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问题的解读

卫兴华

党的十九大后理论界发表了很多有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问题的文章，但理解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有些理解不一定正确。应从两个方面判断是非：一个是怎么理解更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怎么解读更符合党的十九大提出的相关新理论、新思想，更符合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一些新思想的本意；另一个是怎样解读更符合我国经济实际。这些方面我们应该进行认真探讨。

我提出几个有关的理论问题：首先，任何社会制度都要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是不是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都会有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这个问题就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无论哪个社会，只要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就会相应地有不同的社会主要矛盾。能不能这样说？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党的十九大讲我们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同时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究竟是由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在这个基础上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还是反过来正是由于我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才使得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究竟哪个决定哪一个也有不同的看法。

第三个问题是：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和以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有没有区别？就是说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这个转化和以往的，包括不同社会制度主要矛盾的转化，也包括新中国建立以来多次提出主要矛盾的转化相比较，这次主要矛盾的转化有何特点？

第四个问题是：党的十九大讲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但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了。“两个没有变”与“一个变”，这里有没有矛盾？怎么解释？

第五个问题是：我们不能避开人们会提出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习近平同志在2016年7月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时，提出了“三个没有变”，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没有变，然后又在党的十九大提出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了？这两个提法，一个是说没有变，一个是说变了，怎么理解？两种提法是否具有一致性或区别性？

第六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原来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现在转化了，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怎么理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以及一些刊物上一些权威性的人士发表的大量文章，都是讲诸如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发展不平衡、收入发展不平衡、同一个地区和城市发展也不平衡，还讲生产力落后造成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我觉得这样解读和宣传不符合党的十九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本意，不符合习近平同志新思想的本意，也不符合经济生活实际。根本就不应该用城乡、区域不平衡和生产力落后等来解读主要矛盾转化后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

第七个问题：我们讲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等不充分的发展，既需要从整体上进行分析，又需从具体的不同方面进行分析。首先从整体上说，我国生产力大幅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财富和收入也相应显著提高了。我们早已走出了“短缺经济”时代，消除了生产力绝对落后和人民绝对贫困。因此，人民的生活需要提高了、拓宽了，都有自己的美好生活需要。其次又要具体分析。我国实际上存在不同的收入阶层，我们看到中等收入群体在持续扩大，中国中等收入阶层数量在全世界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多。这是发展中的阶层上升，是进步。但是，我们中国人口多，13亿多将近14亿。就相对占比而言，我们的居民收入还是一个金字塔型的，还不是呈橄榄形的。其实，橄榄型分配也只是走向共同富裕的过渡形式。实现共同富裕后就不应存在橄榄型分配结构。目前，我国富豪和富裕的人口占比是少数，中间阶层也没占到多数。这表示一个问题，就是说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不同的阶层是有区别的，有的是富豪，有的是比较富裕的，有的是中等收入，有的是低收入，不同财富占有和不同收入群体，应该说都有美好生活的需要，他们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不是一样？不同阶层的不同美好生活需要是什么？怎么样能够满足不同阶层的美好生活需要？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上述问题，是我们学习和研究党的十九大的报告和习近平同志的一系列新理论、新思想时需要深入理解和把握的问题。要把它讲清楚，要以问题为导向，不能用大话、套话简单重复些中央文件和习近平同志的讲话甚至对其错解做宣传。

一、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历程及比较

我们可以说，任何社会制度都存在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但是这个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在不同的制度下是不同的。能不能说任何社会制度都会经历不同阶段，在每个不同的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就要发生转化？我觉得不能这样讲。有学者利用这样一个逻辑并将其作为一般原理：我们现在进入新时代，发展阶段变化了，所以主要矛盾变化了。我觉得不存在这个一般原理：任何社会制度都要经过不断的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都会随着不同阶段的变化而变化。

就以资本主义制度来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我们读《资本论》、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就连这三个阶段的表述，也往往存在不完全准确的解读。没有注意到《资本论》里讲工场手工业前面有“分工和”定语，是讲“分工和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简单协作也是在工场手工业进行，只不过这个工场手工业没有分工；而第二阶段工场手工业是分工的工场手工业。就是这些细小的地方我们都没有注意到。马克思在世时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马克思去世以后经过了100多年发展，到现在，如果我们再讲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可以补充为四个阶段、五个阶段。我们就以马克思所讲的三个阶段来讲，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是不是三个阶段都发生了主要矛盾转变？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表现在两方面，表现在经济上是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化的矛盾；表现在社会上和政治上，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后继者都没有讲过：在这三个阶段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三个阶段有三个主要矛盾，没有这样讲过。我们讲政治经济学，学《资本论》，从来也没有说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随着几个阶段的发展变化发生转化，不存在这个问题。

新中国建立以来，已经历70年的发展。在这70年的发展中，经历了不同的具体阶段，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阶段中的不同小阶段。随着具体阶段的变化，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确实改变了好多次。这个是由我国的特殊情况、特殊的历史发展阶段和曲折的历史过程形成的，不具有普遍意义。从我们中国来看，不同的阶段提出了不同的社会主要矛盾，这有我们中国自己的特殊历史情况。解放以前，旧中国社会制度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主要矛盾是“三座大山”(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压迫广大的人民群众，而中国人民起来与“三座大山”进行斗争、反抗，这是旧中国的主要矛盾。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消灭了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在华侵略性的垄断企业。但不消灭而是要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要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制度。把资产阶级也纳入人民范畴，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被消灭，跟苏联不同。原来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写《新民主主义论》，是主张我们确立新中国的政权以后，让民族资本主义有个大的发展。现在年轻人都不知道我们的五星红旗上的五个星星代表什么了。《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中国原来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极端落后，广大人民绝对贫困，不应该直接转变为社会主义，要先建立新民主主义制度。

新中国建立前夕，召开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它等于临时宪法，明确了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那时候《共同纲领》没有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有些参加会议的成员提出，是不是《共同纲领》写上我们将来要向社会主义过渡？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发言讲话，说社会主义那是未来的事情，现在不提。所以《共同纲领》里没有提社会主义。我们国旗的五个星星，大星星代表共产党，四个小星星代表四个阶级围绕着共产党来发展，四个小星星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这表示我们先建立新民主主义制度，经过新民主主义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

新中国建立以后，主要矛盾是什么？虽然把民主资产阶级划入到人民范围，但是主要矛盾变成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后来我们急于求成，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1952年毛泽东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1953年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接着进行了三大改造，就是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私有制改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完全消灭私有制，“让资本主义绝种”。原来准备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即15年过渡到社会主义，但实际上到1956年三大改造就基本完成，宣布进入了社会主义。

1956年召开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因为我们三大改造完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主要矛盾不存在了，主要矛盾转化了，对转化了的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表述为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现实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转化是对原来主要矛盾的排斥与否定。原来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我们消灭资产阶级、消灭私有制后，矛盾转化了，转化前后主要矛盾是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但是对于党的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我看许多有关论文里没有讲全，光讲了这两句话，实际上还有一句话，这句话不够科学、不够准确。它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以后，主要矛盾的实质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最后把主要矛盾归结为这么一句话。显然，这句话让人听了以后会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得太早了，马克思主义讲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重要的原理。把社会主义建立后的主要矛盾实质归结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一致了。所以中央很快就表示，党的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表述不科学，不再提了。不再宣传这个主要矛盾的内容不是因为“反右”才否定新提的主要矛盾的，“反右”以前就没有宣传了。我觉得虽然最后这句话表达得不是很科学，但前面那两句话还是符合实际的，不应全盘否定。

1957年10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全会上做了讲话，他明确否定了党的八大决议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他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变成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主要矛盾了。1949年到1952年的三年恢复时期，我们发展得很快，经过那么久的战争破坏，我们三年就把经济恢复到1936年的水平。一直到195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经济发展得很好、很快，甚至感到经济发展过快，超越了国力。经过前30年的发展，我们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经济增长年均6%以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为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不断革命的理论。后来，邓小平提出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后经中央文件正式提出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当时还没有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先提出主要矛盾的转化。党的十三大报告全面地、系统地、完整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初级阶段的观点在党的十三大前虽提出来了，但是没有展开论证。党的十三大进行了系统论证，同时又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将两者紧密统一在一起，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就表示不是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整个社会主义社会还要经历社会主义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社会主义中级阶段、高级阶段，不可能再是落后的生产，不可能再是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不能满足的状况。从刚解放到党的十三大，确实是生产绝对落后、人民绝对贫困，所以当时提出的主要矛盾符合我们当时的实际。

提出主要矛盾、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生产力绝对落后，因而，就是要大力快速发展生产力，发展商品经济，才能够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所以，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又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要矛盾的排斥和否定。这两种主要矛盾是对立的。所以说，我国主要矛盾的多次变化，是曲折的、复杂的，有它的特殊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这个概念是个大概念。没有用新时期，新时代比新时期内涵更大、更广泛、更深远。

进入新时代，提出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转化前后的这两种主要矛盾不是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而是有它的一致性，是一脉相承的，具有抽象意义的共同点。什么共同点？都是供给不能满足需求。原来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需求侧和供给侧都是低水平的，是低水平的物质文化需要，是解决温饱的物质文化需要；落后的社会生产是绝对落后。人们需要的消费品，连最基本的口粮、最基本的生活用品，也不能完全满足需要，还要凭票券限量供应。供求不平衡，是低水平的不平衡。而我们现在的供求不平衡的矛盾是高水平的不平衡，需求方和供给方都是高水平的了。

二、用习近平同志“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方法研究我国现实经济问题

我们从一个社会经济现象的侧面也可以看出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实际情况和问题。改革开放以前没有大批中国人到外国旅游，到外国购买高级消费品。当然，当时国门没有开放，政治社会环境也不允许。再一个原因是大家都穷，即使允许你出国购买高端消费品，也没有条件，没有购买力。三年困难时期，大家曾饿着肚子劳动，我亲身经历过，下放劳动连窝头都吃不饱。现在我们大量的比较富裕的群体，到境外购买高级消费品，购买奢侈品。根据世界旅游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游客境外消费额高达2610亿美元。连续15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把美、德、英、法甩在了后头。2015年，我们中国人买走的奢侈品，等于全世界奢侈品的46%，这说明我们不能充分满足他们高水平的需要，还要跑到日本买什么马桶盖。尽管我们现在产生了贫富分化，但这是相对贫富分化，而非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绝对两极分化。我国可以允许富者愈富，但不会是贫者愈贫。大家现在都有微信，有时候你们会收到各种各样的信息，“极左”的、极右的。有的为了贬低我们社会主义，挑拨性地编造一些假数字、假信息。我也会看微信，就收到过这样的信息说：改革开放前最低的工人收入39块钱，购买力等于现在的六七千块钱，用以说明现在人们的工资，特别是工人群众的工资太低了，远远不如改革开放以前的最低工资。人民的购买力、实际工资，远远赶不上改革开放以前的。有些人不考虑真伪，不去算下账，信以为真。我记得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猪肉9毛钱一斤，现在多少钱？就算10块钱，涨到几倍？十来倍吧。白面(标准粉)1角8分4一斤，现在白面是不是2块钱一斤？涨了近10倍。鸡蛋那时候8毛多钱一斤，现在5块钱，涨到几倍？差不多6倍。那时候永久牌自行车125块钱，上海手表120块钱，现在涨到多少？也就涨了2～3倍吧。现在工人基本工资一般也3000、4000元。就算3000元，和39元相比，涨了多少倍？70多倍!如果4000元，等于39块钱的100多倍。

所以，我们既要看到两极分化，又要确认大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还要看到虽出现贫富分化但不是绝对的两极分化。邓小平讲过，如果发生了两极分化我们改革就失败了。邓小平讲两极分化是绝对两极分化，我们出现的两极分化是相对两极分化。绝对两极分化，是富的愈富，穷的愈穷。我们不存在穷的愈穷，穷的也要扶贫、救济，使贫困人口脱贫，而且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也在不断提高，是相对两极分化。相对那些财富滚滚增加的大款、富豪而言，工农群众的财富和收入与之相比差距越来越大，不能不看到这个实际情况。因为是建设社会主义，大家的收入水平都提高了，低收入的也提高了，但两者间的差距还很大。与那些年收入几亿、几十亿的富豪相比，低收入的工农群众一年才三四万块钱，有些农民的收入比这还低。这个差距太大。搞社会主义，要共同富裕，所以要从两方面分析这个问题：一方面要看到我们存在两极分化，不要否认，有人否定是不顾事实；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济发展了，整体上说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要看到差距，也要看到大家生活水平绝对的提高。习近平同志分析问题的方法，是“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我们要学会这个分析问题的方法。两点论是既要看到我国发展的成就，也要看到发展的不足。但重点是应从整体上看到我国的巨大发展成就和人民财富和收入的绝对提高。看到供给与需求两侧总水平的显著提高。

三、“两个没有变”和“一个变”的联系和统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根据是什么？它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有没有矛盾？可以肯定地说没有矛盾。“两个没有变”和“一个变”是统一的。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说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

首先，我们已经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经历一百年的时间，百年的目标是要实现全面现代化。初级阶段提出“三步走”，第一步是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是解决小康水平问题，第三步是实现全面现代化的问题。我们现在的发展，远远超过了预期。邓小平同志最初提出的三步走，前两步基本快完成了。我们基本上实现了小康，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水平。但是还有最后30年，党的十九大又把它分成两个小阶段：2020年到2035年是一个阶段，2035年到21世纪中叶又是一个阶段。我们初级阶段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实现了全面现代化才算走出了初级阶段，所以我们还处在初级阶段。我说我们的发展超过了预期，邓小平最初提出三步走，他原来说我们到20世纪末人均GDP达到800至1000美元；他又预期，到21世纪中叶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认为21世纪中叶人均达到4000美元，就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实际上，2017年我们人均GDP大约可达到8500多美元了，更不要说我们还有30多年的时间要走向全面现代化。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比预计目标提前了15年。

党的十九大的文件没有讲我们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以及到21世纪中叶实现全面现代化时人均GDP是多少，为什么没有再预计这个？我考虑有几个方面原因：一方面，预测到哪一年人均GDP是多少，根据经验看往往是不太准确的。邓小平预计21世纪中叶达到4000美元，如果21世纪中叶只达到4000美元，那依然是很落后的国家，预期和实际水平差得太多了。所以，预计达到多少美元，很难准确地估计出来。我们有时候往往超过了预期。

再一点，我们现在要求转变发展方式，要求从速度型和数量型发展转为质量型和效率型发展。数量型发展GDP可以统计出来，但质量型发展难以统计出来。另外，我们要全面实现现代化，不仅仅是GDP的增长问题，也不仅仅是物质文化水平提高的问题，还包括美好生活需要的其他方面，如政治、公平、正义、安全、生态、法治等一系列方面。我们希望环境不要污染，能够呼吸清洁的空气，能够有清洁的水喝，能够吃上没有污染、无毒的食品，喜欢蓝天白云、青山绿水。我们将来要建立美丽的国家，这个很难用GDP来统计。但这不是说我们要放弃GDP的统计，到时候，到2020年、2035年、21世纪中叶，我们也会统计出GDP总量达到多少，人均GDP达到多少，每年还会统计的，只是不预期未来的具体GDP数字了。

为什么说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刚才讲了一个原因，就是初级阶段战略目标还没有实现，没有走出长达百年的初级阶段。第二点，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没有变。大家知道，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特点是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个经济特点存在于百年的初级阶段中，也不会变。我顺便说一下，多种分配方式，主要的是两种：一是完全的公有制经济实行按劳分配；二是私营和外资企业实行按要素所有权分配。过去讲按要素贡献分配，我认为这个提法不科学，这是把西方代表资本的话语权纳入我国社会主义分配中来。过去还曾长期讲我们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也是把西方右翼学者的观点当作我们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后来在贫富分化日益突出的情况下，才最后改变提法。可以看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曾有两种不科学的提法，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实际情况。先是提出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初次分配重视效率，再分配重视公平”。社会主义能够不重视分配公平吗？这个提法是有利于资本而不利于劳动的。我从来不宣传它，但也不好公开反对，但可以在写文章时，换一个提法。我写教材、写论文，主张社会主义既要重视效率也要重视公平，要把两者统一起来。后来两极分化日益明显，刘国光等学者提出，分配制度的效率和公平的天平应该向公平倾斜了。中央也逐渐认识到原有的提法需要调整，日益重视分配公平。社会公平的话语日益增多。后来党的十七大放弃了原来宣传了十多年的分配制度重效率而轻公平的原则。但是，有个遗留的问题：将分配原则改为效率与公平并重，是否科学？

大家是否注意到，党的十九大文件没有再讲分配制度要兼顾效率公平。尽管党的十七大统一了提法：初次分配与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重视分配公平。党的十九大没有再这样讲。党的十九大报告既讲提高效率与效益，又强调公平与公正，是将两者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总领域中讲，而不是放在分配领域中讲。讲效率是指生产效率、劳动效率。分配领域还讲效率问题么？分配只存在分配公平不公平、合理不合理问题，不存在分配效率高还是效率低，没有这个问题。虽然党的十七大调整了原有提法，但依然放在分配领域。效率是生产领域的问题，发展经济既要重视效率又要重视公平，是生产和分配的关系，是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关系。我一直主张生产重效率，分配重公平，在生产领域可以讲效率优先，优先于产值或GDP。但怎么能在分配领域讲效率还要优先于公平呢？我们发展经济要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也就是把生产的效率同分配的公平统一起来。不是在分配领域把两者统一起来。

还有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问题。加上“贡献”两个字，有人照搬西方那一套，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还把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作为整个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否定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原则，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剥削，还宣传工人工资拿多了是剥削资本家，还将此当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和贡献自我宣扬。

党的十九大文件，没有再提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我们还是应按照马克思的分配理论研究分配问题。马克思分配理论是科学的、符合实际的。《资本论》第三卷后面，马克思专门设一章讲“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即使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讲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也不科学，为什么？按生产要素分配，难道分配给生产要素吗？分配给资本吗？分配给原材料吗？按生产要素分配不是分配给要素本身，是分配给资本所有者、土地所有者。即使承认非生产要素也有贡献，自然力也是生产要素，如利用风力、水力发电，利用太阳能来生产，尤其在农业生产中，需要阳光雨露、风调雨顺。但自然力作为生产要素(马克思把自然力作为重要生产力要素)在生产中做了重大贡献，参加分配么？你分配给阳光雨露吗？分配给风力、水力吗？自然力之所以不参加分配，是因为它没有被某个主体占有，没有所有权。如果有了所有权，就要参与收入分配。即使讲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资本的贡献不等于资本家的贡献，土地的贡献不等于地主的贡献。而劳动的贡献恰恰就是劳动者的贡献。劳动、劳动力与劳动者都是合为一体的。

我们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搞政治经济学、学《资本论》、讲课、写文章，一定要实事求是地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观点分析问题。资本主义经济分配方式就是按生产要素所有权分配。如果讲得更具体一点，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是以按资(本)分配为核心的，按生产要素所有权分配，这个符合实际。所以，我国存在的外资企业、大私营企业，本来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有人把它说成是社会主义经济，是不对的。私营企业、外资企业是按生产要素所有权分配，完全的公有制就是按劳分配。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是存在一百年不会变。就从上述战略目标和基本经济制度没有变来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也没有变。另外，党的十九大报告讲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也没有变。习近平同志讲得很清楚，虽然我们的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二位，生产力大力发展了，有些生产力发展超过了世界其他国家，但是，“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全球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美国的七分之一”[1]。所以我们虽摆脱了绝对落后，但还相对落后。这也是习近平同志的两点论：既强调我们生产力大力发展了，看到我们巨大的成就，也要看到我们的相对不足、相对落后。相对于什么？一个是相对于发达国家还相对落后，另一个是相对于21世纪中叶我国实现全面现代化的目标，还是相对落后。

所以，可以论断：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是两个“没有变”。但是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了。这个表现得很明显。总体上说，全国人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了。我国中产阶层的人数超过世界任何国家。外国学者也在议论我国中产阶层的扩大和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他们做过调查统计，把中国年收入10万到20万的叫作中产阶层，我觉得这个低了一点，最低可以按15万或20万来计算。

四、正确理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内涵

我国转化后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内涵，一个是需求侧，一个是供给侧。讲供给侧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指什么，是针对需求侧讲。需求的水平提高了，要求质量更高、更多样化、更符合个性、更安全、科技含量更高的物质文化供应。恩格斯把消费资料分成三类：生存资料、发展资料、享受资料。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初期，是绝对的落后和绝对贫穷。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生存资料，甚至基本生活资料都不能满足，谈不上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的满足。现在我国发展了，比较富裕的阶层，更不要说富豪，生存资料不在话下，发展资料也不在话下，他可以享受到高端物质文化生活。有的可以坐豪车、住豪宅，吃豪宴，获得更多的享受资料。但是低收入阶层，特别是贫困人口，首先是解决他们生存资料需要。再好一点，中产阶层已解决了生存资料的需要，进而需要更多更好的发展资料。当然也会追求一些享受资料。所以，不同的收入阶层，他们的美好生活需求不是固定一致的，而且美好生活需要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是个动态的概念、发展的概念。同时也要肯定一点：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包括低收入群体，有一个共同的美好生活需要，那就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所讲的“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以及社会公平正义。

所谓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不要脱离开它是相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提出的，就是说，生产与社会供给要与提高了的生活需要相匹配，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虽然我们生产力大力发展了，供给水平也提高了，低端供给过剩，高端供给在不断增加但还供给得不够充分，形成高端需求增长与供给不足的不平衡。这表明我们发展得还不足，不能充分地满足对美好生活需求的需要。不要脱离开这个着眼点，大谈城乡不平衡、区域不平衡、产业不平衡、收入不平衡等，讲了很多不平衡，我觉得这是言不及义，因为讲这些缩小不了也解决不了主要矛盾问题，而且偏离了主题。那些诸多不平衡，过去存在，现在存在(现在是在缩小而不是扩大)，将来也不可能完全消除。这些不平衡与解决主要矛盾没有内在联系。

现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解读和宣传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文章。在解读作为主要矛盾主要方面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时，都离开了直接相对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需求方，大谈与主题无内在联系的多种不平衡不充分。这里举一篇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论文为例，它说：“发展不平衡主要指各区域各方面发展不平衡，制约了全国发展水平的提升。”“现阶段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从社会生产力看，我国仍有大量传统、落后甚至原始的生产力，而且生产力水平和布局很不平衡。”“从城乡区域发展看，发展水平差距仍然较大，特别是老少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从收入分配看，收入差距仍然较大。”[2]有些文章解读“不充分”还加添要素不充分、产业不充分、竞争不充分、模式不充分、形态不充分、潜力释放不充分、动力转换不充分、制度创新不充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不平衡等。

为了说明这类解读不符合经济生活实际，我可以举出许多事例。例一：广大居民希望供给优质的米面、高品质的水果、绿色的蔬菜，还需要更多的高质量的其他消费品。暂时还不能得到充分满足，你能怪这是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老少边地区发展落后，收入差距较大等造成的么？只能说为了满足高水平的需求，我们农业生产需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高质量和更符合需求的消费品的供应。在我国实际生活中，对玉米的需求减少了，而对大豆、杂豆、杂粮等的需求增加了，这是从全国范围来考察供求变化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并不排斥对杂豆、杂粮等非高端产品的需要，但要求高质量的杂豆、杂粮供给，以适应这种供求关系变化。去年我国调整了粮食品种的种植面积：籽粒玉米面积减少了约2000万亩，大豆面积增加了700万亩，杂粮、杂豆增加了600万亩。[3]

再举一个工业品的例子，前些年李克强总理提出我们大家使用的圆珠笔芯的圆珠还得进口的问题。圆珠笔芯的圆珠需要一种特殊的钢材，而这个特殊的高级钢材我们过去生产不出来，需要大量进口。圆珠笔并不是高端产品，但我们美好生活需要离不开它，这就是供求关系不平衡、发展不充分。圆珠笔芯圆珠自己不能造，这是短缺，与城乡区域和收入等不平衡毫无关系。我们现在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太原钢铁厂经过五年刻苦的钻研，已经生产出了所需特殊钢材。我们大量的钢材过剩是低端产品过剩，而太原钢厂能够生产出这种特殊钢材来，就能够解决圆珠笔所需要的笔芯圆珠，用不了几年就可以不用再进口了，我们就可以解决这方面的发展不充分、供给不平衡问题。太原是中部地区，中部地区落后于东部地区，但是它可以生产出过去我们依靠进口现在可以不进口的特殊钢材来，这与中部地区落后于东部地区有什么联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习近平同志的其他讲话，从来没有用区域不平衡、城乡不平衡等来说明作为社会主要矛盾内涵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请大家注意一下：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一个问题讲我们5年来的成就，强调5年来我们生产力产生巨大发展。习近平重点论是强调我们5年来获得巨大发展，但两点论又讲我们还存在不足，存在困难。其中讲我们存在的不足，首先就是讲我们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质量不高、科技创新能力不高，实体经济发展不够。这正是讲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是质量不高、科技创新不够等的表现。这段论述用分号与下面的论述分开。下面另用一段论述我们的另外缺点：“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就是说，党的十九大报告本身，是把作为社会主要矛盾内涵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跟城乡、区域和收入分配不平衡作为两个不同的问题并列提出来的。而我们现在许多论文、著作，却把党的十九大报告所讲的两个不同问题混淆起来。用后一个问题取代前一个问题。用城乡区域和收入不平衡解释前一个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习近平同志在2017年10月11日参加党的十九大贵州省代表团讨论时说：“要深刻学习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论断，深刻学习领会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特点。”又强调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我们要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解决好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好满足人民多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这里提出了三个重要论点：一是要深刻学习领会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新特点，这个新特点应包括供给和需求两侧变化的新特点，“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也是具有新涵义的新特点。区域、城乡等的不平衡是旧有的特点，不是变化的新特点。二是强调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学者们用以解读的城乡区域不平衡等种种不平衡都是长期存在的，不存在“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三是解读不平衡不充分的途径是贯彻新发展的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还提出，“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强调“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体，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等。这都是新时代的新变化、新任务。必须紧扣这些内容，解读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论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时特别指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试问：这种生活需要更广泛地超越物质文化方面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能用城乡区域等方面的不平衡来说明吗？

实际上，中共中央前几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已经觉察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看到了我们需求侧结构水平提高了，但供给侧结构还不能满足这个需要，低端产品的无效供给过剩，高质量产品的有效供给不足，两者并存。只有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逐渐实现新的平衡。有些居民需要的产品还要通过进口或到国外购买。过去妇女们所用的高级化妆品和婴儿用品，不少人还要到外国购买，现在要大幅度降低这类商品的进口关税，以满足居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又可以减少购买力的外流。我们要提高国内消费力，让大家多在国内购买中高端和高质的消费品，以促进我们经济的发展。这也属于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

特别是有的学者用“我国仍有大量传统落后甚至原始的生产力”来解读作为社会主要矛盾内涵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就更难理解了。党的十九大报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以我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特别是以“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为前提提出来的。而有的学者却反其道而行，用生产力落后，甚至是原始生产力来解读作为社会主要矛盾内涵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这是30年前党的十三大报告论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要矛盾时用过的类似语言。看来，对党的十九大的报告的新理论、新思想，还确实需要如习近平同志所要求的，要“深刻学习与领会”，形成符合党的十九大报告新理论、新思想的理论共识。

原文参考文献：

[1]《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89页。

[2]冷溶：《正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日报》2017年11月27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