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和对外贸易的源头已经湮没在久远的历史中而难以确认，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传统典籍、传说乃至日常语言中辨别出许多痕迹。商朝人因善于做生意而闻名，以至于后世将从事此道者一律称为“商人”；周穆王西行直抵吉尔吉斯斯坦草原，又为华夏先民打开了通往外部世界的道路。甚至充斥奇禽异兽、传说成书于大禹时代的《山海经》，根据现代学者考证，实际上也是先民四出探险的实录。在商人们的努力下，当张骞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抵达大夏（今阿富汗）时，惊讶地在当地市场上发现了产自蜀地的布匹和邛崃竹杖，而这些中国货物又是从身毒（印度）转卖而来的。依托举世无双的长期“大一统”格局及其经济社会发展“大国效应”，凭借人民的勤奋才智，从战国直至明末，中国一直是全世界制造业最发达的国家，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令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始终占据着有利的主动地位。在此期间，中国对外贸易先后发生了三次飞跃，每次飞跃都显著深化了外贸对中国社会与经济生活的影响。
一、汉朝：首开陆海丝路
中国外贸的第一次飞跃始于汉武帝时代，那是一个全社会自信向上、奋发有为的时代，那是奠定了统一中国基本格局的时代，那是确立了凝聚中华文明基本秩序两千年的意识形态的时代，也只有这样伟大的时代才能造就张骞、唐蒙这样英勇无畏的探险家群体，他们分别从西北、西南两个方向开辟了丝绸之路和蜀身毒道两条陆地国际商道，卫青、霍去病、陈汤等名将以其赫赫武功保证了这两条国际商道畅通无阻，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讨平南粤，又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口岸。此前中国对外贸易不过是少数勇敢商人单枪匹马的个体探索，此后则成为受到强大中央政府保护与支持的国家事业；此前中国与印度和西域的贸易必须几经中转才能抵达最终消费者，此后中国与印度和西域的直接贸易蓬勃增长。
通过丝绸之路、蜀身毒道和海上丝绸之路，我们输入了葡萄、苜宿、黄瓜、胡萝卜、汗血马和佛教、魔术，同时源源不断输出精美的丝绸、瓷器等制成品，令远至大秦（罗马）的各国消费者目眩神迷；也令百科全书式的罗马帝国著名学者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公元23—79年）焦虑不已，他将本国经济危机归咎于对华贸易，认为罗马进口中国丝绸等制成品逆差过大，黄金持续外流造成了国内经济危机。西北丝绸之路贸易历经三国、南北朝时代的动乱考验而不绝，在唐朝迎来了它最辉煌的时代。“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王维描绘的景象在千百年后仍然令一代又一代华夏子弟心驰神往，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在国家衰亡之时奋起追求汉唐重兴。
图1 汉匈之战与张骞通西域
二、两宋：依托海路商品、货币覆盖世界
“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柳永：《望海潮·东南形胜》）——创造了神话般物质财富的两宋时代[1]无疑是世界中古史上最富庶繁荣的国家，北宋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口过亿的国家，唐代全盛时期全国共有10余座城市居民超过10万户，两宋时期已经增加到40座，汴京和临安继长安、洛阳和南京之后成为世界上第4、第5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市列珠玑，户盈罗绮”（柳永：《望海潮·东南形胜》），以农业为主体的传统经济结构在两宋时代发生质变，国民经济货币化程度空前提高，政府财政收入70%来自工商税收，在很多方面已经相当接近近代工商社会，“贩夫走卒”之辈也能穿上丝质鞋子，以至于有现代外国学者慨叹，中世纪西欧贵族实际生活水平只不过相当于宋朝开封府守门士兵。
在此基础上，以贸易路线转向海洋、贸易商品结构转向日用消费品为标志，中国外贸迎来了第二次飞跃。由于国内经济空前发达而丝绸之路又被西夏隔断，始于汉晋的海路贸易在两宋时期取得了长足发展，并很快就显示出了相对于陆路贸易的优势。在陆路贸易为主的时代，受陆路运输能力之限，中国外贸商品结构不能不以量少价高的奢侈品为主；而在两宋时期的海路贸易中，日用消费品日益崭露头角。宋朝设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海关，建立了截至当时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帆船舰队和商船队，从东亚的高丽、日本到远处西洋的印度、阿拉伯、东非，中国商人和水手在各处海岸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对外贸易的空前发达使之第一次具备了财政上的重要性，局促于东南半壁的南宋朝廷对外贸收入的需求更为强烈，宋高宗赵构以帝王之尊，也津津乐道于“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于民。”[2]南宋绍兴末年（1162年），仅广州、泉州、两浙三个市舶司关税收入即达200万贯，按南宋进口商品关税率7%～10%推算，仅上述三个市舶司年进口纳税货物即达2000万～3000万贯，加上其他口岸的贸易，当时南宋人均进出口贸易额当在1贯以上。
随着对外贸易大规模增长，制作精良、信用卓著的宋朝铜钱大量外流，除契丹、西夏、大理、吐蕃等边疆民族政权之外，日本、交趾（越南）、南洋也大量输入和使用宋钱，远至印度、非洲，都出现了宋钱踪影，非洲桑给巴尔、索马里等地早在19世纪就出土过宋钱，宋钱成为当时整个东亚世界通行的货币，日本等国甚至出现了全面的“货币替代”现象，即该国政府自铸的货币根本无法赢得本国人民信任而彻底失败，不得不干脆停止自行铸钱而完全依靠输入中国钱。从五代时后周显德五年（西元958年）至晚明万历十五年（西元1587年），日本停铸本国铜钱时间长达629年。为保证国内铜钱供给，交趾等某些国家还规定，在对外贸易中中国铜钱只许收入不许用于对外支付。[3]直到1914年，日本《考古学杂志》载文论述当时朝鲜货币流通情况，仍然说当时朝鲜流通中国唐、南唐、北宋、南宋、金、明、清六朝的钱币，另有安南钱、日本钱和朝鲜钱，而以北宋钱最多；[4]印尼一些地区直到二战期间还在使用中国古代的方孔钱。
图2 清明上河图
三、明朝：外贸顺差消除“钱荒”
当军事先天不足的赵宋王朝最终沦亡在血海之中后，当瑰丽的宋代文明之花两次凋零在来自朔漠的寒风中之后，那些接收了宋朝航海技术的嗜血武夫们更感兴趣的是把这些技术应用于武力扩张而不是和平的贸易交往。直到明太祖重建了中国国民经济、明成祖朱棣决心在海外恢复中国的文明形象之后，中国外贸才重新走上正常发展轨道。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派遣使臣托梅·皮雷斯（Tome Pires）抵达广州，欧洲商人随后相继扬帆东来，欧洲、美洲与中国的直接贸易从无到有迅速膨胀，里斯本—好望角—果阿（Goa）—马六甲—澳门、福建月港（今龙海海澄）／厦门／广州—马尼拉／澳门—墨西哥阿卡普尔科（Acapulco）、澳门—长崎等贸易航道相继建立，中国对外贸易迎来了它历史上的第三次飞跃，不仅对国内生产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通过贸易顺差、白银内流引发了中国财政与货币制度革命。
直至明初，中外贸易仍以奢侈品居多，自南宋以降，中国大量购买海外珍宝、香料、药材，长期处于贸易逆差，金、银、铜钱大量外流。西人东来后，中国日用消费品获得了广阔的新市场，对外贸易商品构成发生质变，凭借千百年间发展起来的精湛工艺和低廉价格，中国商品在与欧、美和日本各地商品的竞争中一路凯歌，生丝、丝织品、天鹅绒、绫绢、绸缎、棉布、麻织品、珠宝、工艺品、钢铁锡铅制品、硝石、火药、食品、家禽、家畜等各类商品均大量输出，尤其是纺织品表现出了无与伦比的国际竞争力。从英吉利海峡到东非沿岸，从美国切萨皮克海湾（Chesapeake Bay）到墨西哥阿卡普尔科（Acapulco），出土文物和海底沉船中的中国瓷器、纺织品无声地向人们诉说着那个时代中国制造业和对外贸易的辉煌。中国出口的空前增长彻底扭转了中国的国际收支，来自美洲、日本的白银源源不断流入中国，货币金属匮乏的中国消除了自从北宋以来持续数百年的“钱荒”，白银成为全社会通行的本位货币，为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全面建立货币财政制度奠定了物质基础。
当明朝后期中国商品生产、市场交换和社会生活的正常发展全部被天翻地覆的明清鼎革打断之后，当除北京之外的中国所有大城市都被满清军队淹没在血泊之中后，为了维护八旗小集团的部族统治，满清统治者百般扼杀汉族人民的一切创新开拓精神，敌视中国社会的任何变革因素。在满清统治者眼里，工商实业、科学技术、对外贸易、海外移民一概属于危险因素而应当百般限制，致使中国生产技术、航海技术在很多关键方面不进反退。明代科学家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流传到欧洲之后被法国国王视为瑰宝，显著推动了日本、欧洲制造业技术的发展，在中国本土却因文字狱而失传两百多年，直到清末才从日本重新输入。为了扑灭抗清力量，满清统治者入关后实行了残酷的海禁，从辽东直到广东，用屠刀沿着漫长的海岸线制造了30里宽的无人区；康熙年间一度开放海禁而设立4处通商口岸，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就收缩到了广州一处，其功能局限为向权贵阶层提供西洋奢侈品和正常税收之外的“报效”，为中国开辟海外市场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华侨也被乾隆皇帝轻蔑地称为“天朝弃民”而听任荷兰、西班牙殖民者屠杀。在“康乾盛世”的赞歌声里，中国制造业丧失了维持两千多年的世界领先地位，对外贸易丧失了持续发展的基础，昔日高踞全球经济体系顶层的中国沦落到了第三世界，直到英国侵略者用鸦片、洋枪洋炮轰开大门，中国外贸在极端屈辱、极端不平等的条件下被动地走上了血泪铺砌的“发展”道路，中华民族也开始了漫长、艰辛的救亡和“赶超”进程。
四、“一带一路”：用中华文化减少摩擦
经过百年浴血奋战，中国重新赢得了自由独立；经过六十余年奋斗建设，今日之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第一出口大国。1948年，中国在全球货物贸易出口市场所占份额仅有0.9%，2015年提升至14.2%，[5]这一份额基本上已经接近二战后、1950年代初美国达到的高峰，亦即美国在其实力鼎盛时期的和平年代所能占有的最高份额。论经济总量，1980年美国GDP（现价）是同年中国现价GDP的9.4倍，实际GDP占全球实际GDP的21.90%，也是同年中国所占份额（2.34%）的9.4倍；到2016年，美国GDP（现价）只比同年中国现价GDP高63%，实际GDP占全球总量份额下降到15.59%，比1980年下降近1/3，只相当于同年中国所占份额（17.86%）的87%。[6]在全球经济增长中，中国经济角色已经从1980年代的“东亚经济稳定器”升级成为“世界经济稳定器”与“发动机”，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从“十五”和“十一五”期间的14.2%，上升到了“十二五”期间的30.5%，2016年为41.3%，同年美国同一指标为16.3%，日本为1.4%。[7]在全球经济政治体系中，中国正在稳步回归明清鼎革之前占据两千年的地位，现代“一带一路”规划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其目标是秉承平等互利原则充分发掘中国与贸易伙伴各自优势，做大全球经济贸易增长“蛋糕”，分享繁荣。
“一带一路”要想成功，首要的事情是推动中国国内产业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我们要用外向经济发展助力国内市场统一，不断消灭国内市场分割行为，而不是小相反。
“伊朗人民一直很敬佩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在儒家文化的培养下，有着勤劳、节俭的优良品质，才能在短短二三十年内打造出中国奇迹”[8]——2016年5月18日，伊朗副总统苏塔尼法尔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如是说。是的，文化传统对一个社会的和平、稳定、发展与否有着重大影响，这一点已成公论；“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难免磕磕碰碰，而要最大限度从源头上降低摩擦概率、化解已经发生的摩擦，文化合作、主要是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具有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一带一路”常常归结为“五通”——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而文化合作就是“民心相通”中具有持久性意义的关键内容。
而且，与直接的文化产品出口和拉动货物贸易出口相比，文化合作更重要的功用在于潜移默化形成共同的默认观念和行为规范，形成更加合理、积极的思维方式，从而从源头上降低发生摩擦的概率，化解已经发生的摩擦。即使不考虑这一点对创造良好政治、社会环境的不可替代的意义，仅仅就创造理性、可持续经济政策和商业环境方面，中华文化就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与其它大的文化系统相比，中华文化根本特色在于两点：格外强调自强自立，格外强调自省自律；正是这样的特点，使得历史上的中国王朝在处理对外关系时非常关注保护来华外商生命财产安全，合理规划其税负，约束本国商民的不规范、不诚信行为，为来华外商创造友善的商业环境。到了现代，当中国挣脱列强羁绊而开始独立自主推行“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时，也正是这样的文化传统，使得中国并没有将近代落后的全部原因都归结于外部势力的压迫、剥削和掠夺，而更多地是自省，更多地归咎于自身的错误导致落后，落后就要挨打。由此出发，在经济贸易发展中，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更多地是鞭策整个国家、整个民族自我奋斗，不断自我提高，以求最终实现“赶超”目标。
而在一些文化传统较为缺乏、甚至严重缺乏自律自省意识的国家，社会和执政者更倾向于将自己的落后归咎于外部势力的“罪过”，更倾向于采用排外的、限制性的措施来达到目的，导致其商业环境恶劣，结果最后往往是恶化了自己的经济社会发展实绩。无论是现在的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这种现象。在中国“一带一路”计划覆盖的国家中，恰恰有相当多国家存在这样的问题；要解决由此而来的许多摩擦，在事情发生之后通过双边、区域、多边等渠道去寻求化解固然重要，但上医治未病，更重要的恐怕还是通过文化合作，潜移默化让大家接受共同的积极观念（尽管程度会存在差异），从源头上降低摩擦概率。由于初级产品行情变动，在当前的这10年左右时段里，许多新兴市场贸易伙伴宏观经济处于困境，这一环境变化本身就会促使他们自省，促使他们力图通过消减贸易保护主义、改善商业环境来摆脱经济困境；而在这样的时期开展文化合作，传播更合理更可持续的理念，当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黑人在广州围攻打砸公安机关）
我们追求和平与发展，但作为客观、冷静的唯物主义者，我们绝不可一厢情愿地带上玫瑰色眼镜去观察现实世界。开放是经济发展必由之路，但开放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对国家经济安全、社会稳定、政治安全带来一系列冲击，只有正视问题，才有可能解决问题。宋代对外贸易蓬勃发展大大加剧了困扰两宋政府三百年的“钱荒”问题，因过度任用外侨、疏於防范而在末年遭遇蒲寿庚背叛之祸；蒲寿庚留下的祸根在元末进一步发展成为割据泉州十年的亦思巴奚叛乱；明代对外贸易发展一度伴生出了荼毒万里海疆的“倭寇”问题；清代对外贸易的发展带来了边疆分裂主义，尤其是在对中亚贸易中传入的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双泛”思潮，至今仍是中国国家安全心腹大患。对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做好相应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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