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政治和政治经济学的挑战

卢荻

【原编者按：七月初，IIPPE的年度研讨会在法国召开，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热点就是如何理解中国在当今世界的位置。本文为卢荻老师在该会针对中国经济现状与政治位置的发言以及对本次会议的印象与总结。作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演变，对资本主义运作逻辑的抵抗大于屈从。而在当今批判资本主义成为西方左翼流俗的“政治正确”时，简单将中国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恰恰抹煞了中国面对新自由主义的独特经验。

卢荻老师的文章发表在香港《明报》2019年7月23日。近日来愈演愈烈的香港动荡，一方面固然是香港社会深层次矛盾的激烈爆发，另一方面更关键的是香港如同西方世界一样，面临怎样重新理解中国内地快速发展的难题。倘若“激进派”无法摆脱“冷战”思维，又跳脱不了“政治正确”的陷阱，那就只能表达对“殖民”时期的一味幻想，甚至沦为对改开以来中国实践的单纯否定和恶毒发泄。这在根本上回避了中国作为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挑战的世界史意义，只能坐井观天，像鸵鸟一样无视现实了。】

七月初，“促进政治经济学的国际连线”(International Initiatives for Promoting Political Economy, IIPPE) 的年度研讨会在法国城市里尔举行。今次研讨会是与法国政治经济学学会合办的，所以规模巨大，宣读论文达三百多篇，参加者人数更是远多于此，包括大量来自北美、亚洲、拉丁美洲和东欧的学者。

这其中一个相当触目的现象，是中国作为研讨会的热点之一，相关论文数量在现实研究领域上首屈一指，不仅是远超关于其它发展中地区和国家的，比研究欧美的论文数量也是不遑多让。而中国研究也不限于分析中国本身，而是引伸到关于中国作为政经模式的内涵、中国对世界发展的影响、以至于中国经验的理论意义。

研讨会的中国主题部分包括整日的工作坊，以及连续两天的四场分会，另外还有相当不少的中国主题论文散见于其它现实或理论研究的分会。笔者应邀在工作坊做开场发言，下文是发言的简要版本兼及事后的印象式总结。

中国为什么重要、有什么重要?

这么多学者、这么多论文，汇聚一起共同探讨中国问题，无疑，其推动力是因为中国重要。

重要性首先来自现实。今日中国与世界发展的系统互动，不仅是决定了中国人民的福祉，也是深深影响着全世界人民。其次是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发展模式，无论其建树和欠缺如何认定、评价，毕竟整体而言它的发展表现远超群侪，是全球化年代世界范围的发展失落的对立面。因此，如何从中国经验中获取教训，正面和负面，这是与会学者所关注的。

由此引伸到中国对政治经济学的挑战。全球化年代世界范围政治-经济变革的主导逻辑是新自由主义，那么，在模式层面上，中国经验究竟是以遵循、抑或抵抗新自由主义为主，又或许迄今仍是在遵循与抵抗中奋斗、或两者之间虽然未必和谐但还是能够共存。要解答这些问题，就不仅需要认识中国现实，而且需要重新审视同期的世界发展以及新自由主义，这是政治经济学的重大任务。

再由此引伸到中国对政治的挑战。在这个年代，从反新自由主义延伸到批判资本主义，这变成左中右多种势力共同拥抱的政治正确性，例如美国经济学家Joseph Stiglitz近期大力鼓吹“进步的资本主义”，民主党的总统竞选者Bernie Sanders干脆投向 “民主社会主义”，各路人马都是以批判资本主义来包装诉求。于是，将中国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这好像有利于“自称左派”政治，其代价是必须从政治到社会到经济各个领域统统否定中国现实，任务极其艰难。

国家主导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

现实中国是一个混合性质的政治经济实体，将发展表现与制度特性放在一起考察，更突显出这个混合性质及其复杂性。

在发展表现上，经济增长、工业化与产业升级、发展水平向发达国家趋近，这些都已经是明显不过的事实。工资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自然环境渐为改善、人民健康程度和预期寿命提升，这些也都是可以验证的事实，虽则“杠精”者往往要强加否认。另一方面，经济震荡、社会分化、竞争压力、物质条件和精神状态的不稳定等等，同样也是事实。总体上实际发展表现的波动起伏，推进与逆转，正反映了政治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或复杂性。

对于这种复杂性，一个直观上好像很有效的认知框架，是认定中国经验是“从国家主导的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 过渡到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这个认定在相关的学术群体和政治群体应该都是主流，之所以好像很有效，因为直观上国家的作用、影响确实是无远弗届，是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以至制度设置的主导决策者。

然则凭什么说是从社会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原则看，这里的关键是劳动者在经济、政治、社会上的主人翁地位问题。在社会生产过程中，随着市场原则延伸到所有制领域以及雇佣关系的普遍化，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确实是丧失了，上述的过渡说法有其道理。只是，在社会再生产领域，经济剩余资本化（转化为利润导向的配置）迄今并没有成为主导，收入分配也没有主要遵循资本逻辑，实际经验是与资本攫取剩余的状况很有差距。既然社会再生产仍然是在很大程度上偏向劳动者的利益，反映了社会或本身或透过国家对资本逻辑的抵抗，那么，至少是在间接意义上，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留。

面对中国反思政治和政治经济学

以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概念来理解中国现实、要求现实，这有一定道理，不仅是犹如普世价值观念那样能用来指示方向，而且概念本身就有分析意义。正如上述，从共和国的立国原则看，要理解和要求现实，必须聚焦于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问题。

然而这个道理还是远远不够。社会主义追求犹如现代化目标是理想，但这种理想是科学不是空想，因此，总结经验就不能也不应该纯粹以价值或理想原则来观照现实、要求现实，而必须考察现实是否、以及如何在既有的历史条件下向理想推进。

立足于既有的历史条件，就是说，社会主义实践必然也只能以历史存在的资本主义体系作为出发点。现代世界史是资本主义史，意味着资本主义是世界性体系，所有的社会，不管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被卷入这个体系之中，都是必须面对这个体系的运作逻辑的压力。这个运作逻辑是系统性的利润追求，而非任何抽离历史的价值原则。从现代历史直至今日的经验看，无论是在世界范围还是在中国，这个运作逻辑并不一定、甚至完全不是要在被卷入体系的所有社会复制发达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经验，而仅仅是要强制它们服从系统性的资本追求利润的原则。

在我们这个时代也即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年代，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是经济的金融投机化，并由此派生出对劳动者的廉价化要求、以及屈从于“普世价值政治”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演变，固然有屈从于这个逻辑的成份，同时也有抵抗的成份，从实际表现看应该说后者迄今还是占据了上风。

无论是在知识上还是政治上，既然中国现实距离理想的社会主义尚远，同时却又获得难以否定的发展建树，那么，对于坚持“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必须摈弃资本主义（包括“进步的资本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倾向，如何面对中国就构成了巨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