当然，集体自身也有不同。几个人、几十个人、上百人、上千人、上万人构成一个集体，一个企业、一个产业、一个区域、整个社会也构成一个集体。正是集体成分的性质和比重决定了不同性质社会的分野。但无论是在一个社会内部还是在不同社会之间，个体所拥有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还是集体所拥有的生产资料所有权都是有着重大差别的。比如，就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而言，个人合伙制是一种集体企业，股份制也是一种集体企业。但这样两种集体企业都比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集体企业和全民所有制企业的集体成分要低得多。
集体成分的性质和比重的不同，不同社会就有不同的性质。没有生产资料私人所有权，就没有资本主义制度；没有生产资料全民所有权，就没有社会主义制度，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是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直接对立的现实类型，也是是目前我们所能想象出的所有所有制类型中的最高类型。一个国家只有在主要生产资料所有权大部分转化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权时，这个社会才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列宁多次指出：“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的任务和目的是把土地、企业转归苏维埃共和国所有”（《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427页）。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丁伯根（1991，p.202、208）也认为，走向社会主义就是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从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生产资料公有制。
第三，可以说，一个社会转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权的生产资料越多，其社会主义成分就越多。只是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的良好运转需要一系列条件，所以，并不能绝对地说，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越公越好。超越阶段地发展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是一种左的表现。但是，也必须指出，如这种左的表现在人类历史上是极少的，因此，可以说，它并不构成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危险。社会主义社会所面临的主要危险是来自右，而不是左，【15】在当下的中国更是如此。这样，就提出了一个理论性性问题：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最优的全民所有制比例是多少？这个理论性问题很容易转化为政策性问题：在一个具体的历史时刻，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到底是该发展更多的全民所有制企业还是减少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存在而代之以更多的民营企业呢？苏联和中国都每时每刻地面临着这个政策性问题。由于所有制如此重要，这个政策性问题决不是一个普通的政策问题，而是一个战略性、根本性政策问题。实际上，围绕着这个政策问题，不仅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资本主义国家，都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只是这种激烈的斗争不为那些无知的人们所感知、所发现而已，或者虽然感知了，发现了，但还没有表达出来。
第四，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最高法律的宪法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属于全体人民。在这种占有关系基础上所形成的其它的如就使用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而产生的人们之间、集体之间、部门之间的多方面的关系是由各种部门法、各种规章制度来规定的。比如，到底是用调拨关系还是用商品货币关系来解决人们之间的关系是由各种政策探索、经济体制来决定的。马克思指出，“一旦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这种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这种管理职能作为资本的特殊职能取得了特殊性质。”【16】“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形式来说是专制的，这种专制也发展了自己的特有形式。”【17】在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了私人资本，但可能产生危害极大的官僚。【18】苏联就是在各种官僚的作用下，逐步走向解体的。所以，如果让劳动成为官僚的附属物，全民所有权就会出现异化。毛泽东特别强调，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是管理权，包括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19】他指出，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们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所以，确实如辛程（2011）所认为的那样，“只有劳动者不仅在法律上共同占有生产资料，而且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共同使用生产资料，即既共同占有、又共同劳动，才能叫公有制。……这里，光讲是不是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显然是不够的，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决定了事情的实质。”
第五，全民所有制是在一个辩证的过程中存续的。比如，虽然从理论上说，全民所有权的实现要求劳动者的管理权，但普通劳动者不可能都同样程度地参与到企业的所有管理活动中去。这里，依然有一个对全体劳动者的普遍的民主与企业管理层适当的集中的关系问题。又如，全民所有制常常表现为国家所有制。【20】但是，国家是由具体的国家管理者组成的，于是各级国家管理者的品德、能力、动机、行为、话语又对全民财产的占有和处置产生重大影响，并表现为国家对企业的领导权。于是，在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存在和运行中就又发生了政府部门内部之间关系问题，以及它们与掌握着企业内部经营管理权的企业管理者关系问题。而业务经营权又是由政府部门和企业管理者所共享的权力。【21】比如，业务经营权有时是由政府部门（如计划部门、发展改革部门、工商管理部门）授予企业的，有时是由企业管理者在国家的规章制度下自行行使的（企业管理者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对生产什么产品、怎样生产、怎样销售进行选择）。【22】总之，全民所有制的存在和运行是在一系列权力的联系和协调中发生的。与资本主义私人企业不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赋予国家或国家的代理人（特别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管理者）以按照全民利益最大化而非私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使用其对生产资料的权利，而且由行使此种权利所得到的价值回报要以按照全民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分配。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一旦建立起来，就会有生产力发展。但社会主义也充满了矛盾，只是无论从种类多少和每一种矛盾来看，这些矛盾都不是对抗性矛盾，或者说其对抗性程度要比资本主义社会，比走资本主义道路要低至少一个数量级。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无论是在平等属性、效率属性、信息处理能力、激励能力、民主属性上都胜私有制一筹（王今朝、龙斧，2011）。所以，本来中国已经建立起来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本身就是现代化企业，其所蕴含的制度就是一种比较现代的制度。
第六，股份制并不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发展的有效形式。在1891年，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四版中，实际上认为，从股份公司到托拉斯再到国家占有，是生产力社会性增加的表现。【23】恩格斯阐明了对生产社会化与国有化关系的基本看法：“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有或者没有托拉斯，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终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24】恩格斯说：“只有在生产资料或交通手段真正发展到不适于由股份公司来管理，因而国有化在经济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国有化——即使是由目前的国家实行的——才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才意味着达到了一个新的为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力作准备的阶段。”【25】恩格斯的这个意思很明白，股份制不是社会主义企业的终极形式。国家所有制比股份制要高级。当然，有人会辩解，中国的股份制是国家所有制下的股份制。但是，也不可否认，也有大量的股份制公司是私人占据控股地位。对全民所有制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的实践还产生了许多问题（如少数人凭借股票发行和股票投机获利）。特别是，股份的存在为资产转移和资产控制提供了一个新的渠道。如果私有化概念流行，那么，国企的股份就可能比较方便地流向私企甚至外企手中。中国全民所有制企业就可能异化为资本混合制企业。于是，对中国全民所有制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究竟是一个进步还是倒退呢？如果恩格斯的上述观点是对的，那它无疑是一个倒退，只不过，如果对其进行股份制改造后依然保留全民所有制的自身属性，这种倒退不是那么巨大而已。
第七，到了今天，有人认为，混合所有制应该成为国有企业发展的主要形式和归宿。从企业层面看，混合所有制相当于在一个家庭里引进一个外部成员。如这样形成的家庭是普遍性的吗？又有多少家庭引进诸多动机复杂甚至不纯的外部成员呢？仅从此比喻即可理解，混合所有制只能是手段，是一种过渡，而难以成为中国国企改革的目标。这还不说对现有国企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实践中会存在怎样的问题（李善风、蔡攸敏、王今朝，2019），不说让私资外资控股国企有多么错误了。从新中国的70年发展史来看，容易看清，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企业制度，特别是施加了鞍钢宪法的国企制度，本来就是最现代的企业制度。而西方的资本主义企业制度已经过时了，无论其管理模式、运作模式怎样现代化，都不可能是新制度了。
三、结语
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只有彻底的理论才能说服人，所以，理论思维要求我们的思维具有彻底性。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两百周年上的讲话指出，“当前，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们要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必须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断提高运用科学理论指导我们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化解重大矛盾、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把握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26】要在重大任务、众多挑战、巨大考验中赢得优势、主动、未来，必须运用毛泽东主席的主要矛盾思想，来抓住根本，抓住主要。本文发现，造成今天中国改革发展稳定任务重、矛盾风险挑战多、治国理政考验大的一个主要的认识根源是中国学界和政界关于企业这一中国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而这是由于在改革中把原来非常清晰的马克思主义企业理论搞模糊了，搞虚无了。全民所有制企业本身是人类历史上全新的制度，具有资本主义企业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但它与资本主义企业一样，也需要一系列的独特的法律、规章、制度、政策的支持。全民所有制企业也是有矛盾的，但无论从种类还是数量方面来看，它的矛盾都比资本主义企业的矛盾低一个数量级。因此，任何对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改革都只能是对它的完善，而不是对它的侵蚀，更不是对它的虚无和瓦解。
注释：
【1】龙斧、王今朝：《以科学、平等和唯物主义方法论指导当前中国改革的讨论》，《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2期。
【2】萧扬：《张闻天成为批判靶子的重要罪状：主张和平共处的外交路线》，http://history.people.com.cn/GB/205396/15298563.html，2011年08月01日。
【3】王今朝：《打破当代西方比较优势理论教条——对中国贸易基础理论的思考》，《海派经济学》，2018年第1期。
【4】参见王今朝等：《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关系的本体论再认识》，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工作论文，2018年。
【5】毛泽东主席对斯大林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缺陷做了非常清楚的论述。这种论述是在充分肯定斯大林政治经济学理论贡献的基调下做出的。参阅周新城. 经济学研究应该有哲学家的头脑——学习《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J]. 毛泽东思想研究,2016,33(02):1-10. 李捷. 研究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代表性著作——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导读[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2(07):4-10. 陈晋. “多想想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的问题”——毛泽东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J].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3(12):50-53.
【6】孙冶方“尖锐地批判了那种物质‘分配’的‘骡马大会’，否定了那种单靠从上面‘敲下来’的办法。他认为，生产资料的调拨和配给是在物质缺乏、供不应求条件下的一种不得已的办法;同时也由于对社会化生产的规律认识不够，没有找到合理的具体形式。总之，是交换的不正常形式，违背了产品流通的内在规律。”见张寄涛：《历史地评价孙冶方同志流通理论的重大贡献》，《湖北财经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
【7】关于利润率为何不是衡量国企好坏和效率高低的原因的理论分析，参见王今朝、龙斧（2011）。
【8】康怡：《“国企看家人”李荣融》，《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年12月23日第 07 版。
【9】《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3、134页。
【10】王今朝：《捍卫宪法和社会主义，反对陈清泰先生<国企改革呼唤新突破>》，http://www.kunlunce.com/klzt/guoqigaige/2018-06-10/125871.html。
【11】关于国企股份制改造理论上可能存在的问题，见本文第二部分。
【12】广义地看，无论是股份制改造还是国退民进，本身都可以看作是一种理论。实际上，这些实践背后也有理论。
【13】宫希魁：《告别全民所有制——世纪之交对一份经济思想遗产的再清理》，《求是学刊》，2000年第1期。宫希魁：《对全民所有制的理论反思——对一份经济思想遗产的再清理》，《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9年第4期。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３卷，第568页。
【15】我们推测，毛泽东主席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推动中国公有化看起来表现得左一点，实际上是因为他看到了中国2000年封建社会历史加上帝国主义列强环伺，所以在中国社会主义化的道路上推进得厉害了一点，因此也似乎超越了一定时代。
【1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84页。
【1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85页。
【18】“官僚”本身并不一定是贬义词。因为任何国家的统治都需要行政机构、立法机构、执法机构等。但如何在所有这些机构中培养具有高度职业精神、职业道德的官僚一直是所有国家面临的重大难题。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和他的一个亲属谈话时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
【19】《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9页。
【20】马克思指出，在国家存在的前提下，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不能马上将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所有，而必须首先把“生产资料变成国家财产”，由国家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320页），即建立国家所有制。
【21】经营权是指企业对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依法处分的权利。
【22】即使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业务经营权也不是由企业管理者所独享的。比如，当企业向银行借款后，银行就会监督企业对所借资金的使用。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52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52页。
【26】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党建》，2018年第5期。
参考文献：
1. 丹尼尔·W·布罗姆利：《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基础》，陈郁等译.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2. 丹尼尔·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李柱流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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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善风、蔡攸敏、王今朝：《新时代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标与推进速度——基于契约视角和中外实践的思考》，《西部论坛》，2019年第4期。
斯蒂芬·P·罗宾斯、玛丽·库尔特：《管理学》，孙健敏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5. 王今朝：《中国人视野中的经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
6. 王今朝：《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政治经济学占优设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7. 王今朝：《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政治经济学解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8. 王今朝、龙斧：《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理论与政策》，科学出版社，2011年。
9. 辛程：《国有企业应该按照全民所有制的性质建立和完善管理制度——学习毛泽东关于管理问题的论述的两点感想》，《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10.张闻天：《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问题》，《经济研究》，197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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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今朝：《科学回顾所有制改革的意义和方法——庆祝建国70周年回顾和建言所有制改革之一》，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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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今朝：《改革中的所有制改革之度——庆祝建国70周年回顾和建言所有制改革之二》，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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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分别系武汉大学中国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老教授协会财经管理分委会研究员、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