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探索：从马克思到习近平
谭苑苑李建平
恩格斯早就告知世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指导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留给世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有助于我们切实做到真懂、真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助于我们深刻领会并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成果，即毛泽东、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有助于推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进一步深化。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方法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探索指明了方向
马克思一生致力于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探索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的规律，四大卷的《资本论》就是其全部心血的结晶。他坚信，“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必然灭亡的理解”。早在1848年他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便庄严宣告：“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都作过一系列原则性的描述。在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第一次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两个阶段，即“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无论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还是“革命转变时期”、“政治上的过渡时期”，实际上指的是后来的“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探讨了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的本质规定及在生产关系中的重要地位、按劳分配的基本特征和有计划分配劳动时间的经济运行形式等问题，可以说，这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雏形。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竟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他们所预言的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社会，并不等同于现存的社会主义社会。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讳言，多次声明他们从不打算教条式地描绘未来社会，只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批判分析中，对未来社会作出科学预言。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设想变为了现实，并在一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不会过时，至今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芒，成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探索的理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包括哪些内容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他所使用“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资本论》所应用的就是“辩证方法”。列宁认为，“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由此可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由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三部分构成。
第一，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共同创立了唯物史观，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前进道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虽然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愤而批判了资本主义经济，但毕竟未能抓住事物的本质，因为科学的历史观尚未产生。而在1847年《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则运用业已形成的唯物史观的立场和观点，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象，把蒲鲁东“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方法批驳得体无完肤。19世纪50年代中后期，马克思开始了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书的计划，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他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把生产作为首要研究对象：“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出版，马克思在序言中回顾了“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特别提到唯物史观的创立对他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指导意义。为了与大家分享这一重大发现，他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作了简要而经典的表述。恩格斯高度评价了唯物史观的意义和价值，认为“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强大的、一切时代中最强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面前。”
第二，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论应用。《资本论》是一部将马克思经济学和哲学思想高度融合的巅峰之作，马克思寓于其中的辩证法思维方式是真正读懂《资本论》的前提和关键。正如列宁所言，“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其一，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中的“合理内核”，并将其创造性地运用于《资本论》研究之中。一方面，马克思毫不讳言对黑格尔的崇敬与喜爱，“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另一方面，马克思立场鲜明地表示，自己的辩证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必须要把辩证法中被黑格尔“神秘化了”的部分“倒过来”。其二，尽管贯穿于《资本论》创作中的唯物辩证法一度遭受不少非议与指责，但是，在马克思的犀利言辞与论战面前，那些不懂辩证法的经济学家却显得十分浅薄与可笑。马克思感叹：“人们对《资本论》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针对俄国经济学家考夫曼的评价，马克思回应道：“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还有一些德国经济学家指责《资本论》的文体和叙述方法，指责其为“黑格尔的诡辩……叙述方法不幸是德国辩证法的”。特别是来自庸俗经济学家杜林的污蔑，他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混为一谈，斥其为“辩证法的拐杖”。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大篇幅探讨了有关《资本论》的方法问题，就上述指责作出了有力回应。马克思还在1868年致库格曼的信中明确表示：
【“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但是只有在剥去它的神秘形式之后才是这样，而这恰好是我的方法的特点。”】
第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主要将实践认识论用于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促使马克思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是，他作为《莱茵报》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1843年底，马克思到达巴黎，大量研读政治经济学著作，积极参加巴黎的工人运动。无论在巴黎、布鲁塞尔还是伦敦，马克思都同各国的工人运动保持密切联系。早在1845年春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就深刻阐明了“社会实践”的重要性，这一包含“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思想为其之后唯物史观的正式创立，以及辩证唯物主义的升华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亦是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根本方法。爆发于19世纪60年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日益加深了阶级对立与两极分化，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日趋高涨的形势下，马克思致力于以科学理论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丰富的实践经验为马克思《资本论》的创作、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形成不断注入鲜活元素。马克思还在之后的《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发展阶段及其基本特征作出了深刻阐述。这些理论思想是马克思在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矛盾、领导国际工人运动的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诚如恩格斯1886年1月27日致信爱·皮斯时所言，“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的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鉴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均是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践探索，其关于未来社会的科学构想始终只是理论层面的探讨，这一切都还有待后续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实践和探索予以证明。
二、列宁、斯大林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探索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的真理光芒并没有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逝世而黯淡下来，它对于俄国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均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竟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更不可能进行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因此，对于首先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且没有前人经验可供借鉴的俄国来说，实践认识论的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总的说来，实践认识论的方法指导始终贯穿于列宁、斯大林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过程之中，这也是他们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探索区别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个鲜明特征。
列宁的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及《哲学笔记》等著作中，其中逻辑学、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统一的观点，无疑成为其指导俄国经济建设的科学方法论。列宁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
第一，列宁善于运用唯物史观的科学原理以分析并指导国家的经济建设。列宁早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中，就有力反驳了米海洛夫斯基批判《资本论》和唯物史观的观点。列宁指出：“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是用唯物主义方法科学地分析一个（而且是最复杂的一个）社会形态的范例，是大家公认的无与伦比的范例。”由此可见，列宁对唯物史观的深刻领会与把握，是其能够有效指导并规划俄国经济建设的关键。比如，列宁强调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性，强调经济建设的首要地位：其一，列宁认为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根本任务，这是其准确把握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根本动力的体现。“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可以最终被战胜，而且一定会被最终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创造新的高得多劳动生产率。”其二，列宁结合俄国经济建设的实际情况，强调务必要把经济建设摆在首位，这是其深谙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经济与政治关系的生动体现。他指出：“贫困、饥饿、挨冻和一切苦难都是由生产力不足造成的。现在我们应该注意把为政治和军事服务的全部宣传鼓动工作转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更多地发动工程师和农艺师，向他们学习，检查他们的工作，不要把代表大会和会议变成空谈的机关，而要变成检查经济成就的机关，变成我们能够真的学习经济建设的机关。”其三，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在充分考察、接纳、分析广大农民意见以及广大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劳动者的经验中形成并制定出来的，完全符合俄国广大工农群众的利益诉求，说明列宁始终坚定地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思想贯彻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中。正如列宁所言，“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定是得到一致同意的，……地方上的各方面的同志已经根据实际经验，自行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所以，对这种措施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实质上不可能有什么怀疑”。
第二，杰出的辩证思维方式，使列宁能够有针对性地提出适合俄国经济发展的正确方案，反映了列宁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认识论的继承与发展。面对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既要经历从战争时期转向社会主义建设，又要面对由错综复杂的来自经济、政治层面问题而导致的国家贫困。因此，根据俄国的特殊国情，列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选择了一条适合本国经济发展的道路，他明确指出：“必须把全力从事战争的整个苏维埃政权机器转上和平经济建设的新轨道。不能靠一般公式，靠纲领中的一般原理，靠共产主义的一般原则，而必须估计到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从我国的过去向我国的现在过渡的这些条件的特点，估计到过去国家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战争上，现在国家在军事方面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就应该用军事办法来完成经济任务。”
根据矛盾特殊性的方法要求，列宁真正抓住了马克思主义最本质、最精华的东西，即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列宁在《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中指出：“马克思辩证法要求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比如，列宁在新经济政策中提出以固定的粮食税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余粮收集制；提出要以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来发展本国经济，但同时要注意趋利避害；为了整治平均主义分配导致的不良现象以及提高全体劳动者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列宁还提出了“不劳动者不得食”。
第三，列宁实践认识论的方法始终对其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和实践发挥指导作用，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认识论的继承与创造性发展，又可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有益借鉴。在俄国革命取得胜利之后，要回答应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实际上并无现成的本本与教义可供参考，一切理论与指导思想只能通过实践获得。列宁历来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以及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我们并不苛求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者知道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切具体情况。这是痴想。我们只能知道在这条路的方向，我们只知道在这条道路上前进的有哪些阶级的力量，至于具体情况，实际情况，那只有千百万人的实践经验才能证明。”“只有集体的经验，只有千百万人的经验，才能在这方面给我们以决定性的指示。”列宁强调一切来源于实践，同时注重理论对实践指导作用，由此探索出一条适合俄国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列宁还多次强调“七次量衣一次裁”，即进行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要集群众之经验，从反复的实践中对成功或失败的经验作出概括与总结。
在列宁的基础上，斯大林继续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其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探索亦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积累了宝贵经验，但也犯下一些错误。在列宁“一国胜利论”的基础上，斯大林结合本国实际，进一步提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他高度重视发展生产力，巩固经济基础，同时注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互动以及人民群众的重要地位，希望国家快速走上社会主义工业化以及农业集体化的道路。斯大林认为：“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是把农业和社会主义工业结合为一个整体经济，使农业服从社会主义工业的领导，在农产品和工业品交换的基础上调整城乡关系，堵死和消灭阶级首先是资本借以产生的一切孔道，最后造成直接消灭阶级的生产条件和分配条件。”斯大林还指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还必须从工业社会主义化进到农业社会化”，肯定“集体农庄”这一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是“农业按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杠杆”，提出“改造集体农民克服他们的个人主义心理……用社会主义精神去改造农民、改造农民心理的主要基地”。
三、毛泽东、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探索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指导漂洋过海，在拥有五千年文化底蕴的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使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探索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毛泽东、邓小平的政治经济学探索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又有对列宁、斯大林的有益借鉴，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立足本国国情，结合时代特征，真正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经济阶段性发展的道路。
第一，毛泽东认为研究我国经济问题须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展开分析，强调了唯物史观的应有之义。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作了详细阐述，提出：“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毛泽东还指出教科书存在的问题是“只讲物质前提，很少涉及上层建筑，……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此外，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以及建设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群众观点，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提出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同时高度重视农民问题。比如，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进步的领导力量。”毛泽东还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再次强调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毛泽东还引领中国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大生产以及互助合作运动，极大地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之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二，毛泽东十分重视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解决问题，特别是有关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造的重大问题。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深刻指出：“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道路总是曲折的，前途总是光明的。”毛泽东指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不承认矛盾是动力……不说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由此便造成“矛盾普遍性这个规律，在他们那里被否定了，辩证法在他们那里就中断了”。
第三，毛泽东强调人的正确思想从社会实践中来，注重调查研究，反对不切实际的浮夸风。早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就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周恩来评价：“毛泽东同志这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讲的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我们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读它。”足以见得，实践认识论是毛泽东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根本方法。
邓小平高度重视生产力的首要地位，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先是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指出：“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1988年，他再次强调并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原则，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随后，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又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他还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事业”。这里集中反映了邓小平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科学把握，特别是上层建筑可能起到的反作用。邓小平既强调发展，又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幕，还特别注意稳定。换言之，处理好发展、改革、稳定三者的关系是邓小平格外重视的环节。比如，邓小平在1989年提出“压倒一切是稳定”：“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他还提出“中国不允许乱”：“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加强控制是为了稳定，是为了更好地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邓小平提出著名的“摸着石头过河”，这一允许试验、鼓励大胆探索的科学方法正是实践认识论的生动体现。邓小平指出：“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我们走的路还会有曲折，错误也是难免的，但我们力求及时总结经验，不要犯大的错误，更不要因为小的曲折而缩手缩脚，不敢大胆前进。”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探索真正摆脱了教条主义的影响，力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伟大实践的过程中，实现了我国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型。
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方法论探索
习近平分别于2013年、2015年召开了两次以“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为主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影响重大，意义深远。2016年7月8日，习近平在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特别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又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进而指导实践。”党的十九大顺利召开之后，2017年年底，习近平又主持召开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议以“七个坚持”重点阐述了在实践中形成的“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由此可见，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以及实践认识论仍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方法论构成。同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科学内涵还应包括继承、发展与创新三个维度，“继承”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指导，“发展”的是列宁、斯大林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早期探索以及毛泽东、邓小平分别对“站起来”“富起来”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探索，“创新”则代表的是习近平对“强起来”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探索。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着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给予当代中国的强烈现实观照。其一，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与价值取向，而且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核心要义。一直以来，“发展”都是推动人类经济社会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一个多世纪以前，从马克思和恩格斯誓要为绝大多数无产阶级谋解放、为实现未来社会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开始，生产力的高速发展总是个绕不开的重要话题，不过当时的发展只是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繁荣兴盛，是为了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少数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已。到了列宁、斯大林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早期探索阶段，经济建设不仅需要摆在首位并且是为了广大工农群众的利益。接着是毛泽东、邓小平时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阶段，这时不仅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发展是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了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今天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其发展理念则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首创精神以及各项权益。其二，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精准表述，充分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对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深刻领会与把握，也是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互动的“中国特色”解读。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与更讲究质量、效率、公平、可持续的新发展理念不无关联，它是立足于我国当前的国情实际，对党和国家提出的最新要求，也是在我国不改变基本国情与国际地位的前提下对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问题的科学认识。
内蕴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辩证法思维方式是精彩纷呈、不胜枚举的，以下仅举三例加以说明。一是从“事物发展的实质”看习近平经济发展的“新常态论”。马克思认为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习近平的“新常态论”既是对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趋势及其特征所作的最为客观、精准的判断与表述,也是对我国当前经济发展这一“既成的形式”“不断运动”的“暂时性方面”的深刻总结与领会。二是从“系统方法”看习近平的“五大新发展理念”。笔者主张，应以系统方法，即整体与部分的辩证思维方式看待“五大新发展理念”的科学内涵以及内在逻辑关联，这也是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方法论要求。“五大新发展理念”是一个密切关联的逻辑整体，分别从第一动力、内在要求、必要条件、必由之路以及本质要求五个层面概括了发展理念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要求。一方面，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各自发挥着作用，但又不能将其中任何一个部分孤立起来看待，必须将它们贯通、联系起来理解，否则将顾此失彼，使得整体发展进程受到影响，更遑论实现整体大于各孤立部分之和的效果。另一方面，整体发展理念决定每一部分发展理念的贯彻落实，每一部分发展理念所发挥的实效又会反作用于整体发展理念向纵深推进。三是从“经济、政治的辩证统一”看习近平的“政府、市场合力论”。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又可反作用于经济，这可用于理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如何充分发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合力优势，要求“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一大重要理论创新。上述思想充分体现了习近平高度重视经济与政治的辩证统一、密切互动，强调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强调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政治领导作用。
在2016年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以及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都特别强调，“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不可能一蹴而就，它必然需要“我国历史文化”的滋养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的指导，也需要对“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总结与反思，还需要对“国外现代化发展”先进文明成果有选择地吸收与借鉴。
但是，上述一切均无法替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我们需要在反复探索性的实践中不断总结与提炼，以期为下一轮亟待开展的新实践而服务。作为“强起来”阶段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实践基础上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道路，其中“基于实践的‘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法宝”。究其实质，“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的辩证统一关系反映的正是实践与认识之间不断良性互动过程，即“在‘摸着石头过河’中积累顶层设计的基础，又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对‘顶层设计’进行检验、丰富和落实”。实践认识论不仅是贯穿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根本方法，而且是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继续发展完善、不断注入新鲜活力的重要原因。唯有如此，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才能跳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重蹈“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坚决远离“西方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翻版”。
自马克思、恩格斯开始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到列宁、斯大林进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早期探索，再到毛泽东、邓小平所进行的让中国“站起来”“富起来”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直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包括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实践认识论在内的方法论构成、应用以及创造性的发展是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在上述跨越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时期之中，唯物史观始终是方法论的基础，唯物辩证法是涉及诸多方面具体运用的基本方法，实践认识论则是贯穿其中的根本方法。这里不妨用一种更为形象的比喻来说明，三大方法论构成犹如我们打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大厦的三把钥匙。唯物史观是掌管大厦大门的总钥匙，若是没有这一方法论基础作为宏观视野，那么我们根本无法获得对大厦全貌的整体了解；唯物辩证法是分管大厦不同小门的钥匙群，根据不同的功能各自发挥具体作用；实践认识论则是需要随时根据实际情况而打造的“可变型”钥匙，以应对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才可打开“真理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