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思想
龚云
原编者按：坚持什么样的改革方向，是决定我国改革开放性质及其最终成败的一个根本问题。邓小平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40年改革开放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指导作用，保证了中国改革开放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就，也充分证明了这一思想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重大意义。面对新时代新挑战，我国改革开放又一次处于十字路口，继续坚持和贯彻邓小平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思想，有着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战略意义。
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始终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关于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有系统论述。邓小平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改革开放中发挥了重要理论指导作用，保证了改革开放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顺利进行，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继续坚持邓小平关于坚持改革社会主义方向思想指导，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一个大问题
方向问题至关重要。坚持什么样的改革方向，决定着改革的性质和最终成败。从改革开放一开始，一直到逝世，邓小平始终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邓小平认为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1985年8月28日他在会见非洲客人时强调：“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现在讲的是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1] 1986年4月4日，他在会见南斯拉夫客人时再次指出：“坚持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十亿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世界是个灾难，是把历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2]
邓小平之所以认为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很重要，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在邓小平看来，他领导的这场改革，其目的和性质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他多次说过：“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3]“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4]“我们党所领导的改革开放绝不是要改掉社会主义制度。”[5]“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6]“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和不公正现象。”[7]“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8] “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我们不允许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我们引进先进技术，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至于怎么能发展得多一点、好一点、快一点、省一点，这更不违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9]
第二，改革始终受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干扰。中国从一开始改革，就受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干扰。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始终存在两种不同的改革观的较量。邓小平指出：“有一些人打着拥护改革开放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在1989年他指出：“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10]“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坚决转移工作重点，就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同样，不认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能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还会把纠‘左’变成纠正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也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11]江泽民也指出过：“许多事实告诉我们，在改革开放问题上，实际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一种是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一贯主张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改革开放，即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开放。另一种是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要求中国‘全盘西化’的人所主张的同四项基本原则相割裂、相背离、相对立的‘改革开放’。这种所谓的‘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化，就是把中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我们必须划清两者的根本界限。”[12]“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13]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出现，就像列宁所指出的：“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人的罪孽、过错和背叛，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14]中国改革开放是在资本主义在世界体系占主导地位下进行的，从一定程度上是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技术、管理的过程，是国内允许资本主义因素在不损害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不断壮大的过程。因此，在这个过程中，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出现，就是很自然的。
为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改革的干扰，邓小平始终重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必须贯彻改革开放始终，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必须防微杜渐。他指出：“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15]“有的现象可能短期内看不出多大的坏处，但是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和采取坚定的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滥，就会影响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严重。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16]
第三，中国改革不是走、也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从历史与现实多次论证，中国改革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也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1979年3月30日，他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如果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摆脱了资本主义制度，它们的经济文化肯定还会有更大的进步。所以资本主义国家中一切要求社会进步的政治力量也在努力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努力为消灭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各种不公道、不合理现象直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我们要向人民特别是青年介绍资本主义国家中进步和有益的东西，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动和腐朽的东西。”[17]“现在有一些人散布所谓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言论。一定要彻底驳倒这种言论。首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经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绝大多数人决不允许历史倒退。其次，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现在还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从根本上说，是解放以前的历史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我们的经济建设曾经有过较快的发展速度。现在我们总结了经验，纠正了错误，毫无疑问将来会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得都快，并且比较稳定而持久。至于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数赶上和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那当然需要相当长的实践。再次，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哪个好？当然是社会主义制度好。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在某些情况下也犯严重错误，甚至出现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严重曲折，固然有主观的原因，根本上还是旧社会长时期历史遗留的影响造成的。有长期封建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法、德、日、意的发展，也都有过重大的曲折和反复（英、法出现过反革命复辟，德、日、意出现过法西斯统治）。但是，我们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用自己的力量比较顺利地战胜了林彪、‘四人帮’，使国家很快又走上了安定团结、健康发展的道路。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18]“以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19]
1979年11月26日，他在会见外国客人时说：“当然我们不需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它的优越性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20]“人们有这样的怀疑，中国这样搞会不会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肯定地说，不会。现在，我们国内的资产阶级已经不存在了。过去的资本家还有，他们的成分已经改变了。外资是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占有它的地位。但是外资所占的份额也是有限的，改变不了中国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特征是搞集体富裕，它不产生剥削阶级。”[21]“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22]
1980年1月16日，他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绝不允许把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技术和某些管理的经验，变成了崇拜资本主义外国，受资本主义腐蚀，丧失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23]
1982年7月4日，他在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再次指出：“对外开放，资本主义那一套腐朽的东西就会钻进来；对内搞活经济，活到什么程度，也是有问题的。我们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这一手。但是为了保证这个政策在贯彻执行中能够真正有利于四化建设，能够不脱离社会主义方向，就必须同时还有另外一手，这就是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没有这一手，就没有制约。”[24]
1982年9月1日，他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25]
1984年6月22、23日，他在会见香港客人时指出：“我们对香港的政策长期不变，影响不了大陆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比如香港、台湾。大陆开放一些城市，允许一些外资进入，这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比如外资到上海去，当然不是整个上海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深圳也不是，还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的主体是社会主义。”[26]
1984年6月30日，他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说：“坚持社会主义对中国也十分重要。”“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27] “建国以后，我们从旧中国接受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工业几乎等于零，粮食也不够吃，通货恶性膨胀，经济十分混乱。我们解决吃饭问题，就业问题，稳定物价和财经统一问题，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经济建设。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人们说，你们搞什么社会主义！我们说，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所以，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28]“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29]“如果按资本主义的分配方法，绝大多数人还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状态，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过上小康生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道理。不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小康社会形成不了。”[30]
1984年10月22日，他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说：“开放伤害不了我们。我们的同志就是怕引来坏的东西，最担心的是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恐怕我们有些老同志有这个担心。搞了一辈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忽然钻出个资本主义来，这个受不了，怕。影响不了的，影响不了的。肯定会带来一些消极因素，要意识到这一点，但不难克服，有办法克服。你不开放，再来个闭关自守，五十年要接近经济发达国家水平，肯定不可能。按照现在开放的办法，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几千美元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31]
1985年5月20日，他在会见台湾陈鼓应教授时说：“我们大陆坚持社会主义，不走资本主义的邪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32]
1987年2月28日，他在会见加蓬总统邦戈时说：“这个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33]
二、用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早在改革开放刚启动的1979年，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改革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后来，他多次强调，要用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1979年3月30日，他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总之，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央认为，今天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某些人（哪怕只是极少数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决不许可的，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34]
1980年2月29日，他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贯彻这条思想路线，就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离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根，没有方向，也就谈不上贯彻党的思想路线。”[35]
1980年12月25日，他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这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绝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动摇，并且要用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36]
1982年4月10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中指出：“有四个方面的事情，四个方面的工作和斗争，要伴随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走。这四个方面的工作，或者叫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四项必要保证，即：第一，体制改革；第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第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第四，整顿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包括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37]“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斗争，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个保证。这是一个经常的斗争，经常的工作。否则，社会主义道路怎么坚持呀？如果不搞这个斗争，四个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就要失败。所以，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没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也肯定要失败。有了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就可以沿着正确的方向走。”[38]
1983年10月12日，他在十二届二次中央全会上讲话中指出：“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这是我们立国和团结全国人民奋斗的根本。”[39]
1.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认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关键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坚持共同富裕。他指出：“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40]“社会主义有两个根本原则，一个是公有制为主体，一个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41]“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42]“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43]“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44]改革应“允许个体经济发展和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经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45]
1980年1月16日，他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四项基本原则首先要求坚持社会主义，难道我们能够不坚持社会主义吗？不坚持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安定团结，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46]“我们要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四个现代化，理所当然的，我们的干部队伍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要有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要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的纪律。应该说，我们党内、国内本来就有一些非社会主义思想，由于林彪、‘四人帮’林彪、‘四人帮’十年横行和其他种种原因，加上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外交关系、外贸关系，并且还发展这些方面的关系，所以，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渗透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有必要反复强调，我们的干部队伍，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今天重申这一点，有特别重要的意义。”[47]
1980年5月5日，他在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的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我们认为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48]
1980年8月，他在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时说：“不管怎样开放，不管外资进来多少，它占的份额还是很小的，影响不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吸收外国资本、外国技术，甚至包括外国在中国建厂，可以作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补充。当然，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的东西。我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这并不可怕。”[49]
1980年12月25日，他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逐步制定完善的干部制度加以保证。提出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三个条件，当然首先是要革命化，所以说要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前提。”[50]
1982年9月1日，他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我们要抓紧四件工作：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内破坏社会主义的犯罪活动；在认真学习新党章的基础上，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这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保证。”[51]
1984年6月30日，他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说：“我们欢迎外资，也欢迎国外先进技术，管理也是一种技术。这些会不会冲击我们的社会主义呢？我看不会的。因为我国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很大，吸收几百亿，上千亿外资，冲击不了这个基础。吸收外国资金肯定可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补充，今天看来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补充。当然，这会带来一些问题，但是带来的消极因素比起利用外资加速发展的积极效果，毕竟要小得多。危险有一点，不大。”[52]
1984年7月31日，他在会见英国客人时说：“十亿人口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改变的，永远不会改变。”[53]
1984年10月3日，他在会见港澳客人时说：“我们也在变，最大的不变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变”[54]。
1984年10月31日，他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指出：“十亿人口的大陆坚定不移搞社会主义”[55]。
1985年10月23日，他在会见美国客人时说：“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直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56]
1986年9月2日，他在回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时说：“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人们常常忘记是什么样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57]
1986年12月30日，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资，是为了搞好社会主义建设，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增加全民所得。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两极分化。这就叫社会主义。”[58]“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59]“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60]
1984年10月22日，他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说：“基本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说归公有。”[61]“在本世纪内最后的十六年，无论怎么样开放，公有制经济始终还是主体。同外国人合资经营，也有一半是社会主义的。合资经营的实际收益，大半是我们拿过来。不要怕，得益处的大头是国家，是人民，不会是资本主义。”[62]
1984年12月19日，他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说：“我还想请首相告诉国际上和香港的人士，‘一国两制’除了资本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主体、十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主体是很大的主体，社会主义是在十亿人口地区的社会主义，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不行。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我们对外开放二十来个城市，这也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是主体这个前提下进行的，不会改变它们的社会主义性质。相反地，对外开放有利于壮大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63]
1985年3月7日，他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即席讲话指出：“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我希望宣传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搞别的现代化。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64]“社会主义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还有，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65]“总之，一个公有制为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行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从长远说，最终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这个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我们不能拿空话而是要拿事实来解除他们的这个忧虑，并且回答那些希望变成资本主义的人。我们的报刊、电视和所有的宣传工作都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这些人脑子里是有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66]“一定要让我们的人民，包括我们的孩子们知道，我们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我们采取的各方面的政策，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为了将来实现共产主义。”[67]
1985年8月21日，他在会见非洲客人时说：对内搞活经济，是活了社会主义，没有伤害社会主义的本质。至于吸收外国资金，这是作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不用担心它会冲击社会主义制度。搞活开放也会带来消极影响，我们要意识到这一点，但有办法解决，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从政治上讲，我们的国家机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它有能力保障社会主义制度。从经济上讲，我国的社会主义仅仅在工业、农业、商业和其他方面已经建立了相当坚实的基础。”[68]
1985年8月28日，他在会见非洲客人时强调：“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同时，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至于不搞两极分化，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注意到了这一点，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旧算失败了。会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总之，我们的改革，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过去四年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方向走的，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69]“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是强有力的。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政策和国家机器有力量去克服这些东西，所以事情并不可怕。”[70]
1985年9月23日，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有计划地利用外资，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都是服从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总要求的。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71]“我们现在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代和任务不同了，要学习的新知识确实很多，这就更要求我们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来积极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本问题的本领，既把我们的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推向前进，也防止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因此，我希望中央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决定，使全党的各级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在繁忙的工作中，仍然有一定的时间学习，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提高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直达到我们的最后目的，实现共产主义。”[72]
1985年10月23日，他在会见美国客人时说：“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我们吸收外资，允许个体经济发展，不会影响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这一基本点。相反地，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好，归根结底，是要更有力地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只要我国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固有的特点，也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是当作方法来用的），目的就是要加速发展生产力。”[73]
1986年9月2日，他在回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时说：“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两极分化，就是说，不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74]
2.坚持党的领导
邓小平认为坚持党的领导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也是改革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根本政治保障。
1978年3月18日，他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党委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同时，是通过计划来领导，要抓好科学研究计划，要知人善任，把力量组织好。”[75]
1979年3月30日，他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自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来，就证明了没有无产阶级的政党就不可能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自从十月革命以来，更证明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列宁所说的这个真理，现在仍然有效。在中国，五四运动以来的六十年中，除了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存在另外一个像列宁所说的联系广大劳动群众的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所以不但引起全党而且引起全国人民的坚决反抗，正是因为他们踢开了久经考验并与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而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威信在全国人民中所以普遍提高，正是因为全国人民把他们对于前途的一切希望寄托在党的领导上。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的群众运动，尽管不是党有组织地领导的运动，仍然是一个坚决拥护党的领导而反对‘四人帮’的运动，参加这个运动的群众革命觉悟同多年来的教育是不可分的，而且他们中间的主要积极分子正是党团员。因此，决不能把天安门广场那个群众运动看成为与党的领导无关的像五四运动那样纯粹自发的运动，事实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谁来组织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党的领导当然不会没有错误，而党如何才能密切联系群众，实施正确的和有效的领导，也还是一个必须认真考虑和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是这决不能成为要求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的理由。我们党经历多次错误，但是我们每一次都依靠党的领导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今天的党中央坚持发扬党的民主和人民民主，并且坚决纠正过去所犯的错误。在这样的情况下，竟然要求削弱甚至取消党的领导，更是广大群众所不能容许的。这事实上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林彪、‘四人帮’踢开党委闹革命，闹出一场什么‘革命’，大家都很清楚。今天如果踢开党委闹民主，会闹出一场什么‘民主’，难道不同样清楚吗？一九六六年本来是中国经济经过几年调整得到迅速发展的一年，但是林彪、‘四人帮’一闹，经济受到了严重破坏。现在中国经济正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如果再让有些人到处踢开党委去闹，那就只能把四个现代化吹得精光。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大量实践所证明了客观真理。”[76]
1979年10月19日，他在宴请出席各民主党派好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代表时讲话中指出：“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各项事业中，由于中国共产党居于领导的地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工作做得好坏，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77]。
1980年1月16日，他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只要坚持并改善党的领导，由此带动其他工作，我们的任务就能够完成。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党的领导，这四个坚持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我们这个党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党，是领导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力量，是无产阶级的、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的、有革命纪律的先进队伍。我们党同广大群众的联系，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是六十年的斗争历史形成的。党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党，这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够改变的。”“从根本上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当然也就没有刚才我们说的三件大事和四个前提。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党的领导，艰苦创业的精神就提倡不起来；没有党的领导，真正又红又专、特别是有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队伍也建立不起来。这样，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祖国的统一、反霸权主义的斗争，也就没有一个力量能够领导进行。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78]“中国一向被称为一盘散沙，但是自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成为全国团结的核心力量，四分五裂、各霸一方的局面就结束了。只要我们党的领导是正确的，那就不仅能够把全党的力量，而且能够把全国人民的力量集合起来，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有什么好处？那种多党制是资产阶级互相倾轧的竞争状态决定的，它们谁也不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在资本主义国家，人们也不可能有共同的理想，许多人就没有理想。这种状况是它们的弱点而不是强点，这使它们每个国家的力量不可能完全集中起来，很大一部分力量互相牵制和抵消。我们国家也是多党，但是，中国的其他党，是在承认共产党领导这个前提下面，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我们全国人民有共同的根本利益和崇高理想，即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并在最后实现共产主义，所以我们能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我们党同其他几个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方针要坚持下来。但是，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79]
“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党应该是一个战斗的队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应该是统一的、有高度觉悟的、有纪律的队伍。只有恢复到这种状态，党才能有战斗力。”“我们要改善党的领导，除了改善党的组织状况以外，还要改善党的领导工作状况，改善党的领导制度。”[80]“共产党实现领导应该通过什么手段?是用这种组织形式，还是用别的办法，比如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包括努力学习专业知识，成为各种专业的内行，并且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比一般人负担更多的工作。一个工厂的党委，总必须保证在产品的数量、质量和成本方面完成计划；保证技术先进、管理先进、管理民主；保证所有管理人员有职有权，能够有效率、有纪律地工作；保证全体职工享受民主权利和合理的劳动条件、生活条件、学习条件；保证能够培养、选拔和选举优秀人才，不管是党员非党员，凡是能干的人就要使他们能充分发挥作用。如果能够保证这些，就是党的领导有效，党的领导得力。这比东一件事情、西一件事情到处干预好得多，党的威信自然就会提高。”[81]“要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严格地维护党的纪律，极大地加强纪律性。”[82]
“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我们的党，中国在国际反霸权主义斗争和争取人类进步事业中的重要地位，需要我们党。我们一定要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纪律和战斗力，使我们呢挂钩胜任对于整个国家和各族人民的巨大领导责任。”[83]
1980年8月18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奋斗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的真理。我们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要靠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要善于领导；要不断地改善领导，才能加强领导。”[84]
1980年12月25日，他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我们多次讲过，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对于党内外任何企图削弱、摆脱、取消、反对党的领导的倾向，必须进行批评、教育以至必要的斗争。这是四个现代化能够实现的关键，也是决定这次调整成功或失败的关键。”“要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改进党的作风。”“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方针必须坚持，但是，方法要细密，步骤要稳妥。”[85]
3.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邓小平多次指出，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不可能保卫从而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要理直气壮地用人民民主专政武器保护改革社会主义方向。
1979年3月30日，他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已经做了大量的宣传，说明无产阶级专政对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在民主的实践方面，我们过去做得不够，并且犯过错误。林彪、‘四人帮’宣传什么‘全面专政’，对人民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我们已彻底粉碎了这个专政。这与无产阶级专政毫无共同之点，而且完全相反。现在我们已经坚决纠正了过去的错误，并且采取各种措施继续努力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当然，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决不是可以不要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时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同他们的斗争不同过去历史上的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他们不可能形成一个公开的完整的阶级），但仍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狭隘的特殊形式的遗留。对于这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仍然必须实行专政。不对他们专政，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这种专政是国内斗争，有些同事也是国际斗争，两者实际上是不可分的。因此，在阶级斗争存在的条件下，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设想国家的专政职能的消亡，不可能设想常备军、公安机关、法庭、监狱等等的消亡。它们的存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并不矛盾，它们的正确有效的工作不是妨碍而是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事实上，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不可能保卫从而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86]
他指出：“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87]“不依靠专政就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叫人民民主专政。”[88]“在这个问题上，要理直气壮。我们社会主义政权的专政力量不但不能削弱，还要加强。在这个问题上，切不可书生气十足。”[89]
4.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坚持改革社会主义方向的行动指南。
1978年12月13日，他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90]
1979年3月30日，他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中心内容之一，就是反对他们伪造、篡改、割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粉碎了‘四人帮’，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恢复了它的科学面目，成为我们的行动指南。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一个伟大胜利。但是有极少数人不这样想。他们或者公然反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或者口头上拥护马列主义，但是反对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必须反对所有这些错误的思潮。有些同志说，我们只拥护‘正确的毛泽东思想’，而不拥护‘错误的毛泽东思想’。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91]“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92]
三、邓小平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思想对保证改革的正确方向发挥了理论指导作用
邓小平坚持改革社会主义方向思想是邓小平理论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理论指导作用，保证了改革开放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就。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人民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回顾30多年来的改革历程，改革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进并取得历史性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邓小平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思想指导，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和改革立场，排除各种干扰，确保改革不变质、不走样。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经验，必须长期坚持。第一条经验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93]2013年1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三十五年的改革历程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也经历曲折，但由于方向正确、驾驭得当，有了问题能及时纠正，所以取得了历史性成就。”[94]他还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蓬勃生命力，就在于是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95]，是通过改革开放自觉地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健康发展，就在于它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目的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胡锦涛同志曾经指出：“这30年来，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之所以能够发生历史性的变化，最根本的就是我们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96]“我们党所领导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实现了目的和效果的高度统一，就在于我们既坚定不移地进行改革开放，又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坚决排除各种错误思潮、错误倾向的干扰，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97]正是因为我们党能够始终坚持邓小平坚持改革社会主义思想指导，牢牢把握住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认识，有了问题能及时发现和纠正，所以改革开放才能始终得到人民的高度支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受住国际国内风险和挑战的考验，使社会主义大旗始终高扬在世界的东方，取得了令世人震惊的“中国奇迹”。既然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所以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必须坚持这条成功经验，始终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四、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继续坚持邓小平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思想指导
党的十八大后，我国改革进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保证改革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是一个关系改革成败和社会主义命运的重大问题。继续坚持邓小平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思想对改革的指导仍然十分必要。
目前，我国改革处于十字路口。邓小平当年提出保证改革社会主义方向的因素正在渐渐丧失，如何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受到严重挑战。公有制主体地位受到挑战，2012年，非公有制经济已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60%，城镇总就业的80%，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例61.3%[98]；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没有充分显现；社会存在两极分化趋势；党的上层存在的腐败没有从根本上遏制；马克思主义存在严重边缘化。这些问题严峻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在这种情况下，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就非常迫切。
全面深化改革，涉及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广泛性、深刻性前所未有。随着我国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各种诉求相互碰撞，各种力量竞相发声，企图影响中国改革的方向。因此，推进改革的敏感程度、复杂程度前所未有。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确保改革沿着有利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方向前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进改革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是一个关系到改革成败的一个严峻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和关键期，处在向何处去的十字路口。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认为：“总体上党中央是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的，总体上没有背离社会主义方向。但具体地讲，改革方向在许多重要方面受到干扰，如在所有制问题上，公有制为主体问题受到干扰；如在分配问题上，社会公平问题受到干扰；等等。”[99]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邓小平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思想，多次强调，要把握好深化改革开放的方向，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全党和全国人民，要继续坚持邓小平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思想，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旗，让改革沿着社会主义方向正确前进！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2页。
[4]《邓小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17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9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2页。
[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3页。
[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371页。
[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3页。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6、297页。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页。
[12]《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8页。
[13]《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49页。
[14]《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4页。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5页。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8页。
[1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66-167页。
[1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67页。
[2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31页。
[2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35-236页。
[2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36页。
[2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62页。
[2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409页。
[2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2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9页。
[2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2页。
[2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3页。
[2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4页。
[3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4页。
[3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0页。
[3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4页。
[3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6页。
[3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73页。
[3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78页。
[3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358页。
[3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403-404页。
[3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404页。
[3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4页。
[4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页。
[4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1033页。
[4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1324页。
[4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页。
[4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页。
[4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页。
[4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56页。
[4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62页。
[4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312页。
[4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351页。
[5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361页。
[5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5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页。
[5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
[5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3页。
[5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7页。
[5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9页。
[5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4页。
[5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5页。
[5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5页。
[6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6页。
[6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0页。
[6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1页。
[6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页。
[6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页。
[6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
[6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
[6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2页。
[6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5页。
[6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139页。
[7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7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页。
[7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147页。
[7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9页。
[7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2页。
[7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98页。
[7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69-171页。
[7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05页。
[7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66页。
[7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67-268页。
[8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68-269页。
[8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70-271页。
[8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71页。
[8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73页。
[8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341-342页。
[8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358-359页。
[8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68-169页。
[8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8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5页。
[89]《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2、223页。
[9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41页。
[9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71页。
[9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72页。
[9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页。
[9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8页。
[9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页。
[96] 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8年12月19日。
[97] 胡锦涛：《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求是》2008年第1期。
[98]《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3年版，第28页。
[99] 刘国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8月版，第105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摘编于2017年2月22日人民网-理论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