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的国有经济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坚强后盾

——驳所谓“国进民退”的谬论

李晓鹏

每当宏观经济面临下行风险，大量中小企业发展遇到问题的时候，国有和民营关系的争议就会被拿出来热炒一番。所有制问题很有讨论的价值，但总会有一些“带节奏”的声音，把问题往阴谋论、泛意识形态的方向引导。基本逻辑是：中小企业遇到困难，就是民营经济遇到困难；民营经济遇到困难，就是国家政策发生转向。“杀猪论”、“合营论”之类的说法跟着就出来了。这种言论不能不充分警惕。

当前民营中小企业遇到的大部分问题，包括融资难、环保压力大、制造业利润微薄，基本上都跟宏观经济走势、产业结构升级以及自身经营策略失误密切相关，归不到政府对待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政策变化上来。大企业信用良好，融资成本低；中小企业信贷风险高，融资相对困难，这在全世界都是如此。即使是中小企业自身，在选择业务伙伴的时候，也会倾向于认为和更大企业合作的风险更低，跟民营中小企业合作的风险更高。这跟政府是否给予国有和民营企业同等的权利待遇并无关系。

在信用扩张时期，“热钱”很多，中小企业想要获得贷款等融资也相对容易。在信用收缩时期，各种金融机构——不管是国有、民营还是外资金融机构，都会首先收缩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就会变得非常突出。民营中小企业自身财务管理制度往往不够完善，老板个人决策的作用太大，遇到资金宽松的环境，头脑发热就大量融资扩张业务，没有考量随之带来的风险。在经济整体去杠杆的过程中，这一类企业往往首当其冲成为“退潮中的裸泳者”，是正常的，也是必然的。

中国过去几年推动去杠杆，加大环保执法力度，受冲击最严重的群体确实是中小企业，但本质上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在这个过程中特别关照国有企业、歧视民营企业，而是因为民营中小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在风险控制和环保标准执行方面，本来就存在更多的问题。同样的标准一刀切下来，大量民营中小企业出现经营困难甚至因为资金链断裂或环保不达标而停产倒闭，是必然现象。反之，在金融监管和环保要求方面，如果对国有企业高标准要求，对民营企业低标准要求，这就合理了吗？这样反而才是歧视，是不合理的。

过去几年，中国政府在优化中小企业营商环境方面所作的努力是非常多的，针对中小企业增值税营业税的减免力度非常大，小微企业增值税减半征收，所得少于50万的按10%收取，企业办理工商注册登记和税务开票以及各项行政审批的流程都在快速简化，不存在什么“改革倒退”之类的问题。

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并不矛盾。中小企业要有一个好的发展环境，除了税收这种可以直接量化的标准，基础原材料和基本公共服务的稳定性也很重要。网络通信道路交通能源化工等这些经济发展的基础服务基本都是国有企业在提供。前段时间有篇论中国制造优势的文章说了，中国的一次性打火机为什么能够称霸全世界？那不仅是浙江商人的精明和勤奋，实际上背后是有一个强大且可靠的化工和钢铁工业基础做支持。这种国有经济主导的钢铁化工产业，中国可以做到成本比发达国家低、效率比发展中国家高，所以才有浙江的打火机生产能够占据全世界80%以上的市场。实际上不仅是打火机，浙江无数的小商品生产都必须依赖它背后的这个高效且可靠的国有经济体系。

除了钢铁和化工原材料，还有能源供应。10年前，我访谈过一个做航天精密仪器的民营企业家，他把企业的制造从北京搬到了河北的固安，那个时候固安的工业园区电力供应还很不稳定，跟北京没法比。他对此非常抱怨，说动不动就突然停电，对精密加工而言根本就是不可接受的。言下之意是有点后悔搬过来了，后悔当时贪图税收减免和土地便宜。现在10年过去，这方面的短板基本解决，这个企业现在发展得很好了。中国国家经济的竞争力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其中很关键的一环就是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合作。民营经济能够如此活跃，在改革开放40年里边能够发展得这么好，老板们能够打败全世界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那么多竞争对手，赚这么多钱，国有经济在背后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

此外，国有企业相对民营企业还承担了更多的国家责任。国有企业在税务、社保方面是相对比较规范的，此外还有利润上缴。同样的产值，国有企业上交国家的利税和社保比例要大大高于民营企业，这也是各方公认的。烟草总公司每年上缴的利润和税收总额就超过了一万亿元，几乎与中国的军费开支相当。金融类国企的利润和税收就更是惊人。这些资金支撑了中国的公共服务开支和社会基金的运行。如果国有企业因为私有化等原因，大幅度减少了利税和社保上交，那么中国政府就很难继续维持目前这个水准的国防、治安、交通通信等公共服务；或者说，如果要维持目前这个水准的公共服务，就只能大幅度提高民营企业的税收和社保征收力度。

虽然名义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是执行一样的税收和社保征收标准，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对中小企业一直是网开一面的，大量的中小企业存在的税收和社保漏交少交，政府并没有认真去计较。这不仅是出于政府保护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愿望，更根本的是背后有国有企业在以高标准交税和交社保，因此不需要提高中小企业负担，政府的公共服务也可以维持在较高的水准，社保基金也还不至于短时期内出现严重短缺，政府有充足的财源。

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应该是全世界最好的之一了。跟美国比，很多方面还有差距，但在劳动力成本和交通电力等方面也有局部的优势。美国的公共开支建立在美元全球霸权的基础上，它可以用高达21万亿美元的债务来支撑它的公共服务、福利开支和对企业减税。简单来说，这些好处有很多是全世界其它国家的老百姓拼命干活给美国交的“铸币税”。美国政府拿着这个税收，就可以抵扣一部分原本应该向国内中小企业收的税，而且还可以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向国民供应石油等能源。这些好处中国目前是享受不到的，所以有些声音就只盯着美国，只比较中美差异，然后就得出中国国有企业系统主导的能源原材料价格太贵，税收负担太重等结论，是不客观的。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奋起直追，要从美国控制的全球体系中崛起，不可能让我们的民营中小企业各个方面都比美国的中小企业过得更舒服，既享受比美国低廉的能源价格，又少交税少交社保。中国政府和中国的国有经济体系，在外部环境限制和内部资源条件约束的情况下，已经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创造了尽可能好的生存发展环境。相比除了拥有全球霸权的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应该说综合来看已经是做得最好的了。

如果我们不看到国有经济发展对民营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的巨大支撑作用，一昧地强调国有和民营经济的对立，国家一说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就要说会扼杀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这种非此即彼的思想是非常有害的。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也就是同时在为做大做强民营经济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

不可否认，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某些领域存在着竞争关系。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现象，就如同国有企业之间、民营企业之间也会存在竞争关系一样，有竞争才有进步。国有企业在政府资源、信用支持方面更有优势，但同时也要看到，国有企业也会更多地承担很多政治任务，有些赚钱的事情，政府不让赚它就赚不到，比如网络游戏之类的；有些亏本的事情，政府让它干，它就得不计成本地投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好多民营企业经营不善，大量解雇工人，国家为了稳定就业，就不准国有企业裁员。这就是国有企业的政治负担。民营企业虽然没有政府信用背书，但赚的钱都是企业家自己的；国有企业有政府背书，但赚的钱只给企业家发远低于市场标准的工资。

国有企业相对于民营企业，是一种优势和劣势并存的企业组织形式。我们不能只看到国有企业享受到的某些特殊资源优势，看不到它承担的更多责任。民企的优势是灵活，劣势是背后缺乏信用背书；国企的优势是有政府信用支持，劣势是政府管制政治责任更多。有些事，国企的模式就更合适做好；有些事，民企的模式更适合做好。具体哪个好？主要由市场说了算，同时也要服从国家战略。

国有民营两种经济形式同时存在，有分工、有协作、有竞争，是中国经济体制的一大优势。在电信能源交通等自然垄断领域，国有企业占据主导地位，有利于国民经济稳定；在小商品等纯市场领域，民营中小企业占据主导地位，有利于微创新和提升经济活力，并创造更多就业；在一些大宗商品和高科技领域，包括家电电子汽车钢铁住房等，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同竞争，互较短长。目前来看，是一种很好的经济结构，没有必要互相诋毁。合理分工、良性竞争、长期共存、共同发展，应该是中国各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发展的主流和长远趋势。坚定不移地做大做强国有经济和坚定不移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坚决支持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共同发展，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最重要的发展经验之一，是一种超越个人意志的长远战略。

要客观看到改革开放前30年的建设历程。那个时候，一方面由于国家资源有限，必须在短时间内集中力量发展国防力量和重工业体系，才采用了以国有经济和计划经济为主导的发展道路，这个道路在经济和国防层面来看最后达到了设计者的初衷，是成功的；另一方面，它过于片面地借鉴苏联模式，扼杀了民间创新活力，让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僵化，必须在国防和重工业体系基本健全以后作出重大调整，否则不可持续。

改革开放后40年的历史证明，民营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走向繁荣所必须。没有前30年的艰苦奋斗和探索，就不可能有后40年的繁荣昌盛；没有后40年的开放搞活和拨乱反正，前30年的奋斗和探索就可能丧失，中国的发展就难于持续。

如果中国像俄罗斯一样，把国有经济视为市场经济的拦路虎，故意制定压制国有经济发展的政策，削弱公有制经济，最后会怎么样呢？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会改善吗？那是不可能的。只会让中小企业、实体经济的生存环境更糟糕。中小企业必须付出更高的成本才能享受到现在水平的公共服务和工业原材料供应，打着“民营经济”旗号的寡头经济将垄断国民经济命脉，真正草根的民营中小企业很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就失去生存空间。

试图把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彻底对立起来的言论，不管是片面地挺国有还是片面地挺民营，都是错误的。

中国经济奇迹是诸多力量共同努力创造出来的，民营企业家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但绝不是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中所吹嘘的那种开天辟地、创造一切的神圣作用。

有一些声音，在民营企业发展顺利的时候，就把民营企业家抬上天，好像中国经济奇迹都是企业家的功劳，跟政府无关、跟劳动者无关；当宏观经济出现问题、产业转型遇到障碍的时候，就把责任扔给政府，扔给中国的体制、文化、人的素质等。这是一种对民营企业家的“捧杀”。我们的民营企业家不应该被这种“精神按摩师”给搞得飘飘然，在繁荣的时候应该保持警惕，少犯一些头脑发热的错误；在经济困难的时候应该多多自省，反思自己的经营决策，同时也不要惊慌失措，应该跟各方面的力量团结起来共渡难关。

1997年香港回归前后，当时国际上就掀起了一波唱衰香港的浪潮，认为共产党来了，香港的自由港地位肯定就完了，随后又是东南亚金融危机来袭，很多香港人被这种声音所蛊惑，变卖资产离开香港。为了稳定香港经济，国有经济大举进入“接盘”。这种接盘在当时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任务，是不计成本不大考虑收益的。但最后的结果如何，大家现在也看到了。真正勇于在风雨飘摇的时候为国家承担责任作出贡献的最后得到了最好的奖励。国有企业接盘的资产全都大幅度升值，当年选择留下来与国家一起渡过难关的民间企业家如李嘉诚等，在此后20年里都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现在的情况与1997年的香港有些类似，何去何从，是跟着某些声音一起唱衰中国、及时变现走人，还是与国家人民站在一起共克时艰，是我们的许多企业家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中国不会也不可能抛弃过去几十年为中国经济作出巨大贡献的民营企业家群体，尤其是认真做实体经济积极搞产业升级的企业家们。企业家如果要想变卖资产出国享清福，或者在国内购置一些房产收租吃饭，也不难办到。过去几十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就是不断有一批人挣到了钱变现离场，然后一些没挣到钱的或者不愿走的人留下来，继续奋斗。中国不缺少离开的，也绝不会缺少留下的。相信大部分还是会留下来，跟国有企业、跟普通劳动者一起创造中国经济更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