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人民拥护的经济学家
卫兴华
为弘扬老一辈经济学家勇于突破的理论创新精神，《经济学动态》杂志编辑部委托湖南工业大学唐未兵教授对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卫兴华先生进行了访谈，记录卫兴华先生学习研究历程及其对我国经济学建设的贡献。
唐未兵：1948年，您到解放区，进入华北大学(新中国建立后改制为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是新中国的第一届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可以说您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经济学家。可否介绍一下您的求学和成长经历?
卫兴华：我出生在山西省五台县一个偏僻的农村——善文村，祖辈世代务农，没有什么文化。父亲思想比较开明和进步，希望子女们能够上学读书，学有所成。由于日本的入侵，我在沱阳高小只上了一年半就辍学回家务农。1939年，我在共产党开办的峩峰高级学校学习过几个月，学校主要讲的是抗日统一战线以及有关党的抗日政策的一些课程。1940年，我还到党领导的五台县政府(驻敌后马家庄)所属的一个小山村参加过一个月“师资训练班”的学习，主要学习了晋察冀边区的文件和政策，学完回村当了一年多的小学教师。为了读书，1942年，我考上了东冶镇高级小学内附设的中学补习班。1943年，我到了“后方”，在第二战区晋西隰县上了进山中学。那时进山中学的领导人叫赵宗复，是燕京大学读书时的共产党员。1945年抗战胜利后学校迁回太原，1946年我就在进山中学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既接受赵宗复同志领导，又与太行区派遣太原的谍报人员王天庆建立了联系。1947年暑假，我按组织安排秘密进入解放区，在太行区太原市委(也是城工部)正式履行了入党手续。1947年8月我被捕了，坐了不到一个月的牢。1948年6月，经地下同志安排，我转赴北平，成立了“山西学生流平同学会”。1948年11月4日，我与孟沚蘩一起回到解放区，先到正定，进入华北大学，在那里学习了一段时间后，我们就回山西参加了解放太原的工作。太原解放以后我又回到北平，继续在华北大学二部教育系学习。那时华大二部在先农坛，后来搬进了城里。华北大学后来设立俄文大队，我又到俄文大队学俄文。
1950年，中央决定以华北大学为基础成立中国人民大学，我就被分派到经济系去学习。当年7月，成立政治经济学教研室，苏联专家来了，要培养研究生，我又从经济系被选拔到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当研究生。组织上分配我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做研究生，可“政治经济学”这门专业对我来说非常生疏。苏联专家一开始就让我们阅读《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和《资本论》等。由于没有基础，看起来很费劲，啃不动，怎么办?只有靠勤奋刻苦，几乎没有休过任何节假日，全部用来上课、读书做笔记，所谓“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1952年毕业后就留校当老师，从此走上了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之路。
唐未兵：在您的成长过程中，中国人民大学宋涛教授是您的良师益友，您与宋涛教授之间的情谊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佳话。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卫兴华：宋涛教授是我的老师和领导，也是朋友。他曾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主任、校党委常委。担任过国内许多重要学术职务。他从一个高中学生投身新四军，后赴延安陕北公学，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后成为著名的教育家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是新中国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和人才培养者，是新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一代宗师。
我进入华北大学学习时，正好编入宋涛任队长的第一区队十九班。此时，宋涛刚刚30出头，就已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他态度谦和、温文尔雅，为学员讲授革命道理和党的政策，我听他讲课、作报告，深受教育。宋涛做学问坚持独立思考、不随风转。宋涛既是我国政治经济学的大师，也是有远见卓识、胸怀开阔的教育家。
1950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学习，宋涛任经济系主任。同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成立直属校部的政治经济学教研室，我被选入教研室做研究生，宋涛又被调任该教研室主任。当时，我就常听他讲要培养经济学的拔尖人才，要出中国经济学的“梅兰芳”。
1952年，我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来又新建立经济系，宋涛任主任，我一直在他领导下工作。他一贯主张，搞政治经济学要有多学科的经济知识基础，如经济思想史、中外经济史等。他于1957年引进刚回国的高鸿业老师，给大家讲西方经济学。1983年，我接任经济系主任，宋涛同志为名誉系主任。1985年，教育部高教司倡导和组织建立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宋涛被推举为研讨会的领导小组组长，我为秘书长。所以，在我学习、工作的过程中，自始至终近距离地受到了宋涛的教诲。
我和宋涛教授有一段患难与共的经历。“文革”开始后，宋涛是校内第一个被贴大字报受批判的“走资派”。随后，我也被打成叛徒、特务，被关押、批斗。1968年，军宣队和工宣队进校后，我和宋涛以及经济系的其他十多人被关进“专政队”，饱受污辱和折磨。后来，其他专政对象逐渐被释放，最后只剩我与宋涛两人仍被关押在一个大屋中。但这也给了我与他倾心交谈的有利机会，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信任与关怀。直到1971年在江西“五七”干校时，我与宋涛还在接受审查。宋涛是1972年才被宣布平反的，而我是1974年才回到人民队伍的。尽管宋涛离开我们好几年了，我始终十分怀念他。
唐未兵：您刚才回顾求学经历时谈到，您学习和研究经济学，是从选择与《资本论》和其他经典著作有关理论与方法的探索开始的。您系统研读了《资本论》和马恩列的其他有关著作。您为什么对《资本论》情有独钟?可否介绍一下您学习研究《资本论》的相关成果?
卫兴华：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引我走上革命道路的进山中学老校长赵宗复，一个是不曾见面、也不可能见面的伟大导师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是我精神上的老师，对我无形的影响很大。我从马克思留下的大量传世经典之作，特别是《资本论》中汲取了智慧与力量。《资本论》不仅是革命的、破坏旧世界的理论，也是科学的、创造新世界的理论;不仅有历史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它既剖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及其基本矛盾，又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具有指导作用。
学习研究《资本论》要理论联系实际，但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前提是必须准确理解和把握《资本论》原著本身的要义。所以，我主张原原本本、一字一句地学习《资本论》，力求忠于原著，全面准确地把握其原理和方法。正因为如此，我学习研究《资本论》的相关成果可以说涉及了《资本论》和有关著作的各个方面。
关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我国学术界争论较多的问题。争论的焦点是如何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的这段话：“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难点是马克思在这里所讲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指什么?我经过详细考证，综合马克思的多处有关论述，认为马克思已经讲得够清楚了，从1982年到现在发表了多篇文章，认为这里所讲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指在广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性生产关系，即体现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特殊生产方式，也就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相结合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理论界长期流行的生产力二要素或三要素观点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论述。二要素论来自苏联著作，三要素论是出于对《资本论》中关于劳动过程的三个“简单要素”论述的误解。我于1980年在《哲学研究》发表论文突破了生产力二要素、三要素的框框和争论，提出了生产力多要素论。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石，但学界存在着对劳动价值论的多种误解、错解情况，还存在先曲解后批判的情况。我从20世纪50年代起先后发表多篇论文，对劳动价值论作了长期的深入探讨，力求忠实地按照马克思的原意，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有关范畴和原理。例如，1962年12月24日在《光明日报》发文论述了价值范畴的内涵;在《经济研究》1962年第12期发文论述了价值决定问题;在《教学与研究》1983年第3期发文论述了价值量与劳动生产力的关系;在《学术月刊》1964年第7期和1964年7月27日《光明日报》发文论述了农产品的价值决定问题;在《学术月刊》2001年第7期发文论述了如何科学地认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等等。我还发表了几篇论文，不赞同所谓第二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或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价值的观点。我认为，劳动价值论也有随着时代发展需要创新与发展的问题。还存在一些需要联系实际认真深入研究的难点问题。
研究《资本论》，我澄清了学界对于货币的本质属性的误解。长期以来，受苏联教科书错解的影响，一直把货币的本质属性界定为“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然而，在《资本论》第1卷第2章中，马克思指出:“既然其他一切商品只是货币的特殊等价物，而货币是它们的一般等价物，所以它们是作为特殊商品来同作为一般商品的货币发生关系”。在《资本论》中共有三处讲货币是“一般商品”。在其他著作中还有多处同样论述。这也就是说，货币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一般商品”，而不是“特殊商品”。其他多种与货币相对的商品，是“特殊商品”。讲货币是“一般商品”是从它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社会属性来讲的。讲其他商品是“特殊商品”，是从商品的自然属性来讲的。作为货币材料的贵金属，从其自然属性来看，也是特殊商品。有的学者将“一般”一词理解为“普通”之义。由此认为货币不是普通商品，而是特殊商品。其实讲货币是“一般商品”是指它是普遍适用的商品。
《资本论》中关于货币流通规律公式的表述是经济学界难解和有争议的问题，在解读上存在困难。我在《学术月刊》1985年第1期发表论文《〈资本论〉中货币流通规律公式的探讨》，引用了《资本论》不同版本的中译本、法译本、俄译本、英译本以及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书中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讲清和解决了这一难题，说明既不存在马克思的笔误，也不存在错译。从此，停息了争论。
关于《资本论》中提出的粗放型与集约型增长方式、外延型与内涵型扩大再生产，至今，学界仍存在着误解和错解。我发表过几篇论文，2016年还在《中国社会科学》第11期发表论文，澄清理论是非。
马克思曾经提出，资本主义农业中绝对地租的存在，是以农业的发展落后于工业，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低于工业为前提的。可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已经接近或赶上了工业资本的有机构成。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所谓资本主义制度下农业的发展必然落后于工业的提法是否成立?绝对地租是否还存在?如果还存在，它的来源是什么?我在《教学与研究》1980年第5期发表文章，回答了这一问题。对这一问题，我想多说几句。
我对《资本论》中的地租理论进行了较系统的学习和研究。在《经济研究》1956年第1期，我发表了《关于资本主义地租理论中的一些问题》一文，对当时多位经济学界老前辈所著教材中的有关纰误，进行了辨析，获得共识。过去把农业的发展落后于工业看作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现象和不可克服的矛盾，有点绝对化了。当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研究绝对地租理论时，虽然总的来说，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状况落后于工业，但他仍然考虑了实际经济状况的复杂性，在叙述上留有余地。他曾指出，在一个实行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例如英国，农业资本的构成是否低于社会平均资本的构成，这是一个只能用统计来判断的问题。运用抽象法进行分析，可以假定一切农业资本的有机构成都低于工业。接着，马克思指出:“这个假定，对我们这里所研究的并且只有在这个假定下才会出现的地租形式来说，是足够了。在这个假定不成立的地方，和这个假定相适应的地租形式也就不会成立。”由此可见，马克思并没有认为资本主义农业必然地和永远地会落后于工业。
马克思将农业和工业的发展关系，分为三个阶段：农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工业;工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农业;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速度赶上工业和增长得更快。二战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曾有较快的经济增长，农业资本的有机构成和农业劳动生产率已经等于或超过工业。在这种情况下，绝对地租是否还存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如果农业资本的平均构成等于或高于社会平均资本的构成，那末，上述意义上的绝对地租，……就会消失。”所谓绝对地租会消失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是指它的特定内容或实体——农产品的价值超过其生产价格的那部分剩余价值消失了呢?还是指不再支付租金了呢?显然是指前者。当农业资本的有机构成等于社会资本的平均构成时，农产品的价值便与其生产价格相等。农业资本家除取得一般利润外，没有更多的剩余价值作为绝对地租去支付土地所有者。但只要土地是租来的，就必经支付租金。这种租金同由级差地租、垄断地租等所构成的租金不同。它依然可以采取绝对地租的形式。不过它已经不是范畴意义上的绝对地租，而只有形式上的意义了。这种形式意义上的绝对地租或租金，其来源是什么呢?有人认为是农产品的垄断价格。我认为这种看法不能成立。从现实情况来看，目前，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例如，美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很高，农产品还大量出口。不但不需要新的更劣等地进入耕作，国家还限制已有的土地耕作面积。在这种情况下，农产品的价格怎么能长期地实行垄断价格呢?形式意义上的绝对地租的来源，马克思已给予了回答。他说：当农业资本的构成，与非农业资本的平均构成相等时，原来不提供级差地租只提供绝对地租的土地，将不能支付地租了。这样一来，土地所有者只好自己耕种这些土地，或者在租金的名义下，把他的租佃者的一部分利润甚至一部分工资刮走。马克思的这种预见性的分析，是符合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的。一方面，根据统计，农业资本的利润率，一般低于社会资本的利润率。甚至农场主的相当一部分纯收入要来自于国家的补贴。目前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家庭农场占有很大的数量。许多农场主既是土地所有者，又是农业生产者。他们不需要支付地租。
唐未兵：处在今天这样的新时代，学习研究《资本论》有什么现实意义?
卫兴华：今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自《资本论》第一卷问世以来，已经过去了150多年的岁月。正如马克思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一样，《资本论》也始终是我们心中不倒的鲜艳旗帜。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部内容丰富、广博而精邃的伟大著作。我们对它的学习和研究不是太多了，而宁可说对它所阐述的理论和方法理解和掌握得还很不够。当然，《资本论》没有也不可能在一百多年前就为后人提供出解决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增长、运行和改革等具体问题的现成答案。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汇编或教义问答，用寻找现成答案的方式来学习和研究《资本论》或其他经典著作，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和方法的。恩格斯在谈到对马克思的理论应注意的特征时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另一方面，谁如果因为在《资本论》中找不到解决社会主义实践问题的现成答案，就认为它无用或过时，那只能表明他并不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这门科学，没有真正弄懂《资本论》的内容和方法。可以这样说，宣扬《资本论》过时论或无用论的人，并没有真正掌握这部著作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有的人甚至没有认真读过它。从他们贬低或抹煞《资本论》的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论著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学习和研究《资本论》，一是要弄懂和掌握它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二是要运用这种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包括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问题和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问题。
对于《资本论》中的方法问题，理论界已讨论得很多。但是，《资本论》中有些关于科学分析方法的论述，我认为被普遍地误解了，把马克思所否定和批评的方法，当作是马克思的方法。例如《资本论》中有这样一段话：“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无论苏联和中国的有关《资本论》研究或讲解的著作中，一概说这是马克思的科学分析方法。其实马克思这里讲的是别的学者特别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般采用的方法，“总是采取”，就是普遍采取的意思。而马克思的方法则与众不同。他在《资本论》法文版序言中明确指出：“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至今还没有人在经济问题上运用过”。马克思是通过对价值的分析说明价格，通过对价值形式发展的分析说明货币。而资产阶级学者则相反，认为“只有商品价格的分析才导致价值量的决定，只有商品共同的货币表现才导致商品的价值性质的确定。”马克思针对这种方法指出：“但是正是商品世界的这个完成的形式——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资产阶级学者分析经济问题的这种方法，助长了商品拜物教的性质。这正是马克思在分析商品拜物教的性质时讲到对人类生活形式的分析方法的用意所在。
应准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有观点认为任何剥削制度，只要适合生产力发展，其剥削制度就是公平的、合理的、正义的。但根据马克思的论述，人类社会的发展包括剥削制度的产生和更替，都是客观的必然的历史过程，不能用道义和理性的原则来说明社会制度的发展与变更。每个剥削阶级都认为自己的社会制度是合理的、公平的、符合正义的。统治阶级的思想会成为社会主流思想。但不能把这种统治阶级的思想，当作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恩格斯把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公道、正义、权利平等”斥之为“有产阶级胡说”和“虚伪的空话”。另有观点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论就是唯生产力论，并断言唯生产力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这是不正确的。这些例子说明真正掌握《资本论》的理论和方法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从我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来说，有必要既重视普及马克思的基本经济理论，又重视对《资本论》进行系统的、深入的研究和发掘，使我国的《资本论》研究工作提到一个更高的水平。理论联系实际，要以完整地准确地掌握理论本身为前提。如果对理论的理解是肤浅的，甚至是歪曲的，就不可能运用好理论，更不可能完成运用理论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的任务。
《资本论》的理论和方法，对于研究和解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问题，有无指导意义呢?应该做肯定的回答。首先，《资本论》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及其规律的，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根本矛盾和具体矛盾，这种矛盾是导致经济危机的根源。阐明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论证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规律性，给工人阶级以推翻旧世界、创造新世界，为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的理论武器。今天，我们搞改革开放，要与众多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需要把握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原理，认识资本主义的本性及其发展规律。其次，《资本论》中关于社会化大生产的某些规律的论述;关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相互关系的论述，特别是消费为生产提供动力的论述;关于提高劳动生产力和节约生产要素的途径的分析;关于影响积累的因素的说明;关于加速资本周转的方法的阐述;关于社会再生产实现条件的研究;关于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涵扩大再生产的划分;关于粗放型增长和集约型增长的区别;等等，对于我们贯彻新的发展理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建新的经济体系，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都具有理论和实际意义。再次，即使《资本论》中专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及其规律的那些内容，如利润和利润率、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生息资本和利息率、信用制度和银行资本、虚拟资本和职能资本、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等，如果我们抽去其中所体现的特定的资本主义关系，那么，它们的一般形式、机制和规律，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具有不同程度的适用性。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商品经济的诸多规律，如价值规律以及与其相联系的供求规律、竞争规律、货币流通规律等，都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生作用。
总之，我认为，《资本论》对于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来说，不但没有过时，不是无用，而且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需要把对《资本论》自身的学习和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唐未兵：您始终遵循“不唯上、不唯书、不唯风、不唯众”的学风，提倡“理论是真理的喉舌”，不做“风派理论家”。反对以教条式的方式来解读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反对在理论研究中对马克思经济思想进行错解、曲解和歪解。改革开放后，对于我国经济学研究中以所谓的“创新”来混淆理论是非的做法，更是以批判的态度来看待，并勇敢地提出自己的主张。因此，有媒体称您为理论界的“清道夫”。您能讲讲这方面的情况吗?
卫兴华：我认为，学习研究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并用以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践，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切忌用主观随意性削弱和取代科学性，应树立科学态度和严谨的治学作风，这就是不唯书、不唯上、不唯风、不唯众。实事求是，探索真理。不做“风派理论家”。我是这样要求自己的。我对事不看风，对人不看势，在学术研究上既不迎合，也不拉扯。对于自己没有理解透，看不准，而且从理论上看，觉得有疑问的问题，从不随波逐流，看气候表态。所以，在改革开放前的“左”风年代，我发表的文章和论著中，找不到任何迎合“左”的政治形势的东西。
对经济学界的老前辈，我是非常尊敬的，但在学术问题上我从来不盲目地迷信权威，对当时被认作权威著作的苏联教材和论著也不迷信。比如，20世纪50年代，由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干部、高校中被当作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真理在学习。我当时还是一位年轻教师，针对教科书的三个问题提出了不同意见：一是不赞同货币具有阶级性;二是不赞同抽象劳动是商品经济范畴;三是不赞同固定资本的周转快慢影响利润率高低。这三条意见后来都被学界所认同。
我在多年的经济理论研究过程中，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认真研究原著，一遇到有疑之处，就反复查证原版，以求准确。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济学原著都持这种态度。比如，过去有的论著中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是鼓吹用战争和瘟疫消灭过多人口，我认为这不符合马尔萨斯的原意。《人口论》有错误，是另外的问题。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对误解、错解、曲解马恩列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种种观点进行辩驳的研究成果，大都收录在《理论是非辨析：误解错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事例评说》(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和《走进马克思经济学殿堂》(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4年版)的两部文集中。
我发表的论著有些是争鸣和论战性的，而且基本上都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和基本原理的理解相关。一些人可能以为我的学术观点偏向“保守”或偏左，其实我对理论创新历来是宽容和鼓励的，这方面凡是我指导过的学生都深有体会。我之所以要执著地反对以教条式的方式来解读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又反对在理论研究中对马克思经济思想进行错解、曲解和歪解，对于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学研究中以所谓的“创新”来混淆理论是非的做法，更是以批判的态度来看待，并勇敢地提出自己的主张，主要就是因为我对歪曲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央文件精神是不能容忍的，对一些强加给马克思的观点也是不能容忍的，因为那会误导读者，产生负面效应，需要辨明理论是非。
唐未兵：您被学界公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人民日报》文章说您“把马克思主义信仰深深融入生命，从未动摇过”，坚持探索、继承、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取得了令人称道的学术成就。您可否归纳介绍一下您在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上所做的理论贡献?
卫兴华：我认为，理论创新必须立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使之能更好地反映现实、指导实践。我强调准确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目的在于准确应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分析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因此，我的著述不只是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解读上，更重要的是紧扣时代的脉搏应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现实问题，推动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为此，我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力求准确应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分析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一般是先准确表达马克思的原意，然后在此基础上符合逻辑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
我较早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1959年，我在《学术月刊》发表论文，对当时理论界存在的社会主义非商品经济论、全民所有制内部非商品经济论、生产资料商品外壳论等见解进行了评析与商榷。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中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都应是商品，应利用商品经济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我指出，否定全民所有制经济中的生产资料是商品，“是忽视了不同国营企业之间的独立权利和利益，只看重了它们的统一面，而看落了它们的矛盾面。如果否认生产资料是商品，那么必然导向否认价值规律在生产资料生产中的作用”。1984年8月，我在太原的一个学术报告中提出：“有的文章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能提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能提商品经济，这种看法不能成立。社会主义要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也就是要发展商品经济。”“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就必须发展商品经济。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自觉利用价值规律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弄清一个问题：为什么马恩预计社会主义公有制中不再存在商品生产，而社会主义实践证明必须积极发展商品生产。为此，我在《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发表论文论证了这个问题。我还指出，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在占有权上的实际差别和在生产经营管理水平上的差别，要求实现为企业利益上的差别，这种利益的差别，只有通过全民所有制内部的商品经济关系来实现。同时，应当明确，商品经济不是社会制度范畴，反映商品货币本质关系的商品经济规律也不具有社会制度属性。因此，可以讲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但这不是从本质规定上来讲的。手工业经济、资本主义经济也是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下存在和发展的商品经济。不能将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划等号。市场经济是指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决定性作用的经济。我国实行计划经济时期，也有商品经济，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不起基础性作用、决定性作用，所以计划经济时期的商品经济就不是市场经济。
我较早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1993年，我在《阵地》(现为《前线》)发表论文，肯定非公有制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我指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不管是哪种经济成分参与的，都一样起资源配置的作用。市场机制与市场体系是统一的，不能按不同经济成分划分不同的市场和市场经济。从这个意义来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由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构成的。当然，从市场经济主体来看，依然有社会主义经济与非社会主义经济的差别。”当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包括非公有制经济时，有学者宣称非公有制经济也是社会主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这实际上是混淆了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混淆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区别。
我较早提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理论，提出“计划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观点。早在1986年，我就和我指导的博士生洪银兴、魏杰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和全面的研究，并提出了“计划调节市场，市场调节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模式。就是主张直接调节企业生产的是市场，而不是计划。讲“计划调节市场”与政府宏观调控市场是一致的。我们认为，发挥市场调节作用是搞活经济、改进经济管理体制的重要内容，市场调节也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完全由市场机制或由价值规律自发地、盲目地调节，另一类是计划指导或政府调控的市场调节。这样，就可突破“为主”“为辅”的体制框架，市场调节的范围扩大了，可以更大程度地发挥价格机制引导企业改善管理的作用。这些观点集中体现在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一书和在《经济研究》1987年第1期发表的论文中。这与后来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指导思想是相吻合的。20世纪90年代后，针对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关系，我进一步提出，应“主要用指导性计划调节市场”，由市场调节企业。计划调节对市场调节起导向作用，是宏观层次或高层次的调节，而市场调节则是基础层次的调节，这种调节机制是二层次的纵向结合关系，并不是何者为主何者为辅的关系。计划调节的导向作用，不会把市场调节降为“为辅”的作用。
我较早提出应研究公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问题。在改革的前期阶段，我国理论界侧重于从“管理体制”上理解经济体制改革。而我早在1986年就强调提出“实现形式”问题。我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似不应仅仅归结为一个管理体制问题。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首先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运行和实现的具体形式，如公有制的运行和实现形式，按劳分配的运行和实现形式，以及其他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运行和实现形式等”。在同期发表的其他论文中，我也强调提出发展和完善公有制，就需要完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我认为在实践中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需要探索公有制的新的实现形式，重视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和相关的法律法规，特别是要规范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和改制工作。但对“一股就灵”、一股风、一刀切、下指令完成的做法，又不大赞同。我关于探索公有制运行和实现形式的改革主张，与中央后来提出的探寻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的要求相吻合。与此同时，我还写文章澄清了混淆公有制自身的存在形式和其实现形式的理论是非。当中央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时，学界和媒体宣传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是计划经济下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股份制是市场经济下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认为搞股份制就不再有“姓公”“姓私”的区别了，股份制就是公有制了。我在《经济经纬》2006年第4期发表论文指出，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是公有制的两种存在形式，而不是其实现形式。股份制并不否定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股份制中依然存在公有资本和私人资本的区别。
我较早论述了调整所有制结构、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的观点。我在发表于《新湘评论》1980年第8期的论文中，论述了“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存在的客观依据”。
我提出了生产力多要素论。理论界长期流行生产力二要素或三要素观点，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论述。二要素论来自苏联著作，三要素论是出于对《资本论》一段论述的误解。《资本论》中讲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劳动、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简单要素”是指一切社会都不可或缺的生产力要素。随着生产的发展会有新的生产力要素加入。我于1980年在《哲学研究》发表论文突破了生产力二要素、三要素的框框和争论，提出了生产力多要素论。论文根据马克思的说明，指出科学、分工协作、管理、自然力等也是生产力要素。并指出：长期以来，把生产力的内容理解得很狭窄，致使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成为跛足的东西。明确认识和遵循马克思的生产力多要素论，特别是把握马克思强调科学作为生产力的独立作用，有利于推动我国生产力的快速健康发展。
我提出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需要将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统一起来。评价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先进或落后，评价一个政党或执政者的理论、方针与政策措施的是非得失，究竟以什么作为判断的标准?过去一般强调生产力标准，特别是针对“文革”时期，大批“唯生产力论”，忽视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搞“阶级斗争为纲”，搞贫穷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十三大强调提出生产力标准论是具有针对性和现实性的重要意义的。然而，面对新中国经过多年来的发展所经历的成败得失，对其经验教训进行总结，我认为，应当考虑除强调生产力标准外，还应重视社会主义价值标准，主要是生产关系标准。特别是以人民利益为中心，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原则。应将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统一起来，各个社会各个阶级都有自己的“价值标准”，我们所讲的价值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标准。社会主义的得失成败，既要用生产力标准去判断，又要以价值标准去判断。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要求就是快速发展生产力和实现共同富裕。而共同富裕体现了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体现了社会主义公平。这些观点集中体现在我发表于《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10期的论文中。
我一贯主张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中应当将效率与公平并重。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里，曾流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提法。我一开始就对这种提法产生怀疑，并多次发表论文进行讨论。我认为，这一说法用于指导分配制度的改革是不妥当的。发展社会主义既要坚持生产力标准，重视生产效率，也要重视社会主义的价值标准，重视分配公平。生产领域应是效率优先，优先于产值或GDP，但是分配领域不能效率优先于公平。为此，我提出应当将效率与公平并重，实现二者的统一与结合。因此，我主张调整流行多年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这些关于收入分配制度的理论观点，被学术界和政府部门所重视，并产生了积极影响。我最近还提出：分配领域只存在分配公平不公平问题，不存在分配效率高或低的问题。应该讲，发展经济应将效率与公平统一起来，二者是做大蛋糕和分配好蛋糕的关系。
唐未兵：您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研究，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请您介绍一下您所探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
卫兴华：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相关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5年版)一书中。
首先，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构建进行了探索。2011年，我就在《经济学动态》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研究》一文，指出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源”和“流”的关系。“源”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流”就是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发展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据此，我当时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应当包括如下十个方面的内容：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基本经济制度论;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论;社会主义公平与效率统一与并重论;三条“是否有利于”的判断标准论;转变发展方式与科学发展论;坚持独立自主同扩大开放、参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论;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论。现在看来，这些内容远远不够，需要根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不断加以丰富和发展。
其次，我提出了创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解决的几个重大理论是非问题。我发表于《经济纵横》2016年第1期的论文中概括了十三个问题：新民主主义制度与单一公有制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是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不能混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不同内容;“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不容混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包括的内容是否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不能混同公有制的存在形式及其实现形式;社会主义应把大力发展生产力和发展与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结合起来;分清生产力决定论、生产力标准论与唯生产力标准论和唯生产力论的区别;邓小平提出的三条“是否有利于”的标准不是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经济体制转轨: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是是非非;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异同;关于效率与公平的理论是非;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问题。
再次，我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见解，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是应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我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不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服务于革命的任务，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服从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因此对马克思所讲的政治经济学对象要有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既要系统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够，理论认识方面还存在诸多误区和混乱;同时，也要研究怎样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我不是简单讲研究生产力，而是讲研究怎样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通过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政治体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二是把握和发挥生产力诸要素的各自功能和综合功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如提高劳动者的知识与技能，改进和优化生产资料，进行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有效利用自然力等;其三是提出新的发展理念，如科学发展观和新的发展理念等;其四是着重研究和发展社会层面的生产力，如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经营转向集约经营，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笼统地说研究生产力，因为它不研究技术层面的生产力。研究技术层面的生产力是自然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的任务。
二是要弄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我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二者虽有交叉，但不能等同。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将经历初级阶段、中级阶段，最后达到高级阶段，即成熟发达的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各个发展阶段，而不仅停留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将在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中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从而得到丰富发展和完善，并且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因此，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同于我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是不恰当的。虽然，就目前而言，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但是，在社会主义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我国仍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三是关于公有制问题。我认为，所有制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一位的问题。坚持、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是要坚持、发展和创新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实现形式，而不是动摇、否定国有经济和整个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地位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
四是关于姓“社”姓“资”问题。我认为，改革开放不能不问姓“社”姓“资”，但又要正确对待姓“社”姓“资”。其一，不能乱定姓“社”姓“资”。既不要把不姓“资”的东西和本来是姓“社”的东西当成姓“资”;也不能把不姓“社”的东西和本是姓“资”的东西硬说是姓“社”。其二，不能对什么事情都一定要问姓“社”还是姓“资”。因为，并不是一切事物不姓“社”便姓“资”，非此即彼。其三，问姓“社”姓“资”，不是排斥和否定一切姓“资”的东西的存在。在我国现阶段，私营经济、外资企业，都是姓“资”，但允许其合法存在与发展。其四，不要用不正确的“社”“资”观去胡乱批评正确的理论和实践。
五是对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界定。我认为，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要起决定资源配置的作用，但是主要是在微观经济领域起决定作用。在社会主义宏观经济领域，不能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还是要由政府决策调节。西方权威经济学教材中都明确指出，市场经济会导致分配不公、贫富分化。法国学者皮凯蒂出版的《21世纪资本论》充分论证了这一事实。分配不公产生贫富分化，能靠市场经济作用来消除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制为主体，能靠市场经济实现么?需要科学划分市场行为与政府行为的边界，我们的多个五年经济计划或规划以及年度计划，能离开政府作用单由市场经济完成么?
六是突出共同富裕。我认为，创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如果回避或不重视两极分化的存在这一现实问题，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便只能是停留在文件和口头上的抽象概念。当然，不能搞劫富济贫，也不能限制富豪群体的扩大，但一定要持续探讨缓解两极分化的理论与对策。
我认为，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需要厘清重大理论问题的是非，也就是要求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发，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实打实地研究问题，回顾得失成败，总结经验教训，真正写好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篇大文章。
唐未兵：您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十分重视政治经济学的教材建设，编写或主编过多部《政治经济学》教材，有的教材在全国发行量有数百万册，影响力较大，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请问您对进一步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材建设有何建议?
卫兴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和时代化的成果。坚持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就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衔接和统一起来，构成新时代发展与创新了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侧重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联系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依然是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方法。
进一步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材建设，是一个重大的系统工程。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要把握好以下几个基本点。
一是要将我国近70年来和改革开放40年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得失成败的经验与教训，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总结与研究。提升为新的经济学说，认识和把握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社会主义经济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
二是要深入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理论与实践上“源”与“流”的关系，既要把握好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点及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的坚持与发展，又不拘泥于经典原著中某些不符合当代实践而值得改进的有关论述。
三是要将怎样更好地发展生产力和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统一起来，将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怎样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统一起来。
四是要弄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或核心是什么，其体系的逻辑起点或基础是什么。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是剩余价值，逻辑起点或“普照的光”是工业资本及其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我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应是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其逻辑起点或基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
五是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新境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基本遵循和重要内容。
唐未兵：作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您认为应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呢?
卫兴华：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我认为，既要学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时也要熟悉西方经济学。这样才能判断是非，才能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理论观点、政策的是非对错做到心明眼亮，看得清楚。
我国对待西方经济学有两种不好的、不正确的倾向。一种倾向是改革开放以前，把西方经济学“骂倒”，认为那只是资产阶级为资本主义辩护的经济学、都是错误的。其实，当代西方经济学中有些理论适应了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是我们可以汲取或借鉴的方面;也有不科学的东西，不能照搬。另一种倾向是对西方经济学简单“拜倒”，不做分析，当作真理全盘接受和传播，甚至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唐未兵：2016年4月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高级研修班开班典礼上，您将获得的第四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的100万元奖金全部无偿捐赠出来，用于支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研究、人才培养及优秀成果奖励。请问您为什么要这样做?
卫兴华：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我经历了政治生活和教学与研究工作中的一些风雨。改革开放后，我投身到新时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传播和发展中。吴玉章奖是对我所做工作的肯定和鼓励。当前知识更新不断加快，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我深知自己知识的不足。我虽然已年过九十，仍需要不断充实理论知识储备，以继续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点微薄力量。
我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和发展的全过程，特别见证了改革开放40年来的巨大成就。无论遭受挫折与失败或发展昌盛、民富国强，都与违背或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密切相关。如何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火炬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怎样才能培养出一批优秀的、能起引领作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成为我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只有高等院校的青年学生真学真信、踊跃投身，才能为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注入新鲜血液和生机活力，才能让创新理论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我将获得的第四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的100万元奖金全部无偿捐赠出来，目的就是要用于支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研究、人才培养及优秀成果奖励。
唐未兵：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您作为经济学家，怎样看待这40年的改革开放?您认为我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卫兴华：我觉得应当用科学的改革观总结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与不足。客观总结改革开放的得失，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是为了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更好地搞好改革与发展大业，推动经济社会更好地向前发展。
毋庸置疑，40年来，我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经济总量已经稳居世界第二，改革开放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所以说成就是主要的，应在总结经验中充分肯定。但能说改革开放过程中一切措施都百分之百的正确，没有任何需要总结的教训和缺失么？要不要探讨，要不要总结？我觉得应该回顾，应该总结，总结是为了更好地前进。作为社会主义自我完善与自我发展的改革不能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我国的改革开放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推向了新的境界，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正是在这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我国的改革开放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反观苏联、东欧等原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为什么没有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否认，最大原因之一就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全盘接受和推行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从事实来看，凡接受和推行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国家，最后都陷入困境，带来严重消极后果。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理论观点是：经济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反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其完成形态是“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的核心内容如斯蒂格利茨所述，是“快速的私有化”“快速的自由化”“快速的政府角色最小化”。这也是美国主导全球化的核心内容。在当代条件下，不能再只依靠“看不见的手”去调节经济生活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运行，也需要借助国有经济的实力实行国家干预或政府调控。从经济实践来看，新自由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行不通，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放弃公有制经济，不能搞私有化，也不能搞经济自由化，不能没有政府宏观调控。苏联接受了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的改革战略，结果导致经济十年倒退，生产猛降、失业猛增，少数人暴富、广大人民陷入贫困，社会动荡、矛盾凸显。
唐未兵：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您作为经济学家，是怎么理解的?
卫兴华：党的十九大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状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用新时代界定当前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有利于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在新的起点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有些论著中讲，中国的发展进入新时代是以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为依据的，是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决定了中国的发展进入新时代的。我认为，这是把两者的因果关系颠倒了。应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十九大报告对此讲得很清楚。报告首先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接着在后面又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一种表现。
我认为，应该准确理解和把握转化后的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后的社会主要矛盾的一方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比较容易理解，而另一方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应该怎样准确理解与把握？还存在认识上的重大差异。
目前，众多媒体和学者对“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具体内涵进行阐释，主要是从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和生产力落后等方面着笔。应当明确，“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首先是相对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讲的，“不平衡不充分”是指社会供给还不能充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依然存在供给不能满足提高了的需求的不平衡。因此，不能脱离开主要矛盾双方的关系去孤立地谈论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也不宜从生产力落后的角度去解读转化后的社会主要矛盾。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时，后面紧接着讲，“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可见，这里所讲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以我国生产力已获得显著发展、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作为前提的；而不是以生产力落后，以乡村落后于城市、中西部地区落后于东部地区为前提的。习近平同志是用两点论与重点论统一的方法来分析和判断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一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已进入新时代;二是我国的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与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要求相比，还是相对落后的，还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但两点论中的重点论是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国内生产总值稳居世界第二、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区域发展协调性增强等。
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过去就存在，将来也会不同程度存在，现在不是在扩大而是趋于缩小。这种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需要进行协调，但不是造成供给侧结构与需求侧结构不平衡的原因。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而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作为固有问题，并不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习近平同志强调：我们要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可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途径，主要是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首先是物质生活需要。恩格斯把生活资料需要分为三类：生存资料、发展资料、享受资料。随着我国生产力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其中比较富裕的群体要求有更好的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但存在供给不充分和供求不平衡问题。我国每年有大量游客到境外购买高档消费品，巨额购买力外流。这正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表现。
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相联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这段论述可以看作是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战略方针。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还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这些方面的需要与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更无内在联系。从安全、环境看，落后山区并非比大城市不安全，而且空气污染少、蓝天白云多。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需求状况，也不能用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来说明，更不能用生产还落后来说明。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也需要关注和着力缩小其差距，但那是另外的问题，不能用来解读社会主要矛盾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党的十九大关于主要矛盾变化的表述，反映了我国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巨大成就和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已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的事实，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
我们需要清楚的是，两种不同表述的社会主要矛盾，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供给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的矛盾。应当分清生产供给不能满足消费需求，既可以是指生产力绝对落后、日用消费品绝对短缺的情况，也可以是指矛盾的双方内涵都升级了，但生产力还是相对落后、供给不能满足提高了的和结构变化的需求的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召开前正是从后一种意义上论述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的。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还在讲：“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是我们谋划发展的基本依据。”之所以这样讲，是在提醒和激励我们要看到不足，要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继续奋发图强。习近平同志还用具体数字说明我们发展的不足，“我们也清醒认识到，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全球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美国的七分之一，排在世界80位左右。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中国还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则还有两亿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中国城乡有7000多万低保人口”。
虽然两种不同表述的社会主要矛盾，都是人民的需求同经济社会发展不足之间的矛盾。但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具体内涵已有很大改变，原来社会主要矛盾的内涵是生产力极端落后，不能满足人民群众低水平日用消费品的需要，什么都要凭票证限量供应。而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生产力大幅提高，我国已经告别了短缺经济时代，已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主要矛盾内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低端产品产能过剩，需要减少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另一方面中高收入消费群体的物质文化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要求提供高质量、更安全、符合个性需求的高端高质产品。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容不限于物质文化方面。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内涵的这种转变，其实党中央早已认识到并采取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对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内涵的重大变化，明确提出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有利于我们自觉地朝向新时代的新任务、新目标砥砺前行，为人民的美好幸福生活而努力奋斗。
唐未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有何期待?
卫兴华：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重大政治判断，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创新思想的内涵涵盖了诸多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其重要内容。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既是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包括一系列内容，如，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等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科学回答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怎样发展和具体化的问题，如，怎样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怎样更好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不断提高其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怎样更好地发展与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怎样更好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等等。
我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所包括的上述内容，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内容，也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深入研究的新课题。
唐未兵：您是“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的发起人之一，也曾担任该会领导小组成员，现在仍担任顾问。截至2017年，“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已经举办了31次年会，培养出了一批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经济学专家，为推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课堂、进教材、进学生头脑做出了重大贡献。您可否介绍一下研讨会的缘起和发展?
卫兴华：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是在原国家教委的倡导和安排下于1985年在南开大学组织创办的，宋涛教授被推举为研讨会的领导小组组长，领导小组的成员是由八所重点大学的著名学者组成的。除了中国人民大学宋涛教授外，其他七所高校有吉林大学的关梦觉教授和张维达教授、北京大学的胡代光教授、南开大学的滕维藻教授和谷书堂教授、复旦大学的蒋学模教授、武汉大学的谭崇台教授、西南财经大学的刘诗白教授、厦门大学的吴宣恭教授。我为秘书长，后来又加入陶大镛教授和陈征教授。从2007年第21次年会开始，领导小组进行了新老交替。经多方征求意见，包括原领导小组成员的意见，并向教育部有关领导汇报和获得同意，决定新的领导小组主要由原来八所大学推选年轻代表组成，由南京大学洪银兴教授担任组长，其他成员有林岗、黄泰岩、刘伟、逄锦聚、庄宗明、刘灿、简新华、李慧中、谢地等，黄泰岩教授兼任秘书长，张宇、黄桂田、张二震三位教授任副秘书长。从第21次年会开始，我和其他老同志从研讨会的领导小组退出，担任研讨会的顾问，会务组织和具体的工作安排由新的领导小组协商处理。
从1985年开始，不论是最初担任研讨会领导小组的秘书长，还是后来任顾问，我都积极参与了研讨会的学术活动，见证了研讨会走过的32年的不平凡历程。32年来，研讨会举办了31次大型的讨论会并出版了31部论文集，影响越来越大，参与者越来越多，这与研讨会自始至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与创新密不可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魅力将大家吸引到一起。与此同时，每次研讨会都有紧扣时代脉搏、理论联系实际的主题，有举办单位的周密组织，有自主和谐的会议气氛，大家认真研讨经济理论和实践问题，所以每次会议都能取得有效成果，让大家都有收获，这也是研讨会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研讨会的参与者大都是高校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教师，许多教师年年参加，一批批年轻教师不断加入。因此，这个会议培养出了一批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经济学专家，为推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做出了重大贡献。
讲到这里，我眼前又浮现出了已离开我们的宋涛、关梦觉、胡代光、滕维藻、谷书堂、蒋学模、陶大镛、张维达等同志的音容笑貌。他们都是为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做过贡献的人，我和他们一起筹备研讨会、参加审稿会和研讨会的情景仍历历在目。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执著追求，以及为培养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人才所付出的努力，值得我们永远铭记。我深深地怀念着他们。
唐未兵：“做人民拥护的经济学家”是您的口头禅。请问怎样才能成为人民拥护的经济学家?
卫兴华：我认为，要成为人民拥护的经济学家，一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共产党宣言》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这表明，马克思全部理论的立场是立足于整个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一切为了人民的立场，始终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发展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以深受人民的拥护。
二是要坚持为人民谋福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劳动的政治经济学”，是为劳动人民谋福祉的经济学。为改变阶级社会劳动人民受剥削、受奴役的命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深入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及其运行规律，又致力于指导无产阶级运动，以改变旧世界、建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幸福美好的新世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所以，作为经济学家，要贴近人民大众生活，了解人民的需求，多为人民鼓与呼，多替老百姓说话。特别是多关心弱势群体的诉求与利益。
唐未兵：如何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精髓传承下去，是您近年来非常关切的问题。您能跟我们谈谈这方面的见解吗?
卫兴华：我认为，要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精髓传承下去，首先需要学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方法。站稳劳动人民的立场，深入社会主义经济实践，提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力和说服力，培养出不断传承的经济学大家。学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关键是要把握好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揭示的一系列经济规律。特别是要深入研究和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有规律，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范畴和理论体系，要增强自己的理论学术话语权。
要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不断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看到，虽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一般原理，但并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具体的实现途径与发展策略。比如，究竟该怎样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特别是在生产力落后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快速发展生产力，怎样建立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怎样探寻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具体实现形式，怎样真正使劳动人民成为社会和生产的主人，怎样实现共同富裕等，都需要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作出符合历史条件的回答。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指出，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习近平同志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了更好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既要坚持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要同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不断形成新的理论成果。”
我们党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运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发展我国经济提出了许多独创性的观点，如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关于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的观点，关于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的观点等，都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习近平同志总结新中国成立近70年和改革开放40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经验教训，继承和发展植根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已有理论成果，提出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理论，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成果和新构建。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新境界，不断丰富发展这一最新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精髓的最好传承。
唐未兵：您希望把接力棒交给年轻人，让年轻人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扬光大。那么，您能给有志于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年轻人提供一些建议吗?
卫兴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建设，强调要“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在这样的新要求、新任务面前，我时常提醒自己要勤学、勤思、勤写，不断充实理论知识储备，继续发光发热，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建设以及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接力棒交给年轻人，让他们继续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扬光大，推动真理走向世界。
我最大的期待，是希望中国能够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我希望我们的青年教师、青年学生能够更加刻苦学习与钻研，能够“为学当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争取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经济学大师。
我觉得有些经济学者追求商业化的东西过多了。现在发展市场经济，想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更宽裕一点，考虑个人利益无可厚非，但是不要过分的商业化。我常跟我的学生讲：做学问，是一种实打实的事，需要安心治学，踏踏实实，付出辛勤的劳动，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来不得半点虚假，没有取巧的捷径。要理论功底扎实，知识基础宏厚。要视野广阔，关心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这就需要人品和文品都达到一个比较高的境界，因为人品和文品是统一的。不能投机取巧、急功近利、唯利是图。
卫兴华，男，1925年生，山西五台人，1946年在太原参加党的地下革命工作。1948年经北平回解放区入华北大学学习。1952年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为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中国《资本论》研究会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首批学术指导委员、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学术顾问等。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经济学系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总编辑、校学位委员会委员和理论经济学分会主席。曾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经济学科规划小组成员、全国综合性大学《资本论》研究会会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课题组主要成员、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学术顾问等。卫兴华教授从教以来笔耕不辍、著作等身，曾获国家级和省部级奖20多项，包括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一、二届论文奖和中国图书奖一等奖，2015年荣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近日，湖南工业大学唐未兵教授对卫兴华教授进行了访谈。（注释略）
(作者系湖南工业大学教授;来源：《经济学动态》2018年第6期)